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最重要的话，放在最前面来说。
这句话就是：一部中国历史，除了二十四史的正史观点之外，除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观点之外，它也许还应当有第三种历史观。
这第三种历史观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许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历史。
而这第三种历史观，也许距离真实更近，距离真理更近。
起码来说，它是对第一种历史观和第二种历史观的重要补充。
第一种历史观，即正史观点，是自封建王朝历代修史以来一直延续的观点，又因范文澜先生的倡导，为今人所广泛使用。即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等这样的传统叙事。这种编史无疑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不这样断代，中国历史就会混沌一片。但是，这种省力的断代史也有它的缺憾。
缺憾有二。其一，它忽略了游牧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它以皇城为圆心，然后是农耕文化地区，然后是长城线以外的广大所谓化外地区，它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等为边缘。其二，举例说吧，当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只剩下杭州左近的一片残山剩水时，先是金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接着成吉思汗又横跨欧亚，建立起更大的帝国。但是在我们的编年中，这个可笑的南宋朝廷仍是正统，而对游牧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王朝，表现出了许多的怠慢和遗漏。
第二种历史观，即自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来的阶级学说观点，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为断代。人类的智慧发展到今天，当我们站在长城线上，站在马背民族的角度，来追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时，我们注意到了中华伟大文明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媾而婚所产生的伟大儿子，我们还注意到了，每当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难以为继时，于是马蹄声从塞外哒哒响起，从而给衰竭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胡羯之血”为陈寅恪先生语）。所以我这里提出第三种历史观。
这第三种历史观的说法，不是我的，而是一位叫孟驰北的蒙古族大学者的说法。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面对纷纭万状的生活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昭示中，许多的文化人都曾经走近这个观点，但是，将它概括而出的是孟老先生。比如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诗人杜甫，他曾在他的不朽诗作中，不经意地说出了这样两句话：越鸟巢南枝，胡马倚北风。
吴越地面的鸟儿哟选择向阳的枝头做窝，胡地的马儿哟驾驭着北风奔驰。杜老先生在他的诗句中，已经不经意地说出了支撑起中华文明大厦的这两种形态。
还有当代的诗人周涛，他在一本叫《游牧长城》的书中，面对长城内和长城外，也说出了“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这两部分组成的”这惊人之语。
还有我在《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掉队的匈奴士兵永远地滞留在陕北高原上了，在高高的山顶，麦场旁边，他与吴儿堡的姑娘野合，于是乎，一个生机勃勃的高原种族诞生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
又比如我，这些年来在西域地面像风一样的行走中，当偶尔驻足，面对中国地图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行动轨迹，其实是有踪可寻的，尽管我自己茫然不知。这个行动轨迹就是：我其实一直是沿着农耕线和游牧线，或曰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线行走的。那么我在寻找什么呢？
人类行进到今天，得出这一个重要思考的概括者和权威诠释者是孟驰北先生。
在2002年秋天乌鲁木齐那个有着梦幻般阳光的午后，我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那天饭局上的酒是“黑骏马”。在酒力的作用下，我们谈了很多。正是在这个难忘的场合中，孟老将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思考出的这个学术成果告诉我。
他是蒙古族王公贵族的后裔，后来流落新疆，1957年的时候曾被打成右派。
在中国广袤的地面上，每一块地域通常都会有两三个这样的人物。他们和那地方的名胜，那地方的美食，那地方的名贵花木一样，成为一种地方性标志。在中国的古语中，将这种人，这种现象叫“地望”。
我是从新疆作家周涛、朱又可嘴里，知道孟驰北这个人的。他们一再提醒我一定要见见他，就像见见哈纳斯湖，见见赛里木湖，见见罗布泊，见见克孜尔千佛洞，见见尼雅精绝女尸一样。
