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是新时期以来陕西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有一些作品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创作的小说作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边关题材，如《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马镫革》、《大杀戮》、《要塞》、《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愁容骑士》等；二是陕北题材，如《最后一个匈奴》、《骑驴婆姨赶驴汉》、《雕像》、《老兵的母亲》、《六六镇》、《古道天机》、《统万城》；另外就是他书写自己家乡关中平原的《大平原》。高建群的小说既有历史的大书写，也有现实的深挖掘。他是“一个善于讲‘庄严的谎话’（巴尔扎克语）的人；一个常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领域且从容自如的舞者；一个黄土高坡上略带忧郁和感伤的行吟诗人。”

高建群是一位诗人，有着诗人的气质和禀赋，他的作品中充满诗的浪漫与激情。诗的品格与韵味让他卓然不群，让他不同于一般的作家。高建群同时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的作品有着史诗般的气魄与力量。鸿篇巨制承载着他的“远大理想”，他把历史和现实凝铸成“生命的雕像”。他关注乡土中国的命运，他有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既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又能体会到传奇与浪漫的温馨。他在历史和现实的细部寻找倾诉的对象，表达他的价值理想与人文情怀。

一、边地书写：传奇与浪漫的诗性表达

高建群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边地书写。他的这种边地书写是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高中毕业后，到新疆中苏边境的一个边防站当了五年的兵。当兵的孤独、寂寞让他热爱上了文学。当兵的这段岁月成为他后来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备受争议的成名作，发表于《中国作家》1987 年第 5 期头条的《遥远的白房子》，就是书写他的这段岁月的。

小说以“白房子”边防战士“我”的口吻， 讲述了一段极富有传奇性的故事。白房子边防站站长马镰刀是一个传奇性人物。他做过走私生意，当过绿林头目，后来被清政府招安当上了边防站站长。由于一张牛皮的失误，导致了一场外交风波。最后，主人公马镰刀因自责而自杀。女主人公萨丽哈在马镰刀死后，掩埋了行义的士兵，成为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小说以诗化的笔调，讲述了马镰刀的传奇人生与萨丽哈的超凡入圣和美丽多情。小说中的“白房子”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所言：“也许是那些神秘的国界线、那孤独的‘白房子’所具备的意象性的缘故，小说的思情寓意终于穿越时空的荒原，而进入了更富有人类意味的审美世界。”也有评论家指出：这部小说的“一个贡献就是在于它改创置换了一种原型形式，使得这种原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已经变得苍白无力的形式变得生机盎然，并且由于参照了别的民族的同一的原型形式，探索了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命运”。

《遥远的白房子》以西部传奇故事的神奇魅力，为高建群赢来了文坛的关注。有很多学者和评论家开始关注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时坚定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

高建群从“白房子”出发，开始了他那传奇与浪漫的边地书写。他的一系列作品，如《伊犁马》、《马镫革》、《大杀戮》、《要塞》、《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愁容骑士》等，都是以中苏边境“白房子”为故事背景，以边防战士“我”的口吻讲述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故事，期间往往加入了浪漫爱情的元素，让“白房子”战士一下子获得了激情，燃烧起了爱情的火焰。这些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和浪漫的爱情，再加上作者诗性化的叙述，一下子就调动起了读者的阅读情绪，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

在《伊犁马》中，作者以饱满的热情书写了“我”对马的丰富情感和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在《马镫革》中，“我”一看到腰间系有“马镫革”的战友，就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往事的记忆中。

而在《愁容骑士》中，“我”不断地回忆着“白房子”的往事。“在这些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的、孤独的、苍凉的、雄奇的、浪漫的西部边关文化气息。”边关意象在高建群的笔下凝铸成了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和生命符号。

高建群的“边地书写”，在“方法热”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无疑是一种执着的价值坚守。如何在如火如荼的西方文化热、方法热、理论热中书写自我的中国经验，呈现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是高建群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他的“边地书写”系列作品开启了新时期“传奇故事”的审美领域， 并以“现实主义”价值立场对其进行了独特的美学思考和精神探寻。

