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的三十五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2010年在央视8频道热播三次。女一号刘涛、女二号秦海璐、女三号李欣汝。男一号潘粤明、男二号王超、男三号王奎荣。
在经历了这一切的一切之后，黑白氏的心已静如止水。世界上所有的热闹都已与她无关。她在一个美丽的早晨辞别了肤施城，踏上山路，重新把自己的身子湮没于陕北的重重山峦之中。然后在一架普通的山沟里，平静地等老。
高建群 2022.9.27 于西安。
69cm×46cm
1991年8月20日，我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电话，通知我第二天赶赴西安，参加1991年度的庄重文文学奖颁奖大会。
这时，我正在延安的家中，闭门不出，每天以五千字的速度写作长篇《最后一个匈奴》。这时候已写到30万字。当时我计划写三卷，每卷15万字，也就是说，已经写完两卷了，具体到小说的情节，就是已经到了杨岸乡为其父杨作新张罗平反的时候了。
我决定去领奖。
星宿罗胸、河山寓目。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20日晚上，年轻的评论家、延安教育学院的张宝泉来我家。他提出要把手稿拿去先睹为快，将来先写出第一篇评论。我同意了。我之所以决定将手稿交给他，让他看一看。这个举动还出于以下几个考虑。一、我不准备继续写下去了，我想请他看一看，提点意见，回来后，我即着手誊抄，抄到最后，再凭一股惯性，将结束部分写完。二、书中的那些人物和事件，在我头脑中张牙舞爪，搅得我寝食不安、处于神经质状态，我想将它们暂时赶走，让这些幽灵去纠缠别人。起码让我安宁几天，缓冲一下吧。这也许是当时最重要的动机吧。三、我想逞能，尽快让这个世界知道我干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
当宝泉将手稿包好，装进他的黑皮包里。跨出家门时，我在这一刻突然产生了悔意。于是我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把手稿拿好，只能躲进自己屋子看，不要拿出去。
西安会议开了三天。这一年度的庄重文文学奖，主要奖励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作家。陕西省有贾平凹先生、杨争光先生和我获奖。庄重文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的一项年度性文学大奖，香港庄重文先生每年以二十万基金赞助。
我是8月24日回到延安的。正如邢小利先生在专访中所说：高建群一开完会，就匆匆地回延安赶他的长篇去了。
张宝泉先生在期间回了一趟老家宜川，也是24日回到延安的。《最后一个匈奴》手稿于这一天丢失，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他是上午11点半的时候从宜川到延安。班车停在延安宝塔桥头。下车后，他叫了一辆拉货用的三轮车，坐在车上回教育学院。他那天除了这只黑色手提包以外，大约还从老家带来了一纸箱西红柿酱。车颠得厉害，他主要的精力，是用手扶着纸箱，不致使玻璃瓶打碎，而将手提包放在车厢的后面。当三轮车行走到大东门时，他扭头向后一看，发现不见了手提包。三轮车拐回来，返身一路寻找，直到宝塔桥，也没找见。他问了路边的一群三轮车工人，大家都说没有看见。
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回到家中，不见宝泉来送稿，我想这倒也好，让我静下来，写第三卷。可是写到10天头上，还不见来送，我就有些纳闷了。我再也写不下去了，身上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我到教育学院去找宝泉，宝泉说，稿子让一位朋友去看了。我有些不高兴，督促他赶快要回来。那时我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在家中度日如年，就这样到了9月15日，也就是稿件丢失21天后。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没有洗脸刷牙，正爬在桌子上写稿，这时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位青年人，穿一身保安服。落座后，他对我说，他是教育学院保卫科的，张宝泉要他来告诉我，我的手稿丢失了，问我怎么办？
面对这个陌生人，我傻了好大一阵。当时我的脸色一定苍白得可怕。好久我才问他，张宝泉为什么不自己来。陌生人说，宝泉怕你打他！我又问，为什么手稿丢失了二十一天之后，才告诉我。陌生人说，这些天来，宝泉四处寻找，实在没有诀了，找不到了，才来告诉我。
陌生人说完，瞅个空子，就走了。
尽管已经有不祥的预感，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是不是还是太大了？
我的头脑在这一刻变得一片空白。我失去了判断力。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我有些古怪地笑起来。
我明白我得去找那个小偷。要找小偷得先找到那个三轮车工人，他们要么是一伙，正像俗语所说的那种“连手”，即便不是“连手”，他也会知道不少小偷的情况的。而要找到三轮车工人，得先找到乘坐三轮车的张宝泉先生。
我抓了一辆自行车，向教育学院骑去。路上，自行车撞倒了三个人。还有一次，撞到了一辆紧急刹车的汽车的屁股上。
在教育学院，我努力地说服了宝泉，要他陪同我，来到宝塔桥头，找到了那位孱弱而猥獕的三轮车工人。
宝塔桥头停着许多的三轮车，这些三轮车是等源源不断的长途班车停下来以后，用来拉人拉货的。在没有班车时，三三两两的三轮车工人蹲在河边。
通过这位三轮车工人，我又找到了三轮车族的首领人物，这是个类似高仓健的面色冷峻的中年人。原来，所有的三轮车工人，都知道小偷是谁。
首领告诉我，那天接这个班车的，一共有三辆三轮。宝泉乘坐的是第一辆，他就在后边的第二辆。有两个小偷，一个骑着车，一个在后车座坐着，他们先是撵三轮车，超过以后，又返回来，在接近三轮车的那一刻，后座上坐着的那个，一伸手，将包提了，然后自行车飞驰而去。