那天我终于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我把与他的晤面当作我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来记忆。我此生注定将会遇到一些重要人物，此次算是一次。那天，酒兴所至，我即席为孟老先生写了“高山仰止”一幅字。
我对孟驰北说，年纪不饶人了，趁还有几天活头，将你头脑中这些重要的思想列成干条条，一节一节地写出，权当是留给人类的遗嘱。我还说，不要去试图追求体系的完整，应当学学萨特，学学加缪，学学乌纳木诺，把你的独立思考写出来，哪怕互相抵牾，这都并不重要，只要能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这就够了。
我还对在座的新疆青年作家们说，面对孟驰北的侃侃而谈，你们手中应当有一支笔，信手将这些只言片字记下来，辑录成册，就是一本好书了。你们整天沉湎于文坛那些稍纵即逝的时髦的思想里，却忽视了最重要的思想是从你们的身边产生的，是从最贴近大地的部分产生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孟驰北已是年逾古稀之人。还因为在座的青年作家丁燕女士告诉我，孟老患有癌症，也许将不久于人世了。
孟老是蒙古族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人。所以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一个历史观的视角是另一种视角，一个站在长城外向中原瞭望的视角。所谓的跳出来看世界，这个第三种历史观也许正该由这样的人物提出。
我的面前放着一张中国地图。
这地图的三分之一面积为一种焦黄的颜色所填满。
这焦黄的颜色是沙漠，是戈壁滩，是大碱滩，是干草原，是黄土地，是凝固了的海和干涸了的河。与此同时，它还是胡杨，是红柳，是黑梭梭，是芨芨草，是麻黄草，是骆驼刺，是铃铛刺，是沙枣树。同样地，与此同时，它还是戈壁滩那壮美的落日景象和长城垛口那凄美的冷月，是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的一声历史的叹喟，是罗布泊那历史的想象和楼兰古城那一天风霜兀立千年的佛塔，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昭君美人、文成公主那香风阵阵、胡笳声声、马蹄得得。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
巴丹吉林大沙漠。
腾格里大沙漠。毛乌素大沙漠。
等等，等等。
当它们出现在地图上的时候，它们是死物，是一种地域符号，是小学地理课本上的一道考题，是那些不安生的旅游者和探险家渴望某一天抵达的地方。
但是对笔者来说，那是历史岁月，是哒哒而起、自远而近的马蹄声，是幽怨的胡笳曲和飞旋的胡旋舞，是匈奴辽阔草原的三十万牙帐，是乌孙王宫倚阿尔泰山而立的美丽的解忧公主，是梦幻楼兰，是竖立在北方大漠的李陵碑，是中国的一半历史，是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服饰各异、面目各异的匆匆背影，是过去的一部分，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
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时代，对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我们这个星球的基本地貌特征，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
那时候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洪水滔天，一片汪洋——一位十九世纪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说过：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其实，在人类之前的很久很久，地球就曾经洪水滔天过——这是插言，这里不提。洪水后来是退去了，于是陆地展现了出来。海洋里的生物，有的永远地留在岩石上了，成为化石标本，例如贝壳，例如三叶虫。有的则爬上岸，开始在陆地上横行，例如电影《侏罗纪公园》向我们所展示的那样。而在陆地上，树木和青草开始茂盛地生长起来。《圣经·创世纪》说：“神说，让大地发生青草，于是大地发生了青草了。这是第三日的事！”
中国大西北的地理格局，亦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
那时候，整个中亚细亚地面，为一片宁静的蔚蓝色的海水所覆盖。
这海的名字叫准噶尔大洋。
1998年秋天，站在罗布泊古湖盆一个名曰白龙堆的著名雅丹上（法显、玄奘、马可·波罗这些历史人物，在穿越丝绸之路时，都曾在这个雅丹里歇息过），新疆地质三大队的总工程师陈明勇先生，身着一身土红色的野外工作服，一手捋着额前被漠风吹乱的头发，一手伸向地平线的远方。他说：“如今的新疆，如今的青海，如今的西藏，如今的宁夏，如今的甘肃的一部分，如今的内蒙的一部分，如今的陕西的一部分，那时正是这座浩瀚大洋的洋底。当然，还不仅仅只有这些，国境线以外，如今的中亚五国，如今的蒙古，如今的土耳其，如今的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如今的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那时也在这座大洋的囊括之中。”
对于严重干旱缺水的中亚大陆腹地，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曾经有过一个大洋，这真像天方夜谭。但这不是在说梦，而是真实地存在过的东西。想到我们的家门口曾有一汪大洋，我们都曾经是海边的孩子，这是一件叫人多么感动的事情呀！这是真的，地质学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后来地壳凸起，洪水四溢，藏在蔚蓝色海水下面的洋底显露了出来。这洋底就是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这两块盆地最初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在伟大的造山运动中，天山山脉像传说中的巨人一样，一天天隆起，成为这块地面最壮美的风景。正是这横亘在这中亚细亚腹地的天山山脉，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一分为二。
