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连载（33）走进西安篇（七）

第三十三章 大环境

文/高建群

房子的事情，还没有完。最近惠秦房地产公司，以每平方米一千三百八十元的价钱，出售商品房。这次有三居室。老婆又盯上了，想拿二居室，凑些钱，换成一个三居室。看来，穷折腾的日子还在后面哩，这里不说也罢。

我上班的单位是省文联。这里是全省文学艺术界的精华集萃之地，十几个协会，各式各样的人才，名义上都属这里管。衙门不可谓不大，却是清水衙门一个。上边每年财政拨款，仅够人头费而已。当然一些画家、书法家、表演艺术家，还是相当富有的，这叫“穷庙富和尚”。

文联成立十多年了，至今还没有办公地点，一大拨人，栖居在文化厅楼上。这事有些别扭，说起来也有些叫人伤感，好在上上下下都在努力，省长、副省长也都放了话了，叫物色地皮，尽快解决。可望不久后就会解决吧！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社会对艺术的重视程度。不敢奢想将来的艺术殿堂会如何辉煌庄严，起码，该让这些人有个窝吧！

我对头儿说，下次要钱，你开车来接我去，我学学冯欢，学学柳亚子，我站在省政府门口，大呼一声，“长铗归来乎，居无室”，以期引起重视。这是调侃，不提。

西安是大都市，周秦汉唐气派。古长安这个称谓，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那么粘地绞在了一起，而翻开全唐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等等句子，又让人漫步在掌故堆集的文明古城时，徒生一种历史感和沧桑感。

亏得有大禹的那一次治水，疏通渭河入黄处，才使这一片泽国，变成八百里沃野，才使这八百里沃野上，站起这座都城。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历史，谁知道又会怎么去写呢！

有一个新词儿叫“宽松”，行政上的行话。我居西安一年，感觉最深刻的正是这个词儿。若大个都市，像个蜂箱似的，工蜂、雄蜂、蜂王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各显其能，互不相扰，一切都以一种和谐的状态存在和滚动着，这正是一个社会大繁荣的前兆。

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很累，大家都有各自生存的艰难，但是，大家都活得很放松，这正是西安人的精神状态。

我想这种精神状态，主要来源于当前的民主政治。“文革”专制的结束，距今天已近二十年，二十年人的精神的发展，一步一步，时至今日，已形成这定势。二则，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对“官本位”的冲击。“官本位”是封建的东西，中国特产或者说东方特产，它遏制了社会发展那种蓬勃的生机，使人类精神萎缩，是每个人都以虚为实，不图贡献。

自然，较之北京，较之沿海地方，西安这座内陆城市，还显得守旧一些，但是总在发展，总在开放，这就是希望所在。社会在发展中，是以时间为代价的。

我说大家都生存得很艰难，这话是不是可以翻过来这样说，即“人人都有一种危机感”。这样说似乎更准确一点。做生意的，总在自找苦吃，希望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一点。大大小小的文人们，都瞅着象牙之塔的那个顶巅，渴望有好书为社会所接受，为出版社所接受，为书商所接受。当官的，则希望多干些实事，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当然都希望官做得大一些最好，但是欲望似乎并不太强烈，因为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很多，并不仅仅是仕途一条。

一言以蔽之，人人都想成为成功者，人人都自己给自己在找苦吃，这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是马克思说的。这话是真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是带来人们这些细微心理变化的杠杆。

因为“宽松”这个词儿，我喜欢这座城市，并向它敬礼！我是一个散淡的人，我在给梅绍静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其实都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是个体劳动的方式决定了他这一点。我大约不是一个好作家，但文人的那些懒毛病，都有。在一个宽松的气氛里写作，我才能写出东西。

做一个普通的西安市民，多好呀！你轻松愉快走在大街上，向你认识和不认识的每一个人微笑，你袋中的钱不必多，够打的就行，你的朋友也不必多，有三五个知己就行。漫步在这古迹四布的城市里，你有责任问自己：我为这文明，再增添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