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艺术嗅觉灵敏，发现野心勃勃的高加林，推出小说《人生》，我们俩第一时间书信往来，一起琢磨改革开放的氛围如何在城乡交叉的地带露出端倪。《人生》出书，又拍电影，一时间声名大振。及至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世，一个磨穿铁砚、使人不堪其苦的陕西冷娃，赫赫然全票夺冠，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生命严重透支；写完第二部大病一场，险些死去；写完第三部双手成了“鸡爪子”，两鬓斑白，满脸皱纹。
路遥和陈忠实都把《创业史》读了七遍。陈忠实说《创业史》是伟大的作品，路遥把柳青称作“教父”。
五万多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是路遥躺在病床上写的，历数创作之艰辛，但不满于既得的成就，“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要超越胜利。”
“最后的时间”守候在病床前的航宇回忆说：“在生命最艰难的日子，路遥还在紧锣密鼓地计划着。他心里藏了很多精彩的故事。他说‘如果我哪天再站起来，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可以超过《平凡的世界》’”
他超越《创业史》，还要超越自我。
他像老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不幸，《平凡的世界》完稿的当年溘然长逝。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路遥的自画像。传神的自画像传递路遥内心深处的信息，从中可以窥见婚事离异与兄弟失和，孤独与冷落，自恋与自虐，发奋与疯狂，以及无常鬼闪电式的勾魂摄魄。
一条陕北汉子，只活了42年。
我的外甥王可为，失业住在我处，闻讯，从枕头底下取出40块钱，让我转交给清涧县破窑洞里一个哭瞎了眼的老婆婆。
路遥说过，陕北这块地方不得了，他就是敢爱敢恨、挑战苦难的陕北人。
陕北瘠薄，孤悬塞外，狂风劲吹，历史积淀厚重，苍凉而壮美。
陕北人重义尚武，狂放凝重，骁勇善战，生活凄苦生命力极强，看惯了征战与劫掠，彪悍而多情，日子艰辛生性乐观，对爱情的追求出奇的大胆，深藏着凄凉悲苦却刚毅而沉郁，生成一种征服苦难的强烈冲动和生死相随的牺牲精神，声声动人心弦。
那就是信天游！
听，“千里的雷声万里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拉妹妹绵手手，亲了妹妹小口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圪崂崂走。”“听见哥哥的鞋底响，一舌头舔破两块窗。”“对对沙燕飞过梁，你把妹妹也领上。八路军营里人马多，哪一个马尻子捎不上我。”“谁昧良心天火烧”，“咱们俩死活哟在一搭！”《东方红》的曲调，原本取自勇敢示爱的生死恋歌《骑白马》：“骑白马，走沙滩，你没有婆姨我没有汉。咱俩拧成一吐嘟蒜，呼儿嗨哟，一块生来一块烂。”
路遥非常喜欢信天游，说信天游用普通话唱就把陕北民歌日塌了，用陕北人方言唱一下子就扎进人的心窝窝，才会有一种魂牵梦绕的味道。《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就是路遥扎根信天游家乡，献给新时代年轻小伙子们刻骨铭心的组歌信天游。
据《陈忠实传》透露，2003年“华山论剑”，金庸说：我很喜欢《白鹿原》，你胆子大，敢替地主翻案。陈忠实说：你看懂了！
陈忠实早就对好友王蓬说过：我心里想的是农民，我创作的底线是人道和人性之美。
陈忠实很喜欢电影《人生》以及电影里(由路遥亲自填词)的插曲——富有“信天游”情调的《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农民的儿子想要成大业，就得走向《人生》的城乡交叉地带，甚至还要远，哪怕出去以后再回来。（柳青对我说过，在《创业史》第二部里他一定要让梁生宝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事。)
一首暗含社会内容和生命价值的信天游在陈忠实的脑际重现，是他对路遥探求人性深度的赞美与怀念。
我怀念路遥，也寄情信天游，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主题歌和片头、片尾的插曲，天籁之音啊！
高建群题赠路遥说：“文学是一种殉道 陕北高原是一个英雄史诗美人吟唱的地方”。
不仅仅赞美爱情，不仅仅为了果腹，而且是震天的呼喊“鼓起我的胆”。
我爱陕北人生死相随、“咱们俩死活哟在一搭”的牺牲精神，爱陕北人激情似火、柔肠百转的信天游。
《平凡的世界》通过陕北地区父老乡亲极度贫困和失望所呈现的七情六欲，将艰难竭蹶的奋斗精神与巨大的社会冲突相交织，深刻地展示了贫苦农民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的阵痛与巨变。
王蓬回忆说，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单单翻阅十年来的报纸就把手指的毛细血管磨出血，不得不换成手背继续翻阅。经过六年的拼搏，《平凡的世界》完成了。
乡党告诉我说，《平凡的世界》马上就要煞尾收笔，朋友们大摆宴席为他祝酒，但是最后的一段文字难产，一秒一秒地煎熬着。他终于为全书划上一个圆圆的大句号，疯子般地一把推开窗户将笔扔了出去，扔得很远，叫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冲进厕所照镜子，对着镜子再行叩问：“我究竟为什么、为什么？”放声大哭。
我面前这个人是不是渴望生活、追求深沉的爱和自我精神实现、宁肯受磨受难、不惜割掉自己耳朵的梵·高？
血汗浇灌的《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大奖，奖金大洋一万，路遥说：“连抽烟的钱都不够！”
