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信收到。一看到那熟悉的笔迹，我就断定是您的信。我的心在这一刻跳动得多么热烈呀！——这是普希金的诗。有一大摞信，我将所有的信都看了，只有这一封信，我一直没有勇气拆它。一直延捱到晚上，很晚很晚的时候，《古兰经》中所说的“在这万籁俱寂的高贵的夜晚”，我才强按住心跳，将它打开。
送走郭林一行后，我于九月七日到西安策划《最后一个匈奴》的分集提纲，二十七日回到延安，二十八日到单位，见到信，今天二十九，我回信。
您叫我“小高”，这也许是最合适的称呼，当年您就是这样称呼我的，而且像唱歌一样，将“高”字高八度地说出。我在前一封信中称呼您“小臧”，则纯粹是出于一种无奈，我不想称呼您“女士”，因为这有些疏远，而又不愿称呼您“大姐”，因为这有套近乎之嫌，现在，我明白该怎么称呼了。
您说您怎么也想不起我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您经历得太多。尽管这话令我有些伤心和痛苦。一个人以他的半生去追逐一团幻影，而被追逐者竟然毫无知觉，这种事情是常有的。责任不在您。推而广之，我想那时候怀着这样的情愫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
感谢允许我继续将这个梦做下去。我想我会做下去的，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因为它已经和我所献身的文学事业融为一体了。我想，有一天见到您时，我也不会失望。一位叫玛格丽特-杜拉的法国女作家在一篇小说中说：有一天，我已经老了，很老很老了，我在巴黎街头遇见了你，你说，你爱年轻时候的我，但是，你更爱我现在备受岁月摧残的斑驳面容！她的这段话总让人看了流泪。
我们相识是在1979年4月2日的省作协新作者座谈会上。那是作协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会议。开会在作协院子那个古建筑里（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处），吃饭和住宿在和平门外的胜利饭店。那时我瘦瘦的，矮矮的，穿一身退伍兵的绿军装。我刚从中苏边界复原回到延安，在延安市印刷厂当支书，我刚在延河上第二期发了诗《0.01——血液与红泥》（当然在部队上已有些作品）。你在创研室，在当年的第五期延河上有一篇小说叫《风筝》。延安还来了位张某，在甘泉文化馆工作。记得开会时，你来得迟了点，大家已经落座，门“吱呀”一声开了，有一束阳光射进来，随后是光彩照人的你。记得那天你穿了一身牛仔，布鞋，留个幸子头，背个黄挎包。你侃侃而谈，立即成为会议的中心。关于这些，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说过了。
从作协到胜利饭店有大约一千五百米的距离，正是在每一次的这一段距离中，你与我同行，并且提出要写一部关于陕北的小说。
那个剪纸小女孩是你虚构的，大约并没有此人。而高粱面饸饹羊腥汤事件，却是你的真实的经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你说过五角钱一碗，我还记得，当我对细节的可靠性——即为什么你不把自己剩下的大半碗给她时，你说，你有肝炎。肝炎这个词使这个细节站住脚了。我还记得你用手比划着：“那么大的碗！那么大的碗！”
会议结束时，我们要回延安，约你一同走。你说要去兰州一趟。你去干什么，你不肯说。
后来回到延安后，我经常去你那里。那时我一定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傻小子。我在那里经常遇到明禄先生。有一次，明禄大约是从北京开完团十大回来，愤愤不平地发着牢骚，谈他的团中央候补委员，被一个叫贾平凹的作家给取代了。他那时候很灰，只有当听到我赞美《最后一支歌》的时候，你们才对望一眼，脸上显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矜持的笑意。
你告诉过我《最后一支歌》的主角是王庚（王光美的侄女，王士光的女儿），在延川插队。那个小孩叫“延都”，为了怕惹麻烦，你把“延都”写成了“延延”。
王庚后来离婚，从延川到黄龙县教书（上了地区师范），后来到西安，和一位大学教师结婚，现在在北京。马延都还在延川，在一个小食堂端饭，她的女儿叫“琼琼”。
你走得很突然，起码对我来说是如此。一个星期天，我去看你，门上有一把锁，屋子里空荡荡（那时你屋里所有的陈设是靠在后墙上的一个很大的白木箱子，你说是从振华纸厂带来了）。我好久才明白，我的女神已经从这块土地上永远地消失了。我扶着你门口那棵杨树（还记得那棵极高极高的钻天杨吗？）站了很久。我在那一瞬间多么惆怅和可怜。
现在你大约记起我是谁了吧？远方的朋友！如果还没有记起，那也不打紧。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回忆那些前尘往事的。
但是你走后，我却不能忘却。每一次进入小说，就想起你，每一次想起你，就又进入小说。所以我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前进”这句话，并不是信口说说的。
说一件有趣的事。门口有一个女理发员，长得与你相似，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身材，一样的气质。因此，当我伏案写作时，总觉得在那个方位有团美好的花园一样的东西在召唤我，当我糊里糊涂地走下楼去时，我才明白我去看她。后来，直到她的丈夫（也是一位理发师）对我翻起了白眼，我才醒悟过来，我不明白我这样做的个中原因，后来经一位懂得心理的朋友指点，我才明白了。
你看，我这像写小说。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三个问题。现在，我得回答第四个。关于飞碟，这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我是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就是我写信的这个季节吧）见到不明飞行物的。那时我在中苏边界北湾边防站站哨，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有一个橘红色的圆状物体旋转着自苏联方向划一个弧形，向我飞来，到了我头顶以后，又转而向阿尔泰山方向飞去。物体有筐子那么大，在天空飞行时间约半小时。那天晚上有星星，但不甚亮。这件事我们当时向有关方面汇报过，在排除了别的可能以后，被确定为不明飞行物。
我很愉快地为你回答这个问题。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鏖战归来的老兵，在向一群中学生讲自己的不平凡经历似的，感到那么亲切而美好！
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有一个平凡的妻子和一个智力平平的儿子。平日不闻窗外的事情，潜心写作。“世我两遗”的东方哲学和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两种思想在我身上并重。
《最后一个匈奴》有可能获明年的矛盾文学奖，如果获奖的话，到时候请您到北京来，我将把我的这位高贵的朋友，宛如华伦夫人之于卢梭的人物介绍给中国文学界。当然，中国的事情，评奖有许多偶然因素。因此我只能等待。
我的最高理想是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计划从明年开始，每年一个长篇，写十年时间。过程才是一切，获奖倒在其次，我这是给自己定标竿，并不是真的那么幼稚地去追求那些浮名。
感谢你的美好的语言，感谢你的关于问我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有你的讯息，你的信，就一切都够了。我不敢再有别的奢望了。感谢生活，它让我得到了这么多。人生不管怎么说还是美好的，不是么？
就写这些吧！这封信竟写了一天的时间。问候明禄先生好！问候郭林她们好！告诉他们我因为你的原因而对他们充满了亲切之感！
好山好水好人家，仿方济众先生作品，以纪念长安画派赴京展览六十周年。
“搜尽奇峰打草稿，摘来红叶补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