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的句号划过。这是1992年6月13日的早晨。当时我的脸色灰白，头上的虚汗直冒，脑子像要爆炸了一样疼。我担心晕倒，从桌子上挪到床上，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才感觉到好了一点。
接着，我又爬起来，开始写信封。第一个信封写错了，或者字没有写好，于是我又另抽了个信封，又开始写。写好以后，就把稿子装了进去，然后抱着稿子，扶着楼梯，到了院子。
年轻的编辑奥秘坐在政文部的办公室里。我央他找了些尼龙绳，将手稿捆好。然后，由他扶着我，来到邮局。
邮寄的过程是奥秘办理的。这时，我坐在邮局的木条椅上喘息。我觉得应该给出版社再发一个电报。烟盒里还有两根烟，我给奥秘了一根，我抽一根，然后再烟盒上拟好了电文。
电文是这样的：“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全国文联大厦作家出版社朱衍青女士：《最后一个匈奴》已寄出，请查收。中国文学界将要有一件大事发生了。我是不可战胜的。好人万岁！”
电报发出后，我让奥秘先走，他还要上班。然后我慢慢地，手扶着墙壁，穿过街道，到报社四楼我的居室。
看见那张我写作《最后一个匈奴》的桌子时，我又一次扑爬了上去。我伸出手，满桌子摸笔。“我的笔哪里去了？”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好久，我才明白，长篇已经写完，笔已经被收拾起了。我趴在桌子上，哭起来。
我想应该到家里转一转，看一看父母了。于是又重新下楼，来到市场沟家里。橱柜上放着父亲的遗像，这时我才突然明白，在我写作的途中，父亲已经去世。我默默地擦着火柴，为他点上一炷香。
这时我又回到四楼我的居室。我想我应当给单位打个电话了。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我已经丢弃得太久了。可是，当我拿起电话，拨通以后，我又立即将电话挂了。因为我突然想起了，我的职务，已经在写作长篇这段日子，被人取代，我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问单位的事了。
我点燃一支烟，抽起来。我默默地拉开抽斗，拣出我在写作的这一段日子里，掉下的三颗牙齿。我把它们凑在一块，仔细地瞧着。我想扔掉它们，可是又舍不得，它们毕竟曾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连那些牙垢，也让我爱怜。阿赫玛拉娃赞美祖国的泥土，她说它是沃野，是乡间泥泞的道路，是香包里的香灰，是指甲缝里的一丝垢甲，而我此刻想说，它还包括我的牙垢。我又将牙齿如数地放回抽斗里。
我又开始像一个盲人一样，在桌上摸起了笔，好一阵子，我才明白自己是在做什么。
我想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我明白，如果不赶快睡一觉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像一架失控了的航天器一样疯狂地运行，现在，这架航天器依然处在失控状态。
我给北京的朱衍青女士挂了长途，我说，我想自杀！朱老师说，你说什么傻话呢！你现在应该找个地方去转一转，改变一下环境。这样，我给一位朋友张万仁打了电话，继尔。张又给志丹的副县长挂了电话。
第二天，这位叫贾印的副县长将我接到志丹，过旦八寨过永宁山，登上子午岭山脉，在陕甘边界处一个叫麻台的林场住了几天。
我在那个夏天的时候还要穿棉衣，安静得掉下一个针也能听见的地方，睡了三天。当我重新回到城市，回到我的居室时，我发觉我已经可以微笑了。尽管笑得很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