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在苦役般的人生中，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拔身而出的渴望。这种渴望会被那些庸俗的人讥笑为“拔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但是我说，这种“拔身而出”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登山。
最近我连续地登了两次山。一次是到秦岭的南五台。南五台因五座山峰次第而上得名。我连登数峰，最后到达南五台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头顶一天繁星，俯瞰脚下的渭河平原，我有一种出世的感觉。另一次登山是在陕北。延安的清凉山的悬崖上，是明朝人刻的“苍生一望”四个字。芸芸众生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都要俯视一番红尘卿我不知道。
关于登山，浪漫主义诗人海涅有一段名句。那名句叫“再见了，油滑的男女，我要登到山上去，从高处来俯视你们！”记得，前些年，我的一位朋友被单位上的那些庸俗势力挤得难以容身，只好去了南方。在火车的隆隆开动声中，我正是伸长脖子，吟唱着这几句诗，为朋友送行的。朋友后来在电话中说，这是我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我想海涅说的“登山”不一定是登山，他是说要登上一个精神的高处。我们生活在一个庸俗的社会中，鲁迅先生说他一生都在和无所不在无所不至的庸俗作斗争。而屠格涅夫也曾经说过：“一想到漫长的庸俗的一生正等待着我时，我就不寒而栗！”生命要求我们创造，要求我们永远保持对生活的激情，而庸俗则强使我们就范和臣服于生活的平庸，所以连这些人物也面对生活时时生出恐惧。
最伟大的登山者是尼采笔下那个查拉斯图拉。梦想家尼采告诉人说，人如何可以从匍匐爬行的动物一腾而起，脱离低级趣味，达到一个大境界。这个查拉斯图拉，站在高高的山上，离群索居，餐风饮露，与鹰隼为伍，与乌鸦为伍，饮着孤独的乳汁，成长为一个精神的王者。
毫无疑问，这个查拉斯图拉正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的梦想家尼采自己。
中国的登山者们，更是留下了更多的自己的人生感慨。陈子昂团坐在古幽州台上，披头散发，眼含热泪，慨然歌吟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情那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金庸笔下的那些武士弹铗而歌一样。而腐儒酸儒穷措大的杜老夫子，一旦登上东岳泰山，也凭空生出许多的豪气来，竟然也敢战战兢兢地说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大言来。至于才高八斗的李太白，他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至于学富五车的韩愈，他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说登山可说人生可，一腔愤慈，言在此而意在彼，铿锵而出。
不过我最喜欢的，却是林则徐的两句诗。
那年我去神木县窟野河边的二郎山。一踏上山门，左右两侧，赫然一副不可一世的楹联。上联曰：海到无边天作岸；下联曰：山登绝顶我为峰。落款是林则徐。这联好像确实是林则徐所作的。有好事者考证说，林则徐七岁入私塾发蒙时，私塾先生出了上联，林则徐则应声而答，说出下联。此话一出，四座皆惊，知道这将来会是一个安社稷平天下的人物了。
不过这对联虽确是林则徐写的，但却不是专为二郎山写的。是这一处的懂些文墨的人，将这楹联刻了，张山的名，张人的志而已。不知我这样推测对不对。
生在末世运偏消。两千年的儒家奴化教育将人变成了侏儒。封建末世，能生出林则徐这样一个自大之徒狂妄之徒，确实是一件罕见的事。我们对这个历史人物还认识得很不够，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而已。
记得，站在二郎山的最高处，吟吼玩味着林则徐的“山登绝顶我为峰”一句，眼望长城透逸，窟野东流，平沙万里，大漠孤烟，我的心中，陡然生出一股英雄气来。
人向高处走，向精神的高处走。在那辽远的高处，你会获得一种大自由，你的眼前会豁然开朗，你会觉得人生原本可以如此瑰丽，世界原本可以如此丰富。这些，就是本文提及的那些登山者们所告诉我们的。
我这人今年五十五岁，而在延安生活了三十几年。路遥在世时，常说，延安街头的狗，都认识高建群。他这话不假。那一年写完《人生》，他背着稿子到报社找我。我陪他到宾馆，二里多的路程，从中午饭走到下午饭。没有办法，三步五步，你就得停下来打一声招呼，因为满街都是熟人。