“山岳峨峨寿者相，物类秩秩造化功。”这是泰山封禅碑上的话。天山是大自然一件伟大的造化，它的横空出世给这块地面的人类生存以重要的影响。
天山由四部分组成，它们是东天山、中天山、西天山和祁连山。西天山一直伸向遥远的西亚地面。祁连山则越过天山峡口星星峡，绵延千余公里，横贯甘肃境内的整个河西走廊。祁连山在突厥语中，亦是“天山”的意思。
在天山南侧的塔里木盆地，它的盆地中央包着一个大漠。这就是仅次于撒哈拉大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而在天山北侧的准噶尔盆地中央，亦包着一个大漠，它叫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
世界上最高的山珠穆朗玛峰，亦是在侏罗纪时代成长起来的。群山壁立才是瑰丽的景象。一个个拥拥挤挤、神态各异的大山，同样拱出地面，簇拥着它。人们将这里叫世界屋脊。
这些巍峨冰峰叫帕米尔高原，叫喀喇昆仑山，叫昆仑山。而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年代，它们被叫作葱岭。与雄伟山峰、浩瀚大漠相毗邻、相衬托的是另一个重要的西部地貌特征，这就是西北黄土高原。它亦是在沧海桑田、山谷为陵的侏罗纪时代诞生的。
在那场堪称伟大的造山运动中，地球上曾经刮过一场暗无天日的大风。
这场大风像一个具有神力的搬运工一样，将昆仑山上的黄土来了个大搬家。
昆仑山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黄土呢？是不是在准噶尔大洋的洋底，如今这最高的昆仑山当年曾经是最低的地方？所以在这座星球的形成时期，这一块最低海底曾沉淀和淤积了厚厚的一层黄泥？
那时刮的风大约是西北风，因此这黄土纷纷扬扬地，撒满了北中国地面。于是乎，甘肃全境，陕西的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宁夏全境，山西的晋西北、晋东南地区，河南的西北部，内蒙的居延海地区和鄂尔多斯台地，地表完全为这厚厚的黄土层所遮掩。黄土最厚的地方在甘肃的兰州近郊，那里有一块黄土断崖，用米尺测量是整整500米厚度。人们把这些地方统一叫作黄土高原。
但是在每一个单个的地区，这些黄土高原还有着自己单独的名称。例如著名的陕北高原，贫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高原，还有那著名的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区。
腾格里大沙漠，巴丹吉林大沙漠，毛乌素大沙漠，它们则相杂在这些黄土地中间。
舞台搭好了，人类该登场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类悲喜剧，该上演了。
我们在这里将草原与大漠的概念再扩大一点，以利下面“太阳将从西部升起”这个话题的展开。
亚洲高原像一面招展的旗帜，向西北，它雄视着西方，向东南，它雄视着东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东西方之间，靠一条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伟大道路沟通着。
在世界东方的首都古长安和世界西方的首都古罗马之间，是一片广袤无边的沙漠戈壁草原地貌，史学家称这块地带为欧亚大平原。在这躁动不安的地面上，生活着许多的今日东海明日南山的游牧民族。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勒尼·格鲁塞的说法，这些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游牧人，以七十年为一个周期，向定居文明地区移动，或向东，涌向古长安，涌向昔日的元大都(北京)，或向西，涌向君士坦丁堡，涌向罗马。
史书告诉我们，生活在东方亚洲高原的游牧民族，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向西的大移动。这就是公元二世纪开始，公元五世纪结束(匈奴末代大单于阿提拉公元453年死于如今的匈牙利草原)的北匈奴的迁徙，以及后来突厥的迁徙，以及再后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对欧亚非大陆的伟大征服。
史书上曾经记载了阿提拉的征服。这支穿越了乌浒河、药杀水，穿越了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多瑙河的庞大队伍，裹挟了欧亚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游牧民族，然后在巴尔喀什山下集结，完成它攻打欧洲文明的目标。阿提拉在强渡莱茵河之后，将罗马城团团围定，这时一个叫敬诺利亚的罗马公主救了罗马。她演出的是一场中国式的昭君出塞故事。
当我们嘴里咀嚼着历史的况味，回溯那一幕幕历史大剧时，我们只能说所有发生的都是应该发生的。这是生存法则在起作用。或正如勒尼·格鲁塞所说：“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
因了战争，因了宗教的传播，更因了驼铃叮当商贾奔走，丝绸之路这条草原上的道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条道路，东西文明借此得以沟通，得以交融。
这种沟通和交融，亦是中国的汉唐雄风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丝绸之路给汉朝和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文化的交流，思想的交流甚多。据说，唐王朝鼎盛时期，长安城中胡汉杂居，仅外国使节和丝绸之路上过来的二十年以上的定居人口就达四千多家。
太阳也许将从西部升起。
写下这个标题以后，我先申明两点。
