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近十年来,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或者法师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的历史残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便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
我把我的这种痴迷悟觉为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年随着我在西部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那些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渐入老境,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有一种大人类情绪,我把途经的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坟墓,无论是拱北无论是玛扎无论是敖包,都当作我的祖先的坟墓。
——题记

秦直道

秦直道是秦始皇主持修建的一项浩大工程,堪与万里长城并称。今天的人们,只知道有万里长城,而不知有秦直道,实在是一个大大的常识盲点。事实上在当时,秦直道的用工、规模、重要性、知名度,都较万里长城大些。

秦直道南起咸阳城附近淳化县的甘泉宫,北至内蒙古包头市南八十华里的九原郡,从陕甘分水岭的子午岭山脊穿过,全长一千三百华里。

子午岭是昆仑山向东南方向延伸的一支支脉。一长溜绵延陡峭的山脊,从陕北高原与陇东高原中间穿过,从而成为陕甘两省天然的分水岭。秦直道就以磅礴的秦皇气派,修筑在这山脊上。遇见山头,即削山头;遇见沟壑,即填沟壑。先后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这条类似今天的四车道的古代高速公路,才得以修通。

督造这条古代高速公路的仍是监工万里长城之后的大将蒙恬。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在无定河边的天下名州绥德城(古称上郡)扎营,动手修造。修造期间,又从全国各地征集来不计其数的民工。如今在这业已湮灭了的秦直道遗址上行走,常常会碰到所谓的“杀人庄”。这一处地面上,立着一些石片,石片上笔迹匆匆地写着一些人名。他们是谁?推测,他们该是当年修筑这条道路时,死在现场的民伕。

随蒙恬一起督造秦直道的还有太子扶苏。扶苏因为和长安城的那些儒生们搅合在一起、非议朝政,从而引起秦始皇的不满。秦始皇将扶苏贬到绥德城,担任蒙恬的监军,并且在扶苏不在长安的时候,将他的那三百儒生朋友活埋在临潼山背后的坑儒谷里。

秦始皇死后,太监赵高赐药酒,毒死扶苏,扶胡亥即位。蒙恬则拔剑自刎。这时秦直道已经筑成,三十万大军,一人用手捧起一抔土,筑起两座小山一样的坟墓。蒙恬墓,扶苏陵,现在绥德城内。

笔者在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曾经登上这扶苏陵、蒙恬墓凭吊。这小山一样的坟墓在城的西边。绥德人把绥德境内出土的汉画像石砖,收集起来,在这光秃禿的小山顶上建立了一个博物馆,供人观瞻。站在山顶,向城内方向望去,但见无定河散散漫漫,铺铺张张,成几公里宽的扇面,从北方流来,穿绥德城而过,并在不远的地方注入黄河。在县城的河上,有一座桥,石匠们刻了一千个小狮子,蹲在桥上作为装饰,所以这桥叫“千狮桥”。而在远处的山上,有一群一群的羊只在吃草,牧羊人挥动着拦羊铲,在唱着凄凉的歌声。

据说秦始皇临死前,这条道路已经修通。而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北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他走的就该是这条道路。

太史公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说:“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斩山湮谷,千八百里。”史记中还说,秦始皇死在路途上以后,鲍鱼充栋,帝辇绕直道而还。

修筑这条连贯北方大漠的通道,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在九原郡与甘泉宫之间,还隔着一道黄河天堑。

这问题是靠渡船解决的。现在,一些历史学家和旅游者,以及影视人,每年都有几拨沿着这个早已度弃了的古道走一遭,而一部名曰《秦直道》的专题片亦在拍摄之中(笔者是该片的总撰稿)。据导演说,当沿着秦直道,一直走到黄河边的时候,便可以看到,在陕北高原这边,在鄂尔多斯高原那边,沿着河岸,各蹲着一个高大的石砌的桥头堡。

正像修筑万里长城是为了抵御匈奴骑兵一样,修筑秦直道的目的,亦是为了向塞外用兵,威慑和打击匈奴。试想,一旦塞外有事,浩浩荡荡的大军便可以自长安城出发,直达边塞。朝发而夕至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用上三天的时间,这一千三百华里的路途,骑快马是可以到了。

据说,位于世界另一端的罗马帝国,与此同时为了保卫帝国的安全,也在当时修筑了这样的一条大道——罗马大道。该大道直抵边疆地区,连接着帝国的各个区域。

而事实上,这个目的是完全达到了。南匈奴的归顺汉室,与这条秦直道的修筑有着决定性的关联。史载,汉武帝勒兵三十万,至大青山,面对北方大漠,恫喝三声:“谁敢与我为敌!”三声喝罢,四周静情悄的,用史家的话说,就是“天下无人敢应!”汉武帝遂感到没有对手的悲哀,于是班师回朝。

