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镇上，自出了个张家山民事调解所，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也有，竖大指的有，指张家山脊梁杆子的也有。不过，公平而论，自有了个张家山，方圆地面，恶人们不敢强出头了，即便出头，也是权衡再三，有了充足的耍黑皮的理由，再动作。好人、良善人心里踏实了，晚上敢走夜路了，遇事情，只要有理在，也敢强辩三分了。六六镇上，那些原先穿四个兜，尔格穿夹克衫的干部们，做起事情，想要胡来，心里先有个顾忌，那个镇东头，站着个大个子哩。
公家人说，这一块地面在走向文明进步，社会风气好转。老百姓说，“好狗照三家，好汉照三庄”，有张家山这条咬狼的狗在六六镇站着，是这块地面的造化。更有好事者，受过张家山恩惠的人，挥动锤子，凿了一个石碑，立在张家山民事调解所门前，碑名就叫《功德碑》。碑文历数张家山出山以来，所办的种种好事，颂词不断。地方报纸的记者听了，甚觉新鲜，认为有新闻价值，于是一篇通讯，在报纸上登了，张家山因此而声名远播。
有了上述这些，张家山不免得意。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尔格，算真是活成人了。闲来看报纸，听广播，看到尔格大小一个单位，都有个“歌”什么的，公司有公司歌，学校有校歌，农场有场歌，就连西京的一家饺子馆，也请名家作词、名家谱曲，造了一首馆歌，每天午间，在电台的经济节目里吱吱呀呀地放着。张家山心想，我的这个单位，这么重要，我本人以及谷子干妈、李文化，这么优秀，这张家山民事调解所，是该有个“所歌”才对，思想清楚了，便召集所里全体人员商量这事。
想请名家作词谱曲，当然请不起。张家山民事调解所，原本就不是商业性质，用张家山的话说，是“拿着个球把子往骡子身上蹭，发闲干哩”，纯粹是一种自我表现而已，不图银钱图红火，纯粹是为了给这张嘴找个说话处。既然没钱，又要做歌，就得自己写。
张家山、谷子干妈、李文化，三个人先同意了这桩事情，接着便坐在那搭，绷着个脸，开始开动脑筋，发动机器想词儿。这词儿也不算难想，平日办案中，听到的各种赞美的话，调侃的话，挖苦的话，例如“好狗照家，好汉照三庄”，例如“麻纸糊的一张大脸”，例如“红裤带”、“实憨憨”、“儿老汉”之类，现在都泛了上来。大家说，李文化写，一会儿工夫，就写了三大张纸。
议论完毕，张家山接过纸看了，说这不分行、不押韵的东西，不叫歌词，看来，还得请行家拾掇拾掇。说完了，拿着这三张纸，来到六六镇小学，先求语文教师，将这些话，串成一首歌词，又让音乐教师谱了曲，《张家山民事调解所所歌》于是完成。
歌词经那语文教师润色，最后成了这样：
张家山将这歌词，在全体人员会议上念了，谷子干妈和李文化，一起站起来，一哇声反对。李文化说他不是“实憨憨”，他精明着哩，整个的就是一个文化人。那谷子干妈更是恼怒，羞红了面皮说，她的红裤带，大袄襟盖着，谁看见来，这么作践她，丧扬她，不行！
张家山却开通。他不但不恼，却说，这歌词说的，倒都是些大实话，你李文化不是个实憨憨，是啥？没屈说你，至于谷子千妈，你的裤带头儿，老在外边露着哩，大人娃娃，谁没看见，“男人要风流，留个偏分头；女人要风流，红裤带露外头”，这歌词里，是褒扬你哩！歌词里说我张家山是“儿老汉”，我都不恼，你们恼什么？
张家山又说，尔格这世事，一蛮没样样，就拿这歌来说，咱们庄稼人说不出口的粗话、脏话，却都能进到歌里去，而且听起来，蛮带劲的，这是潮流，你们懂吗？
听说是潮流，谷子干妈和李文化便不吭声了。“所歌”于是确定。
立碑那天，张家山从学校里请来了合唱队。那歌子，经音乐教师谱曲，唱起来却也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再加上几个鼓号队员，喇叭镲子一伴奏，蛮像一回事儿，把个六六镇，满镇子都快招起来了。
镇上想要干涉，后来又一想，这事已经闹成气候，群众情绪，还是因势利导才好，于是派了个副镇长，前来参加仪式。那副镇长，正是马家泛“杨树案”中，满口转文的那位。副镇长坐在主席台上，细细琢磨那张家山民事调解所歌，觉得歌词内容，却也切合实际，只其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流不走的是张家山”一句，有些刺耳，想要提出来让修改，只是满场乱糟糟的，没有个张口说话的机会。
那“功德碑”，是将张家山民事调解所的围墙，掏个豁豁，把碑子镶嵌进去的。慢工细活，却也做得光光堂堂，碑上“功德碑”三个大字，用红漆漆了，十分醒目。功德碑上，张家山事调解所办理过的，田庄村心脏开花案，上驿村“招夫养夫案”，老庙沟“生男生女在于男案”，边墙村“三轮四轮案”，马家砭“杨树案”，等等等等，一律择其简要，碑载于册。言辞中，说不尽的溢美之词，道不尽的赞誉文章，所有能用得上的高帽子，都给张家山戴上了。
前面说了，给活人立碑，是一件稀罕事，所以报社的记者，也就打老远赶来采访，他们把这叫“抓活鱼”。报社之外，电视台也来，电视台记者肩膀上扛着个铁机器，一步不落地在张家山面前晃来晃去。
摄像机晃着，报社记者的照相机闪着，再加上喇叭吹着，镲子打着，张家山民事调解所所歌此起彼伏，把个张家山喜得都快晕过去了。他想：当年李自成坐龙庭，大不过也就是这么个感觉吧！
