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首先对“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更要对阎纲老师表示亲切的、诚挚的、热烈的问候和祝福。
在来之前，我们作家协会在湖南召开作品研讨会。在湖南的时候，铁凝主席给我多次提到在陕西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阎纲老师九十大寿，铁凝主席、宏森书记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来一趟，一定要当面向阎纲老师转达他们二位以及中国作协党组对阎纲老师的问候和祝福。
阎纲老师从事文学创作76年。其实从一九五六年，阎纲老师就到了中国作协，长期在《文艺报》工作，后来在《小说选刊》担任重要的领导责任。在这个过程中，跨越了当代文学的17年，在这个新时期阶段，无论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还是作为一个评论家，他都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特别是我们回顾八十年代新时期的历程，我觉得，在新时期波澜壮阔这样一个进程中，我们会很鲜明地看到，他对新时期文学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繁荣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这样一位战士，这样一位重要的、重大影响的批评家。某种程度，以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新时期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代表性的这样的评论家。
近年来，阎纲老师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他同样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家，也给我们奉献出了很多感动了无数读者、广大读者的篇章。
我们召开这次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一方面，向阎纲老师致敬；另一方面，从阎纲老师创作的这样一个历程，从对阎纲的文学评论、散文创作的研讨。我觉得，这本身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也对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再次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也希望、也相信阎纲文学座谈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以上是正式发言，以下是高度个人发言：
阎纲老师于我而言，即使长辈，也是恩师。我是20岁大学毕业，就到中国作家协会，分到《小说选刊》杂志社，然后不久，阎纲老师也到《小说选刊》杂志社工作。那时我们在北京地安门的一个小院里，小院到了晚上，只剩一老一小。阎纲老师就住在那，我也住在那，我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不仅在工作上朝夕相处，在生活上也是朝夕相处。阎纲老师精力极为旺盛，晚上不睡觉，对于我晚上睡觉大惑不解的样子，说，年纪轻轻的睡什么觉，搞得我，现在晚上一两点都不睡。那么，在这个小院，无论是平时，还是工作的时候，一到晚上，文学界的朋友都到阎纲老师这儿来，我是负责端茶倒水。我们陕西的朋友王愚老师、李星老师，这些人去了北京，阎纲老师非常高兴，吃饭，没有宴席可吃。由我骑着自行车，自行车后面夹着铝锅，到什刹海后面那地方有一个店，买肉包子和炒肝。我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袋的装热腾腾的肉包子，拿铝锅打一锅炒肝，我一人经常带不了，有一次李国平跟着一块买包子和炒肝去。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向阎纲老师学了很多。这种学习，什么叫言传身教，不是坐在这，一、二、三、四的交流，就是在日常的交往中，在日常的相处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些情况。阎纲老师还是深刻的影响了我，好的影响很多，坏的影响可能还有，比如现在还是熬夜不睡觉。
阎纲老师是一个始终充满生活热情，充满了精神上、思想上的活力，直到现在，他还是这样地匆忙。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到晚上，阎纲老师、周明老师还有老肖，白描老师相聚，我常常感觉，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这是一群老小孩，就我一个老大人。但是，从他们身上，强烈地感受到，我们为什么要献身文学界的事业，为什么要做文学，绝不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工作。而是文学中、事业中而包含着强大的、澎湃的、永不枯竭的诗情洋溢，充满动力的文章，都对我构成强大的魅力，觉得评论家的事情也是可以做的。
