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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中篇小说：雕像（上）
2022-03-12 · 小说
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家中，百无聊赖。不久前，我刚刚举行了一次个人画展。画展在这个北方都市，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评论界认为，我的风格师承凡·高，我不属于现代，如果下述说法不算唐突的话，我属于十九世纪印象派的最后一个传人。我一向不重视评论界的说法，对于他们的歇斯底里式的时褒时贬，也采取一种漠然的态度，因为我透彻地知道，他们并非重视画家，而是重视自己的理论，他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画坛搜集种种现象的目的，是为了印证自己的理论，而并非出于对你的尊重和理解。我还知道，我有几位势头很不错的画家朋友，就是被他们的理论引导到套子里而不能自拔，从而过早地结束艺术生命的。现在，我百无聊赖。经验告诉我，这是一次创作高潮与一次创作高潮之间的过渡期，我应当静静地享受这一段安宁的时光才对。创作状况是一种幸福，平凡的生存也是一种幸福，而且很难说，哪种幸福更有意义。画展闭幕式上的溢美之词，那些鲜花与欢呼，已成恍惚昨日，留存下来的只是一种空虚。我不是凡·高，我永远不可能从世俗的土壤中拔脚而出，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也不允许我长时间地进入凡·高状态。顶多，我只是在每天三包香烟的刺激下，眼神出现暂时的疯狂，在短暂的一瞬间走近凡·高而己。正当我不着边际地思想时，有人敲门。这样，百无聊赖的时光结束了，我开始接手一项工作。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项工作需要我一段较长的时间和感情的历程；尤其没有想到，它使我接触到了一桩秘密。进来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一个穿着半旧的灰中山装，翻毛皮靴，一个穿着一套不甚合身的西装，脖子上扎着一条猩红色领带。他们的话语中有着浓重的鼻音，音色干涩而布满棱角，并且充下一种金风感。他们的脸上同样棱角分明，褐色的脸颊因为肌肉强健和缺乏水分，显出一种高仓健式的冷峻。两位来客的面部特征立即抓住了我。我想，这是一幅画的题材，画的标题我甚至也想好了，它叫《生活中突然的闯入者》。没容我细想，落座后，年长的一位说话了。他自我介绍说，他们来自陕北高原一座县城，在县里的城建部门工作，他们这次来某市，是专程来找我，希望我为他们那里完成一件事情。接着，两位客人以一种过于严肃的口吻，说出一位女人的名字，然后在中途打住，四只眼睛盯着我，等待我作出反应。我没有能够作出反应，这使我有些惭愧。因为我对陕北知之甚少，从课本上，从传统教育中，我只知道那是个光荣的圣地，它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家园。是的，每当陕北这个地名出现在我脑海时，便伴随着一种神圣与庄严的红色。作为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随时准备起立，向它脱帽致敬。然而，对于它的历史和今天，对于属于它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我确实知之甚少，因为我迟缓的脚步至今还没有叩击那块红色土地。我的反应令两位客人失望。他们本来准备等待我作出强烈反应的。这时，年长的解释说，这是一位女英雄，陕北大革命时期的红军指导员，她的传奇式的经历在陕北家喻户晓。她牺牲在一九三三年的农历年关，要不了多久，将是她的六十周年殉难日。他们作为这位女英雄的乡人，准备届时隆重地举行一次纪念活动，并且——局促不安的年轻人，这时接过了话头。他说，准备建立一座雕像，就树立在英维当年英勇就义的地方，而设计和作雕像需要一位专家。我不能不产生感动，感动他们从牛毛一样多的艺术家中选择了我这蹩脚的一位。然而，对于这种遵命艺术，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搞了，我担心自己完不成它，担心生机勃勃的创作激情会受到限制，担心我的向艺术纵深的跋涉会受到耽搁。