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横亘于天宇之下，那喧嚣于进程之中，那以“拦羊嗓子回牛声”喊出惊天动地歌声的，是我的亲爱的高原故乡吗?哦，延安，我们怀着儿子之于母亲一样的深情，向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的你注目以礼。你像一架太阳神驾驭的车辇一样，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芸芸众生在你的庞大的臃肿的身躯上蠕动着，希望着和失望着，失望着和希望着!哦，陕北!
每次重读《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都双目潮湿，热泪盈眶。
时光追溯到50年前的早春时节。两万八千多名北京知青坐着大卡车抵达延安。南关桥头，那欢迎的人群中就有高建群。
陕西作协恢复名称后的第一次会议，叫新作者座谈会，延安有两位作者参加，一个是高建群，另一个是北京女知青臧若华。会上二人相约，要合作写一部陕北史诗，结构与许多细节都谈好了，回到延安后，臧若华却移民香港，高建群只好独立完成。没想到的是，这部作品一写就是十年。为了纪念这段往事，高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引用了臧若华的一个短篇《最后一支歌》，并将她设置成小说中一个名叫“丹华”的人物。
1992年到1995年，高建群挂职黄陵县委副书记。《最后一个匈奴中》的统稿，就是他在挂职期间完成的。“对于刚刚经历了用血和泪写出人类历史上最壮丽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崇高的东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欠下历史一笔债务!”对于脚下这方土地，高建群借知青诗人梅绍静的诗，把自己比作“我是你怀抱里的羊羔羔”。他说过一句经典的话：“艺术家们，请向伟大的生活求救吧!”的确，没有生活，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发些小情小爱的艺术家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而高建群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1993年5月19日，北京召开《最后一个匈奴》的座谈会，会上有评论家提出“陕军东征”。《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废都》《八里情仇》和《热爱命运》不约而同被京城五家出版社推出，引起了文坛的轰动。
那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文学时代。
而高建群真正走上文学之路，却有些传奇色彩。
那时，高建群是六九四〇火箭筒射手，守卫的是左宗棠签署的1883条约线。所幸的是那场边境武装冲突以和谈形式解决。1975年的冬天是多雪的冬天，一位老兵乘着吉普车，来中苏、中蒙边界视察，本来准备只住一夜，第二天离开。谁知夜来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浅的地方有二尺厚，深的地方多达两米。大雪封路，这样，这位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了十五天。
“一天夜里，我是第一班哨，从晚上11点到12点半。下哨回到营房后，我先在火炉前，把自己冻得失去知觉的两条腿烤了烤，用手把膝盖摩挲了半天，然后趴在桌子上，先在《瞭望登记本》上写完我上哨时的边界情况，写完后便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上写诗。”高建群的命运就在这时发生了转机。这时营房的门推开了，老兵带着他的干事走了进来。这是一项传统，叫查铺、查哨。“老兵问我在写什么，我很害羞，用手掌捂住小本儿。我说我写得很潦草，等明天誊清了给他看。老兵执意要看，他推开了我的手，拿起小本，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老延安，什么潦草的字都能认得。老兵拿起小本，翻了翻，轻声地念起我正在写的那首诗——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晚霞给他们披上一身桔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个偌大的花篮……”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他说，他想不到这么遥远的地方，险恶的要塞，这远在祖国心脏的地方，竟然还有人在搞创作，还有这样的文学冲动。
老兵叫随行的干事将高建群的诗歌用方格纸誊好寄给《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选了三首，标题叫《边防线上》，署名“战士高建群”，发表在第二年的《解放军文艺》八月号上。
如今，高建群已经有三十多部著作出版。“文学整个地将我的一生吞没”，他说，自己有三个精神家园。一个是出生地、家乡关中平原;一个是他长期生活工作的陕北高原——延安;一个是阿勒泰草原。他发誓要给自己生活过的这三个地方各写一部史诗。他做到了：为自己长期生活和工作的陕北高原，他写出了高原史诗《最后一个匈奴》，为自己的家乡，完成了平原史诗《大平原》，为从军年代的阿勒泰草原，他写出《大刈镰》，此后又陆续完成了《我的黑走马——游牧者简史》《我的菩提树》等，他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他喜欢《荷马史诗》那种英雄主义的东西，喜欢骑在马上的感觉，哪怕英雄最后以悲剧收场。在写作《统万城》这本书的过程中，他也感觉自己“像浪漫主义骑士一样充满力量”，并称这是一本“和世界对话”的书。
《文心雕龙》里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是说写诗已经表达不了你的感情，才华涌出来，变成书法。高建群又延伸了一句：“书不能达，变而为画”。他说，自己是以小说家立身，在书画界则是票友。他称自己是“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把我的每篇作品都当作留给人类的遗嘱”。他希望通过写作和绘画来表达自己内心对于崇高的向往，也唤醒人们灵魂深处沉睡中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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