1990年路过西安，看望路遥，谈话触痛他的心，他流泪了，一根接一根地点燃劣质烟，别时，却把两盒红塔山硬塞到我的口袋里，我的眼圈也湿了。
临终前，路遥焦躁不安，金铮问他啥事这么急？路遥说：你不知道，林达去北京了，她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没人管，我正愁得头像开裂一样。金铮说：“就这么点小事？交我办不就行了！”
红卫兵的暴行与造反派的忏悔，种粮的农民吃不上粮食，饥饿的知青出走创业碰得头破血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严重的问题是接受农民的教育，缱绻与决绝，孤傲与狂狷，烦躁与霸气，傲慢与忧伤，恩爱热恋与离异，手足兄弟与失和，夜以继日地透支生命，日吸两包劣质烟卷以及正在吞噬脏器的巨痛，刚强的男儿痛哭流涕，一齐涌上心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哀，昧尽人生百味之后，一条陕北汉子被过早地推向死亡。
路遥远去，“把藏在心里”每一部都“超过《平凡的世界》”的“最精彩的故事”带走了。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只活到42岁，路遥死不瞑目！
27年了，人们没有忘记那里的土地和饥饿，没有忘记这个人充满个性色彩的刚强和介入，没有忘记他心心相印的高加林、刘巧珍、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贺秀莲、田福军、田晓霞以及彼此间脉脉含情的孤寡师母惠英嫂。
“神仙哟挡不住人想人”！“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生，人们怀念路遥。
一个天才的出现，对社会来说是大幸，对家人来说倒是未必。
路遥在去世前几年，就已经生肝病了，肝硬化腹水。他找了个老中医，偷偷吃药，不让社会知道他有病，不愿示弱。1991年8月份吧，他把省作协的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延安。一下火车，人腿一软就坐到地上起不来了。于是到延安地区医院去住院。
医院二楼的楼梯底下，有个不规则的小房子，大约有五平方米。路遥就住在那里。我去看他，我说，你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有了病，怕人知道，这想法真可笑。路遥说他脑子已经乱了，失去判断了，想等四弟猴蛮来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要相信科学，现在赶快回西安，去北京，请专家。
那天我和路遥谈了很多话，主要是叙述过去的友情。他说了几句重要的话，这话是说：疾病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天下人都是朋友！我十分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有向过去他伤过的人道歉的意思，包括向我。这么一个骄傲的人，强势的人，这一刻说这话，叫我感动。路遥去世后，我在悼念文章《扶路遥上山》中将路遥这话说给所有的人。
后来在西安西京医院住院期间，11月15日，我去看他。路遥在里间，我在外间，医生说路遥不能说话，让我给写条子，我于是在医生给的处方签上写了一段话：路遥兄，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不会被疾病打倒，你一定能跨过这个门槛的！所有的朋友都为你祈祷！那次听医生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了，回头了，谁知道两天以后，1992年11月17日中午，路遥去世。
路遥去世10周年时陕师大举行纪念会，15周年时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会，我都去参加了。我在发言中说，路遥是新时期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人生》、他的《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为经典，成为大学和军营阅览室借阅最多的小说。他的创作经历、奋斗经历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一个标志，给后来的陕北儿女以感召。
路遥逝世20周年前夕，家乡清涧县在他老屋的门口建了一个纪念馆，我去参加开馆仪式，聚餐时，路遥的女儿喊着“高叔叔”过来给我敬酒，我对着孱弱的孩子在那一刻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我对孩子说，叔叔领着你，给那些帮助过你父亲的人敬个酒。这样领着孩子走了一圈。我还对明明说，路遥希望你长大后当一个女子足球运动员，他喜欢足球，他常说：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与这个城市喜欢足球的人数成正比。他还说，如果他是个足球运动员的话，即便腿被踢断了，那么连球带腿一块往门里踢。
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一块饥饿的高原
路遥个头不高，大约1米66吧！圆脸，褐色的眼睛很小，经常眯着，后来给眼睛上架了个宽腿眼镜。鼻孔、耳朵有毛发长出，罗圈腿，是内罗圈，所以脚下那双廉价的皮鞋老是底朝里翻着。住旅社时，他用卫生纸蘸些水管里的水擦一擦皮鞋。走起路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高的那个在前头戳着，低的那个在后面拖着，后面的肩膀上，常挎着个大包。他写完《人生》，大包里装着一大摞手稿，就这样一闪一闪向朋友走来。