因此，我提出了两条推辞的理由：一条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位女英雄，因此，很难立即进入创作状态，我缺少将真实人物变成艺术具象的准备过程；另一条是，我是个画家，雕塑不是我的专业，在这里，我还掰起指头，为他们推荐了几位罗丹的门徒。“就是你了！”他们说。这件雕像的设立以及制作者的确定，是经县委会决定的，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愿不愿意干的问题，而是我考虑在干的途中，有哪些困难，哪些条件，比如报酬之类，需要提出的问题。我被这句话逗笑了。但是看到两位客人严肃的面孔，我止住了笑声。同时，我又不能不受到感动，于是，我点点头，将这件事应承下来。随着我的应承，气氛立即缓和了。“你懂得雕塑的，××城的市雕，就是你设计的。一只公骆驼一只母骆驼一只仔骆驼，挤在一起，扬着脖子，站在城市的大路仰天嘶叫。”老者说。那位年轻人说，之所以选择我，还有一个原因，是首都一家报纸的一位女记者推荐我的。年轻人说出了那位女记者的名字，还多余地看了我一眼。我表示我不认识她。他们说，女记者是他们的乡人，设立雕像，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她父亲的建议。她将回到陕北来，协助我一道工作，充当我的助手。相信我会欢迎她的，因为她的手中握有一张女英雄的照片，这张照片还不曾面世，党史方面的专家费了许多心思，想得到它，但是都被女记者拒绝了，然而，为了雕像，她愿意将照片提供给我。“那是女英雄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年轻人强调说。谈话到了这个分上，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说对报酬我是不计较的，金钱会给我带来忧患。我只希望在县城的招待所里为我安排一张床，一个就餐的桌位，能为我尽可能多地收集一些关于兰贞子的资料，传说也行，传说有时候比资料更准确。未了，我请二位到门前的小饭馆就餐。席间，我迫不及待地谈起这位女英雄，希望他们能告诉我更多的故事，因为我明白，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雕像落成，这位突然闯进来的女英雄，便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了。年长的一位叫老高，年轻的一位叫小高。饭间，老高说，他与兰贞子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怎样的“一面之缘”啊！风已经从遥远的年代渐渐刮来了，带着积年的尘埃，撞击着我的胸口。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老高叙述。几杯酒下肚，他的脸成了红色。民国十八年，陕北大旱。毒辣辣的日头炙烤着高原，村头路旁到处饿殍横陈。饿疯了的人们，吃光了大地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后来“易子而食”。人吃人，狗吃狗，舅舅锅里煮外甥，丈人锅里熬女婿。”这些歌谣，说的就是民国十八年的事情。“我那时还在吃奶，大约也是被父母换给别家的吧！”老高阴沉地说。易子而食——人们不忍心吃自己的亲生儿女，于是有儿女的人家，互相交换，这样吃下去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了。记得有一种动物，生育之后，找不到食吃，于是吃掉自己刚刚产下的儿女。被饥饿折磨得发疯了的人们，也干起这种残忍的事情。苦难的陕北，有时候，就是这样维系人种不灭的。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人类生活图景啊！水已煮开。煮水用的是从路旁捡来的白骨。那也许是个新死的人，道旁的野狗，已经把骨头啃净了。当这家主人捡回白骨的时候，几只红着眼睛的野狗尾随而来，蹲在门口，舍不得这些骨头。这家主人捡起一把平日割草的镰刀，向狗扔去，如果能打中一只狗。有狗肉吃，这个婴儿就可以幸免了。但是狗很狡猾，当镰刀飞去时，狗群一下子蹿到了远处，继续蹲在那里吠着。这家的男人已经没有力气撵狗了，他强支起身子，往灶火里继续塞着骨头。姑且称呼他老高吧，要么，称呼他什么呢？此刻，老高被剥得精光，躺在锅里哭，他的哭声已经沙哑。