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从延安调到老城来了。他手里有十几万块钱，林悟了没费多少事，就在幼儿园后边新建的“姑娘楼”上，为他在五楼买了一套房子。所谓姑娘楼，是那些农村姑娘们，出嫁了之后，不愿意离开城市郊区。原先的农业社拿她们也没办法，不给她们分地皮盖房子，便只好用本村的地皮给她们盖几座楼。这种楼，用自家的地皮，又没有各种杂税，价钱就便宜。那里的人都知道林悟了是个作家，作家又引来了一个作家，于是便看在作家的份上，便宜卖给高作家一套。谁知，高建群刚安顿下家小，他的一个朋友便告了他。
林悟了正在写他的长篇小说《泥海人尘》，开首就写道： 我一直弄不清我是哪儿人。面对各式各样几十年里所填的表格，在籍贯那一栏中，我常常犯瓷。我的出生地在老城闫良北边的黄土塬上，那塬下边现在是一个造飞机很有名的地方。可听父亲说，他是我爷爷用独轮车从山东推过来的。查一查词典，那上边说得也很含糊：自身出生或家庭久居的地方。家庭二字若理解成家族，那我们这一族，肯定在山东要长，在陕西要短。
去年春节，山东来了一杆人马，是到陕西修订家谱的。那家谱里居然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填了个举人，又注明是个作家。一时我笑得泪水直淌。再往上查，爷爷是个秀才，爷爷的爷爷居然也是个举人，并娶了刘罗锅（刘墉）的女儿，和一部走红了的电视剧成了亲戚，真是荣兴。这便是本家族最为荣耀的一笔了。本世纪初，陕西地面上，清政府放了一个山东人来当县令。县令来到如今三原富平一带，只见沃野千里，蓬蒿遮天，道一声可惜，便捎信让家乡人来此拓荒。从山东到陕西，漫漫千里路上，一辆辆独轮车吱纽纽乱响，一队队妇道人家扯儿携女紧随其后，沿着黄河故道，死了的就地埋葬，活着的直奔向前。最后在那个被称作泾渭分明的地方安营扎寨。如今，沿石川河向东，一溜儿排开上百个村庄，统统被陕西人称之为山东庄。山东庄里顽固的保留着山东人的习俗，逢年过节，便在太阳下边亮出家谱，祭一祭那次远征，忆一忆那次悲壮的移民史。
山东的一杆人马，嘱我今后再填籍贯时，要填山东省昌邑县高阳街，说那个富丰巷才是我的真正的籍贯。山东人好哇！中华精髓被一条黄河裹泥夹沙，一伙儿流到山东去了。山东人便膀大腰圆，山东人便行侠仗义。隋朝末年有秦叔宝，单雄信；宋朝年间又有宋公明，武二郎。今日再添一个林某人，怕也不会给山东人丢脸。道一声可惜，有些说迟了。四五十年来填过不计其数的表格，改起来岂是容易之事？再填时，就只能填那张死亡通知单了。可那又有什么用？一个生在陕西长在陕西的人，吃了陕西那么多麦子，喝了关中那么多水，就让他老老实实的当一回陕西人死去吧！
在陕西地面上，我三混两混，混成了一个爬格子的人。陕西最少有上万个凭爬格子吃饭的人，没一个人怕我。因为我连作协都没有加入，便不会和他们争尺长寸短。因为没有人怕我，所以我也就不怕人。我有文章在手，稿费在口，有众多朋友肝胆相照，两肋插刀，我怕谁作甚？
林悟了帮高建群买了房子，两个人一时便成了知己。高建群遇上官司，林悟了便想帮他一把。虽然家中七事八事，新建的房子还没有收拾出来，但他也要给高建群帮这个忙。林母惊喜地发现，老头子在和高作家接触的这些日子里，似乎又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作派了。林悟了原本就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那年反右时，因为他的言词锋利，观点超前，就被弄了个右派份子。当了右派，被整了几十年。改革了，开放了，整个中国大地也可以谈论人权了。他那颗被冰冻了许久的心脏，遇见高建群之后，就立刻鲜活起来。他认为高建群这场官司必输无疑，但是他还是前前后后为高建群跑个不停。他用笔记录了这场官司的内涵，对于那些没读过《最后一个匈奴》的读者，可以翻过这一节不看。小说不是电视连续剧，不想看，多翻几页也就过去了，并不影响林丽和崔治宽的生死命运。他帮高建群打官司的事，是这样写进他的《泥海人尘》中的： 高建群前脚来了老城，后脚就跟进来一场官司。他怕官司，而且怕得要命。高建群爱吃辣子。陕西农民有一道民谣道：葱辣鼻子蒜辣心，只有辣子辣的深，辣了前门辣后门，上到地里辣麦根。爱吃辣子的高建群刚到西安，辣子没有吃上，那年九月，我伴他到延安打官司，路上问他，是不是心里有一种吃了生蒜一样的味道？高建群苦笑着说，曹某人让我吃了一碗蒜拌猪毛，不但辣，而且扎。如果蒜拌猪毛就已经让他又辣又扎了，我还指望着不要像辣子一样，辣了前门辣后门，上那个到地里辣麦根。事情的发展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后来确实辣了他的麦根，辣到了他那个最深的那个层次。
