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横亘在祖国西北边陲的一座奇异山峰

　　接到电话说，部队系统要在乌市开一个周涛先生作品研讨会，约我写点文字。我不是批评家，因此很难系统和周密地对周涛作品说出点什么，不过这个电话却提醒了我，细细想来，对当代中国作家，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提到的最多的人，竟是周涛。于是我想在这篇小文中，将自己过去说过的收拢起来，重说一遍。

　　周涛以诗踏入文坛。当时，他的《天山南北》，他的描写喀什噶尔城传说的诗，他的《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岁月》等等，曾经引起我极大的注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周涛是“横亘在祖国西北边陲的一座奇异山峰”。其时，新疆除周涛以外，尚有李幼容(李幼容在我当兵的那几年十分活跃)、杨牧、章德益、东虹、高炯浩等等。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阵，并且打出一个“新边塞诗派”的旗帜，与当时正处于盛时的所谓朦胧诗抗衡。朦胧诗的得与失，朦胧诗是将诗坛引上绝路了呢还是别的，这里不说;而新边塞诗派在兴隆一阵之后，最后也无疾而终。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受命为大学编过一本课外阅读读物《新诗观止——现当代文学诗歌卷》。在读物中，我选了周涛先生的《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岁月》这首诗，给予许多溢美之辞，然后在附在诗后的“浅识”中说：“杨牧、周涛、章德益诸人，号称新边塞诗人，风行一时而衰。人们曾渴望他们的强健诗风能给处于盛时的朦胧诗以冲击，结果，正如笔者在序言中谈到的那样，他们由于才华和根基的原因，非但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在寻找中失却了自己。”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十多年前的想法。现在这个想法收回，改变的原因是我去年读到了周涛新出的诗集《英雄泪》。这本诗集叫我的第一个震撼是周涛是有大才华的，叫我的第二个震撼是新边塞诗派并没有偃旗息鼓，他们还在骄傲和悲壮地守着高地，只是时也势也，今天的读者在残忍地冷落着新诗。《英雄泪》中那些精粹的小诗，美极了，例如《长途客车》，例如《对衰老的回答》，例如《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例如《致新疆》，例如《策马行在雨中的草原》等等等等。诗就应当是这样子的啊!它们叫我想起了里尔克。而《山岳山岳，丛林丛林》这首长诗，则让我想起了写《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和《墓志铭》时期的郭小川。记得我当时对周涛说：“你注意到了吗?你的师承是郭小川。你的诗作中有郭小川那种战士的激情，和对更替的岁月长长的叹喟。贺敬之在郭小川逝世十周年时撰文说《假如小川还活着》，原来，小川的传人是有的，那就是周涛。只是，较之小川的年代，周先生的诗中少了些藏着镣铐跳舞，多了些现代感觉。而已而已!”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我一向是个口无遮拦的人。中国的新诗自胡适的《蝴蝶》(1916年8月23日)开始，至今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它正面临着“活着或者死亡”这个尴尬境地。作为朋友，我希望周涛先生再为新诗的发展做些努力，他必须明白自己是一个永远被捆绑在诗歌十字架上的诗人，他所从事的别的文学式样的劳动只是诗歌别种形式的变种。记得那年(1997年)在大连，我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舒婷女士说过这话，现在我再将这话为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周涛先生说一遍。

　　二、半个胡儿周老涛

　　周涛先生在许多场合，自称“半个胡儿”或“西北胡儿”。他的这话说得是有道理的。道理有三：第一、他是山西人;第二、他长期生活在新疆;第三、他的几乎全部的散文创作，其中贯穿着一个主线，这就是为游牧文化张目，站在长城线外，骑在马背上向中原大地定居文明瞭望和批判。下面我将这三条，分开来说。

　　山西是南匈奴内附之后的老巢。中国的汉人中，血液成分最复杂的当属山西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统治者将长城外的各游牧民族，大量地迁入山西，设河东六郡安置。游牧民族在并州地面(今天的太原市)、离石地面、大同地面(当时叫代国、代州、代来城)形成了几个居住密集区。当时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它的发端正是由于被安置在山西离石的匈奴左贤王刘渊起事，建匈奴汉国，灭了西晋，而起事于山西雁北地区的赫连勃勃，建大夏国，筑统万城，完成了匈奴民族的最后一次辉煌。