他那时大约还不满周岁，所以虽然意识到了恐怖，但还是不明白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这家男人跪在地上，手里举着镰刀，在行将杀戮之前，他先向灶火爷谢罪，请它饶恕这一切。祈祷完毕后，他站起来，举着镰刀走向老高。“命苦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早死早托生。下一次托生，你找个大富大贵的人家，记住了吗？你千万别到陕北来！”老高停止了啼哭，他呆呆地望着这家男人，听他说话，两只眼睛扑腾扑腾直眨。这家男人看着老高的眼睛，也觉得害怕，下不去手，他觉得这是在造孽。他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坚决地举起了镰刀。这一迟疑救了老高。突然，门被踢开了，兰贞子平端着盒子枪，走了进来。她刚刚率领队伍，从南梁下来，救这一方水火之中的百姓来的。兰贞子一甩齐耳短发，讥笑着问：“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当啷”一声，这家男人的镰刀掉在了地上。“没有法子的事呀！”他蹲在地上，抱着头，呜呜地哭开了。兰贞子用枪向望瑶堡方向指了指，告诉他有粮食，在城里的粮行里，不过得自己去抢。说完，她把枪插进套子里，走到锅台跟前，抱起孩子，然后解开纽子，将孩子裹在自己的大襟里。她拍了拍孩子，突然掉下两行热泪来。“你是谁家的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说。老高的父母亲，已经把这家的孩子吃了。等到兰贞子赶到他家，只见夫妇二人抱成一团，坐在炕上哭。肚子虽然不像原先那么饿得难受了，但是现在堵得慌。女红军默默地把孩子放在炕上，看着他们。等到孩子伸着小手，向他们爬去时，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母亲赶紧挪过来，抱起孩子。老高说，这就是他和兰贞子的“一面之缘”，他的命，应该说是被兰贞子教的，他们方圆那一代人的命，也应该说是被兰贞子救的。他说，父亲幸亏死了，要不，他也许现在也不会原谅父亲的。不过，人既然已经死了，他该将他的牌位立在家中才对。老高还说，“易子而食”这种事情，在望瑶堡地面，屡有发生，你查一查县志，一部县志，其实是一部饥饿史和暴动史而已。几天以后，这一带的农民，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到城里去抢粮。老高的父亲，以及那家男人，都参加了抢粮的队伍。兰贞子率领她那支小小的红军，充当了这次行动的组织者。为了迷惑敌人，他们采取了“拜庙”的形式。陕北地面，每遇旱年，农民们便组织起来，由村上有号召力的人带领，到龙王庙去拜庙，希望他们的虔诚感动上苍，给这干涸的土地上，洒几星雨来。从田野上折了一支又细又高的杨柳杆，队伍就以这支杨柳杆打头。掌杆的就是兰贞子。她换了一身农民的装束，头上蒙着羊肚手巾，腰里缠着腰带，枪就在腰带里藏着。她的后边，是抬着龙王楼子的两位，一位是老高的父亲，另一位，就是我们曾经见过的那户人家的男人了。红军游击队的队员们也都换上了便衣，混在人群中。村上年节时闹社火的家什，现在也带上了，人们一边走，一边呐喊，一边击奏。在鼓乐的伴奏下，响彻川道的呐喊声，仿佛人们的哀嚎。队伍先在村头那座简陋的龙王庙前叩完头。然后抬着楼子，顺着川道，向望瑶堡方向拥去。川道里荡起一股黄尘。“你的良心——狗吃了！”后边黑压压的人群发一声喊，齐声应合，很明显，央告中除了祈求之外，还有一种对龙王爷的威胁之意。人们抬着楼子，一边跑一边颠，希望失职的龙王苏醒。在歌声与歌声的间隙，是反复出现的副歌。这副歌的歌词很简单。只有一句话：“龙王佬价——救万民！”遇到水流，队伍便停下来，黑压压的人群跪倒在地。领头的兰贞子将杨柳杆放平，蘸着河水，然后像巫神一样向田野上挥洒。队伍中会走出一位老者，从腰间取下一个瓦罐，装满河水，这瓦罐将来要献到龙王庙里去。后来，队伍来到了望瑶堡。他们旁若无人地一直走到城南的龙王庙，将瓦罐给龙王献上，将龙王楼子一把火烧尽，然后动身折回。实质性的事情在下一步，前边演的是假戏。但这一切却是假戏真做，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迷惑敌人，二也是为了给乡亲们壮胆，经过这一番折腾，大家都有些晕乎乎的了，人人感到自己魂灵附体，不可一世起来。在经过县政府大门时，兰贞子突然拔出枪，朝空中放了两响，大声叫道：“大家反了吧！”话音未落，独自闯进了大堂。