延安这座城市，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都是大大的有名。那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待过十三年。陕北民歌中说“盘龙卧虎高山顶”，这说的就是毛泽东。
如今的延安人，把延安的文化，叫作“三黄二圣”。所谓的“三黄”，一是说黄帝陵在延安境内的黄陵县；一是说黄河壶口瀑布，在境内的宜川县；一是说陕北民歌、陕北剪纸、安塞腰鼓、子长锁呐等等所构成的黄土地文化景观。所谓的“二圣”，一是说这里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一是说这里是民主革命圣地。
世人大约都觉得，对这座位于鄂尔多斯台地之上，黄土高原腹心地带的延安，已经知道得较多了（较之其它城市而言）；而我这里想说的是，你们所知道的只是泛泛而已，延安这地方，水还深得很哩。
举两个小例子。
如今“石油”这个字眼，大行于天下。“石油”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叫沈括的人，看见延河上飘着黑乎乎、油腻腻的东西，这从石缝流出来的东西且能燃烧，于是叫它“石油”，接着又说了一句话，叫作“此物日后必将大行于世”。
沈括是北宋的名臣，既是文官，又是武将，好像还是个科学家。他当时在延安，作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官衔叫“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而他说过这话的那块地面，清朝的慈禧太后让人往下挖，于是挖出了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当时德国政府送给慈禧两台发电机。面对这稀罕之物，慈禧说，一台宫殿用，另一台送到延州，抽油用。
另一个小例子是范仲淹的例子。这人主要的从政经历，也是在延州，打过几次败仗，也打过几次胜仗。他主要对付的是西夏王李元昊，延州有“军中有一范，敌寇闻之应胆寒”的口号歌。
大家如果想听点新鲜的，那么我想说的是，如今的延安，和大家的旧印象已经相去甚远，如今，这里成为陕西最富庶的地方。去年，人均年收入占全省第一，GDP占全省第二。今年，榆林、延安这两个陕北高原城市的GDP相加，有可能历史性地超过西安市，成为全省第一。
这当然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原因。榆林、延安两市境内，分布着世界级的大油田、大汽田、大煤田、大盐田。人们称这里是“中国的科威特”。如今，北京人要吃饭，拧开水龙头，是陕南汉江“南水北调”送去的水；打开天然气开关，燃烧的是陕北靖边的天然气。
我做过一项调查，西安城中那些所谓高档住宅豪华楼盘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住的是陕北下来的人。老板们用汽车装一麻袋钱，往售楼部一扔，说：你数吧，数够你的，剩下是我的。而且这买楼，往往是几个朋友，相约来到楼前，手一指说：就这一溜子，一齐买了。
末了，我想把延安的山形水势，稍作介绍。“三山对峙，二水交流。”这是范仲淹镇守延安时，说过的话。这三山，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三座山成三角形坐定。那二水，一是延河，一是南川河，在这里交汇，尔后，一路向东，百公里外直入黄河。
而从文明板块上划分，延安则处于农耕线与游牧线的交汇地带。北京、大同、太原、延安、天水、平凉、固原、银川，这些城市构成了中华文明游牧线与农耕线的千百年来的地理坐标，延安即坐标之一。
秦腔不是唱而是吼。“吼破嗓子挣破肺”，是陕西老百姓对秦腔艺术特征的总结。因了秦王朝的缘故，秦地古来被称为虎狼之邦。虎如何啸?狼如何嗥?你看秦腔就知道了。
现在的这种软绵绵的秦腔不是我小时候在关中农村听到的那种秦腔。农村二不愣小伙子夜间赶路，抑扬顿挫，慷慨以歌，声音传出几里路远，那才叫秦腔。记得在二十年前，我还看过宜君县剧团唱的一出《下河东》。气冲牛斗的英雄赵匡胤，手执根降龙杖， 胸中块垒借呐喊豪歌而出。那杖打天下英雄、气吞万里如虎的景象非秦腔艺术而不能传达得出。
秦腔是古老的。它大约是现存国内的所有剧目的鼻祖。徽剧据说是从秦腔那里得到借鉴，而得以形成的。徽班二百年前进京，于是便有了京剧。说起秦腔的古老，我甚至还想再往前说一说。唐时长安城中，关西大汉击节而起，慷慨悲歌，声震寰宇，他唱的会不会是秦腔呢?孔夫子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他贪的“礼”是周制周仪周礼周乐，那周乐，会不会是秦腔呢?
