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风光
前面在马德里演讲时曾回忆说，我二十多年前在西安的皇城宾馆有过一次与西班牙作家代表团的座谈。恰好我现在找到了当年我写的一篇游戏文字。那么我这里也将这文字收录于此，这是二十多年前我的文字，既然木已成舟，我这收录的《我和西班牙作家玩东方幽默》也就不做丝毫的改动了:
西班牙作家代表团一行七人，由中国文联派员陪同，北外一名西班牙研究生充当翻译，来到西安。他们提出要和陕西作家对话，这样我们也就凑了七八个人，赶到客人下榻的皇城宾馆。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营垒分明，双方分宾主坐定。
开始气氛就闹得有点紧张。西班牙作家首先介绍了他们的人，计有某主席、某著名作家、某著名剧作家等等。陕西方面也是这么个介绍法，不同的是，在介绍时，增加了一项，比如某装获过集某奖之类。
大约这奖项说得有点多，而介绍者又面露得意之色的原因吧，那位瘦瘦的，大约70岁以上的西班牙作协主席有些不高兴了。他有些不礼貌地打断了介绍，说获奖这一项就免了吧，因为在西班牙，光文学奖这一项，就有几千种，每个西班牙公民，只要你有一点小钱，且有这个嗜好，都可以自己设个奖，玩一把热闹。
这位主席还说，在西班牙，衡量一件作品是否重要，那要看他的书的印数。他还拿自己做例子说，他的书印数高达200万册，所以他是目前活着的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
我在一旁，这时有些不高兴。尽管我对介绍者那样絮絮叨叨地介绍获奖，觉得有些小家子气，且对中国文坛的评奖，到底有多大的公正性，也保留看法，但是，现在看到西班牙作家如此轻蔑中国作家，于是打断了该主席的话。
我说，区区200万册，在中国，是个稍微有实力的作家都可以达到的印数，至于那些重要的作家，他们的印数可能达到千万册以上。比如今天在座的省文联主席李若冰先生，他的《柴达木手记》当年几乎成为一代人的教课书，中国有10亿人，你说这印量该有多大呀！还有过世的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它们的印数都该在千万册以上的。
李若冰《柴达木手记》
我这话说得有根有据，把主席先生给呛住了。他面露不悦之色，张了张口，不再说话。
既然这次对话的主旨是中国文学与西班牙文学的交流，那么下来双方介绍各自国家的文学和对对方国家文学的了解。叫人吃惊的是，西班牙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几乎等于零。在座的，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位当代作家，而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他们仅仅知道一个叫李白的诗人，和他的“床前明月光”。
我们则对他们知之甚多。我们中一位年青作家，甚至能将当代西班牙的几位重要作家，悉数点来。
我那天带了几本书，作为礼物送给客人。那是一本叫《古道天机》的长篇，在小说中，我塑造了一位陕北高原上的骑士式人物张家山的形象。在书的题记中，我写到：这是一个大智慧，一个大幽默，一个头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他令人想起西班牙苍凉高原上那个唐吉可德的形象。只是较之唐吉诃德的年代，我们的张家山已经没有马可代步了，所以他的深口布鞋上沾满了泥土。
高建群《古道天机》
我以唐吉河德这个话题开头，接着谈到美国现代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描写西班牙的《阿尔罕伯拉》，法国作家梅里美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小说《卡门》，以此作为我对西班牙文学，对那个遥远国度的敬意。
正当我谈到，卡门的形象，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象时，席间的那位唯一的西班牙女作家，一位身穿红色夹克，风姿绰约，大约年龄四十岁上下的女性，突然尖叫起来。“我就是卡门！我就是卡门！”说完这话后，她过来热烈地拥抱我。我有些架不住，赶紧坐下来，点上烟。
原来她也叫卡门。在西班牙，大约叫“卡门”的姑娘很多。
翻译介绍说，这个卡门也是一位作家。除了作家的身份外还是在座的西班牙作协主席的夫人。听了这话，我看了一眼作协主席，看到他的脸色很难看。于是我决心再逗一逗这老头。
作协主席的名牌半袖衫的口袋上，整整齐齐地别了四支笔。我故作仰慕状。我问主席，这些笔是干什么用的。见我问话，作协主席来了兴奋。他拔出第一支笔来说，这是签字笔，为读者签名时用的。接着又抽出第二支笔，说这是航空笔，飞机上用的。接着又抽出第三支笔，说这是铅笔，写小说时打草稿用的。最后抽出第四支笔，说这是写稿件时用的。