第一点是这句话并不是我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第二点是这句话并不是由我第一次说出，第一个说出这话的，是一位资深的电影理论家钟惦斐。
二十年前，钟先生平平淡淡地说出一句惊人语：“我劝同志们注意，太阳也许将从西部升起!”钟先生这句话是说电影的，他的这句话引发了中国西部电影的十年辉煌。
我在这里是说文学；或者再将文学外延一点，是说文化；或者再将文化扩大一点，是说大文化。
西域地面历史上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的一个地方，是曾经在人类进程中闪现过匆匆身影的许多游牧民族最后消失的地方，是人类的“人种博物馆”(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语)，是世界上各类文明板块曾经在这里大碰撞的地方，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交汇的地方。
因了伟大的丝绸之路，东方和西方才有了来往。丝绸之路给东方的中国，曾经带来极度的政治繁荣、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汉与唐，某种程度上就是丝绸之路的产物，或者换言之，就是风迎八方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产物。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历来都是通过西域地面在进行着的。只是宋以后，丝绸之路堵塞，欧亚大陆桥不畅，这种交汇才逐渐移到了海上。
而因了欧罗巴游牧民族走下马背，开始用船只作马，驰骋在这比草原更广阔的蔚蓝色海面之后，西域地面遂之寂寥。
我在这里说的是交汇。在谈“交汇”这个词的时候，得先强调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东西方之间的两个大不同。
第一个大不同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基本上都是在各自封闭的空间里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按照通常的说法，人类的历史以三百万年计。那么，在这三百万年的绝大多数的时间流程中，东方和西方，其实一直处于隔绝状态中。这位于地球东西两翼的两拨人类群体，都各自在自己封闭的空间里，在黑暗和混沌中，孕育和发展着自己的文明。那情形，就像两只鸡蛋分别在自己的壳里孵化成鸡一样。
东方和西方开始来往，原因是因为有了马。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三千八百年前时候的事情。一种说法说第一个跃上马背的是东方的匈奴人(中国蒙古族学者孟驰北持此说)，一种说法是人类是最先在爱琴海地区跃上马背的(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持此说)。然而不管怎么说，接触史自此才姗姗开始，靠马作为脚力，东方和西方才开始零星地来往起来。而张塞凿空西城，丝绸之路开始热闹之后，东方和西方才开始大量来往。而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靠了舟船之便，东方和西方才逐渐地随为一个世界大家庭的。
三百万年是如此之久、而三千八百年是如此之短。较之几平三百万年的隔绝，人类的沟通史可以简短到忽略不计。
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的第一个不同。同时也是东方学不来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文明本身就是在各自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还因为三百万年时间形成的东西、沉淀的东西，也许注定了双方都永远无法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只是皮毛。
下面再说第二个大不同。
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存在过三大游牧民族。它们是欧罗巴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其中后两个游牧民族，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像潜流河一样消失，茫茫然而不知其所终。只有欧罗巴游牧民族生存了下来，形成现在的欧美人种。因此，欧美人种是游牧民族的后裔，而中华民族则是农耕文化的后裔。
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产物，但是它的根基和主体是农耕文化。因此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它从来就是两种东西，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明白了上面的两个大不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自1840年中国现代史开始以来，中国人在政治制度、经济运作体制、文化和文学等方面，老是学书学剑两不成，老是学出来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虽然不成功，但是理智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因为任何地域所产生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我们需要时时告诫和提醒自己的是，在学习中，不要迷失自己，不要失去自己的东方主体，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文化消失了，它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那么如何学习呢?