秦腔会灭亡吗?这是一个话题。这几年，我先后参加过三次省上组织的"5.23采风慰问活动”。我觉得采风慰问团中最受群众欢迎的节目，就是秦腔。农家小学校的提场上，搭一个露天舞台，秦腔演员站在上面一吼，于是四邻八乡的老乡们扶老携幼，趋之若鹜，将个舞台围得水泄不通。台上面大声地唱，台下面小声地应和。这一天成为农村人的一个节日。
去年因为一个电视专题片的事，我还在陕、甘、宁、青、新五省区转了几个大圈子。处处逢人唱秦腔是我的感受。宁夏区成立四十周年，几乎将西安城内的所有秦腔名角邀去大唱，据说极为壮观。
几天前我与一位朋友吃饭。朋友说，他的弟弟是留美博士，后来又加入美国籍，被一家美国公司派驻我国广州当商务代表。他说日怪了，这个喝洋墨水长大的彻里彻外被洋化了的西安人，这几年突然迷恋上了秦腔。他差不多每隔一个月，都要坐飞机回西安一趟，听一回秦腔，吃一回羊肉泡馍。我说那给他买几盘录音带算了，省得来回跑。朋友说录音带有，但是他弟弟说，听录音带没有氛围，也就没有感觉。
秦腔这种古老和原始的发泄形式和表达形式，已经如此深入地渗透到西北人的灵魂中去，因此它不会灭亡。这是我想说的前一段话。
但是我想说的后一段话也许更重要一些，那就是：那秦腔不是这秦腔，如今我们这软绵绵的秦腔，少了那种原始的粗糙，少了那种赤裸裸的感情宣泄，少了那种“大江东去”式的豪唱，已经被世俗化和媚俗化，已经被现代气氛荼毒得面目全非了。
秦腔的长处正在于它的粗糙和犀利，这一点任何剧目都无法和它相比。较接近于它的是京剧和京韵大鼓，但京剧的有些唱腔高亢虽高亢矣，却失之于浮夸和华丽；京韵大鼓虽敦厚一点，但过于沉稳，就像油烧红了里面忘记撒一把盐一样。而秦腔正是往烧红的油锅里撒一把盐。艺术的登峰造极正是如此产生的。
但是我不明白倡导者们为什么喜欢秦腔中那些委婉靡丽的东西。那正是秦腔的短处，是作为对慷慨悲凉的补充而存在的。那委婉你比不过黄梅戏，那靡丽你比不过粤剧。
最古老的也许是最现代的。有两个聪明人，一个叫张艺谋，一个叫赵季平，他们从秦腔的古老气息中仅仅攫取一鳞半爪，放入电影《红高粱》的主题歌中，于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便不胫而走，唤起天南地北的现代人热烈地回应。
以上是我在采风途中，在华阳县抬头村看采风团演出时的想法。这想法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站在戏台子底下时，思考得到了成熟。
陈寅恪先生还一直被人念叨着。他的传记《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成了这两年的热销书之一。而与他齐名的吴宓，似乎已经冷落得快要被世人遗忘了。我曾请教过吴宓的学生，西北大学教授张华。我说，吴宓先生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对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建树是什么。张华教授说，吴宓先生发现了一个历史秘密，或者说历史铁律，这就是——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不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代表着真理，也不是最后边的人代表着真理，而是走在中间的那个大多数代表着真理，尽管这个结论有些无奈，有点悲哀，但是，这却是一条屡试不爽每每应验的历史规律。