汉武帝的出征和凯旋,走的都该是这秦直道。这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时候的事。

那一阵子,这条道路上还曾飘过一股浓烈的香风。马蹄得得,胡笳声声,昭君出塞。昭君走的,也正该是这条道路。

王昭君是未央宫里的美人。据说,她因为自恃美貌,没有贿赂宫中的画家毛延寿。所以,画师在画她的时候,故意将她画成了一个丑女。君王的后宫三千,一晚上只能宠幸一个,而君王不可能一一地去亲自看脸,所以只能靠画册来挑选。这样,那画成丑女的昭君美人,入宫许多年了,不要说宠幸,就连见君王一面的机会也不曾有过。说一入侯门深似海,此之谓也。当汉匈联亲,宫中要选出一位美女,远嫁南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时,一腔闺怨的王美人,自告奋勇前往。后来,当匈奴使者前来迎亲的时候,君王才第一次见到王昭君,他被王昭君的美貌惊呆了,然而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于是将王嫱王昭君美人送上车以后,回转身,君王便杀了画师毛延寿。

这是民间传说的王昭君出塞之前的故事。

昭君来到九原郡,曾经三嫁匈奴单于。也就是说,呼韩邪之后,她又嫁给了他的继任者,而之后,又嫁给了继任者的继任者。这叫“续婚制”,这种习俗在别的和亲的美人身上也发生过。似乎在匈奴人看来,女人与牛羊、帐篷一样,亦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

同秦直道的修筑是令南匈奴归顺汉室的因素一样,昭君出塞是另一个原因。

唉!那个宫廷画师毛延寿,笔者在这里还略微知道一些他的家人最后的结局。他也是湖北人,王嫱美人的乡党。昭君前脚刚走,震怒的汉元帝杀了毛延寿,以及他的几个助手。那毛延寿的家人见了,拖家带口星夜逃出长安,顺着昭君美人刚刚走过的秦直道,也往北行走,逃命。他们也走的是秦直道,秦直道的中间点当时设过一个县,叫直路县。他们从那个地方下的子午岭来,然后又走了一段路程后,钻进一条山沟,在那个沟里的一片空地上,定居了下来。把那个地方叫毛家湾、毛家堡、毛家寨子。

从这个被称为毛家寨子的地方,翻过山去,就是一个大大有名的地方。这地方叫鄜州,杜甫羌村。杜甫避安史之乱,也从长安城出发,顺着王昭君,顺着毛延寿这条路重走过一回,后来落脚在山另一边的那个村子。

那时在这条通往边塞的道路上,一定还走过许多的人。他们的背影已经消失在路途的远处了,徒令我们唏嘘不已。而我们在这里也只是信手拈来几个,为这个湮灭的道路寻找它的确实依据而已。

但是这条道路也为马上民族的南下中原提供了便利。例如南北朝时期大夏王赫连勃勃的攻陷长安,便是一例。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说,这真是道路的修筑者们所始料未及的事情。他还说,当北匈奴这一股历史潮水永远地远走他乡之后,令人略感意外的是,留在原居住区的匈奴部落却突然显现出来,甚至占据了北中国广大地面,从而部分地完成了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原文明和定居地区的占领梦想。

秦直道的又一名字,叫“秦驰道”,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告诉我们的。而在陕北老百姓的叫法中,它被称为“云中栈道”,或者“圣人条”,或者“皇道”。

秦直道从历史的记忆中消失,大约是由于清同治年间的那一场回民起义。回族起义者从陕北高原一路掩杀过去,大一点的川道里的定居者,几乎全被杀死,所有的黄土高原上的县城都被洗劫一空,这样,历史的记忆断了,秦直道被重新湮灭于子午岭的荒山野岭中。加之由于蒿草树木从生,桥梁被水流冲垮,那时候这条道路上事实上也已经路断人稀。

不过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条道路上的某些路段还在使用。比如当时投奔延安的一些进步学生,他们正是取道淳化县,沿子午岭进入陕北的。

一个为战争而生的王国

在西夏王朝立国的二百多年中,它经历过许多的战争。北宋、辽、金、元都曾经屡屡发动过对西夏的战争。除这些大的政权以外,触角已经伸展到青海以南、甘肃以北的吐蕃,与触角已经顺丝绸之路、伸展到河西走廊的西域古族回鹘,也都发动过对西夏的战争。

可以说,这个可怜的国家几乎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仅仅只说这些周边势力对西夏用兵,这样说法是不全面和不公允的。这样说的结果,好像西夏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弱者似的。而事实是,战争是相互的,“四面受敌”虽是实情,但是,更多的战争,是西夏王朝主动发起的。

早在建国之初,元昊为立国做准备,就在这个陕甘宁三角地区,攻城掠县,扩充疆域,从而迫使宋兵节节败退。继而,元昊又对西域用兵,率兵进攻吐蕃占据的西宁市,苦战二百多天,大破吐蕃大首领角厮罗于城下。接着又举兵进攻回鹘部落,占领了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从而为建国扫除了后顾之优。

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西夏语为“大白高国”,都兴庆府。

后来的人们为了区别前一个赫连勃勃建造的大夏,习惯上把李元昊建立的大夏称做西夏。

称帝的第二年,元昊正式向宋王朝进表,表示他已称帝,希望能得到皇帝陛下的原谅和理解。并且说他决没有与宋朝为敌的想法,只愿双方结为友好邻邦,鱼来雁往。第三个意思则是,有他为宋朝镇守边防,宋王朝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

上表的总体意思,是希望宋王朝正式承认夏国,并册封帝国。

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官方文书。既然西夏已自立为王,成为帝国,那么它从理论上讲,与宋王朝该是平等的,或者说是平行的。那么它为什么还要上表,以俟宋王朝的批准呢?