其实西域地面从人类跃上马背那一刻起，几千年了，一直都在进行着这种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它们提供了实践和经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这块地面重新热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出“太阳将从西部升起"。
我是在2002年秋天“奎屯之夏”笔会讲课时，说出这话的。这些年在西域地面的游历，这些年与新疆文学界朋友的频频接触，这些年随着各种游历而走向历史深处，促使我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一思考。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文化侵略，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它是立体的，从天上到地下，席卷而来。它视欧美文化以外的所有文化为边缘文化，为等而下之的文化，它想用文化对世界来一个大的一统。它以强势文化的咄咄逼人姿态，以消解崇高，消解民族英雄来动摇被侵略对象的文化根基。
所谓的好莱坞大片热，所谓的港台风，所谓的“韩流”，其间都不可否认地掺杂着（欧美文化中心论的)文化侵略的因素。
这是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
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深厚根基文化的大国，中国文化的被消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在二十一世纪不可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世界上每年都有几十种语言在消失。当然，这些消失的语言都是一些土语，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部族语言，但是，我们必须警惕。
人类定居文明从两河流域文明开始，历经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等等，到今天已经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在这长长的混沌不清的历史岁月中，各文明板块都经历了孕育、成长、强盛、盛极而衰的过程，唯独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它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下。
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纷乱的世界。是一个处处冒烟处处起火的时代，是一个弱者肉强者食的时代。这是各文明板块争斗的延续，是由于缺少一种和谐精神的原因。二十世纪西方一位幽默大师预言：二十一世纪的战争，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亦不是穷人和富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战争，也不是宗教之间的战争，而是在——会笑的人和不会笑的人之间的战争。他的话说对了。
伟大的中华文化传统，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大包容精神，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是佛家的大慈悲大关怀，是道家的无为而为，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文明秩序。收拾世界这个烂摊子，拯救这个悲惨世界的一剂良药，也许是有一天东方文化的发扬光大。
还是这个英国人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魄——一部叙事体的世界历史》一书的结束语时说，寄希望于中国吧!“与中国过去的改革相比，中国领导人能否取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但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于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那个早晨，在多瑙河畔，阿提拉大单于正在扇动牛皮风箱，升起炉火打铁。他要给他的马换上新的蹄铁。马儿走了太远的路程，从遥远的中国北方，穿过额尔齐斯河，穿过著名的乌浒河——药杀水流域， 穿过伏尔加河，穿过顿河，终于在一个早晨，走到匈牙利草原，走到这蓝色的多瑙河边。
这场跨越洲际的穿越用了三百年时间。所以，阿提拉胯下的这匹马，已经不是他三百年前的祖先郅支单于离开中国时骑的那匹马了。同样地，阿提拉本人对中国的记忆也已经无从谈起，他大约是出生在里海或黑海的一个匈奴部落的勒勒车上的。
北匈奴的迁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我们取中国史书的观点，伊朗史书的观点，和西方史书的观点，这样记述——公元前三十五年的时候，匈奴部落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的首领是呼韩邪单于，北匈奴的首领是郅支单于。呼韩邪两次来到汉长安城求婚，终于取得汉元帝的信任，娶得了昭君美人为妻，于是失势的郅支单于率领北匈奴开始迁徙。
郅支在迁徙的途中，在巴尔喀什湖一带，被追赶来的一支中国军队杀死了。中国史书对这支匈奴迁徙者的记载，到此为止。随后我们在伊朗人的史书中，看到了这支匈奴人在黑海、里海地区艰难生存的情景。再后来，他们又消失了，直到公元四世纪时，西方的史书中，才惊愕地记载起这支草原来客突然出现的恐怖景象。
伟大的阿提拉这时候是掌握这支穿越欧亚大平原，进入欧洲腹地的野蛮人的最高首领。“赐一位英雄给草原吧!”在匈奴人萨满(具有巫术的人)的祈祷声中，伟大的阿提拉，这个天之骄子诞生了。
阿提拉骑在装有新的蹄铁的马上，站在波涛汹涌的多瑙河畔，准备开始他新的伟大征服。彼岸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他征服的目标。“凡是有匈奴人牛羊吃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疆土!”他说。说这话时，他正式地将他的国定名为匈奴汉国，或者叫大汉国。
