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高建群 西安市临潼区人，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和艺术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代表作有《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遥远的白房子》等。他被誉为当代文坛难得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的写作者，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引发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现象。
贺兰山的风很硬。已经是3月了，四周还没有丝毫的绿色。触目所见，眼底都是破败的痕迹。七个土黄色的冢疙瘩，就在这贺兰山脚向阳一面的黄土地上。中国历史上一个闻名遐迩的王朝，就这样消失了一一国家消失了，种族消失了，文字消失了。唯一给这大地上留下最后一点痕迹，或者说是最后一点纪念物的，就是这些无言的冢疙瘩。
宁夏人把这些冢疙瘩叫西夏王陵。
作为一个旅游开发项目，宁夏人把那业已泯灭在历史路途的西夏王朝，称作“披着神秘面纱的王朝”，把这贺兰山下的土黄色的冢疙瘩，称作“东方金字塔”。
在那个寒风嗖嗖的早晨，是一名叫李范文的西夏文专家，陪同我们去看西夏王陵的。李先生编撰了一本《夏汉字典》。他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认得西夏文字的人。为认识这些字，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他是将这些文字用汉文对照，用梵文对照，用金文对照，用蒙文对照，逐步地悟觉出这些字的书写规律的。当然，为他提供破译便利条件的还有宁夏境内一座佛塔上那些夏汉文字并用的铭文，黑城地面出土的一块石碑，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当年一位俄国将军从黑城掠去的西夏文物。“西夏文字是西夏王李元吴手里创建的，是元吴收容了一批从中原跑到西夏的汉文化人创建的，它比汉字更繁琐些，或者说，是在繁琐的汉字上又加了些笔划而已!”李教授说。为了加强他的说法，李教授还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下西夏文“常乐两字。字形有些怪异，鬼气森森地，虽然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还是汉字的用笔，但是和汉字“常乐”二字比起来，似乎并看不出渊源关系。
西夏王元吴创建文字，古书中有记载的。第一次记载这事的是元昊的同时代人，北宋的科学家沈括。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叫“野利仁荣”的党项人，受西夏王元昊的指派，独居一楼，创造番书的经过。
这古老的文字，当它复活时，会是一种怎样的神奇呀！当李范文在这个寒风嗖嗖的早晨，面对西夏王陵，吟咏出那首名叫《夏圣根赞歌》的西夏古歌时，顿时让人疑惑那消失了的历史仿佛恍如昨日，让人疑惑在这咒语般的歌词中，冢疙瘩中的那些过去年代的英雄人物，会冉冉走出，用他们褪色的嘴唇向21世纪微笑。
年迈的戴着近视眼镜的李范文教授，张开双臂，这样吟唱：
我们久久沉浸在李先生为我们描述的那古歌的意境中。冢您瘩在我们的旁边，神秘、冷漠、安静，无言，正像那地球另一处的埃及金字塔一样。贺兰山蜿蜓横豆，黄河在远处发出疲惫的叹息。
李先生是用汉语唱的。如果用原汁原味的西夏文发音来诵出，那也许更具魅力。但是，西夏文的发音现在谁也不知道了。能将这种死文字破译出来，已经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了。至于发音，那时候又没有录音机可以记载，鬼才知道那时期西夏文字是怎么发音的。李先生说。“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寻找到西夏文的发音，就连寻找它发音的途径也无法找到!”李先生又强调说。
西夏王朝从公元1031年李元昊称帝开始，到公元1227年为成吉思汗所灭，共经历了十个皇帝。如果我们愿意为这贺兰山下的冢疙瘩寻找到它的坟主的话，那么，这十个皇帝依次是：
西夏帝系表：
上面这个表，是正史，是《宁夏通史》告诉我们的。不过在谈到这个“西夏帝系”时，亦应谈到元吴的父亲李德明、祖父李继迁。正是在李继迁手中，这个家族开始称“西夏王”，在宁夏地面拥兵自重，而李德明又延续父业，为西夏立国建下了基础。待李德明在征吐蕃时战死后，元昊即位称帝。