宝泉先生听罢，怒气冲冲，扬言要报告公安局，抓小偷，抓三轮车工人。见状，我止住了宝泉的怒气，我说，他可以回去了，以后的所有的事，由我来处理了。
小偷在白坪山上住。我和这位三轮车首领约好，第二天，我请客，他作陪，和小偷拉一拉，我没有别的意图，一切以找到手稿为目的，保证不给公安局报案，而且无论谁（包括小偷）找到手稿，我将给一笔数量可观的奖金。
为了讨好这位首领，我买了几盒红塔山给他。见有烟可抽，零零散散的三轮车工人都围了上来，我只好再破费一些。
第二天，在宝塔桥北侧的一家小饭店里，我见到了小偷。
小偷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留一个郭富城式的头，马夹，西装裤子，平底布鞋，有着一副令我羡慕的身材。
小偷努力地回忆了一下。回忆起了偷那件黑色手提包的事。那是他那天的第四次出手，他说，偷到手提包以后，他们飞快地来到厕所，打开包，见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几本杂志，就骂了一声“晦气”，将包扔进厕所里去了。我问包里有没有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些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的废纸。小偷努力地回忆了一阵，说记不清了。
小偷，我，还有一大帮三轮车工人，来到小偷提供的那个厕所。我们找遍了厕所的前边和后边，男厕所和女厕，结果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们又找遍了厕所周围的住户，也没有得到什么情况。
丢失稿件的那阵子，正是郊区的种大白菜季节，因此，每天，厕所里都要来不少的粪车。因此，现在只有一个可能了，那就是拉大粪的郊区农民，有没有可能捡到它。
我动员了全城的小偷，全城的三轮车工人，和我的在城里居住的朋友，开始寻找。我给他们留了我的地址，一旦找到，就送到我家里来，一手交稿，一手交钱。小偷提供的厕所是宝塔小学厕所外，我还在延安城的其它厕所，统统跑了一遍。
每当街上出现一辆拉粪车时，我就疯了似的跑过来，拽住马的缰绳，问掏粪的农民拣到那些手稿。
我那些天像个逐臭夫，哪里有臭味就往哪里跑。
还有些热心朋友，在郊区的蔬菜队贴满告示。
就这样一直闹腾到十月五日，当我在宝塔小学厕所又去了一次，然后顺着南河踽踽独行，回到我的四楼居室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是天意，手稿已经永远地丢失了，永远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了。
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苍茫的天空。我感到世界充满了险恶，我感到全世界的人都在算计我。我虚弱地扶着栏杆，防止自己栽倒。“你是被这个世界打败了！”我对自己说。我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但是又没有这样做。《最后一个匈奴》没有面世，是人类的损失，是我对这个世界欠下的一笔债务，我没有理由就此了结自己。
我把自己的所有的赌注都倾注到这一本书上了。此刻，没有了它，我一下子变得多么苍老，多么丑陋，多么虚弱呀！在写作它的这些日子，我已经变成一个毫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废人了。我在生活中所以坚硬如铁，有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因为有这一本书在箱中垫底。但是现在，我一无所有了。
我明白自己得凭借记忆，将它重新写出来。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这话仿佛像给我说的一样。
我已经没有最初写书时那种锐气了，现在必须强迫命令，我要强使自己的身体行动。
我从1991年10月6日起重新动笔，到1992年1月31日写完上卷，1992年6月31日写完下卷。我强令自己每天要完成一万字。
那是一段令人一回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日子。我已经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我在总结这一段日子时，对自己用了一个准确的形容——一架失控的航天器。
在将稿件全部写完，发往作家出版社时，我顺便发了封电报。我在电文中说：中国文学界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我是不可战胜的。好人万岁！
噩梦醒来是早晨。回忆手稿丢失，在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现在，每当将手稿交人时，我就心惊肉跳，我总是将它复印一遍，再交出。
说起第一稿和第二稿，各有优劣。第二稿的优点是总体把握好一些，结构匀称一些。第一稿的优点是描写得细致，充满诗情，时时有神来之笔。此次所涉已非前番之水。因此，第一稿的优点，在第二稿是无法恢复了，话撵话，一句话想不起来，后边的就只好丢失了。
我常常想，我真傻，如果不写第二稿，用这段时间和精力，我完全可以写另外一个长篇。
这就是1991年秋天，那个发生于小城里的故事。小城每天都有故事发生，这个故事之所以后来屡屡被人提及，是因为小说后来被重新写作出来，还因为这小说一经出版，便闹出那么大的摊场。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偷。大约见过的，只是不记得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他那样活，大约有他那样活的道理。我也信守诺言，没有去告发他。那些三轮车工人，我还常见，他们常常出没于大街小巷，拉人拉货，只是我已经不记得他们谁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