小说创作，说到底就是游戏笔墨，调侃世界，用艺术的手法记录民众生活，给后世一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我曾说过，亿万人头顶上，政治家是第一位。第一位下面还有两家，一家是科学家，一家是艺术家。科学家终其一生，就是把世间不明的的事情弄明白；而艺术家的所有功劳，都是把明明白白的事情往糊涂上拉。这么左一拉，右一扯，政治家再裁判裁判，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便四平八稳了。
高建群无疑是艺术家中的一员，他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干一件把世事弄不明白的事情，硬在他的鸡蛋里挑骨头，他焉有不败之理？
可怜的高建群在几千人的法庭上嚎啕大哭，走形失态，几近昏迷。有朋友高呼“狗屁法庭”时，又被法院当场抓了。我们一帮朋友，一边救人，一边捞人。牙咬到痒处，牙便咬断。这场官司，其中只有一个魔鬼在作祟，那就是钱，不管这货色藏的多么深，多么的不愿意挂在嘴上，多么不愿意如妓女掀起门帘，但却实实在在是官司的一个核心。
高建群调老城，这种由于事业上的成功而带来的荣耀无疑让他喜上眉梢。欣喜之中，他忘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有福兮祸之所伏的著名论断。一场官司的阴影从延安城中升起，借着西伯利亚强劲的北风向他袭来。当零言碎语传来有人要告他时，他茫然过一阵。曾对我说，陕北人进省城，很多人眼里都冒火。听说有人要告我，拿这种方式开玩笑，可见人家心里面多么不平衡。直到他收到陕北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他还说，这玩笑开大了，怎么能这么开玩笑呢？玩笑不是这么个开法么！
这是玩笑么？一张盖着鲜红大印的传票告诉他，法庭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他大梦初醒，明白不管什么样的玩笑一旦开到法庭上，必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几年前，福建女作家唐敏因写了一部《太姥山妖氛》的纪实中篇小说，发表在《青春》杂志上，被沈珍珠等三人告到厦门市昆明区人民法院。一开始唐敏也以为是开玩笑，直到被戴上手铐，判刑一年，赔款两千元，才知道是锅都有两只耳朵，并且都是用铁打成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收到传票后距开庭也就剩下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了，高建群竟天真的问：不理他行不行？不去行不行？问了些懂法律的人才知道，不理是不行的。不理可以缺席审判，也可以拘传──就是延安法院来警察铐着被告去法庭。在劫难逃这个有名的成语死扣在他头上，他只好硬着头皮迎战了。
原陕师大学生会主席，报告文学作家石岗先生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在研究了起诉状和《最后一个匈奴》的有关章节后认为：这是有人向全国所有从事小说创作作家们的一次挑战，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次奇耻大辱；也是对马克思文艺创作理论和毛泽东关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理论的一次挑战！对于这样的官司，绝不能木木讷讷，一定要为真理而斗争！他作为高建群的辩护人，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为了维护作家合法的创作权益，为了不给中国文坛带来一个遗害无穷的先例，也和高建群一同来到延安。