有意思的是，又过了几个世纪之后，这个李姓家族，还出过一个帝王，这就是斯巴达克式的堂吉诃德式的陕北英雄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北地面米脂县桃镇李继迁寨人。如果要刨老根的话，这块地面也许正是这户李姓家族的老巢。李继迁起事于此。当西夏王朝为成吉思汗所灭，国家、民族、文化都消亡以后，失败者又回到了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隐姓埋名，以防迫害，继续生存下去。记得，李自成兵败九宫山之后，当时陕北地面的一个大文化人叫高汉土曾经作过一首《李自成咏》，诗说：“姻党当年并赫扬，远以西夏溯天潢。一朝兵败防株累，尽说斯儿起牧羊。”这首诗前两句说，李自成的远祖是西夏王李继迁，后两句说，李自成兵败以后，陕北地面李继迁寨的李姓人家，害怕受到株连，于是说彼李家非此李家这个李自成是北草地上的牧羊人，是从西夏那边来的。
历史虽然是个迷宫，但是，有时候我们只要能找到一点线头，仍然能从其间理出一丝头绪来。
这户李姓家族原来不姓李，他姓拓跋氏。大约在唐时，李唐皇帝赐给他姓李，而在宋开国之后，宋太祖又重复再赐过一次。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唐朝的一个名将李克用，和这个家族好像也有一点关系。
他们最初是党项人，而在西夏灭亡，“人民流亡，不知所终”之后，他们则如鸟兽散，消融到四周的各民族中去了。当然消融到汉民族中的居多，例如李自成。李自成的后人都是汉族。20世纪40年代初米脂桃镇有个陕北开明士绅叫李鼎铭的，曾经给当时居住在延安的毛泽东献策，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口号。这李鼎铭就是李自成的后裔。去年，见报载，西安几户李姓的老板，向媒体披露了他们的家谱，表明他们曾是西夏王公贵族的后裔。古长安是个大地方，他们流落到这里，混入到市井之间应当说是正常的。
西夏王国达到最盛的时候，它的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境，青海几乎全部，甘肃几乎全部，内蒙古几乎全部陕北高原北部。是时，它的版图东到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西到敦煌、哈密，南到延安以北，北到外蒙古境内，也就是说，几乎覆盖了大西北的全境。它以兴庆府作为它的首府，以黄河和贺兰山作为它的屏障，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区作为它的粮仓，以巴丹吉林大沙漠和腾格里大沙漠作为它躲丙腾挪迁回回旋之地，以著名的黑城作为它囤兵和出击西域的堡垒，以陕北边缘的怀远(今子洲县)、横山、麟州(今神木县)作为它对大宋用兵的前沿阵地。这个起事于大漠河套地区的西夏王朝，就这样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北宋、南宋王朝对峙了二百多年，成为与宋、辽、金、元五鼎并立的一个中国历史王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西夏当时对北宋的用兵，主要战役在陕北高原。其时，先后有童贯、沈括、韩琦、范仲淹、狄青等北宋名臣，在延安担任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抵御西夏，可见北宋当时对西夏危险的重视。这些人中，以范仲淹的功绩为最大，他采取一种步步为营的战略，从延安顺宁塞川，连修三十六营寨，拼命地将西夏军队挤在陕北高原边缘，才致使延安府和西安府不致失守。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就是在那时候写的。如今的延安人说，词中“千嶂里，长河落日孤城闭”说的是延安，那孤城是延安府，那长河是延河。神木人则说，这个句子说的是麟州城，那长河则是自大漠流来，绕二郎山而过的窟野河为这个神秘王朝划上句号的是成吉思汗之手。
舍我其谁的一代英雄成吉思汗，自然不能允许身边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存在，况且，西夏王朝的决策者的反复无常，时敌时友也叫大汗烦心，于是在西征花刺子模班师归来后，他决心顺手除掉这个敌人。这也许是大汗一生中犯过的为数不多的错误之一。他小觑了这时国土和国力都已经大大弱小的西夏王朝。
西夏王朝在灭亡的那时刻，发出最辉煌的一声绝唱，兴庆府的矮矮的城墙挡住了成吉思汗的所向披靡的马蹄。元朝军队将兴庆府围了半年，仍然无法破城。愤怒的成吉思汗于是决定亲自参与到攻坚队伍中去。可是，在攻城中，城头上乱矢如雨，一支利箭射穿了大汗的胸膛。
