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年前，在渭河边的一农舍里，一个做过童养媳的女人生下我。前几天，有人要给我算卦，问我的生辰八字，于是我打电话问母亲。母亲说，是麻糊黑的时候生的。电话中我还顺便问母亲，生我时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异象出现，比如孙猴子出世时，正午睡的玉皇大帝突然间打几个冷战。母亲笑着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平常日子而已！她记忆中只有一件，那就是她疼了一回！
母亲是童养媳。当年黄河花园口决口，难民像蝗虫一样四散而逃。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常说起逃难路上的事情。她说，在一些路口，常常架着一长溜大铁锅，铁锅里熬着被称为“舍饭”的玉米粥，这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每个逃难者只要伸出碗来，便可以得到一碗稀粥。她还说，在渭河渡口的一个地方，一个逃难的小姑娘饿极了，这时路边恰好有个人拿着一块馍，边吃边走小姑娘见了，眼睛一亮，跑过去，一跳，抢过那块馍，然后扭头就跑。大人在后边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小女孩见路边有一摊牛粪，急中生智，将馍馍塞进了牛粪里，又用脚踩了两踩。大人走过来，蹲在牛粪跟前，瞅了一阵，叹口气，走了。女孩见大人走远了，从牛粪中刨出馍馍用袖子擦了擦，吃起来。苦命的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长期以来我一直疑心，那个逃荒路上的女孩子，正是后来我的母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我出生不久那阵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陕北一家报社担任领导的父亲，从城里寄回一纸休书，认为童养媳制度是封建的东西，自己作为一个公家人，要带头和这封建包办婚姻决裂。休书寄到高村，爷爷念罢，刚强的母亲这时候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回了河南。黄泛区的扶沟老家，母亲依旧是举目无亲，住过一些日子后，母亲突然觉得，她还应当回到高村来。于是抱着我，重返高村。
高村现在的老年人，还常常给我说起这事，说我回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到高村以后，已经能扶着炕沿，颤悠悠地走了。还说经过中原文化熏陶的我，身上穿着花格子粗布做的棉衣，嘴里咿咿呀呀，会说几句河南话。而母亲记着的，则是发生在河南开往陕西的火车上的一件事情。
母亲说，车到灵宝的时候，我喊叫饿。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托给邻座的一个人照看，自己跑下火车去买饼子。母亲不识字，加上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上车以后，随着列车隆隆开动，母亲再也找不着我了。她发疯似的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窜，后来实在找不着了，就站在那里哭起来。“我那时候认为，我是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一定是叫人贩子领走了！”母亲现在还常常这样说。那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哭声，我跑过来扑进她的怀里。母亲紧紧地抱住我，用她的满是眼泪的脸贴紧我的脸颊。
高村的那件休妻案后来以喜剧的形式收场。白胡子爷爷是乡间秀才，传统道德的坚定不移的卫道士。一直不动声色的他，这时候发起雷霆之怒，他领着母亲，母亲则抱着我，北上陕北。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爷爷用鞭子抽了父亲一顿，又罚父亲跪了一夜，直到父亲收回休书，写下保证，这样，爷爷才将我们娘们留在陕北，自己独自返回高村。嗣后，母亲在报社印刷厂当了工人，我则被上班的父母用一根绳子拴在家里，一天天长大。我们家住在延安万佛洞下面的一个小佛洞里，系着我的绳子的另一头，捆在一个佛脚上。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见过一群石匠和囚犯修筑延安大桥时的情景。