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劳伦斯式的题材，在我心中珍藏了整整二十年。之所以没有将它写出，并非出于道德方面的顾虑，而是因了故事的两位主人公，还不适宜于公开披露的缘故。
男主人公叫于生金，他最初曾和我一样，是要塞的一名士兵，后来越入苏联境内，在莫斯科郊外克格勃的一个基地，接受特种训练后，成为一名克格勃特务。这以后，他曾多次潜入我境，进行间谍活动。边防军的机要机关，有一个红名单，一个黑名单，红名单上，是我们派往境外的特工，黑名单上，则是对方派入我境，或曾经派入我境并有可能再次偷渡的特工，这个名单属于高度秘密，而于生金，是黑名单上第一人。
女主人公是个美妇人，招展在那个孤寂的、布满死亡气氛的要塞上的一面旗帜。她和男主人公曾有过一段感情上的瓜葛，而这种情形，和她的要塞司令夫人的身份是明显地不相称的，因此这注定是一场悲剧。这大约正是造成于生金出走的原因。为尊者讳，为在我心中还残存着一份感情的这位夫人而讳，我可不能将她像安娜·卡列妮娜，像德瑞纳夫人，像查泰莱夫人一样，无遮无掩地端给世人，那样将会使她难堪，也会使我于心不安。
但是最近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一位风尘仆仆的前边防军少校推开我的家门，他带给我两个消息。一个消息说，于生金在不久以前的一次偷越国境中被打死，这样，黑名单已经将他划掉；第二个消息说，那位要塞司令的夫人患了肝癌，在经过长期的疾病折磨以后，也于不久前去世。
退役少校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在部队上，他正是那个掌握红名单和黑名单的人。少校说，他转业已经一年了，但是目前的行踪，还必须随时向有关方面汇报，他必须用三年的时间，将头脑中的那两个名单忘掉，才会完全成为一个自由人。他说得那么神秘而庄重，使我在一瞬间，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但是我至少明白，我的那个劳伦斯式的题材，它已经有可能面了。
世美妇人的名字，我始终不知道。不过她有一个妹妹，曾经到要塞来过，为她带过小孩，那姑娘叫侯雁东，据此，我们知道，要塞司令夫人的名字，很可能叫侯雁西，或者侯雁南、侯雁北什么的，不过，侯雁西的可能大一些。
这名字也与她的经历合拍。她是一九六四年的天津支边青年。文革中，她亲手制造了一个土炸弹，要炸掉敌对组织占据的一座楼房，那时她已经怀孕，因此这项任务，便由她的丈夫，一个同样是支边青年的小伙子去完成。小伙子在抱着炸药包，顺着地沟匐前进的时候，地沟里的一棵正在风中歌唱的小草，挂住了拉火环。丈夫在一声巨响中，飞上了天空。
这事发生在乌市。她从此成了寡妇。生下孩子以后，她曾经放荡过一阵子，后来她明白了，这条漂泊的小船，得找个可靠的港湾才对。这时，部队进工厂支左，她恋上了支左的首长。最后，中苏边界吃紧，首长调到要塞，担任司令，她成为随军家属。
她的脸蛋，她的肩膀，她的臀部，很丰满。那脸蛋，夏天是白的，羊脂玉一般的白，而在严寒的冬天，两颊上，则停着两朵红晕。我们这些大头兵，常常偷偷地议论她，有人猜度说，她每天晚上都要用牛奶洗一次澡。
她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通常的说法把那叫“气质”，但是，叫它“气味”，叫它“气息”，叫它“心灵感应术”，也许更妥帖一些。她走进那个房间，于是这个房间，便填满了一种温馨的气氛，让人觉得安宁而又安详，而当她抱着孩子，懒洋洋地，在那险峻而又苍凉、孤寂而又沉闷的要塞之上踱步的时候，于是便像有一轮母性的太阳，照耀在要塞上空。
老实说，只要她动一动嘴皮，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为她去死的。她是那么高贵和美丽。那时，中苏两国交恶，要塞也许会在某一个晚上，从地皮上消失，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地厮守在这里。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她是这座要塞的实际的统治者，精神上的统治者。
那时，我们怎么也没有料到，她会和那个貌不惊人的、腼腆木讷的勤务兵于生金搅和在一起。我们不了解女人，女人的天性中，有一种让我们琢磨不透，一种无法预测的东西，正像茨威格在他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所论证的那样：一个地位显赫的女人，可以只需要短短的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就能抛弃家庭、地位、荣誉，跟上另一个男人私奔，而不需要什么理由。
但是，另一部文学名著，也许为我们透露出了些许的端倪，这就是《红与黑》。高贵而又贤淑的德瑞纳市长夫人，最初，她仅仅是出于一种同情，一种女人的好奇心，一个一个人渴望了解另一个人的原因，去接近家庭教师、小木匠于连-索黑尔，结果，她陷入自己为自己编织的爱情漩涡中，从而不能自拔。且让我们宽容地认为，侯雁西和于生金，他们的最初，正是这样开始的。