一个月后，成吉思汗在今天甘肃省清水县养伤期间，不治而亡。围攻兴庆府的元朝军队，隐瞒了成吉思汗死去的消息，继续加紧攻城，并且提出如果西夏人投降，可以保持它现在的国制，只是降为附属国的建议。这时鉴于兴庆府已被围半年，粮尽弹绝，西夏王朝末代皇帝李睍，于是献城以降。
蜂拥入城的元军屠城七日，将兴庆府中的居民，一个不剩杀戮殆尽。献城的末代皇帝李睨，也被执杀。屠城后，元军觉得还不解恨，于是策马赶到西夏王陵，将历代帝王的陵墓掘开，将白骨曝于荒野。于是乎，这个叫西夏的王朝，从此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它的种族，它的人民，它的文字也同时在一瞬间消失。给这个世界只留下几个无言的冢疙瘩给后人作无凭的猜测。
西夏王朝死亡了，但是那块地面还在，而在它的上面，又麇集了一群后来的人们。
如今这块地面上，以回族同胞居多，所以这块地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兴庆府，如今叫银川市。
下面我们换一个话题，谈这块地面上的回民族。
回族同胞是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阿拉伯、从小亚细亚迁徙过来的。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说:“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也许从那时候起，随着丝绸之路的日渐繁荣，波斯商人骑着马，骑着骆驼，就开始从远处来到了中国，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永远地羁留在这块地面上。
回民族大量的迁徙是在唐。唐都城长安，那时外国使团和侨居人口，占长安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居住四十年之上的回族常住人口是四千多家。回民族的另一次大迁徙则是在宋末元初，这是被西征得胜归来的成吉思汗押解回来的俘虏。西夏王朝既亡，那么，为了填补这一块地面的域内之空，这些回族人顺理成章地被安置在这一块地面上。
不过回民族成为这一块地面上的主要民族，是在清末。做这件事的人是左宗棠。
作为一名前边防军士兵，左宗棠一直是我崇敬的一个人物。如果不是左宗棠的抬棺入疆，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收回伊犁，与沙俄签订伊条约，那么，中国的西北国界现在要靠谱得多。正是这一代名将左宗棠，以老迈之躯，抱着誓与沙俄及其沙俄扶持的准噶尔部殊死战的决心，抬棺入疆，才先后平定东疆、南疆的准噶尔叛乱，并迫使沙俄停止住南下的马蹄的。
但是左宗棠又是一位罪人。他疯狂和有效地镇压了西北的农民起义和回民起义。
同治年间，镇压完回民起义以后，左宗棠要给停获的三万余名战俘寻找一个放逐的地方，于是他满天下寻找。他给这个假想的地方设制了三个条件，第一，土地贫瘠，不适宜人口快速增长；第二，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第三，无险可倚。最后，在征得清廷的同意后，他选择了宁夏地面的西(吉)海(原)、固(原)。于是，回民族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那些走失的人群也陆续回来，这样，宁夏地面成为一个回族同胞大规模居住的地方。
这就叫土地。这就叫土地上像刮老黄风一样刮过的历史岁月。
下面再说一说大夏王朝。
与西夏王朝极为相似的是，在与兴庆府一河相隔，三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夏王朝。大夏的发生、发展、全盛、盛极而衰、灭亡，茫茫而不知其所终，都与西夏王朝极为相似。从时间上看，它早于西夏王朝五六百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个五胡十六国时代，老百姓叫它“五胡乱中华”，这个大夏国即是五胡十六国中之一胡。
一位将军，从辽远的草原上来，来到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的接壤地带。那时这里是一片古木参天，牧草丰盛，溪流潺潺的去处。将军登上一个高处，用马鞭向四处一指，赞叹曰：天下竟有这样的好地方！这地方是为我而设的呀！于是他不走了，他决定在这里修城筑塞，建立他的霸业。
这位将军叫赫连勃勃。而此时，在统万城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他的名字叫“刘赫连”。他是匈奴人，属于匈奴王室中的一支，出塞的美女王昭君的直系后裔之一。他的这个“刘”姓，正如前面谈到的那个“李”姓乃李唐皇帝所赐一样，亦是南朝的一位刘姓皇帝所赐。不同的是，李元昊在称帝之后，曾经试图摆脱这个带安抚性质的赐姓，但终究没有摆脱，而赫连勃勃，则在称帝之后，摆脱了这个赐姓，并在“赫连”二字后面，加上“勃勃”二字，以示张扬。赫连勃勃在修筑他的统万城时，曾经表现出惊人的残忍。城墙是用陵北地面出产的一种糯米，熬成汁，掺成泥浆堆砌的。他动用了数万民伕来修筑它。城修好一截后，便让监工来验收。验收的办法很特别，是用锥子来戳。如果锥子戳进墙里边了，那么杀筑城的民工；如果锥子没有能戳进去，那么杀使用锥子的监工。