说起来还有意思，我记得他的《文坛徜徉录》后也是那个时候出版的。一直放在我的桌上，有七、八年一直放在我的桌上。我不是从头到尾地看，有时写文章累了，拿起来随便翻一下，就觉得从中可以得到一种启示。我们以前学习古典文学，老讲文章之气，我不敢讲，文章有一股气，有一股气韵，我不大理解。读阎纲老师的文章，知道什么叫有气的文章，所以，要说做文章，要有闪烁的，充满着气韵。所以，我自己也常想，写来写去，自己都看不出闪光的句子，有意思的句子，我觉得，这个文章就不要写了，就说明这个文章不行了。而阎纲老师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看他现在的文章依然闪烁着光芒。所以，要说起阎纲老师对我个人的造诣来说，我觉得是太多了，我在这滔滔不绝，会占用很多的时间，总忍之了，我特别地高兴，我们的阎纲老师不仅身体这么好，精神还这么健康，而且东西还在充满着书写和创作的活力，所以，我也特别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表达我对阎纲老师的感激和敬意。
有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当面羞于表达什么。几十年来，我也没有当面表达我对他的，作为他的私塾弟子，尽管他不认，但我真的把自己当做他的弟子，几十年来，我都没有当面表达我的感激和敬意，所以，现在特别高兴，借这个机会，必须向我们的阎纲老师，向我们的老阎，我是从小就叫他老阎，向我们的老阎表达我的敬意，谢谢老阎！（握手！拥抱）
阎纲笑着插话：“他是抬高别人，贬低自己。”
主持人陕西省作协齐雅丽书记也笑着说：“谢谢敬泽主席！敬泽主席前面代表中国作协有个讲话，据我所知，敬泽主席从湖南开完会，就参加一个评审活动，连家都没有回，又风尘仆仆来到这里，一定要表达对阎老师的敬意，同时又带来了铁凝主席和宏森书记的问候和关心。后半部分，敬泽主席又从个人和阎纲老师在《小说选刊》相处的那段时光，朝夕相处，受阎纲老师的影响，言传身教的感言，我们也非常感动，再次感谢敬泽主席。”
与阎纲第一次见面犹如在昨天。从1952年阎纲作为调干生考进了兰州大学中文系，我们建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前不久整理旧物时，我发现了一张1957年4月18日的《工人日报》，上面有我和阎纲合写的文章，这应该是我们写作的仅有的一次合作。写这篇文章，是工人日报社给的我们一个任务，让针对当时文艺界发生的几个重要事件写一篇综述。我和阎纲就认真梳理资料和素材，熬了一夜写成《文艺上最近发生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工人日报》，将近一个整版。文章从“‘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引起的争论”“电影问题的讨论”“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等三个方面对当时文艺界创作的焦点问题、社会的关注点以及文艺界观点的相互碰撞等现象进行评述。《文艺上最近发生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我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阎纲执笔的，自然更多地体现他的思想和观点。仅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分析和评论，就能看出阎纲的敏锐是有作文学评论家的潜质的。也可以说这将是阎纲文学评论的处女作吧。阎纲对文艺界创作的关注度很强，当时，他只是一个年轻编辑，却承担了《文艺报》对文学创作的综评任务，以文艺报记者的名义每年都要写几篇大的述评。这是他的工作，也就多了练笔的机会。阎纲用更多的精力环顾文坛四方，了解文坛动态，今年都出了哪些拔点的作品、冒出来哪些文学新人等等，他必须时不时地有所发现,时不时地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报社交给的任务。所以，在那个时期，阎纲对作品和作家都非常熟悉，也经常在《文艺报》发表相关的评论文章。阎纲成了作家的朋友，“阎纲”也成了读者熟悉的名字。阎纲在“文革”前写了不少评论，这里要特别提起一件事，那就是关于“《红岩》热”的掀起。在《一九六一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这篇综述中，阎纲重点推介了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创作的《红岩》。不久，受《人民日报》李希凡约阎纲撰写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一文，发表在1962年2月的《人民日报》上，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读者的热情，《红岩》发行量大增。在中宣部文艺理论家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筹备会上，会议组织了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等对《红岩》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进行讨论,由阎纲纪录整理以《<红岩>五人谈》为题在《文艺报》发表。之后，阎纲接受四川《红岩》杂志约稿，创作了《<红岩>的人物描写》。一时间，全国掀起“《红岩》热”，全国报纸副刊被称为“《红岩》年”。这一年，也是阎纲的幸运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他撰写的《悲壮的红岩》于次年春天出版发行,初版50000册（1964年再版)。这部六万多字的作品,他仅用了6天时间,这是阎纲速度。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阎纲进一步介绍《红岩》，《红岩》再次热销，又是一个“《红岩》年”。我们也给阎纲起了个外号“阎红岩”。当时的年轻人中,受阎纲影响走上文学评论这条道上的还真不少。雷达绝对是，而且很出色。记得雷达刚分来北京时是进了中国摄影家协会，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和阎纲相约去宿舍看望这个校友，雷达的床头就放了一本《悲壮的红岩》。