军警站在那里，傻乎乎地抱着枪，他只当这是一场热闹。等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时，人群已经拥进了大堂。杀声震天价响。县老爷躲在公案桌底下，不敢出来。兰贞子一脚踢翻桌子，伸手抓住县长的衣领，然后用枪顶着他的额角，逼他下令。开仓赈灾。祈雨的队伍回来的时候，每人的背上都背了一袋粮食。兰贞子率游击队殿后。那户人家的男人太贪心了，他背了两袋，因此远远地落在了队伍后边。后来，清醒了的军警们赶来了，他们跟在队伍后边打冷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老高的父亲看到这种情景，就搁下自己的口袋，返回去救他。他觉得他欠人家的情。这时，又一颗子弹打来，老高的父亲也顿时脑浆迸出，趴在了那袋还没有尝到嘴的粮食上。这就是那次令四面八方震动的饥民事件，它的领导者是兰贞子。后来，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计算出她那一年才十五岁，刚刚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有了粮食，民国十八年这个大饥馑终于熬过来了，许多人间悲剧也避免了，当然遗憾的是，死了不少的人，老高的父亲，那家的那个男人，还有许多的人，不过这种死是为抗争而死的，所以它较之最初那些残忍的举动便多了几分豪迈色彩。遗憾的是兰贞子的父亲也在这次抢粮中死了，当黑压压的敌人尾随抢粮队伍，围住村子后，兰贞子觉得凭着自己的一点队伍和几支破枪，无法支撑局面，于是动员乡亲们疏散，跑到山上去，或者躲进崖洞。兰贞子的父亲兰铁匠没有能够逃脱，他被敌人抓了起来，并且吊死在龙王庙前那棵老魂树上。敌人走后，乡亲们重返故里，含着眼泪从树上解下兰铁匠，将他掩埋了。伤感的老高讲完了。他说，李画家，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热心雕像这件事的原因吧。我点点头。热心于某一项公共事业，除了共有的原因之外，其实，每件事还有它个人的原因的。我这时想起了那位女记者，我想，她的热心，也许也有她的个人的原因吧！吃罢饭，小高提出由他结账。我有些过意不去。小高说，账可以报销的，请我吃饭，也是他们的一项工作。菜碟里似乎还剩一些豆腐皮。趁小高结账的时候，老高从他的风尘仆仆的挎包里，掏出一卷纸。这些纸大约是他的儿子或者孙子上学期的作业本吧。我正琢磨着他做什么用，只见他细心地撕下一张纸来，摊在桌子上，用指头轻轻地拈起豆腐皮，包在纸里。“路上吃！”他对我说。当着我的面，他对他的举动有些害羞。两位客人告辞了，他们将重返高原，在那个叫望瑶堡的地方等我。至于我，我说，我将很快向美院领导请假，顺便安顿一下家务，然后前往陕北。当然，在省城的这一段时间，我还想到有关地方查阅一下兰贞子的资料。总之，请他们放心，我会很快去的。“兰贞子(1914一1933)，陕北大革命时期女英雄。寻找表情。寻找感觉。寻找每一个细节以便给地的动机以注脚。参考古希腊时期作品。在陕北人心目中，她无疑已被神圣化，他们把对大革命时代的怀恋之情凝聚在她身上，我没有把握。给我具象。”长途班车在中午时分盘上了高原。蓝天白云下，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向我簇拥而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在这块恶劣的和残酷的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着我们民族彪悍的和源远流长的一支。《西行漫记》的作者曾这样评价过这块地区：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他还形容那些拥拥挤挤、奇形怪状的黄色山峦，好像是疯神捏就的玩具，但同时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世界。当年，毛泽东从另一条自北方而进入高原的道路上，从担架上抬起他的略带忧郁的眼睛，第一眼看到的，也许正如我今天看到的一样，不过更荒凉，更贫困。他那时心理上也许已经有所准备，但是，触目所及的一切仍使他吃惊。他那时是不是预料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最辉煌的一页，将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展开？