关于赫连勃勃的事迹，我们知道得并不太多。但仅就流传在民间的那个筑城的故事，足以让我们知道这个没有受过“仁义礼智信浸染的草原来客的性格，从而也明白了他的政权的不长久是有原因的。
所有的游牧文化建立的政权，都以越过长城线，进入中原为它们的当然目标。这种成功的例子只有两个，一是元朝的建立，一是清朝的建立。但是不成功的例子则更多一些。赫连勃勃在统万城竣工，国力日渐强盛之后，曾经有过取道秦直道，向延安、西安大举进兵的几次经历，并且基本上都取得了成功。他先是占领了陕北高原腹心的延安城，遂将延安城作为陪都，称小统万城。继而又以延安为依托，在扫清西安周围各州县之后，占领西安。赫连亦将西安易名小统万城，作为他的又一个陪都。他还曾想将都城迁至西安，后来感觉到与这里的文化格格不人，遂放弃。而半年之后，西安失守。
后世的西夏王朝，他取的是与赫连同样的战略，但是李元吴的马蹄，在延安府即被阻挡住了。李元吴曾经兵围延安府半年，后来终于不能破城，于是只得悻悻而去。
不是李元昊无能，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大宋王朝还没有达到千疮百孔的程度，它还有一定国力，可以支撑战争局面。况且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儒范仲淹，在抗击西夏侵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那时通往西安的通衢大道秦直道，已经部分地坍塌，从而不能像赫连那样铁骑所向直指古长安。
秦直道是秦始皇主持修建的一项浩大工程，堪与万里长城并称。世人只知道万里长城，而不知有秦直道，实在是个错误。事实上在当时，秦直道的用工、规模、重要性、知名度，都较万里长城大些。
秦直道南起长安城附近淳化县的甘泉宫，北至内蒙古包头市南八十华里的九原郡，从陕甘分水岭的子午岭山脊穿过，全长千余公里。遇见山头，即削山头，遇见沟壑，即填沟壑，是一条类似今天四车道公路的古代高速公路。督造这条高速公路的仍是修完万里长城之后的大将蒙恬。蒙恬率三十万筑路大军，在无定河边的天下名州绥德城扎营。文房四宝之一的毛笔，就是蒙恬在此扎营时发明的。士兵们要写家书，蒙恬让士兵到山上去拽些山羊胡子来，然后再用行军锅锅底的墨灰和成汁，蘸着写字，于是就有了书写工具毛笔。
随蒙恬一起督造秦直道的还有太子扶苏。扶苏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于是被贬到蒙恬帐中，担仼监军。秦始皇死后，太监赵高赐药酒，毒死扶苏，蒙恬则饮剑自刎。三十万筑路大军，一人一捧土，筑起两座小山一般的坟墓。蒙恬墓、扶苏陵，现在绥德城内。
修筑秦直道的目的，是为了向塞外用兵，威慑匈奴。而事实上，这个目的是完全地达到了。南匈奴的归顺汉室，与这条道路有决定性的关联。汉武帝勒兵三十万，至北方大漠，恫吓三声，天下无人敢应，汉武帝隧感到到没有对手的悲哀。汉武帝走的，正该是这秦直道。那一阵子，这条道路上还曾飘过一股浓烈的香风，马蹄得得胡笳声声，昭君出塞，她走的也该是这一条道路。
但是这条道路也为马上民族的南下中原提供了便利。比如赫连勃勃的攻陷长安，便是一例。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说，这真是道路的修筑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事情。他还说，当北匈奴这一股潮水远走异乡之后，令人略感意外的是，留在原居住区的匈奴部落却突然显现出来，甚至占据了北中国地面，部分地完成了他们对中原文明和定居地区的占领梦想。
大夏国盛极而衰。而那建立在旷野上的辉煌城郭统万城，也随之荒废。如今，这位于陕北靖边县境内的城池，已经几近为毛乌素沙漠所埋，只剩下一些白色的断壁残垣，在呜咽的塞风中经年经岁。由于那被糯米汁搅拌过的墙土现在是白色的，所以当地人叫它白城子。我曾经驱车去过那里，四野空旷，满目疮痍，毛乌素沙漠的滚滚沙暴自北方而来，黄土高原在南面迟钝地兀立着。这地方当年曾鏖集过群人，这些人的后裔都在哪里呢？我眼望历史深处，滴下几滴迎风泪来。
距离白城子三百公里，靠近黄河岸边的延川县境内，有个赫连勃勃墓。是不是大夏国的王室成员，后来隐名埋名，藏匿于这块山大沟深的地方了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地名也只能提供一点猜测和想法。
在北中国地面，有一个时常挂在妇儒口边的民谚，“天下匈奴遍地刘”。这句民谚也许为我们寻找大夏国的遗民们最后的踪迹提供了一条道路。