锤子叮当有声，石工们唱着凄凉的歌声，这狄更斯式的情节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是一个好人，一个性烈如火的人，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一个仕途上饱经坎坷的人。他死于一九九二年，死于古历的二月二。他属龙。民谚中有“二月二，龙拾头”一说，但是没有敖到中午十二点，他在十一点半的时候就死了。人们说，如果熬过十二点，他就不会死了。但是他没有熬到。父母的婚姻，让我来评价，我认为总的来说还是美满的。少年夫妻老来伴，随着老境渐来，随着父亲历次运动的挨整，他们互相依存，互相搀扶着走完最后的路程。父亲死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运回高村。乡间公墓上有一个坟堆，那是父亲的。一墓两穴，一个穴位，父亲正在里面安眠，另一个空穴，是给尚且健在的母亲留着的。
母亲属鸡，生于古历的十一月。中国民间认为生在十一月的鸡是“败月”生的。有“正蛇二鼠三牛头，四月虎，满山吼，五月兔，顺地溜，六月狗，墙根走，七猪八马九羊头，十月猴，满街游，十一月鸡儿架上愁，十二月老龙不拾头”一说。我不想念这些，我诅咒这种无聊的说法。
如今，她仍在陕西居住，和我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去年接她来西安住，她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她说住不惯楼房。我自个想，她恐怕是担心死在西安后会被火化。但是我还是想把她接来，尽尽我的孝心。我不久后就会分到一间大房子，到时候，专门辟出一间，接我的苦命母亲来住吧！
买一张火车票，我到小城去看母亲。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我什么时间有了空闲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陪母亲住一段时间，吃她做的饭，跟她拉家常，捧起一本书读给她听。这文章写了几年了，可是我始终是一个忙人，无福脱身。前几天，站在城市的阳台上，怅然地望着北方，我突然明白了，忙碌的人生是永远不会有空闲的。你要去看母亲，你就把手头的所有事撂下，硬着心肠走，你走的这一段时间就叫“空闲”。这样，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小城。
卧铺票没有了，我于是买了张硬座票。我对自己说，等上了火车再补。可是上火车以后，我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列车员两句，并没有认真去补。这时候我明白了，买票的时候，我是在欺骗自己：我是生怕自己突然改变了主意，于是先把票买上，叫自己再不能回头，至于到时候补不补票，我并没有认真去想。
火车轰隆轰隆地开着，开往山里。这条单行线的终点站就是小城。母亲就在小城居住。火车要运行一个夜晚，从晚上到早晨。火车要穿过一百〇八个山洞，这是这条支线当年修通后，我第一次经过时，一个个数的。我坐在火车上，毫无倦意，脸上挂着一种善良的微笑。因为这是看母亲，因为在铁路线的另一头，有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等着我。
陶渊明是在四十一岁头上，写出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的。神州大地，何处是这桃花源？历朝历代，都有人在做琐碎考证。然而，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在将这篇奇文输入电脑程序，一番研究之后，却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这结论说，这桃花源说的是母体，这《桃花源记》表现了一种人类渴望回归母体的愿望。当人类在这个为饥饿而忧、为寒冷而忧、为无尽的烦恼而忧的世界上进行着生存斗争时，他有一天会问自己，在自己的一生中，曾经有过那无忧无虑阳光明媚的时光吗？后来他说，有的，那是在娘肚子那十月怀胎的日子。
坐在火车上，在我的善良的微笑中，我突然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些事。我的微笑很像母亲。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在小城的街道上行走时，一位同事立即认出我们是母子，“你们有一样的微笑”，他说。此刻我想，当母亲在十月怀胎的日子里，她的脸上也一定时时挂着我此刻的这种微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剖析过雨中的洋芋花微笑的原因，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这是一种母癔行为。洋芋花在微笑的同时，它的根部开始坐下果实。
