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将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敬请书友们关注。（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
2022年9月8日高建群研究中心会议，决定：延安大学创新学院文学院与高建群研究中心将于2022年10月29日在延安大学创新学院校区举办《最后一个匈奴》出版30周年暨第三届高建群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学术论文的征集、专家的邀请、会议前期准备、媒体宣传等做了计划和筹备工作。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因为它同时具有传奇的性质，所以作者在择材中，对传说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的重视。
作者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作者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位批评家朋友的蛊惑，按照这位批评家的说法，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就隐藏在作者所刻意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在这本书中，作者还以主要的精力，为你提供了一系列，行走在黄土山路上那命运各异的人物，他在这些人物，尤其是吴儿堡家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梦想，和对陕北以至对我们这个民族，善良的祝愿。
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行程，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巡礼。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当我在陕北高原穿行时，当我深入地进入每一个历史大事件时，我每每为之惊骇。法国作家雨果说：“对于刚刚经历过，用血和泪写出人类历史最奇特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崇高的东西。”我则想说的是：“较之雨果所宏大叙述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由产业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同盟者，所进行的这场革命，更见其悲壮、崇高和持久。不管这场革命将来的走向如何，或垂之以久远，或风行于片刻，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有那么多年轻的梦想家们，仿佛法国的烧炭党人，仿佛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样，将他们全部的激情、全部的真诚、全部的憧憬，投入到这场事业中去。他们有理由赢得永远的尊敬。”
我还想着重说：“无产阶级有理由写出自己的史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它将欠下二十世纪一笔债务，欠下自己本身一笔债务，并且欠下人类总体利益一笔债务。”
再者，关于《最后一个匈奴》这个书名，有许多朋友问我。那么这里我把在另外场合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里重说一下，算是对这个书名的解释：
“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瞭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这形态就是：每当那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于是游牧民族的哒哒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止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陈寅格先生语）。这大约是中华古国未像世界上另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消失在历史路途上的全部奥秘所在。”
本书的动笔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但是他的最初构思，却比动笔早了十年。一九七九年春，省作协恢复活动后，在西安那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开了个“新作者座谈会”。会上，一位年轻的女同胞以她的谈吐、风度，令整个座谈会生辉。今天的省作协的老头子遇见了我，还像偶然记起什么似的，问起她的去踪，可见她留给人们的印象之深。在开会之前，我们素味平生，但因为同是来自陕北的缘故吧，会议中，我们约好要合作写一本书，并且谈了大致的构思。这就是本书后半部分的内容。这位女士后来远远地走了，在留下一丝惆怅的同时，这书便由我独立完成它了；而她却变成了书中的一个人物，细心的读者也许会认出她的。再者，小说动笔之后，受一位作家朋友的委托，我又占用了为数不少的时间，深入一个陌生的领域，为他的父亲“翻”一个有些奇怪的案子。案子后来是翻过来了，于是它也就成了我小说中一些素材，这就是本书前半部分的内容来源。本书是应作家出版社之约而写的，他们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注意到了我那不谙人事的面孔，这使我诚惶诚恐，于是只有勉力为之才是。然而写作途中，我又糊里糊涂地在文代会选举中，得到了一个职务。职务同时又是责任，这责任使我几乎半途而废，使我们差点儿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幸亏尊敬的约稿编辑朱珩青女士一再督促，并在百忙之中，来到我这荒僻的居处，打上门来说索命，于是拨冗去赘，乃有这本书的完成。以上是写作过程。
该说的话本来都说了，谁知小说稿完成后，节外生枝，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因此也许有一记的必要。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小说稿基本完成。这时，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通知，到西安领一九九一年度庄重文文学奖。行前，我将手稿交给一位朋友，请他看一看，提点意见，西安回来后我即着手誊抄。结果，朋友将手稿丢了。那真是一个悲哀的秋天。我孤独地回到了我的居室。我痛苦地哭泣了，我甚至疑心整个世界都在算计我。可是，我没有被打倒，我决心凭借记忆，将它重新写出来。我从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我的三十八岁生日这天，将他全部写完。当最后一个句号画完时，这个可怕的事件，也就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插曲了。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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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
《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
《高建群全集》第二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
《大顺店》《六六镇》《古道天机》《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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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匈奴》1992年一版一印后记
文/高建群