为我点化这一迷津的是已故前辈作家刘绍堂先生。刘先生在即将辞世之前，曾经托人捎过一封信给我。他要我注意“天下匈奴遍地刘”这句民谚。他说，他怀疑自己就是匈奴的后裔。在他的家乡运河两岸，有许多这样的运河村庄，他还为此写过一个叫(一河二刘》的小说。而在历史上，陕北北部，山西雁北地区，河北北部，正是当年南匈奴的辖地。刘先生是在看了我的一本叫《最后一个匈奴》的书后，因感而发的。
这样，我知道了，大夏国的后裔们，在国家灭亡之后，他们在逃匿的途中，很可能地又捡起了这个“刘”姓。
陕北地面四散地居住着一些刘姓生村庄或刘姓人家。赫赫有名的刘志丹将军，他的家乡金丁镇，与统万城只隔一条叫柠条梁的山岗，距离也就是三百多公里。金丁镇在子午岭最深的山里，十分封闭。附带说一句，拙作《最后一个匈奴》就是在金丁镇这地方划上句号的。我那时候还不明白我的双脚为什么要鬼使神差，将我带到那里去。
此外，我的尊贵的朋友，散文家刘成章先生，他是延安市人，他的这个刘家亦是陕北地面的一个名门望族。毛泽东入驻延安时，率各界出郭三十里相迎的，就是刘成章的父亲刘作新。我曾经在文章中，多次谈到在出访罗马尼亚时，刘成章与罗作协主席的妻子、一个匈牙利女性,谈论北匈奴和南匈奴这个话题，故这里不再鳌述。此外，我的另外一个尊贵的朋友，一位叫刘压西的女性，她的家乡在黄河边上，她的这个刘家亦是陕北地面的一个豪门大户。毛泽东当年在白云山抽完签后，在黄河边一个小村庄隐匿半月，尔后选一个良辰吉日，东流黄河。那隐匿的地方就是她家。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这些刘姓后人的身上，我们总能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激情。
也许，一个在马背上厮杀惯了的民族，一旦有一天脱离了马背，开始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开始与平庸的地形地貌为伍时，它只是在等待时机和积蓄力量。一旦当马蹄重新在远处响起时，他们身上那祖先的不羁的血高贵的血于是开始澎湃。——我这样来解释这些陕北的刘姓人家给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巨大支持。
然而，那些迷失在历史迷宫中的最悲惨的背影，不是西夏，不是大夏不是南匈奴，而是北匈奴。
他们永远地迷失在路途上了。那情景，就像我们在中午时分做了一场恶梦。太阳白白的，梦魇中，我们走失了。而走失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即便回来了，那回来的是另外的自己。
北匈奴人在公元前几世纪和公元后几世纪时，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西域。汉王室的有力地攻击，令北匈奴人逐渐地向西退走。失我敕勒川，令我六畜无所依；失我祁连山，令我女儿无颜色”这首匈奴古歌，道出了匈奴逐渐远离中原边缘地带的历史。
在西域地面又勾连了几百年后，北匈奴人终于开始了他们悲壮的迁徙历程。
他们越过中亚细亚和小亚细亚，先是迁徙到前苏联的里海、黑海地区。那里寒冷而干燥的气候，一毛不生的盐碱滩，同样不适宜于生存。于是他们继续迁徙。公元5世纪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水草丰美的多瑙河畔，尔后，在那里形成匈牙利民族，建立大公国。
匈牙利是这个漫过亚、欧、非大陆的一次历史大潮，在走失之后，在大部分被蒸发之后，留下来的惟一的一个积水洼。一个今天的我们为那个久远的迁徙者之梦寻找到的现代依据。
匈牙利民族诗人裴多菲，曾经在他的民族史诗中，悲凉而豪迈地吟唱道：我的遥远的祖先啊，你们怎样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东方，从中亚细亚，迁徙到里海黑海，最后，来到多瑙河畔，在这里建立起我们的祖邦。
匈牙利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来源于匈奴。尽管在东欧巨变之后，这个官方观点曾受到一些激进的年轻学者的质疑。年轻学者们认为，匈牙利立国是在公元2世纪，而2世纪时，匈奴人才开始他们起自中亚细亚的迁徙，他们5世纪时才到达这里，因此说，只能说如今的匈牙利的匈族人是匈奴人的后裔，而不能说匈牙利这个国家就是已经泯灭了的匈奴。中国的一个民族专家冯秋子先生，也在给我的来信中持相同的观点。但是，匈牙利官方立即发表声明说，停止讨论，有横扫欧亚的骁勇的匈奴人做我们的祖先，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个根的，不要讨论了，我们的根就是从中亚来的匈奴人。
因此这个说法也就成为定论。