他的相貌是典型的匈奴人特征。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曾经到帐篷里为阿提拉大帝治病。他在书中说，阿提拉短个子，褐色的圆脸，鼻梁有些塌，眼睛很小，好像怕光一样的眯着。罗圈腿（因为骑马太多的缘故）。当他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与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而当他一旦跨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以后，他雄踞多瑙河，眯起的眼，随时准备把欧罗巴大陆鲸吞入腹，那情形令人恐惧。
所有的批评家们在分析路遥的作品，分析路遥人格的优点和缺点时，都没有谈到陕北地域文化对他的决定性影响。陕北是一个多民族长期混居的地方。路遥后来虽然来到西安，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能融入这个四方城中去。他对我说，他总是担心，担心晚上睡着以后被人抬着扔出城去。
路遥有着苦难的童年，他的类似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式的性格，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那种小人物不安于卑微和贫贱，渴望飞得更高的主题，都与苦难的童年有关。六岁或者七岁那年，他被父亲带着，从清涧老家讨饭吃走了五十里，顺秀延河走到伯父家。父亲要走了，哄他说，你先在这待着，等秋庄稼收下后，我来接你。路遥那时候已经明白，他被过继给伯父了，但是没有把这说穿。路遥送父亲，送了很远。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一块饥饿的高原。路遥对我说，他一直看着父亲佝偻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弯腰处，被连绵的山头挡住了，才号啕大哭起来，抹着泪往回走。
后来上小学时，一天晚自习前课外活动，操场里满是人。一位小干部的子弟，他的书包里总揣着一个白馍馍。那天他在操场上吃，路遥在旁边眼馋地看着。“王卫国同学你想吃吗？你趴在地上学一声狗叫，我给你喂一块！”那同学说。路遥于是趴在地上，学一声狗叫，用嘴去接一块馍。上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同学们都离开了操场去教室，只有路遥没有离开，他饿着肚子，佝偻着腰望着夜空，因为他听政治老师说，今天晚上有个叫加加林的苏联少校，要驾着飞船去登月球，他将从陕北高原的夜空中飞过。这个半大孩子，热泪涟涟地望着夜空。许多年以后，他把他的一部名叫《人生》的作品的主人公叫做“高加林”。
他背着一大包《人生》手稿，脸瘦了一圈
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写作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路遥的四弟叫猴蛮，在清涧老家，他出生以来还一直没有见过路遥。他给路遥写了封信，让给找个工作。路遥给回了信，让他到延安来等他。后来路遥回延安，先到报社找我（我那个时期在延安日报做文艺副刊编辑），我说猴蛮我见过，好像在东郊延安大桥头农民工市场，披着烂棉袄躺在那里等人叫，现在，听说在给西沟一户圈窑的人家往半山上背石头。我是听文联的陈泽顺说的，因为猴蛮有时晚上会到他家看一阵电视。于是路遥又到文联找泽顺，然后到西沟满沟去找。
半山上有一户人家，三口石窑已经快圈好了。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颤巍巍地正往山上背石头，路遥喊了一声“猴蛮”，那后生停下来，从背上放下石头，应了一声。路遥疯了一样一扑蹿上山去，抱住猴蛮，“我亲爱的弟弟呀！”两个从出生就没有见过面的兄弟，抱头痛哭。
后来在延安饭店五楼，开了个房间。猴蛮开始讲他的苦难经历。讲了三天三夜，兄弟俩哭成一团。三天三夜后，路遥做出个决定，要将猴蛮的故事写成小说。他还给弟弟取了个新名字，叫“王天乐”。然后，甘泉县文化馆的张弢来接他，他到甘泉县宾馆。记得走的时候，我把我的两条烟给他带上做干粮，他说：“抽好烟，写好小说！”
两个月以后，他坐长途车从甘泉县回到延安，一下车就来找我，如前所述，背上背着一大包《人生》的手稿。他的脸整个的瘦了一圈，走起路来罗圈腿有点踉跄。他说，“中国文坛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路遥的《人生》写出来了！”他还说，小说要拿去冲击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的字数是13万字以上，我本来还可以往长写，不写了，只写十二万八千字，这样算是中篇，好用来评奖。
路遥背着《人生》手稿，住进延安宾馆，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像一个农民收获了一料好庄稼一样兴奋。那天晚上延安城布满了月光，我和猴蛮陪着他，从北关走到南关，又从南关走到北关，走了好几个来回。直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到宾馆。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的话，说得最多的是他的初恋。
她是一个在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路遥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在北京，一个女的把电话打到他的房间，路遥问你是谁，电话中说是你的一位陌生的老朋友，路遥说你再不说名字我就挂断电话了，电话中说你站到窗台边上往下看，马路对面有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那就是我。路遥说他往下一看，登时脑子就爆炸了。他扔下电话向楼下跑去。后来他说他想不明白马路上有那么多的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轧死他。
