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连载（29）走进西安篇（三）

第二十九章 都市里的村庄

《都市里的村庄》是西影厂一部电影的名字，取材正是类似方新村、二府庄这些地方的事情。这地方城不城、乡不乡，农不农、商不商，在偌大的都市，超脱其外，委实是一个景致。前些年，这些地方在城市边缘，这些年，随着城市膨胀，已被一座又一座高楼，包在城市中心。闹中取静，仿佛一个又一个湖心岛。

这些人身份是农民，但已经没有了土地。要他们去做工，他们又不屑而为之。历届西安市政府都曾下过决心要将这些人农转非，转为城市户口，但都遭到这些人激烈的反对。据说，这一届西安市政府，已形成文，这一次要动真格的，一次大手术，消灭这些都市里的村庄。

不农不桑不工不商，这些人靠什么生存，回答是靠房租。当年卖土地的时候，各户都分得了不少的钱。中国的农民，有了钱后，一般有两个用场，一是盖房，二是娶媳妇。这些都市里的村庄，也不例外。四分地大小的宅院，年年盖房，院子盖满了，就往高处盖，成年累月下来，家家都有大大小小的一堆房，再申请个“私房出租户”的蓝牌子一挂，人人都成了房主了。

以方新村论，当地住户占百分之四十，外来房客占百分之六十。至于我居住的二府庄，房客的比例更大。老村这地方，被规划为西安最大的商场，搬迁在即，因此村子，傍着二府庄小区，盖了三栋楼，人全部搬进去，空出的老房，用以出租。

这些房客，五花八门，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毕业分配留城的大学生，有四处跑动做生意的商人，有农村来的黑包工头，还有一些是些身份不明的男人女人。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世、经历都是一场人生悲喜剧。将他们的故事串连起来，拍一部电视剧，肯定要胜过《七十二家房客》。

我见方新村、二府庄好些人家，都挂有一幅画。画上一匹被羁的马，欲扬蹄狂奔，又苦于为拴马桩所羁，作苦苦挣扎状。细问，方知道这里前些年，住过一个从河南来的残疾青年。这小伙，白天到附近的陕西国画院自费学画，晚上在街头卖羊肉串。如是三年后，终于学成，如今招聘到深圳一家杂志社去了。

大作家贾平凹，前些年也曾在这一带蛰居，作一普通房客，龙蟠虎踞，蓄久成势，终于有今天的一番天下。大画家王有政，腰里有钱，不屑于做房客，于是买下一个宅院，翻修成二层小楼，一只狼狗看家，于右任的“深宅藏灵根，高山养浩气”楹联，分列门楣左右。

类似这类有作为的房客，自然不多，社会本来就是由芸芸众生组成的。

大部分的房客，是做生意的人。今天赔了，哭一场，明天挣了，笑一场，赔赔挣挣，稀松平常。岁月无情，盈亏有数，既不叫这些人大挣，也不叫这些人大赔。不过有个包工头，赔了，赔得个一塌糊涂，于是丢下老婆孩子，猫起身子跑了。欠下了一屁股的房租，房主扣住老婆，一问，才发现这老婆不是包工头的老婆，孩子亦不是他的孩子。房主恼怒，于是站在院子里一声吆喝，叫各位房客，都到这房里来拿东西，看上什么拿什么。待到众人将这房中的东西放了“抢”，房主叫这孤儿寡母开路。

有时候，会有个把不检点的孤身女子，在这里租房住下，或做“卡拉妹”或公然领男人回家。对这一类事情，房主是忌讳的，一经发现，立即驱逐。有一女子，说来自西府农村，住下以后，今儿领个男人，明儿领个男人，嘴里胡乱编排，说是她的亲戚。一日，领了个胖乎乎的局长，又说是她的什么人，这次谎没有编好，因为这局长大家都认识，于是房主恼怒，众人响应，将这孤身女子轰走了。

这些顽强地孤立于城市之外的村庄，民风尚且淳朴，人们好恶分明，以上事情可以看到。严格地讲来，房主也罢，房客也罢，其实都是些城市中心的贫民百姓而已，我问过一个出租有十多间房(两千多平米)的房主的收入，他说每月二千元。在今天，这两千多元，维持一家的生计之外，也剩余不下多少。

我是一九九五年的七月三十一日，一辆大卡车拉了举家从延安迁入西安的。那时正逢西安大热。离开延安时，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南关街上，站了半街的人，为我送行。恍惚中，我感到，那像是我葬礼的一次彩排。我热泪盈眶，向这块我生活了四十年的土地告别。而后，便在西安北郊二府庄，一个叫“姑娘楼”的地方居住下来。叶落归根，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个好环境，我做了一回西安人；而做西安人，先从这块地方做起，从市井小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