原告似乎胜券在握，方方面面都已摆置停当，被告高建群则是临阵磨枪，仓促迎战。从延安当时的舆论看，高建群处于不利状态，这场官司十有八九要输了。打官司是一种成人之间的较量，不是小儿游戏。高建群无法看到原告的档案，也就弄不清究竟是不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所幸一开庭，当完成了一些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原告劈头盖脑般地就冲着一个“钱”字杀了上来，官司开始向着高建群有利一面迅速发展。
发端之初，关心这场官司的人，包括高建群在内，并没有把藏在官司后面的那个钱字看得很重。告的是名誉侵犯，似乎离那个钱字还有一段距离。不承想，这个钱字却按耐不住焦急的心情，一下子就从原告的嘴里冲了出来，而且那么汹涌，那么撒野，一下让人们看到了这场官司的实质。什么名誉权，什么愤慨和痛苦都是扯淡。钱！高建群你赔钱吧！十六万二千元加十六万元，一共三十二万二千元！你掏一半，北京作家出版社也要掏一半！
原告是一条标准的陕北汉子，虽然已经是奔六十岁的人了，但体力尚佳。这三十二万二千元，不管是拾元票还是百元票，相信他都能背起来就跑。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三十二万二千元绝对是一个不知头尾的数字。开这么一个狮子大张口，不能不让台下观众席上的三百多名听众嗡嗡了一阵。对于金钱的渴望，似乎是当今中国老百姓普遍的追求。不能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对金钱的渴望是一回事，能不能拿到手又是另一回事。高建群写了一本四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究竟拿了多少稿费，能不能满足原告的欲望，在开庭后不到十分钟，便成了法庭调查的一个焦点。
法庭开始调查，有第二被告北京作家出版社作证：《最后一个匈奴》全部稿费五万元，上交个人所得税六千元，以一千本书顶稿费一万二千元，开作品讨论会又用去五千元。高建群实得稿费不足三万元。三万元还不足原告要求索赔的十分之一。这也是原告始料未及的一件事，那么一本轰动全国的长篇小说，才拿了不到三万元，看来口开得是有点太大了。逮捕高建群，让他也坐上几年牢，似乎不太可能。举家进省城，老婆孩子虽风光，原本却是个空壳壳，砸锅卖血也油水不大，这官司该怎么打，原告兀自先乱了阵角。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法庭辩论中，民心一直倾向着高建群。虽然法庭再三强调不准鼓掌，但仍有掌声鹊起。民意不可欺，民意不可侮！高建群写书写掉了十几斤肉，才拿了不足三万元，你原告红口白牙开口就要三十多万，这杆称在老百姓心中太不平衡了。
休庭之后，原告对人说，这官司输就输在我辩护人手里了。念起稿子来都结结巴巴，心劲不足，再打官司，我不要代理人了。
高建群认为自己赢了，大家也觉得他赢了，怎么能不赢呢，连原告的儿子都抱住高建群痛哭失声：我爸老了，你不要和他计较！于是大家便喝酒，便为原告的失策而碰杯。状告高建群名誉侵权本该在姓名的侵权上多下功夫，下足功夫，怎地从丹田穴上一下就跳出个钱字来，兀自先乱了。索取之巨与实际成了高山与峡谷的悬殊。不能不使原告灰心丧气。原指望抱个金娃娃，到后来怕连个泥猴也弄不到手，反倒要贴一千元的诉讼费，心疼之状浮于颜表。眼睁睁看着一伙朋友拥了高建群去喝酒。自己身单影孤，尝到了一种孤家寡人的凄凉。
开端如此，后来还是输了。原告调整了战略部署，在姓名，人事关系和经历上下了些功夫，取了些诸如他的狗也一样有名有姓的证据等等，一万多块钱还是拿到手了。
我骂高建群手贱，小说天马行空，什么不能写，怎么就把你的好朋友写成流氓和黑皮，让人家名扬四海，招摇过市呢？赔钱活该，上辈子欠的！
我骂了他，他便罚我。这次再版修订时，一本大书推到我面前，让我放下手头的《泥海人尘》，在大热天里受苦。但我又愿意干这件事情，说是陕西人，血液里却有山东人的基因。遥想当年，鲁智深救林冲于水火之中，就发生在山东地面上，何等壮烈，让人仰慕至死。我在世上活什么呢？不就是活几个朋友么？馍不熟可以，气不圆不成！
