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远的白房子》开始, 高建群就把边地军旅生活作为一块特殊的文化景观加以观照, 而且把这种文化观照一直延续到世纪年代末期的长篇小说《愁容骑士》的创作中。

在《遥远的白傍子》中, 作家有意识地设计了西部边关哨所遥远、孤独、奇崛、浪漫的意象符号“白房子”, 并把现实存在的边防军战士“我”、作为历史存在的雄性力量的代表“马镰刀”、俄罗斯边防站站长“道伯雷尼亚”以及从历史走进现实的柔性力量的代表“萨丽哈”等人物有效地统一在一起, 表现着几维的文化思索或者爱国主义情结, 或者英雄加美人的历史传奇,或者永恒的国际和平主义理想……等等。

《伊犁马》中,“马”作为西部传奇的道具, 既剿悍、 飘逸、 狂放,又温顺、平和。到《马橙革 》中, “马橙革”既承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支骑兵部队”的辉煌历史, 也成为退伍老兵“我”个人记忆的象征物。还有《愁容骑士》中, “边境线”、“士兵”、“野苹果”、“马橙革”、“小洋马”、 “要塞”等符号的设置, 是为了表现一个在西部边关退伍的、心灵上属于“北方忧郁” 的老兵讲述的故事。

在“白房子” 题材系列小说中, 作家设置的这些意象具有明确的文化指向,具有明确的“合文学目的性”。在这些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的、孤独的、苍凉的、雄奇的、浪漫的西部边关文化气息。

作家用宏阔的文化视野俯视边关军旅生活,以心写境, 境为心用,而不局囿于现实时间。文化意识的渗入,转移了作者和读者对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注意力。也就是说,人物形象是作为作家文化意识的载体而存在的, 成为一种抽象物,一种符号。

因此,“边关”题材系列小说,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判的话,它的纸漏太多,其中的许多情节显然经不起仔细推敲。但这不要紧,关键是作者给其笔下的人物、物象、故事情节等赋予文化意象,表现其敏锐而独特的文化思考。 因此, 他笔下的芸芸众生,既是生命的符号, 也是文化的符 号,在审美品格上拥有了独特的美学特征。

当然,高建群在集中围绕“边关”题材小说创作的同时, 也开始了陕北题材小说创作,发表了《最后一个匈奴》、《骑驴婆姨赶驴汉》、《雕像》、《老兵的母亲》等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既深入、集中地秉承了“边关”题材小说诗性创作的 风格,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文化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