他的以“白房子”为标志的边防题材写作，不仅从题材上拓展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领域，而且在人物形象的建构、叙事技法的处理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意在打破“方法热”、“理论热”的壁垒，坚守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维度。“边地书写”所呈现的“传奇现实”与作家饱满的浪漫主义情感，汇成一股文学河流，为改革开放骚动的人们提供了心灵的慰藉。

二、陕北言说：在历史与现实的细部寻找“生命的雕像”

高建群小说另一个书写的对象是陕北。陕北既是他的成长之地，又是他的工作之地。（他的出生地是关中地区，这也是他为什么倾力写作《大平原》的原因吧。）他的陕北题材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 80年代，但这种时代文化语境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很好地表达，又独树一帜。我们说他有很好地表达，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关于80年代时代巨变在他的创作中有很好的体现；我们说他独树一帜，因为在他的小说中有着作家的自我坚守。

时代的语境要求作家突破创作的瓶颈、超越自我，但深入现实、进行精神的深度思考又让作家不得不返观自身、叩问灵魂、融入时代。高建群陕北题材的系列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如他的中篇小说《骑驴婆姨赶驴汉》，小说的主人公李纪元是闯王李自成的后裔，是返乡青年，是腰鼓手，麦凤凰是一个高傲自负、美丽多情的城市姑娘。作家在叙述故事和描写人物的时候，加入大量的陕北文化元素和符号，如“信天游”、“陕北剪纸”、“腰鼓”、“唢呐”等。这些文化元素和符号凸显了文化陕北的意味，同时作家还加入一些历史的元素，比如“秦直道”、“赫连勃勃”、“李自成”等。再比如《老兵的母亲》，作家有意地设计了一个吹鼓手老刘父子，他们是赫连勃勃的后裔，有着陕北文化的历史血液，让他们的优美的民间歌谣来叙述故事，刻画“母亲”，“母亲”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伟岸的需要仰视才见。这是革命年代“陕北母亲”的伟大形象，陕北这块深厚的黄土地和“母亲”无私奉献、默默牺牲的精神融为一体，很好地诠释和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在《雕像》中，以画家“我”与单菊为视角审视、观照和追索大革命时期兰贞子传奇。画家在一次偶然的雕塑活动中，踏入陕北高原。陕北高原那“蓝天白云下，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向我簇拥而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画家想要了解兰贞子的事迹，单猛老人以一张倾注自己半个世纪情感的照片的真情告白，一下子打开了画家的艺术之门，凝铸成一尊“生命的雕像”。历史的苍凉和人的宽厚共同孕育了陕北成为“革命中心”的历史必然。

《最后一个匈奴》是高建群的代表作之一。他以家族传奇和革命变化为线索，将人物置身于历史时空中予以表现。小说主要围绕着陕北吴儿堡地区的杨贵儿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展开，其间既有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有陕北地区民俗文化的色调。诚如作家所言：“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因为它同时具有传奇的性质，所以作者在择材中对传说给予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的重视”。

作者试图在历史的细部发现一些颇有意味的东西，予以揭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存在之谜。小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写的是共产党员杨作新深入土匪黑大头的老窝斗智斗勇，最后为革命事业屈死狱中。这卷时间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至40 年代，这段时间正是陕北革命如火如荼年代。作家在革命叙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对革命的理解、把握和我们习惯了的革命文学是不一样的。他以全新的革命叙事方式解构了革命话语，这体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小说的下卷写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市委书记的黑大头的儿子黑寿山带领全市人民治理沙漠，进行着物质领域的革命；作为作家的杨作新之子杨岸乡，努力创作，成绩突出，在精神领域不懈地耕耘和创造。他们都没有忘记先辈们的革命理想和传统，他们在为新的陕北建设努力奋斗。作家以一种诗意的浪漫的方式，书写了四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勾勒出陕北一个世纪的历史风貌。这为我们了解陕北，研究陕北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书写的视角。这种视角，既重视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又凸显了文学的感性生命力。

高建群对陕北的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总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书写的灵感。正如高洪波所言：“证明灵性，寻找灵性，直到用自己的作品发掘和再现黄土地的灵性，几乎成为高建群锲而不舍的一种追求。照我的理解，高建群寻找的灵性，其实是一种活力、一种激情、一种诗意笼罩下的昔日辉煌。”