这实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原作者高建群并没有被气死，气傻。这半年手气特别的好，稿子写的勤，赔的那一万多元，已成了他的眼角屎，已不再话下了。只是不愿意再提起《匈奴》一书，提起来，就像是想起前世里索命的冤家，提铐的小鬼，脸变颜色，身子发抖。可有出版社执意要再版，不修订，法律上不准出。谁来修订？茫茫中国，舍我好像无合适之人。是油锅我就跳上一回，是妓女，我就睡上一回，不就是掉一层皮，得上一回花病么。《最后一个匈奴》在海内外已成大器，我的文风又和高建群不甚一样，学着他的文字在书页中跳舞，常感到鞋有些不合脚，脚有些不合鞋。脚和鞋都受罪。
我细读了一遍《匈奴》，又重新研究了高氏的其它著作。他有一篇《大顺店》也一样招人耳目。在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只要你通了天地灵秀之气，弯腰便可拾取华美的文章。原作中那三架马车，虽然只在原作中跑了不长的一点路，却也出了一场车祸。若要把这辆三架马车扶正，让它继续上路，就得掐死其中一匹惹祸的黑马，另换一匹上来。换上来的这匹马，从颜色、长相、性别和舌头的长短都不能和原先的那匹黑马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否则，就又会惹出一场官司。我何不从大顺店那日本慰安妇的肚子里扯出来一匹？于是我便这样写道：
……剩下的那个三分之一，名叫晁无尺。常因无尺二字被叫走音叫成了“无耻”，他便愤愤然，决计要改了这名字。他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陕北地面上，凡是识文断字者，很少有人不知道他这名字的来历，改起来也难。他的名和姓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那里面藏着一段美丽而辉煌的故事，他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在肤施城里，在肤施城以外的陕北地面上，他的知名度，绝对超过了杨岸乡，也超过了刘梦蝶。他这个奇怪的名字，和黄河边上那个叫天尽头地方上发生的一段传说，有着实实在在的关系。据好事者考证，三十年前，黄河边上，有一帮好汉占山为王，扯起一面抗日的旗帜，专门和黄河对岸，山西中条山下的日本人闹事。常常趁着月色，几条羊皮筏子渡过去，提几颗日本鬼子的人头回来喝酒。一日夜间，在中条山下的草丛里，竟捉住了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当时那女人正在草丛里方便，天上云遮月，草丛秋虫鸣，不知怎么她就被几条壮汉扑倒，裤子也来不及提，一把青草塞住嘴巴，满腿屎尿被抬到黄河滩，糊里糊涂就被弄到天尽头的山寨里。
山寨里燃起火把，女人吐了嘴里的青草，脱了身上的湿衣，一对大奶头白晃晃闪着亮光，说几句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倒让众好汉一个个惊呆。这不是普通的山野女子，是一匹日本或是南韩的大洋马，在军队里当慰安妇，专门用上帝的微笑和魔穴，犒赏作战有功的战士。
山寨里久缺女人，尔格弄来一个，眉眼风骚，又身强力壮，给她一条三八大盖枪，竟能在百步之外打灭香头红火，岂不是上苍派到山寨里的一个女头领？众好汉也没有多少商议，喊一声拜，便齐刷刷跪倒一片。女人漂过洋，渡过海，见过大世面，眼见一帮子男人要抬举自己，倒强似在军营里当个小领班，去管那一群有奶没球的东洋妓女，口里允了，便坐上了山寨的头把交椅。顺着众人的意思，起一个陕北名字叫大顺店，奶头山下山上，尽是众人都可以歇息的地方。
此后，黄河边天尽头的大顺店便扎成大势，山寨里起了规章，立下了纪律，每天日落时分，大顺店将手里的红灯笼递给谁，谁便是她今夜的新郎。天尽头山寨里，大顺店的窑门前，夜夜高悬一只红灯笼，窑里的新郎消魂夺魄，窑外的好汉们咽一口唾沫，只好努力去工作，努力听从大顺店的调遣，时时都盼着那荣耀的红灯权。
大顺店上山不到半年，那肚皮却一日比一日鼓涨。鼓涨到后来，大厅里议事时，竟不能弯腰去坐那把交椅了，只好站着行令：红灯暂歇，百日为限。
众好汉虽然都是光棍，却也知哓十月怀胎的道理，纷纷猜度女首领肚子里的那货，怕不是中国制造。看首长那肚皮大得吓人，生一个妖怪出来也未曾可知。猜度只管猜度，并不影响大顺店肚皮的继续生长。