我时年四十六岁，比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大五岁。我也是从四十岁头上，突然开始恋家的。是不是人步入这个年龄段以后，都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我这里说的“这种想法”，直白一点说，就是渴望回归母体，渴望在那里获得片刻的安宁，渴望在那里歇一歇自己旅程疲惫的身子，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不光我不知道，我想当年陶渊明写他的《桃花源记》时，大约也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中，会有那么古怪的想法的。
在经过十个小时的乏味旅程，在穿过一百〇八个洞之后，火车终于一声长鸣，到达了小城。出站后，我迅速地搭乘一辆出租车，向母亲居住的地方飞驰而去。后来，我来到家门口，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有几位邻居的老太婆，站在家门口等我。邻居的老太婆对我说，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天不明，她就在门口等我了。
母亲是河南扶沟人，黄河花园口决口的遭灾者，遭灾后他们全家随难民逃到陕西的黄龙山。后来，他们全家死于克山病，只母亲一个侥幸逃脱。逃脱后，七岁的她给父亲当了童养媳。我母亲十四岁时完婚，十六岁时生下我的姐姐，十八岁时生下我，二十岁时生下我的弟弟。我的父亲于七年前去世，如今这家中，只母亲一个人居住。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母亲了，在母亲的家中，我幸福地生活了一个星期。我说我有胆结石，一个江湖医生说，多吃猪蹄，可以稀释胆汁，排泄积石，我这话是随意说的。谁知母亲听了，悄悄地跑到市场，买了五个猪蹄，每天早晨我还睡觉时，母亲就热好一个，我一睁开眼睛，她就将猪蹄端到我跟前。母亲养了许多花，花盆摆了半个院子。这花盆里还长着些朝天椒。我说，这朝天椒如果和青西红柿切在一起，又辣又酸肯定好吃。这句话刚一说完，母亲又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青西红柿，从此我每顿饭的桌上，都有这么一小碟生菜。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收敛自己的种种人生欲望，坐在家里陪着母亲。小城的朋友们听说我回来了，纷纷请我吃饭，我说饶了我吧，这次回来只有一件事，就是陪母亲。
母亲不识字。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有天，我有了余暇，我要坐在母亲跟前，将那些世界上最好的书读给她听，我说，那时候我读的第一篇小说，也许是普希金的《驿站长》。现在，我这样做了，《驿站长》中那个二百年前的俄国人的悲剧命运，此刻成为这对小城母与子之间的话题。
一个星期到了，我得走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俗务在等着我。听说我去买票，母亲的神色立即黯淡下来。她下意识地拽住我的衣角。这一拽，令我想起《西游记》中的白龙马眼里含着哀求，用嘴噙住猪八戒衣襟时的情景。我对母亲说，等我的大房子分下以后，她来我那里住。母亲含糊地应了一句。
我还说，父亲已经去世，脚下纵有千条路，但没有一条能通向那里，因此我纵然有心，也是无法去探望的；不过母亲还健在，我是会时时记着她，时时探望的。
“热爱母亲吧，这是一个失去母亲三十年的人在对你说话！”这段话，是一个叫卡里姆的苏联作家在他的《漫长漫长的童年》中说过的话。此刻，在我就要离开小城的时候，这段话像风一样突然飘入我的记忆之中。由这句话延伸开去，最后我想说的是，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也有母亲，那么你不妨抽暇去看一看，世界并不因你离开位置的这段日子而乱了秩序，而你会发现，这段日子里你做了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母亲出生于鸡年十一月。
母亲生于鸡年，又是十一月，正应了“十一月鸡儿架上愁”一句，所以人说她是“犯月”出生的，一生都会命苦。