后来，雷达对阎纲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从事评论，在文风和类型上都受过你的影响，从未轻忘。”还有何西来，他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投稿给《文艺报》，也是阎纲发现的，后来何西来也说:“我搞文学评论，都是招了阎纲的活!”接下来的十年动乱，回忆起来是惊诧、是恐慌、是无奈，是心酸、是悲惨、是愤怒。一场噩梦，不堪回首!“四人帮”倒台,国家治理走上正轨，文学艺术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新时期。我和阎纲的激情再次燃烧起来。那些年，我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刊物的编辑出版中，策划选题、约请作家、陪同采访，忙得不亦乐乎。阎纲更是精神振奋，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阎纲一直说他的专业是做了33年的文学编辑，业余写了小半个世纪的零碎。没错，他的确干了大半辈子的文学编辑工作,从小编辑到主编，几十年间他编过的刊物和报纸就有七八种,《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文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热点文学》等等，在每一份报刊工作，他都干得风生水起,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但不可否认，大多数知道阎纲大名的，一定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业余写的零碎，才是阎纲留给世人最有价值的。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两个月后，阎纲的《谨防灵魂被锈损——为新作<班主任>叫好》在《北京文学》刊出，应该是关注《班主任》问世的第一声呐喊。还有在《黄河大合唱》诞生38周年之日，应《音乐论丛》约稿而写的《论<黄河大合唱>词作的艺术成就》万余字长文;还有热诚推荐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及陈世旭创作风格的《习惯的写法被打破了——谈<小镇上的将军>的艺术特色》和《陈世旭的创作个性》;还有《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还有……太多了。孙犁、王蒙、谌容、乔典运、古华、张贤亮、蒋子龙、从维熙、京夫、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等，活跃在那一时期的老作家、年轻作家以及刚露尖尖角的新作家,都闯进阎纲的视野、受到阎纲的眷顾。为了这些自己心仪的作家和作品，阎纲注入满腔激情在文坛上高歌、颂扬。毫不夸张地说，阎纲是为新时期文学披荆斩棘奋勇开路的一员骁将，是新时期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功臣。记得1986年9月7日到12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钱钟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王蒙、唐达成、钟惦棐、许觉民、朱寨、李泽厚等当时文学评论界名流齐聚一堂。主持大会的刘再复多次请为新时期文学立下汗马功劳的阎纲等同志上主席台就座，全场掌声雷动，阎纲却逃之夭夭。大会期间，阎纲作了《文学十年》的长篇发言，同样是掌声满堂。阎纲就是这样，作文做事总是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彰显陕西人的风骨;对待荣誉却是望而“怯步”、坚辞不就,表现出文弱书生的面貌。你看阎纲，长得白净、长得俊俏，一点都不符合陕西人的特征;可写起文章来，那个敏锐、那个犀利，却又绝对是陕西人中的典范。阎纲是评论家，也是杂文和散文家。可以说,杂文创作从新时期开始，贯穿于他文学活动的全过程。他的杂文。既义愤填鹰、不能自己，也风趣幽默、借古讽今;喷吐的是满腔的怒火，也有是他作品不可或缺的情感倾诉。《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美丽的天亡》。这些作品都是写女儿阎荷的，不忍卒读。阎荷是我看着长大的，想起了让人心疼、就落泪。作为父亲的阎纲，对女儿的那份慈爱、那份殷勤，真的让人动容。他在作品中虽然也有表现,但真实生活中的父女情深，我自愧弗如。记得《美丽的夭亡》获奖时“授奖辞”是这样写的:“《美丽的夭亡》写出了生命中太多的痛苦、挣扎和死别。亲情和血泪纠缠的日记，当生命渐渐走向冷却时，却有一团温暖的气氛涌起并弥散，亲情、爱情、友情，他们一起融汇，一起萦绕着将要夭亡的生命，大爱、真爱、挚爱，坚持到最后。一个父亲以他破碎的身心和苍老的笔托举着女儿的永生。”这是一个女儿的文情放歌，《我的醴录、我这些动《不，我只有一个娘》《体验父亲》等等这些动情于乡里血亲的散文作品，这些是一个60后的老儿子奉献给家乡、奉献给父母的凝聚心血的作品。阎纲说我们俩是“相知半世纪,结缘有五同。”说我们几十年没有红过脸。我哪敢和他红脸?家乡在北京搞文学工作的十几个,以及从事文学评论事业的一二十位陕西人,都以阎纲马首是瞻,他是旗帜。阎纲欣赏吴冠中的“丹青负我。”最后我也想说一句:“文坛负阎纲。”现在想想，要是新时期文坛没有阎纲,那些曾被阎纲关注、被阎纲钟情、鼓吹的作家和作品该有多寂寞啊!当然,寂寞的还有我。这几十年间,没有阎纲携手，相拥相扶、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我也该是寂寞无奈的!
