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冰、贺抒玉夫妇，是从延安窑洞走出来的革命家、文艺家。李老长期担任陕西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计担任过省作协党组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省文联主席等职。而早在延安时期，他还担任过中宣部秘书科长兼部长秘书。贺老贺抒玉则长期担任《延河》杂志副主编。冰清玉洁，两位老人帮助过许多的那个时期的陕西的文化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许多的文化人承受过他们的恩惠。这其中也包括我。
路遥说李若冰、贺抒玉夫妇是他的再生父母，这话确实李老、贺老能够担当得起。1980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时任《延河》主编的王丕祥、副主编的贺抒玉，来延安为路遥办理调动手续。我当时在延安报社当副刊编辑。我陪二位到行署，找到延安地区教育局长。教育局长说，这不符合政策，只有大城市的毕业生，往中小城市分配的，还没有见过中小城市的毕业生逆向回流到大城市的。双方争执了很久。后来，贺抒玉老师说，你们拨通省教育厅厅长的电话，我给他说。电话拨通了，贺抒玉用浓烈的米脂话，和对方通话。厅长也是老延安，他们十分相熟。贺抒玉央求他们把这个人放了，她说路遥是个人才，或许将来会有大的成就，《延河》需要人。王丕祥老师是个直性子，这时候他抢过电话，骂起来，他说，难道需要我老王提个酒瓶瓶，来贿赂一下你吗？调个人就这么难。厅长在电话那头笑了，他说老王你还是这个脾气。这样吧，叫延安的局长来接电话，给办手续。
事情谈妥之后，两位一身轻松。我陪两位到行署对面的延安饭店吃饭。饭店里正在开延安地区的三干会。我叫他们挤出来三个凳子，我陪二位坐下用饭。我所以将时间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三干会通常是在正月十六开。延安人过年十分隆重！扭秧歌、闹社火，一直闹腾到十五，十六开始开会，这会于是又叫收心会。
前不久我还跟延安大学的老校长申沛昌先生说起这事。申老说，路遥当年的辅导员老师是我，他记得路遥毕业以后，就分到《延河》杂志去了，还是他给联系的。我说，没有，开始是毕业实习，后来是借调，这次才是正式调动。
李若冰夫人贺抒玉、杜鹏程夫人张问彬，还给我谈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她俩专程前往延川县，帮助回乡青年路遥，修改他的第一件见诸于省刊的作品《优胜红旗》的事。陕北老诗人曹谷溪回忆，这篇早期作品是他推荐给《陕西文艺》的。谷溪同志曾经参加过1964年的全国青年文学积极分子大会，他和作协这些老人手都熟。
他们觉得这篇小稿还有修改价值，于是二位编辑家专程来到延川，找来路遥，在延川县招待所给路遥登记了窑洞，然后指指点点，让他该怎么修改。问彬老师说，晚上，两位到秀延河边散了一阵步，突然想起，不知道路遥能不能找来稿纸，如果晚上要修改，怎么办？于是她俩到县委值班室，要了一沓稿纸，敲开招待所路遥的窑洞，送给他。《优胜红旗》后来好像发表在《陕西文艺》第一期。
1994年初夏，省作协开主席团会。会罢。我去西北局干休所，拜望李若冰、贺抒玉老师。贺老师一见我，就操着浓烈的米脂话说，建群？你不是说你要调回西安吗？怎么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回答说，省作代之后，刘荣惠副书记找我单独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想调回西安来，父亲已经去世，没有什么牵挂的了，加之我有肺气肿，西安的空气要好一些！刘书记说，我来协调，你不要分心，好好写作，再给咱们拿出一部《最后一个匈奴》。
我对贺老师说，刘书记这话已经说了一年了，不知现在协调得怎么样了。这时，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李若冰老师，突然说，建群，不知道你能不能看下省文联？如果想到省文联来，我给你办！我听了这话，一阵激动。我说，只要能调到西安，有个地方叫我圪蹴下，我就满足了。李老听了说，好！礼拜一党组会上我提出来，你们夫妇一起调。
这样，我就从黄陵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了省文联。当时还有一个程序，就是外调。文联汇报给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王巨才。王部长说，建群是我看着长大的，人品一流，作品一流，要外调，就来外调我吧！
那个令人怀念的文学时代，恍若昨日。那些具有崇高感的文学前辈们，你们是我心目中永远的丰碑，是一种神一样的存在。
2022.9.20写在《贺抒玉纪念文集》出版之际
自从哥哥当红军，多下一个枕头少下一个人！
——《最后一个匈奴》：中国文学红色经典，陕北高原百年史诗。
陕军东征春雷第一声，竖立大地的人类纪念碑。
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将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预售模式开启，敬请书友们关注。（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
编辑：牛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