路遥给我说，那女的后来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她曾经多次到西安来过，站在街道上望着路遥家那个五楼的阳台。听人说哪个阳台上没有花就是路遥家。——我至今还不明白，路遥这一晚上的话中，是臆想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真实的成分多一些。
这里顺便说说路遥家庭的情况。这话不好说，但还是想在这里说一说。我始终觉得路遥的妻子是一个好女人，路遥的作品几次获奖都离不开她的帮助。路遥去世后，很多媒体包括传记作者采访我，要我谈谈路遥的家庭，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不管怎么抬高路遥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不准伤害林达。一个天才的出现，对社会来说是大幸，对家人来说倒是未必。夫妻之间的事情外边人很难说清。我还说这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作协大院里前辈作家们的意见。
顺便再说一件事情，有个朋友要设立一个路遥奖，找过我几次，我对他说，这事不是我们不支持，而是该奖没有得到路遥女儿的认可，你叫我们见了孩子怎么说？假如有一天孩子认可了，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人生》出版后，路遥拿着中青社的版本来找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一不小心用了你的诗，你该不会告我侵权吧？他翻到那一页，是我的那首《秋日断想》九节中的一节：“你是一只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适宜你生存，你就把那里当作家园。”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你要告我，我就说这是黄亚萍抄了著名诗人高建群的诗送给高加林的，和我路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听后笑了，我说我的几句歪诗能上你的大作是荣幸啊，咱以后不说这事了。
《平凡的世界》用了许多王天乐的故事
路遥对“人生”这个名字不满意，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人生》中高加林这个名字，如前所述，得于前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少校。里面的故事原型是他的弟弟猴蛮，“ 高加林”后来怎样？路遥给他改名为王天乐。我父亲要了一个铜川煤矿的招工指标给了王天乐，这样他到了铜川煤矿挖煤。几年以后路遥给我写信想把天乐调到延安日报社（当时也给其他人写过这样的信），于是我领着天乐拿着路遥的信，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个月，才办妥此事。当然主要是路遥的影响力，我只是个跑腿办事的。后来路遥又求人把天乐调到陕西日报。天乐也已经去世了，同样的病。这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他去世前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
《平凡的世界》里边用了许多王天乐的经历和故事。天乐说你把我的故事都写完了叫我将来写什么？路遥说你将来写我的故事。
大约是1985年的正月十五，路遥约我说是要到黄陵的店头煤矿为他的长篇收集素材，他还要把即将开笔的长篇给我讲一遍。他说这有个好处，帮助他圆满故事丰满人物。讲着讲着真的就成了假的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连自己也分辨不清了，这样就可以动笔了。于是我陪着他到店头煤矿一个叫陶家山的矿主的窑里，钻了一天，然后又来到县城的轩辕宾馆，开了个房间，他讲我听，折腾了三天三夜。
开笔前，路遥来到黄帝陵庙里，双膝跪倒，上了一炷香说：老天爷怜悯我，让我把长篇写完，再倒下！
记得《平凡的世界》那时还不叫这名字，它分为三部，第一部叫《黄土》，第二部叫《黑金》，第三部叫《大时代》，总的书名叫《走向大时代》。据说是中青社的著名编辑家王维玲给改的，这真是一个从容、大气的好书名。
《平凡的世界》写作途中我看过他几次，开笔是在吴起县武装部的一口窑洞里，他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供职。我去看路遥，路遥愁苦地说，洗不成澡，不方便，看来得挪地方。他还在延安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写作过，晚上我去看他，路遥整个人面色浮肿，虚脱得不成样子了。谁能替我多好呀！路遥噙着眼泪说。他每天写5000字，完成任务后给宾馆的墙上画上一道，这样他数墙上的道道就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了，过多少天了。他用的是方格纸，一页320个字，每天5000字得写将近二十页。记得他的案头上堆了厚厚一摞有半尺高。他对我说，他妈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许是一堆废纸。
大约1983年吧，清查“文革”，路遥好像也受到了牵连。他到延安日报社来找我，面色铁青，人沮丧到了极点，他对我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来来回回回旋着一句话，这句话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啊！”中午吃饭我说咱们到市场沟口去吃个羊肉泡吧，路遥哎了一声说，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我说谁也挡不住你创作，外面混不下去你就回延安吧。路遥听了默默无语面无表情。一个礼拜之后的清晨六点，我骑了辆破自行车，后座上带着路遥，把他送到东关汽车站。