自2019年秋天起，阎纲借着“回乡探望九十四岁的老哥”，远离了喧嚣的京城文坛，从此“老汉不走了”，回到陕西礼泉老家颐养天年。但他并未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在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的文坛动向、帮扶当地的文学作者的同时，一直笔耕不辍，继续砥砺前行，不断地释放着灼人又耀目的光焰。近期，他又推出《我还活着》（太白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的文集，向人们展示了他近年来的笔耕成果，意在“与读者进行灵魂的交流”。读过这部集子之后，令人感受丰沛，更让人为之钦敬。自2019年秋天起，阎纲借着“回乡探望九十四岁的老哥”，远离了喧嚣的京城文坛，从此“老汉不走了”，回到陕西礼泉老家颐养天年。但他并未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在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的文坛动向、帮扶当地的文学作者的同时，一直笔耕不辍，继续砥砺前行，不断地释放着灼人又耀目的光焰。近期，他又推出《我还活着》（太白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的文集，向人们展示了他近年来的笔耕成果，意在“与读者进行灵魂的交流”。读过这部集子之后，令人感受丰沛，更让人为之钦敬。《我还活着》分“逆旅”、“知人”、“论世”、“回响”四辑，收入了阎纲近些年陆续撰写的散文与评论新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这些篇章与他以前的以评论为主的集子不尽相同，收有记述儿时往事、家乡家人，以及住院治病的散文与随笔。这些文字，情真意切，径情直遂，间或内含自嘲与反讽的意味，读来既引人入胜，又给人启迪，还令人解颐。这些都向人们表明，阎纲不仅“还活着”，而且活得老而弥坚、精神健旺。
礼泉阎家出文人才子，在关中一带远近闻名。十分地有缘和有幸，我也从阎家两代文人中得益匪浅、受惠良多。上世纪70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就学期间，在学习文学写作的过程中，给了我许多指导与教诲的阎景翰（笔名侯雁北）老师，就是阎纲的本家叔父。散文与小说都是行家里手的阎景翰老师，在文学写作方面造诣深厚，对待学生也是诲人不倦。我在学习写作中，不懂的，不会的，都去找他求教，他几个字的改动，几句话的点拨，既会使文章条清理明，又会令人心里豁然开朗。恩师的耳提面命，指引了我在文学上的不断成长。新时期之初，我要调离陕西师大去往北京工作，在向阎景翰老师告别时，他手书一信，嘱我到北京之后与阎纲联系。此后，我的阎家的第一位老师，又把我交给了我的阎家的第二位老师。从那时起，我一直与阎纲有着较多的过往，跟着他学写评论，学做编辑，实实在在地在他的“拉扯”下一步步地成长成熟起来。
《我还活着》里记述儿时生活，忆述家人家事的篇章，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过去的历史时期，使人们看到乡间的日常生计及家人亲人的各自命运。《儿时的百草园》，写院井里小花园在玫瑰绽放时的满院飘香、写前院的果树在果实成熟后的相互分享，儿时的嬉闹玩耍，既带有天然的童趣，又带有乡间的乐趣。《孤魂无主》和《我的族弟是个奇葩》，分别素描了“怪异”的三伯和“奇葩”的弟娃的人生趣事，看似随波逐流的三伯和吊儿郎当的弟娃，实际上都有各自的苦衷和别样的特长。他们那拧巴的性格和独特的活法，虽然给人留下了“奇葩”的印象，却也难以臧否和不可忘怀。如许的小人物的小悲苦，显示着他们自己的性情与性格，也折射着一定的时代与社会的某些侧影。读来令人怦然心动的，是怀念母亲的《母亲是被泪水淹死的》。“母亲十七岁上嫁到阎家”，一方面要受婆婆的折磨，一方面要持家和下苦，“忍气吞声地向前熬着”。等到终于不辞辛劳地把孩子们拉大了，“升学问题，工作问题，婚姻问题一大堆摆在母亲面前”，“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结果，不仅“身体累垮了”，还“精神受了刺激”，常常为“个个命苦”和“节节有难”而“大哭不止”。最疼爱自己的母亲在1976年3月病重弥留之际，阎纲自己也在这时因胃出血在医院紧急救治，“直到母亲断气，母子终未见面”。一句“我苦命的妈！”内含了多少感念与哀叹、愧悔与遗憾。一个一辈子都在付出和奉献的勤劳又贤惠的伟大母亲，也让读者为之唏嘘，为之感动，为之钦佩。
“逆旅”一辑中，记述自己治病经历的《在病房》和记录女儿不幸早逝的《美丽的夭亡》，在如实的陈述与记录中，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情感的震撼。女儿阎荷无意中检查出了妇科癌症，因未能提早发现而错失治愈良机，眼睁睁看着聪慧可人的爱女一步步走向夭亡，阎纲痛心至极，欲哭无泪。日记体文章在写到目睹女儿“坚守着文静与尊严，明明白白走向人生的终点”时，阎纲用了“别了，三十八年的生命！别了，三十八年的骨血！”等一连七个“别了”的排比式表述，可谓椎心泣血，涕泪交集，如泣如诉，声声惊心。经历了这样的中年丧女的人生至痛的阎纲，不惧怕再会失去什么了。因此，当他自己几次因病住院治疗时，那种坦然面对和镇静自若就非常人能比。于是，两篇《在病房》讲到两次住进医院的情形，说到诊病与治病，都是轻描淡写，寥寥几笔带过，更多的笔墨是与医生护士聊说养生与人生，与友人畅谈文学和艺术，心心念念的是如何为家乡礼泉编书作文、“报恩乡梓”，“思绪万端”都指向文坛的现状与文学的发展，文人的本能与强人的本性，于此暴露无遗。