我决心玩一回幽默。我先卖个关子。我介绍说中国有位相声大师叫侯宝林。侯老先生已经过世。生前，他说过许多相声段子，其中有个段子就是关于胸前别四支钢笔的故事。
侯宝林说，在我们中国，那些胸前别一支钢笔的人，通常是小学生，这一支钢笔表示他已经开始学文化了；那些胸前别两支钢笔的人通常是中学生，两支钢笔表示他已经相当地有文化了；那些胸前别三支钢笔的则是大学生，是大有文化了。那么，胸前别四支钢笔的人是什么人呢？
见主席先生正在洗耳恭听，脸上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于是我稍做停顿，说，在我们中国，胸前别四支钢笔的人，通常是修理钢笔的。请翻译---
当翻译将我的话翻译过去以后，那位作协主席则颓然地坐在那里，脸上的光采消失了，半天，他说：“在我们西班牙，修理铜笔这个职业已经早就没有了。大家都富有，钢笔用坏以后，顺手就扔掉了！”
主席可能平日在西班牙是个职高位显、养尊处优的人物，大概很少有人敢和他这样开玩笑。我见主席脸上有些挂不住，有些尴尬，于是赶快解释说，侯老先生这是东方大智慧、东方大幽默，纯粹是逗人一笑，主席先生千万不要介意。
主席见我这么说，脸色和缓起来。不过，他显然是对我心存芥蒂的。记得那次吃完饭，送西班牙作家上车时，主席早早地钻进了车里，甚至和我礼节性的提手都没有。他大约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尤其是在年轻的卡门面前。
我的话显然起到了作用。他们觉得遇到了对手。刚才那种君临天下的坐姿消失了。那位鼓掌最凶的西班牙作家，还隔着桌子给我递过来一只雪茄：“古巴雪茄！”我：:“古巴雪茄！”他点点头。
下来我说，中国作家对西班牙文学知之甚多，这说明中国作家的谦虚和广纳百川的胸怀，那么，西班牙作家对中国知之甚少，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欧洲中心论在作崇。欧美文化以强势的姿态出现，视别人的地区的文化为边缘文化，并且在冷战结来以后，悄没声息地在完成着它的文化侵略。
我的话引起了中国作家的共鸣，同时甚至引起了西班牙作家的共鸣。西班牙作家说，处在欧洲边缘的他们，同样地也感受到了这种文化侵略的来势汹汹，他们其实也一直为保卫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努力着。他们还举影视为例，说国家对美国好莱坞影片的进口，采取限制制度，以发展本国的影视业。
至于文学，西班牙是怎样扶持的呢？主席说，西班牙大约有两万个图书馆，如果有好书，重要的书，但是销量不行，那么，将由国家出资，买上两万册，分送到各地图书馆去。这样即帮助了作家，又扶持了严肃文学。
话题后来又转到了所谓的“宝贝系列”上，大约是因为畅销书这个话题，令在坐的人想起了那些“上海宝贝”“广州宝贝”这一类型的书。西班牙作家说，在他们西班牙，日下也正流行这一类文学，且在年轻人中销量颇大。西班牙将这种文学称为“潮湿文学”。为什么叫“潮湿文学”呢？他们说，这种书只能用一只手捧着读，另一只手则腾出来去干事情，一会儿工夫，下身就潮湿了，所以叫“潮湿文学”。
宝贝文学或潮湿文学，我则没有那么刻薄。我说我前一阵见到过上海的棉棉，我以前辈作家的口吻对她说：“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这花开的大与小，艳与，,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对话中还响起一次掌声，那掌声是缘我而引起的。
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西班牙剧作家，突然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他问，你们中国是怎样培养作家的。这话问得突然,，叫人不好回答。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问文联、作协这些机构，作家班、文学院这些机构对业余作者的发现和培养问题，但是我故作不知，这样回答他---
我说，我们中国天津有一位大作家叫孙犁，他说过一句天才的话：作家是生活本身培养的！请翻译---
当翻译将我的话翻译过去，西班牙作家齐声鼓掌。而那位剧作家，从此以后，脸色通红，局促不安，再没有说一句话。
当然，我们中那一位剧作家，也说了一句傻话，他问，在你们西班牙，剧作家是由剧院发工资，还是国家发工资。这话一出，西班牙作家不依不饶了，他们说，通常，是剧作家在自己家里造好剧本，然后去找剧院自荐，而最多的情形是，剧作家自己搭一个班子，依照朋本选演员，然后把剧本搬上舞台。
我得承认，这些西班牙作家都是他们国家的重量级作家，这从谈吐中你能立刻感觉出来。因此那天确实是一次势均力敌的对话，对话结束后，我感到自己比写一篇文章还要累。而我的那些锋所向，赢得了西班牙作家的尊敬，叫他们记住了西安这地方而不敢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