这是公元441年的事情。当时，西方的一位传教士，曾经就近地见过阿提拉，并且用文字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惊人的阿提拉的形象。这位传教士这样说阿提拉:“身材矮小，胸部宽阔，头大，眼睛小而深陷。鼻塌，面色暗淡，几乎是黑色的，胡须寥寥无几。”他说，当阿提拉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当他骑在马背上，与马组成一个单位的时候，他立即显得高大，雄壮，威严。他深陷的眼睛像一架望远镜一样注视着远方，马脖子上那只用敌人的骷髅头做成的酒具，发着瘆人的白光。
阿提拉的征服开始了。他渡过多瑙河，正式向东罗马帝国宣战。尔后，占领今天的东欧。接着，占领今天的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些战斗中，互有胜负。接着，阿提拉率领他的庞大军队，强渡莱茵河，向西方世界的首都罗马进军。
从亚洲高原赶过来的游牧民族齐聚在他的麾下，而欧洲草原上那些被他征服了的日耳曼人、哥特人，则充当他进军罗马的先头部队。
强渡莱茵河的战争大约是人类到那个时候为止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士兵们驱赶着马，跳进河里。马向对岸游去，有的士兵是骑在马背上的，而更多的是拽着马尾巴游过去的。马和人将莱茵河填满，河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最后，在夺取了米兰和巴威亚以后，阿提拉的庞大的军队，将罗马城包围。罗马皇帝已经吓得逃走了。世界在那一刻乱得一团糟，眼看着，西方基督世界就要毁于一旦了。
这时，东方的那个昭君出塞的故事，在西方重演了一遍，从而令罗马世界得以拯救。
那个西方的“昭君”叫敬诺利亚公主，一说是罗马皇帝的妹妹，一说是罗马皇帝的女儿。而促成这桩婚姻的是当时的罗马大主教圣来奥。
眼见得西方基督教世界将毁于一旦，这个精神领袖坐不住了。夜来，他偷偷地化装出城，来到阿提拉的营帐中充当说客。说不定，他还让美貌的敬诺利亚公主也乔装随他前往。我们不知道是大主教的巧舌如簧说服了阿提拉，还是敬诺利亚公主的美貌诱惑了阿提拉，总之，阿提拉答应了这桩婚事。
这桩奇异的婚礼于公元452年7月6日在罗马城外举行。
婚礼的场面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大约应当有庆贺婚礼的那种陕北大红剪纸装饰帐篷，有那种响遏行云的陕北唢呐以助喜庆气息——这个联想是一位今天在匈牙利做生意的陕北人告诉我的。他在参观了匈牙利国家博物馆以后，很惊讶那里也有这些陕北风格的东西。
嗣后，阿提拉便率领他的庞大军队撤退了，重新缩回匈牙利草原去。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53年，世界的伟大征服者阿提拉，未老先死。
在西方世界的反攻中，这支匈奴部落便永远地消失在匈牙利草原上了。阿提拉的那些别的游牧民族的追随者则如鸟兽散，他的试图反扑的儿子们也一个一个战败被杀。而其中的一个叫腾吉奇克的儿子，曾试图重拾父业，重渡多瑙河，进军西方社会，但是，他也没有逃脱兵败被杀的命运。他的首级，曾被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马戏场里，任人指点嘲笑。
所有的西方史书，都没有说到那位敬诺利亚公主后来的命运。大约西方人认为这是一件失面子的事，而不像我们中国人，视和亲的昭君美人为团结和睦的象征。
史书上只记载了阿提拉所设立的大汉国的宰相，后来生出一个叫恺撒的儿子，这恺撒后来重建西罗马帝国，并且率领他的国家，长期与东罗马抗衡的故事。那么，丧夫的敬诺利亚公主是不是后来跟着这位宰相走了(宰相是欧洲本土人)，这很难说。“恺撒”是希腊语“剖腹产而出生的人”的意思，这个剖腹的女人是敬诺利亚吗?不得而知。
而在阿提拉和他的匈奴部落消失的地方，如今的国家叫匈牙利。匈牙利官方机构认为，如今其境内的匈族人正是阿提拉的后裔。“有当年骁勇无比，横扫欧亚大陆的匈奴人做我们的祖先，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呀!”他们说。
而在中国的史书中，记载了凿空西域的张骞，记载了投笔从戎的班超，记载了在北海边(即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追杀的地方)放牧一群公羊的苏武，却忽视了这走得最远的最后一个匈奴阿提拉，这是不公平的。阿提拉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西部人，是另一位草原之子成吉思汗的伟大先驱。
丰富的生活阅历，苦难的童年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课，或者说是第一本教科书。苦难，是你能够接触到的人类生存的本质。当人们问高尔基，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时，高尔基长叹一声说:不幸的童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原本富庶美丽的关中平原乡下也遭遇大饥馑。我祖辈世代居住在靠渭河边的小村子。我出生在那里，也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关中平原那段悲惨的苦难。没有经历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我经历过许多事，可以说苦难伴随着我的一生。我曾经说过，一个人一旦不幸被文学所绑架，被艺术所绑架，他就注定了一生都是悲剧性的命运。我的大半生，其实一直是在两个文化背景下行走，一个是农耕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当年在中苏边境，一个荒凉的边防站服役时，当敌人的坦克成扇形向边境线包抄过来的时候，我是火箭筒射手。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当一个射手发射到第十八颗火箭弹的时候，他的心脏就会因为这十八次剧烈震动而破裂。但是，我还是在碉堡里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那是一种崇高的感觉，希腊悲剧式的感觉，你只有经历了，你才能知道。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所幸的是由于双方的克制，那一场边境冲突没有继续，所以我现在还活着。