“知人”一辑，记述了作者与一些文人的过往，对一些作家的印象。在这些文章里，阎纲施展了评论家的独有特长，在往事记述之中侧重以细节描画人之性情，在人物评说中力求以简约的语言画龙点睛。如评说诗人、翻译家屠岸，“为人恭谦让，作诗真善美，古今中外皆备我，修得诗家老更成”。如评说毗邻而居的画家吴冠中，“丰满而瘦小，富有而简陋，平易而固执，谦逊而倔强，誉满全球却像个苦行僧”。如说乡党雷抒雁，“喜欢插科打诨，嘴上挂着俗文学，一不留神就来荤的；而且好辩，你说东，他偏说西，强调真理的片面性，最爱抬杠，兴起，放浪形骸，像个顽皮的小孩，不知毛发之既白”。说到既是上级领导又是文坛挚友的王蒙，也是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能上能下”，“荣辱不惊，俯仰自如，指挥若定”，“是绝顶聪明的存在”。说到“五同”（同乡、同学、同事、“同案犯”、同乡会）的周明，更是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热爱生活，精力充沛，有求必应，有‘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和稀泥’的外交才能，是热心穿梭的文坛基辛格，八十啷当的顽童，从早笑到晚，越老越比儿子年轻，没大没小，人见人爱。”这些话语，既有形象描述，更有个性揭示，看似随口而出，信手拈来，实则天然工妙，恰如其分，精准得难以移易。这些都告诉人们，知人的要义，在于知性、知心。
集子里的不少文章，在忆人怀往时，还以星星点点的文坛记怀与往事拾遗，以点带面地勾勒出阎纲在当代文坛僶俛做事半个多世纪的大致脉络。如在文学评论方面，“十七年”时期在侯金镜的指引下从事小说的阅读与评论，写作年度中、长篇小说年度概述，以《红岩》为对象，先后撰写《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红岩〉的人物描写》的评论文章和《悲壮的《红岩》》的小册子。在《文艺报》时为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大做宣传。新时期伊始，为刘心武的《班主任》作评叫好，为蒋子龙的小说集作序，大胆断言：“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还有关于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阎纲的评论都是及时而来，一言九鼎。这使得他的评论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与他所评论的作品一直相随相存。让人更为感慨的是，阎纲在文学编辑方面的累累业绩，被他的卓著的评论成就严重遮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阎纲在《和王蒙一起叫卖》等文章里，回忆了就任《小说选刊》专职编委时，编辑刊物求新求变，推销刊物不遗余力等情形。其他文章里还讲到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方面，在张炯、顾骧、刘锡诚等人的支持与帮衬下，创办《评论选刊》，在文坛首开评论推选的先河；在《评论选刊》停办后，又创办和主编《中国热点文学》，推介有分量又有新意的文学作品，一时间成为文坛内外的关注焦点。这些编刊工作以及阎纲主编的一些丛书的编选工作，我都不同程度地介入过，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我觉得，阎纲在文学编辑与文学“选家”方面的诸多独特的贡献，可能并不输于他在文学评论方面的卓越成就，至少是双峰对峙，平分秋色。把这两个方面总合起来看，阎纲在当代文学领域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既是独树一帜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无论艺术家描写的是什么人：圣人、强盗、皇帝、仆人，我们寻找的，看见的，只是艺术家本人的灵魂。”这段有关艺术创作的名言，适用于人们读解一切艺术作品，尤其适合品读“我手写我心”的散文作品。阎纲的这部《我还活着》，“纯情，传神，带体温”，在忆往怀人，谈文说艺之中，口陈肝胆，披心相付，实际上也把自己的心性袒露无疑。敢说真话，巧说实话，刚正不阿，桀骜不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严气正性、风骨峻峭的知识文人的形象与精神。因而，他的《我还活着》和他的其他著述一样，应当会留存下来，既成为“年齿九十”的阎纲“活着”的切实证明，也成为“其言也真”的阎纲“在说”的重要文本。