其实，高建群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源泉，那就是在历史中激活灵性，挖掘历史成为他创作不竭的动力。他的《统万城》就是再现了匈奴这样一个消失了的民族。《统万城》有两条比较明显的线索：一条是主线，写的是大恶之华—— 匈奴末代大单于赫连勃勃传奇的一生，写匈奴民族唯一一个都城统万城的筑城史；小说的副线，写的是大智之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传奇的一生。高建群以一种大历史、大文化的笔触和气魄，书写了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的交错与碰撞。他以一种诗性的笔触，写出了历史的忧郁深沉，也写出了历史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优美与浪漫。高建群的小说具有神秘的叙事特征，他把自己对历史、历史人物、苦难的现实，以及浪漫的理解融于笔端，形成了独特的自我表达，具有现实的浪漫主义品格。他的《统万城》是一部历史意识、乡土情结，以及对农耕文明的追溯的一种史诗“复活”。可以说，小说重新建构了曾经消失的民族的时空场域，在毛乌素沙漠筑起了一座“ 童话之城”，再现了十六国时期“悲剧中的悲剧”。

▲与《大平原》人物原型现高新区企业家合影

三、大平原叙事：乡土中国的价值指向与人文情怀

高建群一直有一个写他的出生地—— 渭河平原的夙愿。《大平原》就是他的这一夙愿的杰作。《大平原》以渭河平原为地域空间，再现了高氏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以及高姓村庄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沧桑变迁。小说以“乡间美人”祖母高安氏的“伟大的骂街”开始，以母亲顾兰子的临终遗言收笔，时间跨度七十余年，“写农耕文化的沉重艰辛；写中国农民的沉默坚韧；写活着很难，有尊严的活着就更难；写社会大转型中正在消失的村庄，如此等等”。

我们透过高建群的小说描写，看到了支撑渭河平原上生活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方式，也就是这种深入灵魂底处的东西成为了人们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泉。小说的前四十章都是以一个关键词“饥饿”为轴心来描写高村人面对黄河决堤、水涝、大旱时的生存情形和生存状态。作家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姿态书写了饥饿的体验，这种体验充满着生命的张力。作家试图以饥饿来凸显生命的强悍、生命的高贵，和生命的卑微。“人们通过作家的文字，能够触摸到乡村灵魂扑面而来的实质。”

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逝去的“乡村诗意”是怀念的，甚至有一种欣赏的情结暗含于此。但是，这种怀念和欣赏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把他的笔触伸向“崛起的高新区”。从第五十七章开始，作家就开始书写转型之后的高村和高村人。作家很好地塑造了像王一鸣、刘芝一这样一些既机敏勇敢，又敢于冒险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寄托着作家的情感与理想，承载着作家精神与现实共筑的梦想。诚如雷达所言：小说“以其强烈的主观性和写意性，以其苍凉的命运感，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化信息”。

高建群对传统乡村有着自我独特的理解。他以自己的方式突破了巴赫金对传统乡村的认识。巴赫金认为，传统乡村最突出的特征是循环性，“生长的肇始和生命的不断更新都被削弱了，脱离了历史的前进，甚至同历史的进步对立起来。如此一来，在这里生长就变成了生活毫无意义地在一处原地踏步，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水平上原地踏步”。 在巴赫金看来，我们要将这种富有“循环性文化特征”的叙述乡村纳入到现代小说的秩序之中，就必须发挥“ 文学形象”的“ 时间性质”，把这些东西都“ 纳入所写事件和描述本身的时间序列之中” 。

《大平原》打破了这种宁静的乡土叙述，以鲜明的乡土中国的价值指向和人文情怀让静止的时间活泛了起来，建构起一座乡村与高新开发区的桥梁。作家通过高村和高新第四街区两个地方空间转换的书写，表达了自我的价值立场和人文情怀。作家说，小说的原名叫《生我之门》，它有三个含义。“狭义讲，是指我的母亲，这个平凡的卑微的如蝼蚁如草芥从河南黄河花园口逃难而来的童养媳。广义讲，是指我的村庄，或者说天底下的村庄。再广义讲，是指门开四面风迎八方的这个大时代。” 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这三重指向事实上也就是作家面对乡土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文化心理。