张家山风光，可却苦了谷子干妈和李文化。听着歌里唱道，“领了个婆姨红裤带”，众人一阵大笑，纷纷往谷子干妈的腰里瞅，更有那些和谷子干妈能开玩笑的老汉，瞅空儿在她腰里摸一把，看她是不是衿着根红裤带。害得谷子干妈绯红着个脸，直往人背后躲，生怕她家里那几个儿子也来了，看见她出洋相。
那李文化哩，也恼。他恼“实憨憨”这句话。他哭丧着个脸，对谷子干妈说，我这一辈子，是不要想问下媳妇了，现在，满世界都知道，我李文化是个“实憨憨”了。
一场热闹，总有散的时候。到了后半晌，立碑仪式结束了，副镇长走了，记者们又苍蝇一样，赶别处的新闻去了，四打圆的老乡们也都走了，喇叭不吹了，镲子不打了，所歌也不再唱了，调解所门前，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一个黑黝黝的石碑，立在墙里。
张家山站在当街里，兴犹未尽，像牛在反刍一样，将今个儿的事儿，细爵慢咽，又回味了很久。回味完了，回到屋里，对谷子干妈和李文化说：
“我很重要！我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有些迟，但是知道了，总比不知道好！以后，咱这调解所，还要再办得红火一些。另外，要是我以后有个头疼脑热，你们记着，及时提醒我去看病，我很重要，我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
李文化听了，恼了一天的脸，现在睛了，他捂住个嘴，偷偷地笑。谷子干妈没有笑，她转个脸儿，故作惊讶地问道：“哎哟，你是谁呀？你还记得你姓啥、为老几不，我的儿老汉！”
立碑这事，一聒噪，再加上念书娃娃，将个张家山民事调解所的所歌，四处一唱，好像做了广告一样，不光是六六镇，四邻八乡都知道了这个民事调解所、这个张家山。各种麻缠的事情，远远近近，都跑来寻他，调解所这世事，是越闹越大了。用老百姓的话：张家山这洋辣子，耍大了。
陕北人的意识深处，有一种奇怪的东西，这东西叫帝王意识。在这苍凉的高原上，在这贫困的生存环境中，一村一户，一处地面，往往会冒出一个或一群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物集崇高与滑稽于一身，他们手里捧着一份《参考消息》，眼睛瞅着半天云外，尽管也许自己的下一顿饭还没有个着落，但是脑子里却在盘算着那些和自己没有丝毫关系的事情。例如美国人在干什么，俄罗斯人在干什么，例如如何提醒足球运动员和观众，叫那些棒小伙子们，不要那么傻乎乎地跑了，节省一点精力，干点农活，多打几颗粮食，多好！
地面上太单调了，能够吸引人目光的东西太少了，也许，这是他们习惯于举目望天的原因。
贫穷和高贵，在他们身上那么融洽地混合着，无法分离开。贫困一方面委屈了他们的胃，另一方面，却刺激了他们的光荣和梦想。从而使他们在一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沉溺于对一件事情的思考，为它找出答案来，包括我们上边谈到的那些事情。至于他们身上的那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感和高贵气质，是从哪里来的，这真是一个谜。
叙述者曾经与一位叫张贤亮的小说家交谈，他刚从贵州讲学回来，面对那里一个少数民族拮据的生活，和妇女头上那十多斤重的银首饰，他说，这种强烈的反差告诉我们，在历史的某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民族肯定发生过一次大的毁灭性的灾难，灾难过后，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条件都丢失了，但是，头上的光荣和象征没有丢失。他还说，找到了这个断裂带，你就找到了这个民族精神中的某种东西。如果这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想说，生活在陕北这块苍凉高原上的人们，他们胸膛中那种唐-吉词德式的、斯巴达克式的情绪，亦一定与他们的历史有关。至于如何关联，历史又是如何，我们的笔力到此已经乏力，无意去追究了，将那些留给史学家们吧！
是的，确实有一种唐-吉词德情结，一种斯巴达克情绪，弥浸在这高原的山山岭岭之中。这种情绪迷惑过李自成，迷惑过毛泽东，并且还在迷感着后来的人。尽管时至今日，这种情绪已经式微，气息奄奄，但是它还存在着。在我们不经意地度过的每一天早晨和黄昏，晴天和雨天，酷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它都像一个幽灵一样，排徊在你的四周，并且随时准备像一股热风一样，从你的肋骨缝里吹进去，让你染上这种情绪。
染上这种情绪的人，便会产生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表现个人意志的欲望，一种试图匡正社会的欲望。他们便整日地生活在光荣和梦想中，直到有一天，颓然倒地为止。
立碑的那一天晚上，张家山搂着谷子于妈的胳膊，得很香甜。睡梦中，嘴里吧嗒吧嗒的，像个欠奶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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