礼泉是周秦汉唐等王朝的京畿胜地，这个地方出人才，“关中名宿”宋伯鲁的家乡就在礼泉。宋伯鲁，晚清学士，1895年在京任官期间，与康有为创建“保国会”，是戊戌变法运动中颇有胆识的帝党人物，后被革职通缉，返乡后致力山水诗画，兼考据著述，其诗词清超拔俗，其书画雄健苍厚，是一位誉满三秦的大学者，大书画家。礼泉还有一户名门望族，这就是县城阎家什字的阎家。100年前阎家的大家长在地方做官，与宋伯鲁结有金兰之谊。阎家诗书传家，代有才俊，我的大学老师、以散文写作而享誉文坛的阎景翰（笔名侯雁北）就是阎家人，2018年我写阎景翰先生的文章《先生教我》，《光明日报》发了大半版。还有李白、韩愈研究专家，西北大学资深教授阎琦，鲁迅、孙犁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阎庆生，都出自阎家一门。当然，阎家还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就是今天研讨会的主人公阎纲。阎纲长我20岁，我们交往40年，从最初交往，阎纲就叫我“描弟”，我也就叫阎纲“大兄”。20岁的差距，阎纲自降身段这样叫我，让我有些惶恐，但也倍觉亲切。“大兄”就是“长兄”，在关中家庭里，“长兄”的权威仅次于父亲，我叫阎纲一声“大兄”，表达了我对他发自心底的爱戴和尊敬。作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位重要文学评论家，阎纲身居京城重要工作岗位，统揽全国大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故能福田广种，厚泽遍布，但我想说的是，对陕西文坛，对陕西作家，阎纲是用情最深，用心最重，用力最多的。当然这和陕西是他的故土分不开，更深的原因则是这块土地的文化价值支撑与他同脉共频。陕西有着强大的文学传统，柯仲平、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还有评论大家胡采，他们都可以看做是新一代陕西作家的领路人，是建国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阵，新一代作家是在他们身后成长起来的。身边有文学大树，是好事，但成长在这些大树底下，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状况，这就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小草被大树遮蔽了，小草自惭形秽，挺不直腰身，难以长成栋梁之才。还有，文学基因有其遗传性，有传承，有接续，固然是好事，但近亲繁殖，基因过于固化，就会出现生理学上称作“基因诅咒”的弊端，生命就会退化。现在看，新时期新一代陕西作家，他们最初在文学路上出发的时候，模仿老一代作家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包括路遥、陈忠实都是如此。早期的陕西作家，曾有若干年时间在自信、自卑相互纠缠的泥沼中挣扎。他们大都出身农家，从社会最底层苦呵呵地爬出来，所接受的教育谈不上完备，更别说精英教育，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他们雄心万丈，立志要干大事，另一方面背着沉重的因袭的包袱，这因袭包袱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也有生存条件方面的，心中涂抹着浓厚的悲情色彩。他们最要命的心魔，是觉得自己土，在他们眼里，京津沪得风气之先，作家思想意识很新，很先进，而我们陕西这些端老碗吃黏面的作家土得掉渣。1985年春西北五省区作家与科学家笔会，我是大会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尽管这次会议在陕西地面召开，但大出风头的是宁夏作家，宁夏作家辗压陕西作家，因为他们很“洋”，会议举办舞会，宁夏作家满场飞，陕西作家龟缩一角，没几个会跳舞敢下舞池。正是在这个时段，阎纲对陕西作家发出“走出潼关去”的呼声。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走出潼关，意味着解放思想，勇于超越，抖擞精神，拿出“硬货”，敲开更广大读者的心扉，敲开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的大门。1983年6月3日，阎纲应《宝鸡文学》之约，撰写了《走出潼关去》一文，这篇文章同时在《延河》上发表。这篇不算长的文章，对陕西作家震撼很大。阎纲文章在鼓励陕西作家的同时，也指出短处：陕西作家“诚实无欺但伤于太实；出于泥土却失之太土”，不善于把自己藏起来，不善于说“半”句话，不善于虚实相间，不善于切割巧构，所以，自1982年路遥的《人生》获奖之后，陕西再无人获取全国性文学奖。“走出潼关去”的呼声振聋发聩。陕西作家开始认真正视自己，反思自己，检讨自己。很多研讨活动，“走出潼关去”成为重要议题。