忽一日夜半时分，一声惊雷滚过，乌云漫上山顶。俄倾风雨大作。风雨声中，大顺店撕天裂地的叫声盖过了响雷。众好汉站在雨地里，没有大顺店的号令，谁也不敢进去。这时候，平日里给大顺烧坑做饭的老晁头却不管许多，一头扎进大顺店的窑里，搂住她的腰，点亮了火烛，发一声喊，救人要紧，才把众好汉叫到窑里。那一时的大顺店，早乱了平日的方寸，披头散发，眼光凶狠，叉开两条大腿，让众人伸手去扯。一时三刻，竟扯出一个孩子，哇一声哭，窑外的风也不刮了，雨也不下了。众人惊异，知道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诞生了，只怕日后天尽头的兴旺和自已一世的功名，都担在这孩子的身上了。
那孩子扯出来躺在坑沿上，不像一个人，倒像一条大鱼，胳膊大腿理顺直了，竟有一条壮汉的大腿长短。众人觉得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应该记下这孩子的实际长度，以便将来对历史也有个交待，于是分头去找尺子来量。偌大的天尽头山寨，要枪有枪，要弹有弹，可就是找不来一把尺子，无法量出这孩子的准确身高来。
大顺店一碗黑糖水喝完，就又恢复了往日军妓的风采，道一声遗憾，便给孩子起了个“无尺”的名字。
无尺这名字叫起来其实也顺口，只是陕北地面上，当时不惯叫二个字的名字，总该有个姓加在前边，才顺理成章。好一个老晁头，全忘了自已俾下的身份，又想着他是冲进大顺店窑里的第一人，便有些居功自傲的嘴脸，血地上一跪，恳求大顺店把自已的晁姓加在孩子的名字前边，也算是晁家没有绝后，在他六十岁这年续上了香火。
大顺店微微一笑，心想也世事也太不公平。在这世上，睡过她的人成千上万，外国人有，中国人也有；大人物有，小人物也有，可就是没有让这个姓晁的老头子沾过她半根杂毛。这老头替她烧坑，替她做饭，每天弯着腰溜墙根走路，因为眼里太熟了，竟没有想起来也让他挂上一回红灯笼。一时心里好生后悔，眼下却也无能为力。就顺一回水，推上一回舟，把这不知谁是父亲的孩子，姓上一回晁吧，冥冥不言之中，也许是前世的缘法呢。
后来有好事者演义，这其实是上苍的一次精巧的着意字排。“晁”字大有讲究。一个“日”字，在陕北话中，就是“Ｘ”；下边一个“兆”字，好大一个数字，数也数不清。说白了，这姓氏恰好说明了这孩子是好多好多人“日”出来的。又有好事者考证，老晁头曾有一个外号，叫晁神手。年轻时是个货郎，挑几匹布下乡去卖，从来不带尺子。要几尺几寸，他随手一撕，比尺子量得还准。他当时没有用手去量这孩子，而让大家都去找尺子，就是一个个计谋。就是想让这孩子叫无尺，以合天意。
也是这孩子贵人多遭难，四岁那年，才懂得屎香屁臭，日本人就投降了。日本人投降，天尽头失去了打击的目标，红军便上山收编这支土匪武装，剩下一个不明国籍的大顺店，不好留在中国，就让她和战犯们坐轮船回日本去了。
晁无尺被领到肤施，先在保肓院混了几天，性太野，不习惯，弄得保肓院鸡飞狗跳墙，人见人嫌。恰好有个说书的瞎子老汉，需要一个顽童给他领路，保肓院便打发他跟瞎子老汉走了江湖。
晁无尺得了杂种交配的优势，不独人长得漂亮，脑子更是好用。几年下来，瞎子老汉满肚子唱词全让他滚瓜熟烂学会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十几岁上，刚解放那阵，他就有诗作在少年报上发表，倒成肤施地区有名的神童。
神童的诗作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建国之初，正要培养一些歌颂红色政权的作家和诗人。恰好有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要到陕北体验生活。那大学生功底深厚，在北大就是诗社的才子，这次自费到陕北采风，指望着写一本诗集名扬天下，稳坐中国诗坛的第一把交椅。大学生来到陕北地面，人生地不熟，有关部门把晁无尺介绍给他，正是天造的一双，地设的一对。晁无尺跟上北京的大学生，神童加才子，走遍了陕北的山山峁峁。看着北京大学生日记本上跳出来的诗句，他才知道自己这个神童的尊称是个狗屁。