在路遥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中，省作协的前辈们给过他很多帮助。比如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时任作协党组书记李若冰老师就给过很大的帮助。当年路遥回到农村，写了个《优胜红旗》的小小说，寄给《陕西文艺》（现在的《延河》），李若冰夫人贺抒玉、杜鹏程夫人张问彬专程去延川县看他，给这个回乡青年送稿纸。1980年春天调路遥的时候，是《延河》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来延安调的。当时教育局不放，说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学生从贫困山区向大城市分配的。后来王丕祥接通了省教育厅的电话，这边的厅长恰好是王丕祥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王老师说你狗日的难道想让我提上个酒瓶瓶来送礼吗？电话那头的厅长笑了，他说你把电话给局长，让他接电话办手续。路遥就这样从原来的大学生实习、借调办了正式手续，进了省作协。这些可敬的前辈们那个时期只要哪里有个人才，就想方设法去挖，那真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文学年代。在这里我还想向被路遥称为“文学教父”的柳青致敬，路遥一直视柳青为榜样。
在《平凡的世界》热播之际，我为此写下以上的文字。文章有些长了，那么最后就用我的《最后一个匈奴》中的一段对于陕北大文化的诠释作为结束：
“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唐·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把死亡叫做‘上山’，把出生叫做‘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受苦’。”
我知道他太多的事，在这里只是拣一些事来说的。
路遥离开我们近三十年了，我很怀念他。路遥虽然走了，但是他的作品活着。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现在高校里面，《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借阅量最高的排在最前面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路遥作为人生，作为一个投身文学创作的作家，他尽管因英年早逝，会有很大遗憾，但在文学创作上获得的历史的高度和人民给予的尊重与人民的爱戴是应当欣慰，很自然的。所以，我有幸和路遥相识，有幸和路遥发生过一些交往。用路遥自己的话讲，我是最早正儿八经为他写文学评论的批评家。这是指我1982年在陕西日报上发表的评他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文章。我写的比较早，也许写的比较糙，写的深度不够。但是我觉得早也有它的好处，最起码路遥说给他有所鼓励。
还有一个，大家刚才都讲了，《平凡的世界》当时写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看好，当年文学的环境中，很多人正热衷于西方文学，认为路遥还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老套，陈旧了。北京几家大刊出版社不接受发表出版。路遥给我打电话说，希望帮助寻找出路。北京都没看上。我说你是不是坚持一定要在北京发，他说不一定，只要能发就行。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介绍到广东的《花城》杂志社发表。我就给《花城》的谢望新打电话，他第二天就去了西安，看完稿子就决定很快发表。我原来一直不说这个事情，但是我看厚夫在他的《路遥传》里面提到这个事情了，我觉得总算我还为路遥做了一点助力事儿。路遥这个作家，我到他延川当年生活的家去看了，你很难想象那种逼仄艰辛居住生活的环境，非常令人痛心和吃惊。大山里很小的一个窑洞，里面放着乱七八糟的家什，门口有一个土炕睡觉，真不知道路遥的少年是怎样艰难度过的。但是路遥虽然在陕北，在延川那个地方生活，可从路遥的作品，从路遥的人生经历，我感觉路遥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有抱负这个词我觉得比较文雅，说的透彻一点，路遥在我的感觉当中，他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心不是那种歪门邪道的野心，而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有高目标的追求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作品里面不像现在很多作家写小小的自我，写自己感觉的身边的琐细生活，写自己身边的小事。他的作品都是胸怀天下，关注人的尊重、权利、命运，他的作品有很大的普世价值追求。他对弱者的悲悯是抱着很大的责任和使命。他的作品总是能让人在困惑的时候，郁闷的时候，艰难的时候产生力量。不像我们后来的许多作品专门写苦难，专门写绝望，专门写苦涩的东西，只是呈现这些内容，而不引领人如何摆脱改变。路遥的作品有苦涩的东西，有艰难的东西，但是他永远都给人以希望。他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非常好，非常的入心，入人的心胸，是一种非常真实严酷的生命经历体验，但它内在的指向，是不屈服。所以我觉得路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前些年，我们的很多作家简单膜拜西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时候，现实主义好像过时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遭遇曲折，就是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人家都在搞意识流，都在搞先锋派了，都在搞魔幻主义了，你还用这种老套来写，自然会受冷落。