作家面对高村的消失和高新第四街区的崛起，没有过多的哀叹和惊讶，而是以一个成熟的作家心态面对这一历史巨变，对这一独特的“中国经验”和 “中国问题”做出历史的、审美的回应和表达。“表达当下，尤其是处理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的精神困境，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它是‘难’的。” 作家以一种“ 浪漫主义骑士精神”，赋予作品理想主义色彩，以理想点燃现实，让作品获得灵性与生命。如：“你见过那 些古老的、笨重的、冒着炊烟的村庄，被从大 地上连根拔起时，那悲壮的情景，那大地的颤栗和痛苦吗？”这种喷薄而出的抒情和议论，是沉潜于作家内心深处的“人类意识”与 “现代意识”的使然。也正是作家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主义情怀，他才选择高村和高村的现代变体，即高新第四街区，并从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心理等方面进行了整体性的审美把握，重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维度。

高建群的《大平原》赋予地域文学书写以新的内涵。“消失的高村”割断了作家与土地的联系，文学表达的地域性差异也将不复存在。全球化与工业化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高楼大厦取代了乡间茅屋，所有的世界都是一样的钢筋水泥。这些被严重物化了的世界，唤起了人们对地域性差异的关注与追求，也激起了人们对家园、乡村秩序与乡村伦理的怀念与向往。正是这样的一种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学单向度写作和文学人物形象的单面性塑造，促使作家肩负起神圣的历史文化使命，重建人文信仰和价值理性。

诚如高建群所言：“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因为面对伟大的变革时代，不断出现的新的人物和故事，是艺术长廊里从没出现过的，作为艺术家有责任去表现他们，为时代立传，为后人留下当代备忘录。如果做不到，那是文学的缺位，是作家的失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高建群把他的目光投射到崛起的“高新第四街区”，他要为中国当代的发展做“备忘录”。如果我们套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就是“哪里有危险，拯救的力量就在哪里生长”。

面对高新第四街区新的中国政治生态的创造性重建和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作家既要承载政治伦理建设的重负，又要彰显巨大的精神启示意义和思想价值，这也许是作家的一种更为宏大的精神建构追求。

总之，高建群以其丰富而厚重的文学创作实绩，给新时期以来的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带来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他的文学创作成为我们当代文学研究一个不能忽略的文学存在。他以一种诗人的浪漫之情和欧洲“骑士精神”为我们描绘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异域文化和“白房子世界”。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惊天动地的爱情、荒凉的边界地、美丽多情的萨丽哈和由盗而成为边防站站长的回族小伙马镰刀，还有“一张牛皮大小的地皮”的传奇故事。透过这些浪漫的诗性文本，我们看到了边地的雄伟与奇崛、苍凉与孤独、鲜活与美丽。边地的政治、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尽收眼底。

可以说，他笔下的人物既是生命的符号，也是文化的符号，有着独具特色的美学品格。他以一支如椽之笔书写着陕北的历史和文化。他的这种书写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以一种虔诚的文化寻根的态度来观照陕北，审视陕北高原。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丰富而灿烂的陕北文化元素和意象，譬如神话、传说、民俗、歌谣，以及一些颇具意味的历史遗存物。他在故事中呈现陕北的历史，在历史的追忆中凸显陕北的文化。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让高建群的小说获得了史诗般的品格。他以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来写他的出生地——渭河平原，渭河平原上那个平凡的高村。

“高村平原作为物化符号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但那慷慨悲凉的秦腔还在吟唱、生命力强盛的顾兰子还硬朗、高家的祖坟还在，传承高村血脉与精神的高新第四街区在蓬勃发展。”高建群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了历史的发展。高建群的文学书写，既具有历史的沧桑与厚重，又有现实的鲜活与温暖。他总能在历史和现实的细部寻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故事，让故事成就人物形象，把他们塑造成“生命的雕像”。

■本文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团队建设项目《中国西部文化、艺术、文学的美学性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