鬼使神差，历史选择了陕北，中国革命选择了陕北，将这里黄尘弥天的大地作为凝聚力量和东山再起的大本营。那时，兰贞子已经作古，但是，正是由于她和她的战友们的最初的揭竿而起，为中国革命将大本营放在陕北提供了可能性。按照党史资料上权威的评价，女英雄“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陕北红军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省城的那些天，我系统地翻阅了有关兰贞子的资料。我只能遗感地认为，我得到的只是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并非不感人，并非不重要，然而对于我来说，需要的是独特的个性的东西，即经典作家所反复强调的“这一个”。直到嗣后，当我与单家父女的接触中，当我在从事雕像的创作中，我才明白我的直觉是多么正确。对于兰贞子来说，她确实有“这一个”。但是现在，我仍然没有抓住我所力图抓住的东西。资料向我显示出的最有价值的，也许是兰贞子的一双大脚，和她的没有扎过耳朵眼的耳朵，然而这些可以成为造型语汇，但不能构成作品的灵魂。大脚在后来革命风行的时候，在《妇女放脚歌》唱红的时候，曾经成为一种时髦。但是在最初，革命影响还没有波及这里时，不愿缠脚这件事本身就表现了一个女孩子的性格。“傻丫头，你会嫁不出去的！”村里的女人们好心地说。“说不定，就因我这双大脚，男人们还争不精明哩！”兰贞子笑着回答。除了大脚，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她的耳朵。资料显示，兰贞子小的时候，拒绝像别的女孩那样扎耳朵眼。他们家没有男孩，因此作为长女的她，一直把自己当男孩看待，希望将来顶门立户。而她的父亲，在这些问题上，总是纵容女儿，总是站在女儿一边。在这块荒凉而偏僻的土地上，在窘迫的食不果腹的生存斗争中，脂粉气和女人气并不重要，循规蹈矩的礼数也并不重要。如果我是一个新潮艺术家，那么大脚和耳朵，已经为我提供了语汇。记得不可一世的毕加索，女性模特儿在他的眼中只剩下一堆零星的板块，一堆机件构制，而这其中，别的机件在艺术家的眼中已被省略、忽视或缩小变形，充斥整个画面的只是两个硕大无朋的乳房和肥大的臀部。那么，对于我来说，一双奇大无比的脚和一对天然的耳朵，便足以构成我的造型了。然而我不满足，我总觉得这种冷静的夸张和变形，总有一天会被视为艺术的异端。活生生的事物被冷冰冰地阉割和肢解，这本身就是对大自然神奇造化的一种亵读。我有太多的热情和想象，也许只有凡·高那种血腥般的紫红和灿烂炫目的金黄，那种在热情的疯狂燃烧下窥测到的大自然的精悍之美，才适合于我，才适合于这个命题。那座位于高原腹心的革命城，已经成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街道整洁，楼房林立。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成对峙状鼎立，延河和南河在这里交汇，然后合成一股，奔向东川。长途班车在进入延安市区时，正是黄昏，首先眏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楼房的轮廓，屹立于宝塔山的宝塔，宛如一个过去年代的高高桅杆，半隐半现在暮霭中和城市升腾的烟雾里。延河已不像电影里或革命回忆录中所见到的那样清冽和宽阔，水流有些浑浊和瘦小，河床也被水拉得很低。这当然不是被人们戏谑地认为“诗人舀干延河水”的缘故，而是气候的原因，加之延河上方的沟沟岔岔，修了许多的堤坝。入夜，我来到华灯初放的延河大桥上，在那里久久流连和徜徉。延河像一条明亮的闪闪发光的带子，自远方流来，在宝塔底下折个弯，又向远方奔去。各式各样的灯盏倒映在水里，给人一种缥缥缈缈的美妙感觉。河流浑浊与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关于这条河流的所有的光荣与斗争，幸福与憧憬，愉快和不愉快，过来人的狂热的回顾与新潮人物尖刻的评判，这些在此一刻都化为虚无。它平静得就像所有不带感情色彩的河流一样，毫不理睬两岸的喧嚣，不舍昼夜地走着自己命定的里程。当我在桥头徜徉的时候，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也在桥头徜徉。我盯着他看了几眼，他也看了一眼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正是单猛，那位女记者的父亲，雕像的倡导者，我们擦肩而过，不过几天后，我们还会遇上的。