最具备标志性的一次文学活动是1985年秋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陕西老中青三代作家近50人，乘一辆大轿车，从西安出发，会议从黄帝陵前祭祀人文初祖敲响开场锣鼓，开到延安，开到榆林，最后在毛乌素沙漠的月圆之夜，全体人员跪拜文学圣火盟誓。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有三人：路遥、我，还有当时陕西作协创作组组长李小巴。我把毛乌素沙漠这一晚的活动称作是“大漠盟誓”。正是这次会议之后，路遥投身《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贾平凹开始写作《浮躁》，京夫动笔《八里情仇》，程海酝酿《热爱命运》，邹志安写作《多情最数男人》，我也开始了《苍凉青春》的写作。陈忠实中篇写得正得心应手，原本没有长篇写作计划，但到了冬季，他在写作《蓝袍先生》过程中，突然勾起对白鹿原早年生活的记忆，写作《白鹿原》的念头瞬间而起。由此，才引发了其后全国瞩目的文学陕军东征现象。文学陕军的集结和出发，自然是陕西作家厚积薄发的结果，但陕西作家豪气干云，心中的那把火，是被阎纲“走出潼关去”的一声吼点燃的。这高亢的声音，给了陕西作家的目标和自信，激情和干劲。由此陕西作家摆脱内心的纠结，一门心思“咥大活，干大事”。从《走出潼关去》一文中，已经可以看出阎纲在努力为文学陕军塑形。他清楚陕西作家的长处和短处，他知道在陕西作家身上，要保留什么，要剔除什么。整个新时期以来，阎纲和陕西作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作家去北京注定要拜访阎纲、周明等老大哥，阎纲回陕和朋友们相聚一起，更是倾情畅谈。在渗透着真挚感情的交流中，对陕西一众作家小弟，他赞美，鼓励，启迪，建议，批评，纠偏，因为他站位高，洞悉整个文坛状况，加上人品好，威望高，他的话在陕西作家中自然很有分量，陕西一大批作家从他那里获益匪浅。文学陕军之所以能成气候，阎纲功莫大焉！所以我说，阎纲是文学陕军的塑形师，毫不为过。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队伍，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叫做“十年链环”，或“十年梯队”。最上边一环是老一辈德高望重的评论大家冯牧，下边是阎纲、雷达、白烨、李敬泽、李建军等，在年龄上彼此相差十岁左右。这个序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学评论的“在场”性。我对中国当代文学评论队伍，有一个不太科学但较为明了清晰的划分，这就是“在场”与“不在场”。“在场”与“不在场”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但同样适应于文学评论。“在场”就是熟悉了解你所面对的事物，对事物有直接性经验，呈现事物的本真面目和规律，无遮蔽，具有澄明的认知属性。换一句话说，就是评论家主体与被评论的客体之间，不隔，从而获得评论指向的真确性。上述从冯牧、阎纲下来的这脉链条，都做过编辑，都熟悉作家，比较深入地介入到作家的创作实践当中，他们和作家，和作品，自然不隔，这才使他们评论的“在场性”成为可能。与之相反，“不在场”则是另外一条路子，他们的文学评论，或许归属于某种理论体系，但因为对评论客体的隔膜，对创作实践的隔膜，这理论只是一个筐子，什么东西都要往这筐子里装，复杂深幽、途经各异的创作实践，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变成了他们那只筐子的填充物，读他们的评论，获得的往往只是大而无当的概念，云山雾罩的泛论，佶屈聱牙的词语，他们的目的在于拿作品印证他们的理论，为玄而又玄的理论做注脚，填塞他们的筐子，而不是用自己独到的目光阐释作品，揭示艺术创造的本质，洞悉生活的真相。这样的评论，人们愈读不懂，愈显出评论家的高深。这是当代文学评论的一种可悲现象。文学评论的“在场性”，是拒绝这筐子的，而是主张贴近生活，贴近艺术创作实践，贴近艺术生发和创造规律，亲和作家，亲和读者。他们是作家的良师益友，有些好作品，甚至在创作过程中就渗进了他们的心血，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对作家总会有启发，甚至有时会有醍醐灌顶、点石成金的功效。阎纲在“十年链环”这一脉“在场”文学评论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边的冯牧，可以看做是他的师长，他的后边，衔接他的是师弟雷达，白烨也可以看做是他的小师弟，而如今在中国文坛熠熠生辉的李敬泽，事业的起点是始于他的麾下。作为小老乡李建军，也都从他那里获益。从这一点上说，阎纲堪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一面旗帜。李白表达他对孟浩然的尊敬，唱出“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的诗句。阎纲也是一座山，在事业上，他具备山的高度，在人格上，他更具有山的巍峨和坚挺。礼泉县编辑地方文史资料，出了四大本厚厚的《阎纲专辑》。我读过专辑后，拟了一幅对联，书写赠与阎纲大兄。上联：体瘦，只剩一副铁骨；下联：心阔，且住满腔坦荡。