那时候我们还是新兵。白雪皑皑的要塞里，扫出一片空地，我们正在早操。这时候，队列的对面，走来了一位女人。她的整个身体，被一件狐皮大衣，遮得严严的，脚下的黑马靴，“嗒嗒”地响着，头上，则戴了一顶哈萨克式的三耳皮帽，只露出红扑扑的一张粉脸。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女人，本身就是一件叫人诧异的事情，更何况这女人雍荣华贵、仪态万方。
我们全都在那一刻傻了眼，直愣愣地盯着她看。而那女人，毫不畏怯地迎着我们的目光，并且还在继续往前走着。我们脚下的正步，走乱了。值星排长冲那女人笑一笑，然后恼怒地喊了一声口令。这声口令是：“向后转——走！于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一百八十度转弯，将屁股给了这个女人。
于生金也是我们这拨兵。那天早晨，他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起床的哨音吹过以后，情急之中，他将裤子穿反了，口子开在了后边。队列中我们的目光只能平视，因此谁也没发
现这一点。但是当背对这个女人时，她发现了。她有些好笑，大约又有一些怜悯，因此，当值星排长打个立正，问她有什么事时，她说，给她派一个公差来，掏炉灰，说着，她指了指裤子穿反了的那位。
侯雁西并没有让于生金掏炉灰。炉灰她早就自己和上雪，掏干净了，她只是叫于生金站在火墙背后，把裤子换过来，然后归队。这以后不久，要从新兵中物色一个勤务兵，结果摊到了于生金的头上。
喜欢引经据典是我的毛病。我想，在侯雁西和于生金的接触中，一定发生过许多的事情。我之所以称这个题材为劳伦斯式的故事，是因为，在他们之间，一定有某种性的因素在内。但这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恰恰相反。在那个故事中，是一个男人帮助一个女人完成了她的性的成熟，而在我的这个故事中，那个怯懦的小兵，猥琐的小兵，他是在女人的教导下，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女人完成了男人。或者说，这个要塞的女人完成了我们这些男人。不同的是，我们仅仅是在精神方面，而于生金却付诸于实践。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当感激她。在那五年的苦役中，我们的身体器官，之所以没有发生毛病，从而能在离开要塞，回到内地以后，立即就能结婚生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像一面旗帜，在身边招展的缘故。但是我们幸运，没有走到那一步去，而于生金走得太远了，终于有了后来的下场。
这事后来东窗事发。于生金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背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怀里抱着一捆《参考消息》，叛离国界。那一天夜里，苏方境内，探照灯、照明弹、信号弹、曳光弹，打得天空像白昼一样。要塞紧急集合、点名，发觉勤务兵于生金不在了。
在紧接着的那个白雪皑皑的冬天，要塞司令偕他的夫人，调离了要塞。我们全体士兵，站在操场上，注目以礼，算是送行。一辆雪爬犁，旋风般地驶去了，要塞夫人的三耳皮帽，在旋风中一闪一闪。在这一瞬间，我们突然感到，这座位于阿尔泰山深处的要塞，这么孤寂和恐怖。我们甚至不能想象，怎么能四平八稳地在这里，生活这么长时间。惟一给我们一点安慰的，是她的卧室窗户的双层玻璃之间，那一盆月月红，还在鲜艳地开放着。她大约是有意地将这盆花，留给了冰天雪地中的我们。
前面说了，于生金的故事，已经有了他最后的结局。作为一名前边防军士兵，我的憎爱应当说是鲜明的。我当时就在班务会上，谴责了他背叛祖国的行为，我现在仍然谴责他。但是，对于这个劳伦斯式的故事，对于这个故事中的男主角，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不能不有一丝同情的感情。
当然，并不是同情真实故事中的他，而是同情已经与原故事大相径庭了的那个人物。就像《红与黑》是根据一个真实的谋杀案写成的，但是它和那个故事完全不同一样。诚实地说，我上面的叙述，也已经和原故事完全走样了。二十年毕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概念，真实和虚构，在我已经混淆不清。
二十年间，我常常怀念侯雁西，怀念那要塞的女人，那女人的要塞。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早操时，反穿裤子的是我，那事情又会变成怎么样了呢？但是我那天没有反穿裤子，或者说反穿裤子的不是我。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由不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