自我出世后，便没有见过外祖父外祖母，后来在填履历表时，遇到姨姨舅舅这一栏目，也颇为踌躇。问起母亲，母亲说：都殁了！这么些家庭成员都去世了，而母亲能够安然健在，并且成为我的母亲，光这一点，母亲也算命大了。
我能记事，第一件事便是母亲。那一次，大约是我三岁的时候，母亲正抱一根擀杖，在堂屋踢踢踏踏擀面。我抱起母亲一条腿，让她为我搔痒。我的吵闹影响了她的工作，也许当时一家人正等着用饭，所以母亲火了，一抬脚，将我踢到院子中间。没等我哭出声，正拉风匣的奶奶，便一拾身站起，抽出擀面杖，打起母亲来。嘴里念叨着：“你敢欺侮我们家的小孙子，你忘了你是怎样踏进这个家门的！”
母亲呆若木鸡，站在那里并不躲避，直到奶奶气出完了，手打酸了，才伸手接过落在屁股上的擀杖，调转过来，弯腰又擀。
母亲怎样踏进我们家门的，后来，我影影绰绰听奶奶说，有一块十分险恶的地方，人称黄龙山，从那里经过，轻者一场疾病，重者留下性命。有一年，两个逃荒之家，恰好在此相遇。一家全部吐黄水死了，只留下一个小女孩，于是，死者在弥留之际，将这女孩托给另一家，做了童养媳。这家男孩有三，老大已经婚娶，老二长这女孩四岁，老三小这女孩一岁，这样，女孩便属老二了。
这家虽然败落，但规矩极重。小女孩来到家中，少不得看人眉高眼低，先做童养媳，继做正式媳妇，再后来，便成为我的母亲。
俗话说，十年的媳妇熬成婆，我的奶奶就是受尽磨难而成为婆婆的，算起来，母亲过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她也该享几天发号施令的日子，没想到，世事比规矩变化得还快，而今，她倒是也有了儿子媳妇，却在进步了的城里人面前，只配作个保姆的角色。
由于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曾三次成为城市居民，又三次回到农村。一次当是一九五八年，那时号召干部家属回乡大炼钢铁，父亲带头响应，为此还被评为模范党员。第二次，就是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了。这第三，是在一九六九年，当时邻近的甘肃，有几户城市居民，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口号一出，四方响应，母亲也就糊里糊涂地被送到了农村。
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又回到了城里。她怯生生地微笑着，像一只受惊的雀儿，歇息在城市的屋檐下。她拖着疾病之躯，做饭，洗衣，买菜，带孩子，一刻不闲，就连睡觉也担负着搂孩子的任务。
她在“大跃进”的年月，淘铁沙掉进了冰河，自此以后，便有一股凉气在身上作祟，一会儿窜至腰部，一会儿窜至膝关节，一会儿又窜上肘部。有一次，凉气久久地停在肩部了，整个左肩，凉气逼人，不能抬动。所有的医生都说，她的左臂没有指望了。母亲靠终日不停地劳作，终于使这只胳膊活动了，直至现在运动有如常人。
父亲一生为官，老来受官所累。这事给母亲以很大刺激。我们中，倘有谁负责一个什么职，或者单独干一项工作，母亲总是又惊又怕，她再三提醒，怕我们又遭什么人的暗算。我们笑着，去年的皇历不能再翻了。母亲摇摇头，将信将疑。
这也许怪母亲不识字，所以看门外的世界，一片懵懂。她少年没有念书的机会，等到成年以后，经过几次扫盲班，却仍不识一个大字，学过就忘，令人不能理解。
这个属鸡的十一月出生的生命已届衰老，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先是为丈夫，后来为丈夫和儿子孙子，奉献出全部精力的疲惫不堪的老女人，将在异乡他地挨完生命最后的时光。她的两只劳动者的手，粗糙有如鸡爪，她也确实像鸡一样，用俩爪子刨食吃，为自己，为别人，刨了一生。
有一日，吃饭的时候，大家吵吵嚷嚷，话题转到了一位逝世不久的女领导身上，谈这个女人的美貌和魅力，谈她们姊妹三人传奇般的生涯，谈她死后，不愿和当过大总统的丈夫葬在一起，却要回到娘家，葬入祖坟，像小时候一样，静静地睡在父母脚下。
正说着，突然厨房里啜泣有声，原来是母亲在哭。她掩饰说，煤气太呛人了，比不得乡下的灶火。
一时间我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明白我们的话题引起了她的心事。
我们对母亲关心得太少了，甚至忽视了这个人的存在。其实，她也有她的思想，她的痛苦，她的自尊心，她的回忆和怀念的圈子，只是她不愿意把这些抖出来，去打搅别人罢了。
我是长子，责无旁贷，我要到那神秘之地，代母亲去祭奠亡灵了。我将在那里遇到许多母亲这样的人物。我将以“黄龙山苍生图”为总题，描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