此外，汤因比先生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言之确凿地认为如今的保加利亚人，亦是匈奴人。还有印度北方诸邦的拉杰普特人，亦是当年匈奴之一支一白匈奴流落到那里去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民间说法，认为位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认为位于欧亚非交界处的非洲的突尼斯人，亦有匈奴人的因素存在。当然这些只是民间研究者的说法，不足为凭。他们更大的可能性是突厥人的后裔。
它就这样地走失了，这个消失在历史迷宫的最为悲惨的背影。在叙述这些如梦如幻或真或虚的历史记忆时，叙述者的心口被揪得一阵阵发疼。不过它们是历史，历史就是这样，它丝毫由不得人！
在谈到匈牙利民族诗人裴多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位中国女诗人。这位女诗人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匈奴的后裔，是羁留在故乡地的匈奴人。这就是台湾女诗人席客，那个悲凉地吟唱过：“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的席慕蓉。
国文老师那天教的课文是岳飞的《满江红》，当老师用纯正的国语朗诵到：“壮社志饥餐胡虏肉/谈笑渴饮匈奴血”时，座位上坐着的个小女生，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她哽咽地说：“这个叫岳飞的人，为什么要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呢？”她拿着书本，哭着跑回了家。这小女生就是席慕蓉，那时她上小学二年级。—是香港女作家梁凤仪女士，将这个席慕蓉小时候的故事告诉我的。
历史在前进着，我们不应当向来路上看。我们就是人类的香火，各民族打发到21世纪阳光下的代表。我们应当开心地和勇敢地继续活下去，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我们的身体里有他们的基因遗传，我们的血管里澎湃着他们的血液。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找到了迷宫出口并且走出。
这是我的想法。
下面再谈楼兰这个话题。
其实匈奴人进人欧洲的那条欧亚通道，并不是匈奴人最先趟出的，也不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打通的。它是楼兰人打通的。在此之前一千五百年到五百年中，个欧洲高贵的种族在一次战争失败后，且战且退，举国举族完成了一次(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它越过欧亚大陆，从爱琴海岸边定居到了罗布泊岸边。
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到底是哪一场战争，导致了楼兰人踏上大迁徙的路途的。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时候，人第一次骑在了马背上从而产生了一个叫“骑兵的人马组合作战单元。同样地是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时候，人类开始生产出铸铁。而这两样东西的首先使用都是在爱琴海地区。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是一个拥有骑兵骑兵手里且拿着马刀的外来民族，令这个高贵的欧洲种族，在一夜间灭亡的。
他们开始迁徙。没有目的地。在这漫长行程中，他们一定曾把许多地方都作为过故乡，但是最后明白了这里只是客居之地，于是他们继续前行。这次横贯欧亚的大迁徙大约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最后，在亚洲的腹心，他们看见一片蔚蓝色的大海。罗布泊那时叫蒲昌海。他们觉得这蒲昌海和他们的爱琴海故乡很相似。于是决定在这里定居，并建立国家。
于是西域地面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国家——楼兰绿洲文明诞生了。
他们引来水，将荒原改造成糸田，种植庄稼。道路和渠道两旁栽满了树木。罗布泊及其注入罗布泊的众多水流，也给他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各种鱼类和水产。他们建立起一座辉煌的城郭，这城郭就是屡屡出现在中国史书和诗歌中的楼兰古城。
迁徙者的一部分并没有脱离马背。他们已经习惯了厮杀，于是不屑于这种农耕鱼猎生活。他们建立了另外一个国家，这就是历史上的大月氏国。大月氏的活动范围在今天的疏勒河谷、敦煌、玉门、嘉峪关、张掖一带。