实际上很多人只是看到现象表面的东西，机械地欣赏借鉴外在的形式表达。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对世事人生的一种游移。而现实主义的道路，是文学始终要走的方向，路遥对其有能动的理解与坚持。当年秦兆阳讲，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可我们的现实主义，至今我都认为，从来没走到广阔的道路上，包括《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的精神，是文学应该始终坚持的基础，但是我们真正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精髓，是不是现实主义道路就是像周扬当年阐述的那种蕴含，我觉得不一定全是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就是要切实地面对人生的生活生存状况，就是让作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文明进步的曲折与发展情形。而不是简单地写现实就是现实主义，写当前眼下的事就是现实主义，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现实主义不等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与历史和未来有内在深入沟通的。
所以，我觉得路遥的人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既是现实主义的产物，但是又不是我们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产物。我们的现实主义很多时候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当下的政策服务，但是路遥的作品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作家按照路遥的道路继续向前走，按照路遥所感觉、所认识理解的现实主义道路走，我想我们将会出现很好的作品。但是现在，从我对文学的一些感觉来看，我觉得很忧虑！希望渺茫！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 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殒落了！
一颗智慧的头颅中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
这是路遥。
他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大省里的一员主将，又是我们这个号称陕西作家群的群体中的小兄弟；他的猝然离队将使这个整齐的队列出现一个大位置的空缺，也使这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呈现寂寞。当我们：比他小的小弟和比他年长点的大哥以及更多的关注他成长的文学前辈们看着他突然离队并为他送行，诸多痛楚因素中最难以承受的是物伤其类的本能的悲哀。
路遥从中国西北的一个自然环境最恶劣也最贫穷的县的山村走出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绚烂的篇章。这不单是路遥个人的凯歌。它至少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我们这个民族所潜存的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和旺盛而又强大的艺术创造力量。路遥已经形成的开阔宏大的视野，深沉睿智的穿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成就大事业者的强大的气魄，朝着创造的目标实现创造理想时必备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耐力，充分显示出这个古老而又优秀的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
路遥热切地关注着生活演进的艰难的进程，热切地关注着整个民族摆脱沉疴复兴复壮的历史性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和巨大欢乐。路遥并不在意个人的有幸与不幸，得了或失了，甚至包括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时期的饥饿在内的艰辛历程。这是作为一个深刻的作家的路遥与平庸文人的最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才成为具有独立思维和艺术品格的路遥。
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的精神上的执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腥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却是与之无法剥离的血肉情感。这样，我们才能破译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路遥在创造那些普通人生存形态的平凡世界里，不仅不能容忍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的随意性，甚至连一句一词的描绘中的矫情和娇气也绝不容忍。他有深切的感知和清醒的理智，以为那些随意的解释和矫情矫气的描绘，不过是作家自身心理不健全的表现，并不属于那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路遥因此获得了这个平凡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尊敬和崇拜，他沟通了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和地球人类的情感。这是作为独立思维的作家路遥最难仿效的本领。