我认为在延安多逗留几天是值得的。在居住的几天里，我用几乎全部的时间，来考察革命纪念地。我从旅馆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满世界地走，但是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是无法将这些陈迹都拾到眼里的，因为在这座红色首府里，俯拾皆是陈迹。一孔普通的窑洞，窑洞里住着户普通的人家，你到窑里讨口水喝，顺便刨根问底，问这窑洞，延安时期是做什么用的。主人回答说，他是后来移民来到这里的，前几年，有个叫杨植霖的来过，说这里当年是中共党校的一个什么分部，他在这里上过学。这个杨植霖写过一本关于王若飞的书。他说，那时，他的左边住的是丁玲，右边住的是×X,等等。你游览如今已经变成公园的宝塔山，在山的左首几百米处的荒山野坡上，大地隆起一个土包。这是推的纹墓？割草的孩子告诉你，死者是《松花江上》的作者，他的光荣的名字叫张寒晖，柯种平的“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说的就是当年的那场葬礼。前几年，来了一位神经兮兮的老女人，她在这架山坡上寻呀寻，手里攥着何仲平的诗，身后跟着几个当年拾过棺材的人，他们在山坡上转悠了很久，最后确定，张寒晖的墓就是这个土包。在清凉山，细细的羊肠小道旁边有三座塌陷的坟墓。这也许是周恩来的三个卫士，周恩来劳山遇险时的牺牲者，据说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回到延安，流着热泪说，拜托你们了，寻找一下这三个烈士的坟墓吧，不是他们冒死相救，今天就不会有我周恩来了，据说这卫士中有一个人那天恰好装有周恩来的名片，土匪武装击毙他后，从身上搜出名片，以为周恩来已死无疑，于是中止了追击，从而周恩来得以从灌木丛中逃脱。周恩来如今已没有能力追究此事，因此这三座荒坟便依然荒落在那里。其实，这种默默无闻的归宿也许更适宜于这三个默默无闻的人！当然，这三座塌陷物也许不是坟基，或者是坟墓，但不是那三名卫士的坟墓，一样的累累白骨，谁能辨认清楚呢？在延安的日子，我以主要的精力，考察了凤凰山麓、枣园、杨家岭、王家坪这些领袖们居住的地方，以及桥儿沟那座双尖顶教堂。凤凰山麓是一座静静的小院，院子里朝东坐西，几孔简陋的石砌窑洞。枣园则是一座像样的庄园式村落了。据说红军进驻延安，地主闻风而逃，这里的空窑洞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居住过的窑洞前，一树丁香，虽说已过了花季，但枝叶尚繁茂，一副郁郁葱葱的样子。窑洞里的陈设也是简陋到了极点，一张木床，几把简陋的硬木长椅，一张很大的桌子，一把藤椅。桌子上有笔墨纸砚，有一盏带玻璃罩的旧油灯，一根生铁条。讲解员说，这铁条叫“镇纸”，是当时的八一铁厂用投产的第一炉铁水浇俦的。站在枣园这架陕北高原普通的山坡上，眼观眼前滔滔而过的延河，想到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革命，以及金碧辉煌的共和国的建立，曾经在这里完成它决定性的一页，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杨家岭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山沟，中国革命同样在这里留下了雪泥鸿爪。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七大会场——那个仍被如今的建筑学家称为奇迹的飞机楼。还有杨家岭下边，小溪旁，那块毛泽东曾经耕种过的土地。我累了，我坐在山腰间平台上休息，结果我发现，这里仍然是个陈迹。旁边立着的红牌告诉我。这是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个著名谈话。我就在毛泽东当年坐过的那条石凳上。想到伟人们在这块无产阶级革命圣地的的业绩，想到萧条异代不同时，给这块平凡的土地带来光荣的显赫人物已纷纷谢世，独有我这渺小的踏访者，在这里游荡，辨认着雪泥鸿爪；想到大诗人拜伦的悲凉歌声“伟人啊，请注视你的身后”这模棱两可的话，我感慨万千。正当我惴惴不安地坐在这条石凳上时，我看到了不远处那位老者。他正是我在延河大桥上碰到的那位。老者拄着根拐杖，怅怅地站在那里。“像我一样，这也是一位梦游者”，我想。