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史实并使笔下脉络清晰，因为它同时具有传奇的性质，所以作者在择材中对传说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的重视。作者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作者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位评论家朋友的蛊惑，按照这位评论家的说法，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迷、生存之迷，存在之迷，就隐藏在作者所刻意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在这部书中，作者还以主要的精力，为你提供了一系列行走在黄土山路上的命运各异的人物，他在这些人物、尤其是吴儿堡家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梦想和对陕北、以至对我们这个民族善良的祝愿。本书的动笔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但是它的最初构思却比动笔早了十年。一九七九年春，省作协恢复活动后，在西安那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开了个“新作者座谈会”。会上，一位年轻的女同胞以她的谈吐、风度令整个座谈会生辉。今天的省作协的老头子，遇见我，还像偶然记起什么似的，问起她的去踪，可见她留给人们的印象之深。在开会之前，我们素昧平生，但是因为是同时来自陕北的缘故吧，会议中，我们约好要合作写一本书，并且谈了大致的构思。这就是本书后半部分的内容。这位女士后来远远地走了，在留下一丝惆怅的同时，这书便由我独力完成它了；而她却变成了书中的一个人物，细心的读者也许会认出她的。小说动笔之后，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我又占用了为数不少的时间，深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威，为他的父亲“翻”一个有些奇怪的案子。案子后来翻过来了，于是它也就成了我小说中的一些素材，这就是本书前半部分的内容来源。本书是应作家出版社之约而写的，他们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注意到了我的不谙人事的面孔，这使我诚惶诚恐，于是只有勉力为之才是。然而写作途中，我又糊里糊涂地在文代会选举中得到了一个职务。职务同时又是责任，这责任使我几乎半途而废，使我们差点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幸亏尊敬的约稿编辑朱珩青女士一再督促，并在百忙之中，来到我这荒僻的居处，打上门来索命，于是拨冗去赘，乃有这本书的完成。以上是写作过程。该说的话本来都说了，谁知小说稿完成后，节外生枝，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因此也许有一记的必要。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小说稿基本完成。这时，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通知，到西安领一九九一年度庄重文文学奖。行前，我将手稿交给一位朋友，请他看一看，提点意见，西安回来后我即着手誊抄。结果，朋友将手稿丢了。那真是一个悲哀的秋天。我孤独地回到了我的居室。我痛苦地哭泣了，我甚至疑心整个世界都在算计我。可是，我没有被打倒，我决心凭借记忆，将它重新写出来。我从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动笔，到今天，也就是一九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我的三十八岁生日这天，将它全部写完。当最后一个句号画完时，这个可怕的事件，也就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插曲了。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将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敬请书友们关注。（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前头已经没有路了，那么你还要走吗？我的建议：喘口气，歇一歇，然后折身回去了！哦，前头已经没有路了！那么前头是什么呢？哦，好像是一片坟地！是的，是一片坟地，一片凄凉的坟场。普希金在他的《驿站长》的结束部分，说，我生平从未见过这样凄凉的坟地。光秃秃的，有几棵没有叶子的老树，立在那里，树的四周有乌鸦在绕树三匝，那乌鸦的叫声更给这黄昏增加了几分凄清。普希金我读过。《驿站长》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我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母亲不识字，我都写了三十本书了，母亲却一个字都没有看过，这叫我很遗憾。我想，等我有一天有了点闲暇，我要抽出时间来，坐在母亲的膝前，将那些世界上最好的小说读给他听。我不读我的，我要读的第一个小说，正是普希金的《驿站长》。那确实是一个好小说，写的是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驿站长的女儿被路经驿站的沙俄军官拐走了。那女孩不像我们读者所推理的那样被始乱终弃，最终流落莫斯科街头，而是成为贵妇人，有了一个好结局。但是，驿站长，可怜的驿站长，他却被这结局击倒了。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记得，在普希金的小说中，驿站长悲惨地死去，成为那驿站旁凄凉坟地的一抔土。普希金在小说结束时说，我花了几个卢布，请村里一个独眼的小男孩带路，来到墓地，来到那驿站长的坟前，为这位故人沥一掬泪。你记得很准确，是这样的。小说以“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开头，以《我已经不心痛付出去的那几个卢布了》最为结束。我明白了，你是将过客的我，所要穿越的这块坟地，和那普希金式的驿站长式的墓地联系在了一起！是的，联系在了一起！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都该有墓地，那是生命的休止符。荒草一年一年发生，隆起的土包会迅速地被岁月抚平。那么就此为止，我不该走了吗？这个过客将在这里停住脚步吗？那么墓地的尽头，或者换言之说，当你穿越墓地之后，展现在你眼前的，那一面是怎样的风景呢？那地方谁也没有去过！是的，谁也没有去过。那地方为黑暗所遮掩，为传说所遮掩。理智的人，克制的人，是不会冒险去那里的！难道在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去过那坟地的后边吗？比如一个小男孩，爱动的小男孩，爱胡思乱想、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奇迹的小男孩，那普希金式的独眼的小男孩，他也许会去的！我赞赏你的想象力。村里确实有一个小男孩去过。黄昏了，妈妈喊他吃饭，喊了很久，暮色中，他从坟地的另一头，一脸落寞地回来了！他告诉过村上的人那坟地的另一头有什么吗？我想应该有的，即便是无垠的旷野，是没膝的蒿草，是大车轮子一样的通红夕阳的沉落处，是一眼千年不涸的泉子，是倚门而立的怨妇，他总该有！你也许会失望的。小男孩说，那坟地的另一头，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只有几朵野菊花，在寂寞地开放着。由于没有人去光顾他们，注视他们，鼓动他们，他们开放的并不热烈。我不会失望！有那几束菊花，这就足够了。他足够点缀这个过客凄凉的长途了。这么说，异乡的远行客，你真的要不顾阻拦，一意孤行，去穿越这片坟地了。是的，我要穿越。我要穿过坟地去，在穿越的途中，向路经的每一件景物注目以礼。我要寻找那几束菊花，看它是不是还每年定期开放。那好吧！且让我热烈地说，激情地说，用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说，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要穿越墓地了。这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有一个堂吉诃德出现了。让我祝福你好运。不要那么说，不要给我那么多压力。人类的浪漫曲已经唱完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个疲倦的旅者，一个哪里天黑哪里歇的过客。权且把我当作一个孩子吧，当作那个普希金式的独眼的男孩，那个会经到过墓地另一头的咱们村子的男孩。我只有一个卑微的想法，想到墓地的另一面去看一看，有没有野菊花，倒在其次。当我的七本主要作品，行将在台湾付梓出版时，谨以以上的话语，表达我此刻的心情。谨向海水簇拥着的那个岛，向每一位高贵的读者，献上我的敬意。我爱你们，我的心中此一刻被一种宗教般的悲悯感情填满。我爱你们，这人类族群的一分子，我的居住在海上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