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主角叫臧若华，一个在延安地区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这一幕出现在1979年4月，陕西作家协会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创作会上。
那时我刚从中苏边界一个边防站退役后不久，一身摘去了标志的“二尺五”，穿在身上。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被她的出现惊呆了。事至今日，当回想起这一幕时，理智告诉我，这一切里面，也许有我主观的成份，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丽无暇。是的，曾经有五年的时间，我在荒凉的白房子荷枪站岗，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女人，我对人类的这一半已经陌生到恐惧的地步，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将我的五年的想象一股脑儿加给这个女人。
我当时那么卑微，渺小，怯弱，像一只胆小的老鼠一样躲在一个角落，只是偶然用惊恐的目光瞥一下会场，并且在侃侃而谈的她的马一样的面孔上停驻片刻。她自我介绍说，她来自延安。这就是说，我们来自同一个地区。
从开会的地方到吃饭的地方，有一千米的街道。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我只独自在街道上孤零零地走着。突然，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是她。“我的手很大！”她说。是的，确实很大，记得后来我曾和她比过一次手，结果整整大我半截指关节。
我迈着骑兵的罗圈腿蹒跚地走着。她和我相跟着。我当时的窘态你是可以相见的。我在女性面前总是腼腆，而面对一个美丽的女性简直就像经受一场精神灾难。我的一颗心跳得多么猛烈呀！我既恐惧，又有一种穿透心灵的幸福感。我生怕她突然离我而去，那么我一定会像一个红绿灯前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突然掉下泪来。
她将她的光辉照亮了我这三天的过程。世界上有的是有情的男人，尤其在作家队伍中。可是，三天来，她总是与我一路同行。你能想象当一街两行的目光向我扫来时，我在那一瞬间的幸福感。女人，我赞美你们，是你们培养了男人，是你们引领这个世界前进！你们的美艳如花、摇曳多姿，点缀着人类的苦难历程，此其一。而作为一个母性来说，记得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实是表现了人类渴望回归母体的一种心态：当人们在这个世界饱受孤独，饥饿，寒冷等等苦楚后，他们回忆，一生中曾经有过无忧无虑的时光吗？有的，那就是还在母体的时候，此其二。这是扯闲，不提。
我和臧若华拉的最多的话题，是写一本关于陕北的书。也许，这就是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写作的最初创意。是她先提出来的。
她说到一个剪纸小女孩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偶然的，我从同事的窗户玻璃上，得到一张陕北民间剪纸，这张剪纸具有毕加索的立体艺术风格。我开始查访这个剪纸小女孩。在一次返回插队的村庄的路上，在一个小吃店里，一个行乞的小女孩向我伸出了手。我用五角钱给她买了碗高粱面舀衮羊腥汤（我有肝炎，吃我剩下的不卫生）。好大的一碗呀！当女孩吃完饭，腆着肚子离开时，我注视着她走了很远。“她会被撑死吗？”我问自己。她后来果然撑死了，而她——就是那个我千方百计寻找的剪纸艺术家。
二十世纪的艺术风格来源于毕加索。然而，在西方文化将绘画艺术从三维空间向四维空间拓展的时候，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有人也走到了这一步。也就是说，在一个偏远的、封闭的陕北山村，有人的艺术思维在某一刻与毕加索达以同步前进。这个大奥秘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得从这块土地本身来寻找原因。
最初的时候，我大约仅仅把它看作是带几分凄清几分美丽的一个悲剧故事。但是随着我继续沿这个思路想下去，从陕北剪纸到陕北民歌，到安塞腰鼓，到像活化石一样依然风行于现在时空的种种大文化现象，到陕北人这种人类类型心理的开掘，我突然明白了，臧若华实际上为我提供了一把打开这座玄机四伏的黄金高原的钥匙。
读者知道，我的《最后一个匈奴》的主旨从大的方面讲，是试图揭示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存在之谜。从小的方面讲，是试图展示革命在这块地域发生、发展的二十世纪历程；其中包括1935年10月19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历史何以将民族在造民族在生的任务放在这块轩辕本土上的缘由所在。
评论家朋友说我为这个二十世纪革命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角。我想，这个视角正是臧若华所给予我的。我通过对种种大文化的诠释，对种种大奥秘的破译，将这场革命放在一种深刻的中国式陕北式文化背景下进行。我还让每一个活动着的人物，都作为这种文化特征在某一方面的突出类型而行动。
在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上，蔡葵先生说到“框位”这个概念。是的，历史的行动轨迹实际上是文化的产物，种种的因素像河床一样框定了历史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样走。于一个人而言，也是这样，他被牢固地固定在一个大文化背景下，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一切发生了都是它应当发生的，如此而已。
现在还有谁在谈这些哲学命题呢？大约只有我们这些傻瓜了。那么说点轻松的吧，对不对？
臧若华在西安会议不久，就匆匆地离开了，偕丈夫定居香港。她的丈夫大约也是一位北京知青，好像还当过团中央候补委员什么的。
我劝她留下来。我说，你的出走也许会是中国文坛的一件损失。她确实有着惊人的才华。她交给我的这把钥匙是她陕北十年插队的千虑之一得。她就要开始自己的辉煌时期了，但是她执意要走。
“我已经耐不住这种寂寞了，我感到自己快要爆炸了，我得走。去香港只是过渡，最终是北京。这个圆是不是转得有些大了？我想。当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将以一个香港大亨的身份昂首进入北京！”
我在《后记》中说到了，她后来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下卷中几乎成为主要人物）。我还需要说的是，书中所引用的那个短篇（最后一支歌），确是出自她的手笔。那是她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在那个时期，能写出这种质量的作品的人大约是不多的。我想说，感谢她的珍贵的手笔使《最后一个匈奴》增色。我尤其惊奇的是，当它一字不动，像一块砖头一样被安置在这座华屋时，竟是那样妥帖。
臧若华后来再也没有消息。我到省作协开会，好几次，瘦瘦的苍老的诗人王杲（已故），遇见我，会突然从自己的冥想中惊醒，问我，那个穿着一身牛仔，留个日本小姑娘头，说话机关枪一样“咯咯咯咯”的陕北女作者哪里去了。还有许多人问起过她。可见那次会上，她给人们的影响之深。
去年高红十回延安南泥湾插队的地方回访，她给我谈到臧若华，从而令我多少知道了这位故人的消息。
据说，她确实现在已经成为（或者说和丈夫一起成为）香港大亨。大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北京亚运会的所有的消防器材，都是这家集团经营的。这正应了她当时说过的话。她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她是成功者，这个世界到处都为成功者开放着鲜花，因此让我们采一束为她献上。
但是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上苍将这样的人物打发到世界上，也许该让她从事文学。这是中国文坛的损失。当然这只是我的狭隘的看法。
她如今居住在香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大约还没有孩子。她的肝炎想来已经好了吧。据说，她拔掉了花园里所有的花草，腾出地面，种满了老玉米和西红柿。她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搬一个小凳，坐在老玉米和西红柿跟前，看着这些植物生长，并且一边流泪，一边怀念着或诅咒着自己的插队生涯。
“你看到《最后一个匈奴》了吗？远方的朋友！”容我写完这篇短文后，抽出神来，寄一本样书于你。可是，你的确切的地址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