我们无以排解的悲痛发自最深切的惋惜。42岁，一个刚刚走向成熟的作家的死亡意味着什么。本来，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期待，属于路遥的真正辉煌的历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深沉的惋惜正是出自对一个文学大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事业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切已不能挽回于万一。所有期待即使是自信的有把握的，也都在五天前的那个早晨被彻底粉碎了。然而我们就路遥截止到1992年11月17日早晨8时20分的整个生命历程来估价，完全可以说，他不仅是我们这个群体而在更广泛的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中，也是相当出色相当杰出的一个。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能在如此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辉煌如此有声有色的生命的高质量，路遥是无愧于他的整个人生的，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的。
以路遥的名义，陕西作协寄望于这个群体的每一个年轻或年长的弟兄，努力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全面繁荣而奋争。只是在奋争的同时，千万不可太马虎了自己，这肯定也是路遥的遗训。
路遥同志，你走完了短暂而又光辉的“人生”之旅，愿你的灵魂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劳动者中间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得到安息！
路遥解放那年冬天出生于陕北青涧县。七岁时，过继给伯父家做儿子。
路遥的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没有一个人曾走出陕北的大山，走出那古老而荒凉的黄土地。父辈兄弟二人，家境贫寒，目不识丁，他们比别人所具备的长处，似乎只有那对贫穷超凡的忍耐力和终年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好力气。
家境贫寒，成家自然成了难事。这户王姓人家，老大已到了不小年纪，才以六十元彩礼，娶回一位姑娘进了家中的破土窑。两年后，老二也终于用毛驴驮回了新媳妇。老二讨回的这媳妇，比大媳妇的身价可高多了，彩礼一万块，尽管当时使用的货币比两年前贬值了许多，可也是大媳妇的彩礼翻多少个跟头也追不上的。对此，老大两口心里没有半点不平，而且这老二媳妇是他们一手操办娶进门的，人家模样俊，身架好，心灵手巧，彩礼不超过大媳妇就冤了人家。
命运也是个怪东西，在王家俩媳妇之间，它似乎更青睐老二窑里那个后进门的女人，这女人很快就为王家添丁续口，头胎就是个儿子，后来又生下四男三女，而老大窑里的女人生倒是生了三个娃娃，然而不是“四六风”就是一些说不清的怪病早早就夺去了娃娃的命，一个也没有抓养活。老大夫妇觉得这是命，不能怨天尤人，认了。
陕北是个穷地方，清涧又是陕北的穷地方，生活的担子像黄土山包一样沉重。王家老大眼看着在家里熬不出个像样光景，便带着妻子走出家门去闯荡。夫妻俩在外帮人种地扛活，后来在延川县落了脚。他们掏了一孔窑，盘了炕，砌了灶，算是有了一个家，但在这个家里面，许多个冷风凄凄的夜晚，夫妻俩是蜷轱在灶角的柴窝里过夜的——热炕头让给了那些从榆林一带下来揽工的石匠、皮匠和窑工，为的是多少能挣几个钱。辛勤劳苦，省吃俭用，夫妻俩又掏了两孔窑，添了些农具，养了鸡羊，一份家业算是置办起来了。
老大无子嗣，而老二家娃娃一长串，过继给老大一个儿子，可谓两全其美。路遥在兄弟姊妹中是老大，懂事早，长得也壮实，把他过继给伯父撑起王家另一爿门户最为合适，尽管路遥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噙着眼泪告别了生身之地，告别了母亲和兄弟姊妹，尾随在父亲身后，一路讨吃要喝，翻过清涧和延川之间的一道道沟壑墚峁，步行二百多里地，来到延川。在延川县黑龙关郭家沟那三孔窑洞里，他由人侄转变为人子。
那时，父母给他起的大名叫王卫国。
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心里踏实下来。儿子就是他们未来的指靠，是他们在世上过日子的盼头。他们喜爱这个儿子，家里光景过不到人前，不像样儿，但破衣烂衫，总想让儿子穿得暖一点，粗糠野菜，总想让儿子吃得饱一点。在遭饥荒的年月，儿子饿得面黄肌瘦，母亲硬是拉下脸面撑起腰杆走出门去，讨饭都要为儿子讨回一口食来。年幼的儿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老两口虽然不敢对落脚在这个穷家贱户的儿子的将来抱什么奢望，但他们已经看出，这小子日后不论做啥，准能成事。
村里的学校又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不少娃娃背上了书包，路遥羡慕他们，但一贫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钱来给他报名、给他买笔买纸买课本?更何况他还承担着家里好多活儿。他把热烘烘在心里拱动的愿望强压住，没有向父母亲张口。
一天早晨，母亲却把他从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上一个书包，轻声说： “上学去吧!”
