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十七岁的人，说话应当拣重要的说，因为生命于他已经不多了。一个四十七岁的人，应当诚实的说话，因为到了这个这个年龄，你已经没有必要去顾虑许多了。未来的某个时代，当人们从尘封的书架上偶然拿起这本书时，他们会看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如何思考和如何前行的。

第六章 一件文化衫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长安影视制作公司创作中心在西安夏威夷酒家开会，商定成立事宜。共有陕西四作家、四剧作家参加。中心成立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读了《夏威夷公约》。“天维四柱，缺一将倾；八人八脚，螃蟹横出”是公约的主旨。

八人中，陈忠实、贾平凹、王蓬和我是做小说的。剧作家则有张子良这个陕西第一编剧，先生以《黄土地》、《一个和八个》享誉新时期。杨争光是双料，小说写得极好，时下又有六七部电影剧本在拍摄或已告竣。竹子是《野山》的编剧。芦苇是《黄河谣)、《霸王别姬》的编剧，目前正火爆。这八条关西大汉汇聚夏威夷，成立中心，用意明显，欲与京派的海马，以及海派和粤军，争影视圈一番天下，创一方霸图。能不能做到，还看发展；大话先说出来，吓他们一跳。

十七日中午，从会议室下来。门厅里，有个南方女孩，在柜台上一边卖文化衫，一边在衫子上写字做画。这个景致极为诱人。

平凹曾在一九八六年冬止园开会时，为我写过一幅字。字现在就在陋室里挂着。可惜写字时，上顶天，下顶地，没个落款的地方。这次开会，我给贾先生说，什么时候有空了，给我把落款补上。平凹说，他现在的字比过去好多了，找个机会，笔墨伺候，他给另写一幅。

平凹说，有个邻居，经常夸他的字写得好，怎么个夸法呢，你们不妨听听。邻居教导自己的孩子说：你要向你叔学习，他胆大，敢写，一写一个墨疙瘩，也不脸红。平凹的话，博得大家一阵大笑。

张子良先生的字也不错，所以对平凹的字，总有不逊之词，要众人给个说法，大家只打哈哈，不置一词，杨争光先生也瞎掺和，说他的字不错，敢和平凹一比。我说争光的字我不敢恭维，恐怕还不如我吧，贴在墙上有辱没斯文之嫌。我的话说得争光先生大窘。

附带说一句，满堂的少男少女侍者们，蜂蜂拥拥，总是来请贾先生签名留念，令同行的我们，面色上都有些不好看，恨不得从此将这支秃笔扔了。

平凹在南方姑娘的旁边停下来，看她做画。

突然，平凹说，给你汗衫上写个字，行吧！

这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了。字在宣纸上，只有客人能看到，若写在衫子上，便可以随着我的走动，它也满世界招摇。

我说，在京召开《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时，穿上它。

我掏五元钱买了个汗衫，平凹开始在上面写起来。子良、争光、竹子一伙，在旁边起哄。那位被抢了生意的南方女孩，站在一旁抿着嘴笑。

平凹先在文化衫的正面写上《匈奴》二字，并画上图章，写完搁笔后，笔性已起，收煞不住，又央人将衫子翻过来，在背后写上下面一段话：

“癸酉岁四月与建群兄相见于长安。建群创作“最后一个匈奴’完毕，以示恭贺。吾字一幅千元，今送之，后代可世世还其利矣。不写了，因多写也是钱，平凹。”

写到最后，满场肃然，只平凹秃笔在动。

西安人好追名人。至写完时，围观者约半百之众。不时有人跳将出来，问贾先生可否记得他，更有人张罗纸笔，想就此留下墨宝。事因我起，事还得我毕。因此，我吆喝一声：吃饭了！然后将平凹从人群中拖出。

这是这件文化衫产生的经过。

记得当天晚上，有收藏家来访，出价一千，要买这件汗衫。我心里委实想卖，因为正囊中羞涩，有这笔钱，晚上就可以和杨争光以及西影那些背上背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小伙子们搬一阵方砖了。可是我没卖，主要是平凹当时在场，我面子上下不去。再就是张子良先生也在场，他见平凹的字竟然有人买，心中不悦。老师辈的张先生摇头晃脑地说：都是些墨疙瘩喲，还有人要，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北京座谈会时我没穿这件文化衫，因为天太冷，我怕穿了人家说我有病。9月底要去京签名售书，到时恐怕又穿不成了，因为天又冷了。不过8月8日在西安钟楼签名售书时，我穿了它，因此可以给平凹先生一个交代了。那天签名时，前面的人不算多，脊背后边倒见爬满了人，争看贾先生的字，害得我热得大汗淋漓，差点中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