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高建群，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高建群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他的《最后一个匈奴》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废都》等陕西作家的作品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震动了中国文坛。

文艺评论

　　著名作家高建群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载《中国作家》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在当代意识的观照下，为我们描叙了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作品在对几个人物的刻划上，回族强人马镰刀的形象塑造最为鲜明瞩目而动人心魄。

　　马镰刀作为白房子边防站站长，虽职位不高，而担负的责任重大。这位从小当过走私犯，尔后成为绿林头目的人，多年过的是东跑西奔的动荡生活，骤然固定生活在小小白房子的氛围里，这茫茫荒原望不见人烟之地，只显得单调和枯燥，人生应有的欢乐和享受，他是无缘获得的，因此造成他精神和心理上的孤独和空虚。身边虽有哈萨克血统的妻子萨丽哈的陪伴，因民族习俗的相异，她那同兵士们寻情求欢的放荡行为，同他受过回族礼仪的教养格格不入，他恨她而又无可奈何，这气愤和忧郁，更增添了他内心的孤独。他手下的十九名兵士何尝不感到生活的孤寂呢?他们对萨丽哈的接近和挑逗，他生气而又不去责怪，正是他对兵士们的心情的理解，为了稳定军心、镇守边陲这一重要任务，他只好忍辱负重。

　　卡西尔认为，动物或人，不仅仅是要能适应环境，重要的是能符合环境的要求。马镰刀的文化心理固然使他不能做到符合环境，然而他的丰富社会经历培植下的江湖义气，使他能抑制着矛盾而痛楚的心境，做到入乡随俗。

　　正是马镰刀这种心理上的孤独感，强化着他的“人是离不开人的”精神上的需求，人类的群体意识搅动着他的心灵，使他对人群有着焦灼的渴慕和向往。

　　他和十九名兵士组成的巡逻队，只是荒原上一个孤单的小群体，他希冀着多些、再多些的群体出现。机会来临了，两个不同民族的巡逻队在界河边上相遇,由相互的武装戒备到共饮酸奶和歌舞联欢，他和兵士们的寂寞感得到暂时的释 放。民族间的戒备解除了，边防线上应有的纪律和约束淡化了，人类之爱占有了这荒原的空间，两个民族尽情享受着人类生存的欢愉和美好,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呢? 作家的理想也显然可见。

　　虽然如此，马镰刀借那“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成几人还?”的诗句，在浇洒他的悲凉的情怀;因为这种人类“联欢”是暂时的，是违禁的。

　　士官生偷走“借条”，引起两国间边界争端，使马镰刀深感有罪，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道义感;道伯雷尼亚虽因此升迁，但亦深为内疚而忏悔。美好而纯洁的人类之爱被狭隘的民族仇恨所亵渎，终酿成双方边防兵士集体自杀的悲剧。

　　这一举动，是两个民族间友谊的血的结晶的表露，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抗议，更是对庄严的人类之爱的维护与升华!当然，人类之爱是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离开爱国主义而追求人类之爱， 那将是盲目和虚幻。

　　那遥远的白房子，是圣洁、宁静的象征，是人类相爱的象征。人类是多么希望那洁净的“白房子”不要被人间丑恶所污染，不要被无谓的仇恨溅上械斗的血迹!

　　那遥远的白房子，如今巍然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历史的承继与延续，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人类希求相爱。

文稿节选

高建群：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从十月份开始，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两米。巡逻时，一不小心，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一米六二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他两手总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迈出七十五公分。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口袋别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老军人叫那狄，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

　　他是老延安，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是满族东北人。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贬到新疆。这次他是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两三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十五天。我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

　　我是1972年12月14日从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一群三百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开往中苏中蒙边界。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乘汽车时，被分为两拨，一拨前往中蒙边界，一拨前往中苏边界。我去的是中苏边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劲地呕吐，肠肠肚肚好像要吐出来了。一排三十六个人，都坐在一辆卡车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着背包。大家面对面坐着，穿着臃肿的皮大衣，脚下毡筒，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地交错叠在一起。这时我要吐了，眼看就要喷到对面人的脸上去。这时我急中生智，从手上脱了皮手套下来，将它吐在手套里。秽物吐到手套里后，很快结成冰疙瘩。一天坐车下来，到了兵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手套放到火墙上去消冰。冰疙瘩消了，再将秽物倒出来，这手套明天还要继续往里吐。记得路过奎屯，在乌尔禾，在克拉玛依，在布尔津，几乎路途的每一个兵站里，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样来到中苏边界，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泄光弹、穿甲弹、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那里大致位置有个喀纳斯湖，大家都知道。那里是我们一连，叫白哈巴边防站，沿着边防线，下来是二连，扎木拉斯边防站，下来就是三连，我的边防站，下来是四连，克孜乌雍克边防站，下来是五连，阿赫吐拜克边防站。

　　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那时国内有两家公开刊物，一家是上海的《朝霞》，一家是北京的《解放军文艺》。连队订有《解放军文艺》，只要能找到，我就去看。在这五年中，我只看过一本小说，是前苏联叫《多雪的冬天》的书，是我从开巡逻车的司机的驾驶室里找到的。

　　《瞭望登记簿》，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等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记簿》，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冈，

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

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

　　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一首诗。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一个是那副主任，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一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

　　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冰，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

　　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

　　原来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个小本上写什么。原来那主任此行，是来搞调查的。与白房子毗邻的吉木乃边防站，连续三年跑过去三个士兵。其中有一个河南兵叫尤胜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训练营被训练成特务。后来的两伊战争，有个乔装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国际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国国境刺探情报时，被我方战士在边境线上击毙。一一但是据最新的说法，他并没有死。前几年新疆开乌洽会，他还来过，身份是俄国商人。是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告诉我的。他说有关方面请他去辨认，他隔着玻璃窗，一眼就认出了他。

　　话说，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一个小小边防站里，在这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

　　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他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编辑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四十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膝盖，才慢慢地一会儿睡着了。

　　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一百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诗，标题叫《组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两首是《装蹄员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九月九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合阳兵，是个马倌，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

　　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这包裹将由别人代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一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

　　我接到杂志大约在十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两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那两捆杂志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

　　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是别人送给他，他又寄给我的，因为上面有作者的题签。这些书有李瑛的《红花满山》、纪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蓉、杨牧、章德益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克孜勒山下》。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

　　我是一九七七年的四月十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一九八七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报。

　　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当地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满清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来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桩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

　　那条叫作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的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

节选自《从遥远的白房子走来》，《延河》2017年第10期(总第6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