这幅对联，写的就是阎纲的德器人品，风骨情操，表达了我对大兄的由衷敬意。阎纲多才多艺，会读书，会写文章，这是本行，自然不在话下，此外他还擅书法，会唱戏，会打板（司鼓），会拉板胡二胡，就在今年还看到一个视频，他在礼泉与民间老艺人合作，表演打鼓。但是有几样他永远不会：不会拍须溜马，不会投机钻营，不会低头认怂。礼泉和我的家乡泾阳一河之隔，这两地文化同根，民风同蔓，仁义、忠勇、刚正、礼敬，是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的价值支撑，阎纲的骨子里渗透的正是这种文化因子。九十岁高龄的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故乡，对大地，至今怀抱赤子之情，他的身体已不那么健朗，但在陕西，在咸阳，在礼泉，他仍尽其所能弘扬文化，推动文学，关心扶持文学后继力量，他火一样的情怀，温暖了这一方土地。阎纲已老，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阎纲已是鲐背之年；阎纲不老，因为他壮心不已，仍旧奋发有为。我们为阎纲喝彩，为阎纲祝福。
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当时杂志版文艺报那一代老编辑、老评论家引我进入了全国文坛。40年前，我与阎老同在北京车站不远处的苏州胡同参与首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情景历历在目。那是改革开放之后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一次大型文学评奖，所以戏称“黄埔一期”。阎纲、刘锡成负责组织，谢望新、刘思谦、李准都是参与者。我们这些当时40岁上下的评论家在一个多月时间内，阅读、议论、思考、写文章，交流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心得见解。记得事后我在文艺报连发了两篇长文，也结识了张洁、冯骥才、遇罗锦一批作家。那以后我们又多次在京、沪、陕各地一道评论作家作品，在文学活动中深化了友谊。阎老的评论是个性评论、是审美评论、是深虑思维个性化、审美化的结晶。他长于准确定位，新頴命名，一语中的，快刀见血。无审美感受不写，无思考发现不写，无文体追求不写。既重审美感觉的学术表述，又重大众传播的社会效应。执守不媚时俗，不虚己情，但求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良知。阎老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真、直、智、雅、新五个字。他聚光时代的能力，让我想起别林斯基；论评文本精妙，让我想起金圣叹；杂感短章有鲁迅风，是哲人、智者、雅士。在散文中，集文士情怀、丈夫豪气于一身，游笔嬉墨、收放自如于其间。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评论家，阎老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们能够抓住社会转型的历史窗口期驭风而翔，引领了一代人的文学鉴赏，带出了一个批评家群体，推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还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命释放传达了出来，将特定时代的情绪和风韵传达了出来。文学评论家能够如此全息中国现代史、文学史和文化史、地域史，成为一种历史性的精神现象，实在是可贵。阎老用一生的行止塑造了自己，让人敬仰。鲐背之年先生归返秦川，躬耕垄亩，为家乡文化传承和建设竭尽绵薄之力。这是中国乡贤古风的一个新举。既是传统，又辟新路。阎老在我心里，也就既是埋头劳作的秦川牛，亦是神思飞扬的昭陵骏。他让我想起关学的创始先哲横渠先生张载来。张载去职回到渭河对岸眉县横渠后，“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依靠家中薄田生活，讲学读书，写下大量著作，带领学生恢复古礼和践行井田制，曾作《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沉积层，它銜接、融汇庙堂文化、精英文化与农耕文化、坊间文化，是中华文化深埋于大地的脉落。阎纲先生回乡几年的践行，让我们领略了他为生民立命，为父老乡亲承古开新的老而弥坚的文化担当。随着现代化生存的普及，这些年返乡归根的作家日渐增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敢有雄文惊海内，一场秋风老少年——祝贺阎纲文学创作座谈会在陕西礼泉成功举办
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高建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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