那一刻，路遥的眼睛湿润了。
陕北山沟里的娃娃上学，识几个字就行了，谁也没指望娃娃喝几滴墨水就能成龙变虎。父母对儿子的指望原本也是这样，但路遥从上学第一天开始，似乎便有了他自己的想法。能够读书，在他觉来是命运对他的一份额外的恩赐，他感谢父母给了他这一机会，他年幼的心里抱定一个信念：只有发愤读书，才有可能在将来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
村里的学校只有初小，也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五、六年级属于高小，只有县城才有。迈进高小的门槛不容易，但路遥却考上了。随后的问题是，他的家庭有没有能力送他去县城读书?
父母亲没有犹豫，儿子坐进县城的教室里了。
陕北人把上山劳动叫作“受苦”，路遥父亲一身“好苦”。他以当年在他乡异土初创家业那样的劲头，在生产队挣断筋骨地干活，在黄土里拼命地刨食，母亲也是一个好劳力，除了和男人一样上山“受苦”，还要揽起家里喂鸡养羊缝缝补补一大堆事情。一年辛苦到头，劳动手册上的工分记了不少，但生产队一直“烂包”没有个景气相，很难从队里拿回几个钱，而支靠在家中窑角的粮瓮，往往还没到春荒三月就亮出了底儿。儿子是背干粮上学的，星期天离开家里时背三天吃食，到了星期三，母亲便挎着篮子，赶十五里路，进县城给儿子送去后三天的吃食。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盖的时候，母亲的篮子里，仍有红薯，有南瓜，还有掺着糠的窝窝。南瓜是老人自个在窑背上种的，红薯是留给来年的苗种，窝窝面是向村里人讨借来的。家里再作难，就难在大人身上吧，不能让儿子在学校里断了顿。
高小毕业，路遥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录取率中考取了初中。
这是1963年。三年饥荒灾害拖留下来的长长阴影，仍笼罩着陕北高原。能否再把他送进中学校门，能否再供这个已长成半大小伙子、在生产队差不多已顶得上一个劳力的儿子继续读书，是父母亲面临的又一次抉择。
他们再次艰难而明智地作出了后来令他们感到无限欣慰的决定。
当他们把儿子送进县城中学大门的时候，实际上已为儿子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选择。
那个大门连通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
时间真快，路遥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里常常想起他。
想起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我当然信的，听说过他还是少年时的一些事。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
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
想起他拉我去他家吃烩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
想起他从陕北写作回来，人瘦了一圈儿，我问写作咋样，他说：“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写完，你要抽好烟哩！”
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狗日的，一满都不懂文学！”
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想起他几次要我调到省作协去，而我一直没去，当又到换届的时候，正是我在单位不顺心，在街上碰着他去购置呢绒大衣，我说了想去作协的想法，他却说：“西安那地盘你要给咱守住啊！”
想想他受整时，我去看他，他说：“要整倒我的人还没有生下哩！”
我生病住了院，他带着约烟来看我，说：“该歇一歇了，你写那么多，还让别人活不活？！”
想起他的虎背熊腰。想起他坐在省作协大院里那个破藤椅打盹的样子。
想起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说：“这个病房好吧？省委常委会开了会让我住进来的。”
想起他快不行了，我又去医院看他，他说：“等我出院了，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旮旯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垂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
陕西的作家每每聚在一起，免不了发感慨：如果路遥还活着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这谁也说不准。但肯定是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会干出许多令人佩服又咋舌的事来。
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一般人不可理解处。
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
路遥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人，文学或许还不是他人生的第一选择，但他干什么都会干成，他的文学就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焰。
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有这样的人了。
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证据是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书。但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一头猛兽的秉性。
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别人万元，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让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
扼杀他的是遗传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正病得厉害。
这是一个悲苦的家族！一个瓷杯和一个木杯在一做出来就决定了它的寿命长短，但也就在这种基因的命运下，路遥短暂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
在陕西，有个人会长久，那就是路遥。
《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
《丝绸之路千问千答》2021年5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高建群全集》第二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
《六六镇》《古道天机》《大顺店》《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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