要不，中国文坛或许会少了一位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我在陕北生活了30年，陕北黄土高原、渭河平原和遥远辽阔的新疆大地，是我精神家园和永远的故乡。《遥远的白房子》《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等书，是我献给新疆、陕北、渭河平原的礼物，以表感恩之情。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渭河边，我度过了卑微和苦难的少年时代。苍凉青春年华则献给了额尔齐斯河边的马背和岗哨，站在亚细亚大陆与欧罗巴大陆之交，倚着界桩，注视着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远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过的那个城市生活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正是这三条河流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正是这些特殊的练历，使得我作品里一直充盈着庄严而恢宏的英雄主义，我不否认在躯体里流淌着红色血液和来自大地、来自民间的智慧气息。我是这块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的一棵树。
在当年我和著名作家毕淑敏、周涛先生，三人随央视拍摄《中国大西北》系列专题片时，我从1997年到2007年，十年间，足迹踏遍了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深入厂矿企业、田间地头。在那些年间，我出版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罗布泊大涅槃》《阿拉干的胡杨》等五部作品。《西地平线》《阿拉干的胡杨》被选入高中、大学课本，我被《中国作家》杂志推出为当代最具影响的12位中国作家之一。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历史残片，然后在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这是我在《胡马北风大漠传》题记里的一段话。我把这种痴迷的原因归结为使命和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有很多读者问我为什么钟爱匈奴这个题材，我觉得和我在新疆当兵的经历有关。作为北方人，骨子里多少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喜欢写游牧民族的故事，不仅因为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更和在新疆5年骑兵的经历有关。（我是中国最后一代骑兵，骑兵这个兵种就是在我们手里消失的)。我真正对游牧民族的了解，还是在新疆，作为中国最后的骑兵曾经在草原上、古墓旁穿梭，和游牧民族打5年的交道，在后来写长篇小说《统万城》时，我把自己很多生活经历都融入其中。《统万城》是匈奴民族留在大地上的最后一声白天鹅的绝唱，而匈奴民族在亚欧大草原上的几百年飘荡，也许是世界史上最悲壮的史诗。
二十年多前出版的《最后一个匈奴》小说，是我在黄陵县委挂职期间创作的，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个匈奴》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轰动，被称为“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年的“陕军东征”至今依然被认为是新时期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事件。1977年我从骑兵部队退役，写出了《白房子》等小说。之所以创作《最后一个匈奴》，也是对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种敬仰，是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也可以说是对骑兵生涯的另一种缅怀。我说过:“当一个高贵的马上民族有一天脱离了马背，而必须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会日夜撕裂着它的胸膛。”
《最后一个匈奴》是我为陕北高原建造的一座纪念碑，呈现了在陕北这块特殊地域里匈奴曾留下的深深足迹，是一部带有希腊式悲剧色彩和崇高感的高原悲壮史诗。我当年在写这部作品时，就深刻感觉到游牧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尤其是陕北地区。我认为陕北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点，抑或是一个拉锯之带。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有一半的时间是被游牧文化经营，另外一半时间则是由农耕文化经营。如果说，《最后一个匈奴》是写农耕文明替代了游牧文明，那么《大平原》则是讲工业文明替代了农耕文明。
我常常想，如果侵略者进攻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全城的人都跑了，那么还有一个人没有跑，那个人就是我。因为我是个小说家。我打开门，承担这一切。记得四十多年前，那时我是边界线上的一名士兵。当敌人的坦克成散兵线向边防线逼近时，我给我的碉堡里准备了22颗火箭弹。我是火箭筒射手，教科书上说，当一个火箭筒射手发射到第22颗火箭弹的时候，他的心脏就会因为这22次剧烈震动而破裂。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22颗。
一个艺术家要有所担当。我们这个东方文明板块已经走了五千年的历史路程，经着风，经着雨，百年积弱。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华崛起而奔走呼号，慷慨赴义。今天这个历史时刻，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复兴和振兴的重要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责任承担属于他的使命。我想，艺术家在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他的笔，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记录他的时代，做时代的代言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人类的良知和良心。不允许他们躲在象牙塔里，修他的指甲，抹她的口红，对着镜子自怨自艾，发些小情小调。