　　所以山西人中的游牧文化成分居多。甚至，陈寅恪先生认为，就连起事于太原的李唐王朝家族的身上，亦有“胡羯之血”。

　　在中国北方汉民族居住地，有一个代代相传、家喻户晓的传说，即我们是从山西大槐树底下来的。传说，统治者们将移民们的手反剪起来，排成队，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经过，然后遣往北方各地。“解手”一词，就是那时候来的，移民们要大便或小便了，于是高喊“解手”，这时士兵过来为他把手解开。在一般的家族记忆中，都认为他们的家族是在宋或明时从大槐树底下来的。我则认为，明时当然也有，宋时当然也有，但是这种移民方式大约从汉，从三国的曹操时代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内附的匈奴人从山西大槐树底下走过一遭后，家族记忆即被割断，他们的族籍即成为汉族，尔后，他们被遣送到因为战争而人口骤减的北方大地，以填域内之空。

　　我想这是周涛先生自称“半个胡儿”的第一个理由。

　　周涛长期生活在新疆。

　　新疆是多么奇异的一个地方啊!能生活在新疆的作家是幸福的。这里有着高山、河流、戈壁、沙漠、草原，这里有着鲜活地生活在二十一世纪阳光下的各族人类族群，这里还是各文明板块的交汇地带。世界三大游牧民族中的两支——雅利安游牧民族和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这里是他们消灭的地方，所以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先生将这里叫做世界的人种博物馆。而当日本作家池田火佐采访汤因比时，汤因比还无限向往地说：“假如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愿意出生在中国的新疆，那是一块令人多么着迷的土地啊!”

▲《统万城》英文版在纽约发行

　　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或者换言之，在东长安和西罗马之间横亘着一块广袤无垠的戈壁草原沙漠地带。地理学家将它叫欧亚大严原。3800年来(从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东方和西方开始接触那一刻算起)，像刮老黄风一样，游牧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奔走不定，各种文明在这里消灭和融合，各种人类族群在这里消失和融合。而更重要的是，在新疆，在现在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也许将会又有一次大的交汇和沟通产生，给前行中的中国人以思考以支持。这块高地将重新承担起横贯其境的古丝绸之路所屡屡承担过的责任。

　　较之内地作家每日面对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城市，混迹于缺少想象力的平庸人群，看着庄稼一茬一茬固定地播种和收获，新疆作家更超脱一些，更容易走近和接触生活的本质和生存的真谛——假如他愿意这样做的话。

　　什么叫“大思考”呢?比如说，我曾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为周涛先生发过一组文化随笔。这组随笔中有一篇文章，是谈悲剧英雄李陵的。周涛说，这位败军之将生前有国难投，死后有家难奔，他的孤魂野鬼至今还在西域大地游荡。他说在帕米尔高原的深处，生活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珠的民族，叫柯尔克孜族，据说他们是李陵那三千降卒的后裔。他们令人感动地从那遥远的年代一直延捱到今天，并且生生不息，繁衍为一个民族。诗人在这里眼望迷茫的历史来路，叹喟曰：这是活的纪念碑，人的纪念碑，历史是公平的，这个纪念碑是对李陵将军生前和身后所蒙受的耻辱的最高褒奖。

　　这就叫大思考，这就叫英雄气质和史诗气质，这就叫从历史的律动中抽出一根筋，从而引起历史两千年的颤栗。

　　行文至此，我想起十多年前与西北另一位重要作家张贤亮的谈话。那次，张先生从贵州讲学归来，顺便到西安参加庄重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我问他贵州之行有什么感受，他说：“讲课时，当学员问到，贵州为什么没有能出大作家时，他说，苗族人的银头饰有十几斤重，这表明他们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雍容华贵的年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遁入深山，沦落到后来的赤贫境地的。找到这个‘断代’，把它写出来，就把一个民族写出来了，这就是大叙事，就是史诗。而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总把眼光停留在那些平庸的稍纵即逝的描写对象上呢?”

　　我不知道上面这段话我说清楚没有。我这里想说的是新疆这块土地对周涛的影响——他的创作风格的形成和他的创作思想的形成，正是这块胡风罡烈的土地上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就像雪莲一定生长在天山的雪线之上，像胡杨一定生长在塔里木河的水边一样。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叫孟驰北的蒙古族大学者，也许他的思想对周涛先生创作思想的形成，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曾经听周涛好几说起这位老人，并且还见过他写的一篇叫《蒙古人孟驰北》的文章。那么下面我将谈《孟驰北与周涛》。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已经进入“半个胡儿周老涛”的理由之三。同时，也进入了周涛那一以贯之的创作思想的核心地带，那么下面专门辟出一章来谈，或者，散漫无度地来谈。

　　三、孟驰北与周涛、与我

　　我最近刚刚出了一本书，名字叫《胡马北风大漠传》。在书的第一节《第三种历史观》中，我说：

　　“一部中国历史，除了二十四史的正史观点之外，除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观点之外，它也许还应当有第三种历史观。”

　　“这第三种历史观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许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历史。