楼兰国和大月氏国安定下来以后，很快地就遇到了匈奴这个强敌。匈奴先灭掉了大月氏国，接着又将楼兰征服，将其降为它的附属国。汉王朝正是在接到南匈奴王冒顿大单于的文书之后，才知道嘉峪关以外尚有那么辽阔的地域和众多的小国的。冒顿文书说，他已经将大月氏举国灭掉，并用大月氏王的头颅作了酒器，楼兰以及西域一十六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冒顿大单于的文书，大约有分强而治的意思，这说明南匈奴那时候还没有跨洲际大迁徙的打算。接到冒顿文书的是汉文帝，他有些纳闷，觉得冒顿是在夸口，但是，还是派了一个叫张骞的太监去探个究竟。
张骞出使西域，于是，西域史划时代的一页开始，世界贸易史著名的商道丝绸之路开始。
处在强大的汉王室和同样强大的匈奴之间，楼兰国在那个时期经历了许多的故事。这些传奇每一个大约都可以成为一本厚书的。最著名的传奇也许是傅介子千里刺杀楼兰王的故事。老楼兰王将他的大儿子尝归，典给匈奴作人质，小儿子尉屠耆，典给汉王室作人质。老楼兰王死后，匈奴人马快，于是抢先送尝归去继承王位，丝绸之路因此而堵塞。汉王室于是派遣大刺客傅介子，率二十名勇士，扮作丝绸之路上的客商，来到楼兰城，刺杀尝归，扶尉屠者即王位。
另一个传奇是班超火烧匈奴使团的故事。班超掷了手中的笔，率一个三十六人的使团，西出阳关，出访到楼兰城。是夜，匈奴一个一百三十多人的使团也突然来了。楼兰王见匈奴的人多，有了出卖汉室使团的意思。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是夜月黑风高，班超先叫人放了一把火，将匈奴人的驿馆点着，然后趁乱杀了进去。匈奴使团一百三十多人全被杀掉。班超随之敲开楼兰王的宫门，将匈奴使团头领的首级掷在楼兰王面前，楼兰王大惊失色，表示永不反汉。投笔从戎的一介书生班超也就因此成名。
楼兰后来是灭亡了。
它亡在一个叫丁零的西域古族手里，时间大约是公元3世纪中叶。
“丁零”是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告诉我们，现在的维吾尔族，在成吉思汗之前的年代里，曾称回纥、回鹘，而在回纥、回鹘之前它称丁零。这样我们知道了，楼兰国是这样灭亡的。
楼兰城在尉屠耆手中，曾经易名鄯善城。它还有大约不止一次的迁徙，据说现在的若羌县，也是它曾经落脚过的一个地点。而米兰，则是当年汉王室的囤垦之地。尉屠耆即位后请汉室派一支小部队来加强他的地位，于是汉室便派兵屯垦米兰。米兰城与楼兰城互为犄角之势。
这些曾经鲜活地存在过的国家和民族，他们便这样永远地走失了，茫茫而不知其归处。如果不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一百年前重新发现楼兰古城，我们甚至连楼兰这个国家到底是杜撰还是真实存在过，心中都没有数。
虽然它们走失了，但是他们的血在另外的民族、另外的一部分人身上继续澎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并没有走失。
楼兰那些家园的固守者被称为罗布泊人。上世纪初的时候，他们还有两个村落。现在，他们只剩下最后两个人了。1998年的秋天，我们曾经在米兰生产建设兵团的民族连里，见过这最后的罗布泊人。他们就是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到过的百岁老人热合曼和亚生。
20世纪30年代中叶，当斯文-赫定的助手法国探险家贝格曼，在楼兰国皇家公墓，一个被称为“千棺之山”的沙丘上，挖掘出一具木乃伊时，那个楼兰木乃伊美女，像被施了魔法的灰姑娘，金发碧眼，栩栩如生，她那越两千年岁月的微笑，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失魂落魄。她身上的服饰不着一根丝绸，表明她生活的年代较丝绸之路的出现要早。而她属白色种族，让人想到那个楼兰人迁徙的故事。
不过除了那些远道的迁徙者之外，楼兰居民的成分中，后来又吸收了贵霜王朝的遗民。为我们带来这方面蛛丝马迹的，是一种古老的、业已死亡了的文字——怯卢文。
在那个时期的西域，人流的大迁徙像潮水一样的奔涌不定，英雄美人们列队走过御风而行，一个又一个的小国也许在早上立国，而在黄昏就告终者比比皆是。那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期。那里面该有多少历史的细节在内呀。
史学家把那个时期叫作中亚古族大移位时期。
那时西域有许多的国家，不是十六个，也不是二十六个，亦不是三十六个。“十六个”这个说法，是冒顿文书中的说法，这说明南匈奴那时候还没有涉及到西域纵深。后来大约是张骞回来说，有二十六个，再后来大约是班超回来说，有三十六个。再后来，不断地有人回来，又有发现，于是人们厌倦了确切的数目，以“三十六国”这句话，作为虚数使用。
这三十六国大部分都迷失在路途上了，将它们的故事一个个地写出来会是一本大书的容量的。因此这篇短文也就此适可而止，量力而行了。
