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排是如何变成两个排甚至一个连的
文/高建群
见到了指导员。
见到了和平环境下的指导员。
他从一幢白色楼房的四楼向我们招手，这样我们走进了他家。三室一厅，住得还算宽敞，屋子里十分整洁。他和老伴已经在几个月前退休。我见到了嫂夫人，见到了他们的两个女儿。
我不知道是哪个女儿，当年看了我的那个白房子小说后，向指导员提问的。我没有问。
我打量着指导员，他也打量着我。偶然的时候，他的左腮帮的肌肉会猛烈地抽搐几下。这叫神经官能症，当年他站在队列前训话的时候，一谈到加强戒备，左腮帮的肌肉就会抽搐。
最初的时候双方都有些隔膜，有些害羞，都在小心翼翼地打量看对方，试探着对方。
我原来设想一见面的时候，也许会有热烈的拥抱，然后有拼命压抑住的一声男人的痛哭。但是没有，一切都很平静，平静的甚至有些异样。大家都在努力地从现在这个角色走入白房子角色，这需要时间。
我是1977年4月10日离开白房子的。算起来，我和指导员已经二十三年没有见面了。
记得临离开白房子的那一夜，我去上了最后的一班夜哨。下哨后，见连部里还亮着灯光，原来是指导员和我的几个就要复员的老乡在一起拉话。
如豆的煤油灯火苗照着指导员的脸，左半边脸上的肌肉在猛烈地抖动。他一改往日的出语谨慎，凄然地说“你们走了，好！离开这地方了！我还不能离开，打了几次报告上面都没有批。”
离开连部后，那一夜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夜无眠。看到那些傻乎乎的新兵们，就要顶替我们的岗位，看到指导员那张蜡黄色的时时抽搐的脸，我们的心里又一阵阵难受。
第二天早晨临离开时，白房子笼罩在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声中，我们哭得爬不上卡车，于是，新兵们在后边托着屁股，将我们推进车里。
当卡车扬起灰尘，在戈壁滩上走了很远以后，我还看见指导员领着又一茬的新兵，站在沙包子上向我们挥帽告别。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说，指导员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直接领导。
而指导员也在此刻说，我是他带过的最好的兵。
二十三年的时间形成的那种陌生感，是在酒桌上，在“伊力王”的帮助下打破的。
三杯烧酒下肚，借助酒力，我说了一句调侃的话。
我说，嫂夫人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八钢的一枝花，瞧现在已经徐娘半老了，那身段，那长相儿，还是经看。
八钢的办公室主任接过了我的话头。这顿饭是他请的。主任说，指导员当年来八钢支左，带来的是一个排，带走的是两个排，如果再迟走几天，就变成一个连了。
主任还年轻，他说的这话，是看了我在《中国转业军官》杂志上写的文章。我在那里一期一章，写过一组白房子人物，有指导员、连长、副指导员、副连长、储医生等等。主任说的那件事，就是我文章中说的。
那事不是我的创造，而是白房子时期这些大兵们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这话题一茬一茬的兵都要说。在那孤寂的边防站生活中，这个话题曾带给我们多少快乐呀！
指导员听了这话，脸色一红，赶快否认。他说他当年带一个排来，是严格执行政策的，只是后来到了边防站，找不下对象，才重新跑回八钢来找。
我追问道，那你是在支左时认识嫂夫人的，还是离开后经人介绍认识的。
指导员承认在八钢时就认识。
听了这话，我鼓掌一笑说，那这就对了，就等于承认这是事实了。
指导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话匣子就是这样打开的。我们就是这样走向那遥远的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