　　“而这第三种历史观的说法，不是我的，而是一位叫孟驰北的蒙古族大学者的说法。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面对纷纭万状的生活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昭示中，许多的文化人都曾经走近这个观点，但是，将它概括而出的是孟老先生。

　　“比如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诗人杜甫，曾在他的不朽诗作中，不经意说出了这样两句话：越鸟巢南枝，胡马依北风。

　　“吴越地面的鸟儿哟选择向阳的枝头做窝，胡地的马儿哟驾驭着北风奔驰。杜老先生在他的诗句中，已经不经意地说出了支撑起中华文明大厦的这两种形态。

　　“还有当代的诗人周涛，他在一本叫《游牧长城》的书中，面对长城内和长城外，他也说出了‘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这两部分组成的’这惊人之语。

　　“还有我在《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掉队的匈奴士兵永远地滞留在陕北高原上了，在高高的山顶，麦场旁边，他与吴儿堡的姑娘野合，于是乎，一个生机勃勃的高原种族诞生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

　　“又比如我，这些年来在西域地面像风一样的行走中，当偶尔驻足，面对中国地图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行动轨迹，其实是有踪可寻的，尽管我自己茫然不知。这个行动轨迹就是：我其实一直是沿着农耕线和游牧线或曰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线行走的。那么我在寻找什么呢?

　　“但是，将人类进到今天的历史作一总结，从而得出这一个重要思考的概括者和权威诠释者是孟驰北先生。

　　“在二000年秋天那个存着梦幻般阳光的午后，我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那天饭局上的酒是‘黑骏马’。在酒力的作用下，我们谈了很多。正是在这个难忘的场合中，孟老将他用一生的时间思考出的这个学术成果告诉我的。

　　“他是蒙古族王公贵族的后裔，后来流落新疆，1957年时曾被打成右派。

　　“我是从新疆作家周涛、朱又可嘴里，知道孟驰北这个人的。他们一再提醒我一定要见见他，就像见见哈纳斯湖，见见赛里木湖，见见罗布泊，见见克孜尔千佛洞，见见阿尔泰山岩画，见见尼雅精绝女尸一样。

　　“那天我终于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我把与他的晤面当作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来记忆。我此生注定将会遇到一些重要人物，此次算是一次。”

　　——我相信由于上面这一段文字的引用，你会对孟驰北的学术思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段引用是必要的，因为在周涛的几乎全部的散文与随笔中，都笼罩着这些思想，都是这些思想的具象的诠释。

　　找到思想的脉络，是研究和走近这个作家最便捷的途径。

　　从第一篇散文《巩乃斯的马》开始，周涛的兴趣开始转向散文(很奇怪，笔者的第一篇散文也是谈马的，名叫《你看那高贵的马》)，嗣后，有《稀世之鸟》出版，有《游牧长城》出版，有《诗枕游梦》出版，有《山河判断》出版。周涛成为新时期文学阶段一位重要的散文家。

　　有意思的是，他的名作《游牧长城》和《山河判断》，都是游历的产物。前者，是他在担任央视《游牧长城》专题片总撰稿之一时的副产品;后者是他在担任央视《中国大西北》专题片总撰稿之一时的副产品。

　　这是命运的赐予。我们应当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动你，诱导你和左右你。“该给的我都给你了，你去表现吧!”历史这样说。于是乎周涛开始读长城。

　　周涛把长城比作“象征着守护农业文明的裤腰带”，他把游牧民族的侵入中原比作这裤腰带“一次次地，被粗硬的手强行解开”。处于凝滞状态的文明被破坏、推翻以后，然后孕育和诞生一个新的、更高阶段的文明。

　　周涛说：“若是想弄清楚中国封建文明这枚仙桃何以能历经两三千年而长久不衰，老而弥鲜，谜底就在这儿。因为每当它衰腐、变质时，便有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强盛起来，以战争的方式突破长城，把洋溢在山野大漠间的原始生命活力注入进来，使之重新开始一次轮回。那生命活力是那样充沛，那样野性而活泼，它毫不自知地成了封建文化的天然防腐剂。”

　　正如台湾蒙古族女诗人席慕容这样读长城一样——“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焉支又失了焉支”——周涛这样读长城。

　　“假如你有能力谈它的话，你会读出它沿着崇山峻岭起伏的山势俯冲，曲折回环，攀援腾翘时的无声音乐;你会听到它奏鸣的声音，交织的旋律，时而高亢时而悲怆的男独女独;你会听到令人心酸落泪的民歌，你还会听到从周围无尽山峦的背景里传来的低沉有力的混声合唱，那里时起时伏着呻吟和低哭……它是一部没有交响音乐的民族所创造的惟一的、无声的宏大交响乐章。”