吴先生是陕西泾阳安吴堡人。“文革”时期被遣送回家，劳动改造。他最后病死在老家的土坑上。他没有近亲，患病期间，族里的那些侄媳们，烙了一些锅盔（饼子），放在他炕头。吴先生饿了就啃一口锅盔，渴了就舀一瓢生水来喝。据说，村上人发现他死了时，手里还拿着半块锅盔。
安吴堡清朝末年，曾经出过一位有名人物，人称“安吴寡妇”，富可敌国。慈禧太后西逃，到西安后，没有钱花了，于是打发人到安吴堡，向她借钱。安吴寡妇说，天下万物都是皇家的，怎敢说“借”，于是二十头高脚骡子驮了二十驮银元，送往西安八仙庵慈禧居住的地方。慈禧认安吴寡妇为干女儿，并赐她一品诰命夫人的名号。安吴寡妇陵园里，有石人、石马、石牌坊，植有松柏。吴宓当是安吴寡妇的孙子辈吧，他死后，一座简陋的土坟就在这安吴寡妇陵园东南角落与庄稼地相连的地方。
这大约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为凄凉的坟墓了。
一座土坟。坟头很小，甚至比村上的那些无香无臭的老去的寻常百姓的坟头还要小一些。很奇怪，坟头上没有长草，按说，我们那一次祭扫时，吴先生已经过世二十多年了。他的坟头上该有萋萋荒草了，但是没有草，只在坟头的边缘有一些菅草生出。菅草细细的条状叶子，拱出地面。这是清明节，坟头上添了一些新土，还在顶端压了一张祭祀用的白纸。怕这纸钱被风吹走，纸钱的上面还压了半铣土。唉，不知道哪个有心人给他来扫墓的，大约是户族里的某一位晚辈吧。
乌鸦在坟头上方凄厉地叫着。夕阳从五陵原的上空缓缓滚过。记得那是1994年的清明节。我和西影厂张子良、杨争光、马杰几位编剧，在原下面的郑国渠博物馆写电视剧。清明那天，我们上塬去拜谒这位大师。
坟头外面是一望无垠的麦田。麦苗都漫上一侧的坟头了。年轻时读唐伯虎的“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不懂这“锄作田”的意思。现在我明白了，农人锄地，一年向这坟头上多加一锄，经年经岁，这坟头就锄作田地了。
安吴寡妇陵园的柏树上，一只猫头鹰在凄厉地叫着，叫人心中生出阵阵惊悸。一座不大的土坟就单枕在陵园边上。吴宓先生在老祖母的膝前静卧，永缄其口，从此也就没了思考的痛苦，少了许多尘世的烦恼。
这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前两年，路经这里，我又拜谒了一次吴宓先生。坟头比过去大了一些，圈成一个圆状。坟头上用地板砖盖了一层，四周则用白色的栏杆围了一圈。村上人说，那是吴宓的弟弟从南洋专程赶回来，为哥哥修缮和整理的。
那块庄稼地，这一刻种成了玉米。铺天盖地，一片玉米林，风吹得叶子沙沙作响。坟前，则栽了两棵小杨树。树不太旺，叶子稀稀拉拉的，大约刚栽上不久。我趋上前，双膝跪倒，为这位乡贤，我的故乡出的这位大文化人，上上一炷香。这一刻，我想起戴望舒的诗：走几十里寂寞的长途，到你坟前放一朵红山茶。我走了，前面的路还长，而你，正卧听着海鸥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