山沟里有徐徐的小风，我倒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老者承受不了了。我听见他咳嗽了几声。有鼻涕流出来。老者在咳嗽完后，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将拐杖交到另一只手里，空出这只手，在口袋里摸索起来。他是在摸手帕。当手在颤巍巍地摸索时，手帕的一个角已经露出了口袋。但是，当老者将手帕往出提时，一定是他的手关节不灵便了，只见那张手帕掉在了地下。捡起一张手帕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对这个老者却并不简单。他思考了一下，把手杖重新换给这只手。然后两只手同时拄着拐杖，腿开始蜷曲，他试图跪蹴下来，捡起这张手帕。蜷曲的程度不够，上身也没有能够弯曲，因此，尝试了几次，老者失败了。他举起头来，向四边张望着。我看见了像一条细细的线儿掉下来的鼻涕。我猜度出老者是希望有人帮助他，同时我也埋怨起这个不知名的老者的家人，他们也太粗心，让这个谁知道有多少岁了的人在这里一个人行走。我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帮助他。我甚至觉得自己站起得太晚了。可是，正当我的手就要落地，捡着手帕的时候，手被一根拐杖挡住了。我缩回了手，站直身子。我脸红了。我生平遇见过许多令人尴尬的事，但像这样的尴尬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应该硬着头皮干下去。我自我解嘲地说：“举手之劳！举手之劳而已！”然后第二次俯下身子，去捡手帕。这次，手杖没有挡我，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挡了一下。为了怕引起误会，捡起手帕后，我立即递给了他，然后，搀着老者，坐到红木牌下边来。我明白了老者这是在强调自己的身份，便宽容地笑了笑。老者坐在了我刚才坐过，也就是当年毛泽东坐过的那条石凳上，而我，就只好坐在他的对面，也就是当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坐过的石凳上了。我预感到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但是，我绝对没想到，他就是单猛。本来，按照安排。他应该在最后，雕像落成典礼上露面的，谁知，为了落实建造雕像的款项事宜，他提前来陕北走了一遭，而且恰好与我在这里相遇。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就是单老。我掏出烟来，为自己叼上一支，然后请他抽烟。他摆摆手。于是我为自己点着了。抽烟的当中，他突然又摆起手来，我怔了半天，才明白他是要我将烟掐灭。“风从你那面往过吹！”他用手指了指头顶，说。我有些不愿意，但还是把烟扔掉了，又踩上一脚。关于烟的问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我们开始拉话时，单老突然伸出手，向我要烟抽。“秘书不在！”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失之交臂。在经过一段艰难的试探后，我知道了他就是单老，而他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将要为兰贞子制作雕像的人。能走到这个地方来的人，总还有许多共同点的。一拉起兰贞子，话题突然变得热烈起来。而我也同时发现，单老暗淡的眼神开始渐渐有了光彩，思维变得敏锐，他的举动，也不像刚才捡手帕时那样龙钟老态了。秘书恰恰在这时候赶来。刚才他是在和旧居的讲解员说笑。讲解员是当年北京来的插队知青，他们在认老乡。我们约好晚上再谈。是单老主动提出的。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盯着单老手中正在燃烧的香烟，我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谈时我需要抽烟。我说我的烟瘾，连外国人也知道。有个日本记者，采访我后回去发了篇专访。我不认识日语，请教了别人半天，才知道那位记者写道：李先生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谈话时一直不停地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