这反映了一种心态——游牧文化面对中原文明、面对定居文明时的仰视心态。

这类的文书在过去的年代我们也见到过。例如匈奴冒顿大单于上给汉文帝的那著名的“冒顿文书”。这类文书往往都显得有些气虚,在文书的第一个字上都先以“臣”的身份开言,而文书的内容都是以希望自已得到正式的册封为主题。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

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所有的长城线内外的民族,都视农耕文化为正宗,为主流文化。这就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向中央政权呈送这种奇怪文书的原因。

这种关系也许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一直追溯到轩辕黄帝的年代。

夏商周的年代,都是有一个中央大国,中央大国有一个天子,为象征性的最高统治者,然后这天子再分封许多小国。于是一群卫星国簇拥着天子,形成这样的国家体制。

这种国家体制最初是从轩辕黄帝那里来的。轩辕氏将天下分封成许多小的国家,由他的儿孙们去统治。大约是从那时候开始,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家原来是这样组成的这种想法,就已经定型了。

李元昊的上表,引起宋王朝的极大震惊。那时宋王朝当政的是宋仁宗。仁宗于是急调兵马,开始讨伐和抵御西夏。于是,宋、夏之间的战争开始。

西夏当时对北宋的用兵,主要战场在陕北高原。其时,先后有童贯、沈括、韩琦、范仲淹、狄青等北宋重臣,在延安府担任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可见北宋当时对西夏危险的重视。

延安府成为北宋抵御西夏和攻击西夏的一个桥头堡。

元昊大约最初也想效仿赫连勃勃,取秦直道这一条道路南下长安、直抵中原,但是,无奈当时的秦直道已经年久失修,不适宜于大量调兵,而延安府则由于北宋的重视,从未被西夏攻破过。

凶悍的西夏在秦直道走不通的情况下,于是改走从无定河流域到达延安府,再从延安顺洛河流域南出金锁关的路线。他们曾在无定河流域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三捷,杀得无定河成一片红色,宋军死伤不计其数。继而,又挥得胜之师南下,围困延安。

据说,元昊曾将延安府围困半月,日夜攻打,幸得范仲淹率众殊死抵抗,延安城才得以保全。后来,突然天降大雪,西夏兵马只得倖倖退去。

喘过气来的范仲淹,从延安顺宁塞川,连筑三十六座营寨,这样才将西夏军队重新挤到了陕北高原北沿,从而使延安府和西安府不致失守。

范仲淹的《渔家傲》就是那时候写的。

如今的延安人说,词中“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一句,说的是延安,那孤城是延安府,那长烟则是延河。如今的神木人则说,这个句子说的是麟州城,那长烟则是自大漠流来、绕二郎山而过的窟野河。

这条道路被堵之后,西夏对北宋的用兵,就改走宁夏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方向了。

公元1044年,夏宋这时候的战局,应该说是打了个平手,于是双方休兵议和。

这年9月,西夏与辽国的战事又起。

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分三路西渡黄河击夏。夏军诱辽军深入,以疲其师。此后,夏军大举反攻,重创辽军于河曲一带。辽、夏议和。

这样,北宋、辽、西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后来,北宋徽、钦二帝为辽国所俘获,国都也由汴梁迁至杭州,并称南宋之后,由于与西夏已无领土接壤,且距离遥远,再加上辽和后来的元已经成为它的主要敌人,故期间不再有战争发生。

但是西夏王国的更为强大的两个敌人产生了,这就是金和元。

西夏后来的君王,在国力日渐消弱的情况下,于是只能走平衡路线,朝秦而暮楚,以维系这个小小帝国的生命。他们先后多次与金国结盟,称“兄弟之国”,攻打蒙古军,又先后多次与蒙古军结盟,攻打金国。在两个国家的互相交战中,它还多次地为他们双方借道,叫人觉得滑稽。事实上这时候,西夏的气数已经快尽了。

为这个神秘王朝划上句号的是成吉思汗的乾坤巨手。
今天抖音上发的参加王瑶水库建设者的照片。前排左二是我父亲高山,时任延安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南泥湾区委书记。感谢发布者。——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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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1980年左右,在延安枣园裴庄单位驻地,此照目前陈列于延安知青博物馆。
前排左起刘庆祥(铁道兵复转军人)、高山(作家高建群的父亲)、薛建(市水电工程处工程师)、北京知青刘显龙;
后排左起:知青李增春、工程师张英会、工程师王济来。
自从哥哥当红军,多下一个枕头少下一个人!
——《最后一个匈奴》:中国文学红色经典,陕北高原百年史诗。
陕军东征春雷第一声,竖立大地的人类纪念碑。
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将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预售模式开启,敬请书友们关注。(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
编辑:牛延宁
T/V:13991995891
《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
《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
《高建群全集》第二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
《大顺店》《六六镇》《古道天机》《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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