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20日，《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在京召开。前辈们给这本书以高度评价，认为作者完成了他的史诗意图，认为这是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代表作品。名记者韩小蕙小姐，以《陕军东征》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并透露了稍后出版的陕西另外几部作品的信息。
陕军东征现象热闹了大半年。不管怎么说，作为社会来说，这是希望中国文坛有所作为的一种良好愿望。至于小说是否达到人们的期待，我看未必。此后，又有人称这场热闹为“五鼠闹京华”。褒耶贬耶，不去理论它了。外国人说得好：过高的赞扬是激起批评的最敏感因素。古人亦说得好：我有一言须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句号已经划过，包罗万象，包括书本身。现代社会，可供热闹的还很多。这些：
是我在《最后一个匈奴》出版后，写的一些文章，他们曾经发表在一些发行量很大的报刊上，并且每一篇都引起过大的反响。之所以将它结集为《匈奴和匈奴之外》，不为别的，正是为了将这个句号划圆。我将打点行装，清理思想，开始我新的劳役了。
如果说这里顺便还有什么话要说的话，我想说，我确实是怀着真诚的愿望，试图记录下一代人的历程，记录下二十世纪的行动轨迹的。当我站在中国的昨日红都——延安，注视风云激荡的来路时，我像沉郁而豪迈的拜伦一样，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脱帽向历史的昨日致敬。不论社会发展到牛年马月了，我们都无法割断历史，我们是从历史进程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有的获得都将成为遗传。
我还想向两位高贵的女性，表示我的敬意和祝福。一位是小说中“丹华”的原型臧若华女士，另一位是我的责任编辑朱衍青女士。由于她们的存在，这个世界变得不那么让人不能容忍了。
我还感激我的几十万读者。我常常想，我是为他们而写作的，或者再危言耸听一点，我是为他们而活着的。他们的错爱常常令我诚惶诚恐。
为了写《最后一个匈奴》剧本，我已经将自己的创作计划，推迟了半年。现在剧本已告完成。几天以后，我将应臧若华女士、郭林女士之邀，与张子良先生一起，到香港、深圳一趟，回来后，即去新疆，开始我的另一个长篇《要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