曾几何时，陕西文坛异军突起。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生命》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五作家声名鹊起，誉满京华，媒体戏称“陕军东征”、“五鼠闹东京”。

从此，高建群走进了我的阅读视野，从《遥远的白房子》到《最后一个匈奴》，从《古道天机》到《愁容骑士》，从《西地平线》到《胡马北风大漠传》，每有新作问世，我都仔细品读，用心玩味。只是未曾晤面。

乙酉三月，杂花生树，草长莺飞，自是人间好时节。一日，携友人登门拜访，三生有幸，始得一见。

先生温文尔雅，待人谦和，颇具儒家风范。我欲出一散文集，斗胆乞序，他欣然应诺，并挥毫书就“坐听蝉声”四字相赠。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如婴儿般可爱。

高先生多年笔耕不辍，在读书写作之余，又深深地迷恋着书法。用他的话说，“文学创作已经不能表达心中那种洋溢的诗情了，于是求助于书法。”他初习魏碑之张猛龙、张黑女碑，继而沉湎于郑板桥的乱石铺街、徐渭的青藤斜挂，及至壮年，又以汉简、黄帛为法体，近年又回归到魏碑的意境中来。他的书法经历了由最初的法度森严、用笔沉雄到中期的挥洒自如、意象万千，再到后期的雅逸恬谈、古意幽玄的心路历程，实现了由艺术实践中的不工——工——不工（工之极）及精神世界中的无我——有我——忘我三种境界的跨越。

自古有“书画同源”说，将丰子恺式的漫画与书法结合，追求“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的意境，是高先生的匠心独运之处。如他的《本昌和尚释法图》，画一和尚，一手拄杖，一手托钵，再配以文字“佛学博大精深。我请终南山香积寺住持本昌和尚为我解惑。本昌师舌吐莲花，说出‘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十字真言。意思是说，在佛的眼中，托钵僧的一钵水，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以字释画，以画衬字，水乳交融，相映成趣。正如他在《我的文学我的画》一文中所言：“有些画家的大部分画都是复制，而我的每一幅都是创作，是我的狂傲生命的喷溅，是我用文学和学养作为后盾的诠释生活，是我对人类大苦难的关注。我试图在一幅画中，揭示出诸如命运，诸如宿命，诸如玄机这些东西。”

书法不仅是线条的律动，而且是生命的返观。将禅学与书道结合，是高先生书法的又一特色。山东北朝摩崖石刻的出现，虽说是出于弘佛护法的宗教目的，但在中国书法史上却留下了别具一格、带有佛意的经体书法，造就了诸如智永、怀素、弘一法师等一代艺术大师。观高先生“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问道于终南山香积寺住持本昌和尚解语）、“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道家圣地陇县龙王洞楹联）、“佛光普照”、“悲欣交集”（弘一法师圆寂绝笔）、“佛”等书法作品，他把对佛性的独特体验融入每个字中，字字朴拙，如大智若愚的古佛，静穆中隐含着雄浑博大的佛的神采气息。

高先生的书法是典型的文人书法，他将漫画、佛学与书法有机结合起来，再配之以充满哲理与禅思的文字，可谓“诗、书、画”三绝。他的书法渗透着浓浓的书卷气，给当今萎靡浮华的书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因而深受世人喜爱，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甚至名人雅士以家中藏有高先生的一幅字引以为傲。

在一次宁夏的作家聚会上，高先生曾与张贤亮比赛书法。张为他挥毫“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楼”；他则为张走笔：“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并解释说：“当年气吞万里的抗金名将岳飞，站在江南岸，立志要将贺兰山踏破，结果没有踏破。而今江南才子张贤亮，一支生花妙笔，雄霸文坛有年，倒是真的要把贺兰山踏破了。”

2000年，高先生去深圳，魏明伦央他扇面题字。他写了“江湖居士闲处老，落落乾坤大布衣”诗句。旁边小注曰：“这是当年徐悲鸿拍于右任马屁的句子。今天我为巴蜀鬼才魏明伦先生写出，算是拍魏先生一回马屁。”

2003年秋，金庸“华山论剑”，谈话期间，高先生即席为他写下“袖中一卷英雄传，万里怀书西入秦”条幅。据说金大侠临别时对人说，这是他西安之行的最大收获。

书法是物质（字）与精神（心）之间的有机统一。学书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参禅悟道的过程。作书简直就是对生命的欢舞，容不得半点虚伪与做作。一经落笔就不能改动，像流逝的时间一样不可回收。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高先生的书法是他对人生的体验与生命大智慧的凸现，是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复归。

昔有“家有卫字，一生不穷”之说，今有“家有高字步步高”之美誉。我深信这绝非溢美之辞，实乃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