不过有一点还需要提及，那就是冒顿大单于并没能将大月氏举国举族消灭，他们中还有一部分降兵留了下来。而在后来匈奴向欧洲迁徙的时候，这批被称为“白匈奴”，又被称为“哒人”的大月氏士兵，充当了先头部队。他们的归宿如何，汤因比认为，后来流落到印度、巴基斯坦的那一拨匈奴人，正是白匈奴。
我不知道这近十年来，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或者法师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的历史残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
我把我的这种痴迷悟觉为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年随着我在西域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那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渐人老境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有一种大人类情绪，我把途经的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坟墓无论是拱北无论是数包无论是玛扎，都当作我的祖先的坟墓。
在这个庄严而恢宏的题材中，还有两件事要告诉你。如果不告诉你，是你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
一件是新疆作家周涛告诉我的。他说在帕米尔高原深处，生活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民族，他们是当年李陵将军那三千降卒的后商。他称这是活着的纪念碑，人的纪念碑。周涛在关于这件事的一篇文章中，对李陵将军给予了最深刻的同情和最高的敬意。他说这是一个生前备受凌辱，死后亦备受凌辱的男人，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他的孤魂野鬼现在还在西域大地上游荡。他所承受的一个男人的痛苦，较之因为为他辩护而受宫刑的史马迁，较之被匈奴关押了十八年的苏武，都更沉重一些。好在有一个“人”的纪念碑立在那里，给我们一些安慰，给这浓重的苦难一丝亮色。
另一个故事是，去年我在新疆阿勒泰草原上的锡伯渡，知道了额尔齐斯河这个渡口得名的由来。
清朝年间，鉴于新疆境內准噶尔部落的滋事，清政府从他们的本土，调集了两千多名锡伯族男人，拖家带口，一行共四千多人，移民新彊。这支锡伯族迁徙的队伍从沈阳出发，穿过蒙古高原，翻越友谊峰冰大坂，来到额尔齐斯河边。那时正值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锡伯人在河北岸滞留了半年。秋季水退后，他们才继续行走。他们穿过阿勒泰草原，穿过塔城草原，最后来到康熙为他们指定的居住地，距边界不远的查布察尔。
他们趟出的那一处渡口后世叫它锡伯渡，成为额尔齐斯河上的一个著名渡口。锡伯渡在收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曾易名“西北渡”，现在我看中国地图，它又恢复锡伯渡这个称呼了。
令人感动的是，这群勇敢的锡伯族男人，嗣后便在这里艰难地扎下根来，生息和发展，壮大到成为现在的查布察尔锡伯族自治县。这是距离我们较近的一次民族迁徙，所以我们能较为准确地记录它。而这个故事最令人感动或者说最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它的本土东北，锡伯族倒是绝迹了。我就此曾经请教过一位叫关本满的满族作家，想不到他竟告诉我，他就是锡伯族人。他说，锡伯族是满族之一支，东北的锡伯族在后来的发展中，基本上都同化于满族了。现在那老地方似乎还有一个乡，叫锡伯族民族乡。
我真的是一个代表吗？我不能确定。当就要结束这一篇文章时，我没有通常在完成一篇文章后那种一泻而就的快乐，而是有一种更为沉重的历史情怀，一个巨大的悲怆感压来，令我几近落泪。我是不该落泪的，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是如此丰富的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曾有过这么多的过去。那么此刻，且让我笑一下，让美国诗人惠特曼那强有力的诗，像管风琴一样在我的耳畔轰鸣，帮助我逃离这种情绪：
“我轻松愉快地走在大路上。我年轻，生命于我是强健的。有了这个小小的地球，我就够了我不要求星星更接近。从此我不再追求幸福，我自己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