　　这就是周涛对长城的诠释。

　　记得那年，周涛与我、毕淑敏从黄河河套地区的一段古长城遗址上穿过，落日凄凉地照耀着大漠，长城像一峰一峰仆倒在地的骆驼，那一座一座烽火台，因了岁月的剥蚀，只剩下半截，端端地立在那里。“那半截烽火台像什么，像不像被去了势的太监的生殖器!”周涛说。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第一、它为总结我们的历史提供智力支持;第二、它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沟通借鉴提供智力支持;第三、它为前行到21世纪的这个古老民族提供智力支持。遗感的是，我们浮躁的理论界并不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他们应该首先弄清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

　　“智力支持”这句话，是江泽民同志在六次文代会上的话，他迫切地希望作家、艺术家为西部大开发，为民族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没有将这个话题展开来谈。

　　四、唐吉诃德这个话题

　　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都是一个梦想家，他的身上都有一种浓烈的唐吉诃德情绪。这种唐吉诃德情绪我在陕西作家路遥身上见过，在宁夏作家张贤亮身上见过，而在新疆作家周涛身上亦见过。

　　2002年秋天，我去新疆，听说周涛病了，住在医院，于是我去看他。我拿了自己新近成书的《白房子》，并且在扉页上写上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中有一个人要去出发，征服世界了。这件事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节日。姑娘们翩翩起舞，铁匠则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大家送这个叫唐吉诃德的骑士上路。”——这段话大约是一个西班牙作家说给唐吉诃德的。那天我在书中将这话写给周涛。而周涛也拿出他新结集的诗集《英雄泪》送我，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最后的匈奴，中原的异端”这两句话。

　　那天在病房中，我们热烈地讨论了许多问题。大约因为有病的缘故，周涛有些落寞，竖条的病号服和有些谢顶的前额令人想起他的《对衰老的问答》这首诗。只有当进入思辩的情绪时，他才突然会像打盹的狮子一样惊醒，继而怒吼起来。

　　记得我将那天的会面，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各界》杂志2003年第1期的卷首语上。标题叫《周涛血压有点高》。可惜我手头现在没有这本杂志，要有，将它抄出来，附在这里有多好。

　　在这篇文章行将结束时，作为结束语，我想重点谈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在文中都已涉及，只是没有从容地展开，那么我在这里单独挑出来来说。

　　第一个问题是，周涛是横亘在祖国西北边陲的一座奇异山峰，这是周涛的骄傲，也是部队作家的骄傲，亦是新疆的骄傲。但是，仅有一座山峰是不够的，雨果说过：群峰壁立才是瑰丽景象。因此，我寄希望于新疆这块丰饶的土地，希望这块高地像侏罗纪时代那样掀起一个造山运动，为我们奉献出更多的歌者。

　　第二个问题是，虽然我在这篇文章中以较大的篇幅谈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之于周涛创作，但感觉还是没有谈透。我期待有专家能将这个话题从容地展开，列成专论来探讨。

　　第三个问题是我在这里要说一句重要的话，这句话叫太阳也许将从西部升起。这句话是我在2002年秋新疆兵团文联“奎屯笔会”上讲课的题目。人类的隔绝史是300万年，人类的沟通史是3800年(从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时算起)，因此，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基本上是在隔绝的状下各自发展起来的，而它的沟通是因为有了伟大的丝绸之路。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完成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接、沟通、交汇，仍然得靠陆上，而不是海上完成的，也就是说，靠这个过去被称为西域，现在被称为新疆的地方完成的。

　　“太阳也许将从西部升起”这句话，第一个说出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叫钟惦棐的电影理论家。钟先生的这句话带来了西部电影的一个十年辉煌。而今我将这句话为文学、文化，以及大文化的范畴说出，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我希望这块地面像一个强健的胃一样，为我们吸纳世界文明的成果，在保持东方主体资格的基础上，完成与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对话。而在新疆作家周涛的作品研讨会上，将这句话提出来也许正是合适的时机。

　　这个观点到这里还没有说透。我像患了失语症一样无法将自己的思考概括而出，在这里我只能抱怨自己的无能。那么就不说了吧!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在新疆呆过的退伍老兵，如今我正在西安的一座高楼里，默默地打发着自己的余生。我不擅长这种文体，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和痛苦。出于对新疆的热爱，出于对自己当年大兵生活的怀念，出于对周涛先生的敬意，我还是强令自己拿起笔来将这篇文字写出。句号已经画过，现在我可以交差了吧!

　　(全文7000字)

　　(原载《绿洲》2004年第1期，2006年入编《众眼阅周涛》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