那日，他们走进毛乌素大沙漠，直奔月芽海子。月芽海子是沙漠中的一派大水。人迹罕见，水鸟成群，正是诗人耍神经的地方。北京大学生来到海子边上，狂呼胡叫，句句成诗。晁无尺紧随其后，忙不迭的用一枝铅笔记录。那大学生一时疯狂，竟扑进海子里游了起来。这沙漠中的海子，看起来风平浪静，水下却有几多危险，水面上游着可以，只要一直身子，双脚就会被细沙吸住，任你再大的力气，越拨越深。这一时的大学生，不明事理地直起身子，就犯了这个忌讳，双手伸向天空时，晁无尺却无法救他。说是无法救，却也并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只要告诉大学生，千万不要挣扎，办法还是可以想出来的。
晁无尺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两句最少从唐朝就留下来的古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救出大学生对自己有何益？不救他出来对自己又有何不利？心里这样想着，他便在岸上手舞足踏，做出许多挣扎的花样，可怜那北京才子，在细沙中越陷越深，泥沙过了胸口，一口血从嘴里，从鼻孔里射出来，染红了半湖绿水。
北京才子死了。死得合理合法。晁无尺不担一丝干系。北京才子那几个日记本却留在了晁无尺手中。晁无尺用了三天三夜，将那日记本上的上千首诗整理抄出，然后一把火，在土坑里烧了那可能成为罪证的日记本。看着纸变成火，火变成灰，一泡热尿浇上去，火星儿也没有了。栽一棵枣树，秋日里，带钩的刺丛里便有许多醒红的小酸枣，谁见了都眼馋，谁也不敢去摘，那枣刺扎人太毒。
上千首上好的诗作，成了晁无尺后院里的一群羊，哪天想吃了，就吃上一只，不想吃时，就那么养着。每发一首诗，就引来评论界的一阵惊呼：陕北真乃藏龙卧虎之地，三百年前出过李闯王，如今又出了个晁无尺。
晁无尺有如此诗名，焉有不调进文研所的道理？他声名日增，在国际上也有了一些影响。只是愤恨中国字联想太多，一个有名有实的无尺，怎么就叫多事者想到无耻二字上去，于是便要下决心改名字。改个什么名字呢？他常看着自己的脚指甲，异族人是一整块，汉族人是不规则的二瓣，自己的脚指甲却是四瓣，想来自身肯定不凡。再有那大顺店一说，扳指头算，生母还有可能活在世上，于是便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写信，申请加入日本国藉，并设法寻找生母。
因为动了这番心思，他便决心给自己起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有一天在蹲厕时，看见地上早年的一张《参考消息》上面，有一个日本人叫犬养毅。翻译成中国话，就是狗养的硬汉子。对于生母那段不算光彩的经历，他常愤恨在心，这个名字倒也可以泄愤，真是天道酬勤，不用妄费功夫，用那报纸擦了肛门，走出门去，不管你户藉部门同意不同意，他便用犬养毅直呼自己。从此，晁无尺从地球上消失，中国犬养毅开始招摇文坛。
改毕，我请出曹雪芹老兄的几个字挂在墙上：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顿觉篷壁生辉，天摇地动。
在官司满天飞的年代里，替人捉刀，汗流夹背。落笔之时，我让灵魂出窍，我站在三千公里的高空中，向伏案流汗写字的林悟了大喊一声：无聊文人林悟了，准备接招吧！
《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
《丝绸之路千问千答》2021年5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高建群全集》第二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
《六六镇》《古道天机》《大顺店》《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
近期某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纪念版（精装珍藏版），敬请读者关注！
近期某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散文集系列“陕北篇”《一场秋风老少年》，敬请读者关注！
近期某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丝绸之路千问千答》修订本或者是《欧罗巴大陆在东，亚细亚大陆在西》或者是《极简丝绸之路志》等，敬请读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