二十多年前，在黄陵县挂职的时候，我写出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 我在书的后记中说， 对于刚刚经历过用鲜血和生命写出人类历史上这最悲壮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崇高的东西。我把这本书献给陕北高原。
十年前，在前往西安高新区挂职时，我在欢送大会上发言的题目是:《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该文被新华社发为通稿。我在发言中说，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化， 人类一日长于百年。有出息的艺术家，应当到生活本身中去，向创造者学习，描写当代英雄，看看中国人目前都在想什么，做什么。两年零七个月的挂职结束时，中午开完欢送会，下午我回到家里，开始在家门口公园的长凳上写作《大平原》。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群草根百姓的生活。写了在世界工业化、都市化进程中，村庄将不可避免地被取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评论家说，这是唱给中华农耕文明的一支赞歌和挽歌。
诚实地讲来，我们的艺术还很弱，各个艺术门类都弱，我们的艺术，尤其是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目前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分地不对称。整个文艺界沉渣泛起，人心不古，崇高被消解，瓦釜雷鸣，这是不正常的。如是者长此以往，我们会得到历史的惩罚和报复的，所以我很赞成北京座谈会上的那一声棒喝。
我的表态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已经六十出头了。六十岁生日那天，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自己要关注着将央视正在拍摄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白房子》，拍完竣工。电影、电视的《统万城》《大平原》争取在我有生之年拍成和上演，然后完成长篇小说《白房子》的创作。还有一些创作计划，以后再说。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着，永远做一个平民艺术家，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奉献给这片脚下的土地。而我，是这片土地上成长的一棵平凡的庄稼。
春节是休息大脑，休息身体的时节。这几天，我坐在那里，抽着烟，喝着茶，身子蜷曲在一个小凳子上，默默想着自己的事情。今天是羊年大年初四，我终于想清楚自己了。我对自己说:余生只做三件事。
这第一件事是创作，第二件事是锻炼，第三件事是张着大嘴，去吃遍天下美食。
这创作，主要的还是写小说、写散文，穿插着，画一些画、写一些字。文学是我的本行，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年轻时候聊发少年狂，幻想着这一生，舍弃了一切，一跃而上最高峰，现在这想法已经没有了，只想完成自己，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吧，毕竟这个年龄段，还不是告别的时刻。而关于书画，我也多年摸索，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想在笔墨中把它们实施出来。
这些东西，除了理想主义的因素以外，亦能带给我一些报酬，来贴补家用。劳伦斯说，一个男人，自从攒得第一笔钱以后，他这一生，就不停地尝试着攒钱了。劳伦斯的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大约十六年前，我母亲住院，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后来住院费花光了，医院要给停针。我那一刻坐在医院大门口的石头上，热泪盈眶，我发誓要攒钱，要让我的所有的家人体面地、有尊严地活着。
第二件事是锻炼。我计划，每天不管多忙，都要到公园里去走上一圈。我的身体臃肿，全身气血不通，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走一走。这也并不是为了什么“长寿”，而是想让自己在活着的时候，活得健康一点，轻快一点，给别人添麻烦少一些。人活到什么时候是个够啊!鲁迅先生只活了56岁，鸠摩罗什法师、玄奘法师、弘一法师，也都是我这个年龄走的(我父亲也是在我这个年龄上走的，当然他对社会来说是小人物)，每当想到大智者如他们，都潇洒地撒手长去了，而愚钝者如我，还苟活在人间，浪费着五谷，糟蹋着布帛，在下我就十分地惭愧了。
第三件事好浪漫，叫“吃遍天下美食”。今天早上看电视，央视十频道“过年”节目中，正播放陕北靖边的风干羊肉。看着电视机里的风干羊肉，我口水直流。那羊肉我吃过，于我来说，那是天下第一等美食。几年前，我写《统万城》的时候，在靖边住过半年，该县刘波县长就领我到这一家吃过。记得我一连吃了三面盆，直吃得周围人目瞪口呆。
天底下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印象派大师雷诺阿说，当我终于买得起上等的牛排的时候，我口中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了。画家这句话，叫人听了不禁伤感。不过，不管牙齿好不好，我还是要去吃的。我计划今年夏天，去一趟新疆，参加完我的电视剧的开机仪式，然后一路吃着，从北疆吃到南疆，像个蝗虫一样地张开大口，一路掠过。
夏花绚丽，秋叶壮美，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风景。它是为懂得享受的人而准备着的。我最后对自己说，余生只做三件事，也可以说，是余生享受三件事。这是福啊!不要着急，有福慢慢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