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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虎 白翻琴：高建群与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观比较论 | 以《大平原》中的顾兰子与《山本》中的陆菊人为例
2022-11-30 · 评论文章
摘要：与贾平凹在其作品中着意塑造需要仰视的“女神”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质朴淳厚的原生态女性形象；贾平凹笔下频频出现内心充溢着传统儒教思想的女性形象，高建群笔下的女性则更趋向于追求真实本质的自我镜像。从地域文化、成长道路、文学熏陶等方面可对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以及女性形象塑造成因进行探析。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寄托着两位作家探求女性生存与发展之路，即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平衡自我与家庭、自我与社会、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良苦用心。关键词：顾兰子；陆菊人；高建群；贾平凹；女性观
《大平原》是高建群长篇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以渭河平原作为创作背景的一部家族叙事史，与他的代表性作品《最后一个匈奴》相比较，目前评论界对《大平原》的关注相对较少，而对作品中人物形象进行专门分析的更是少之又少。该书的责编韩敬群先生说《大平原》“也许是显示中国文学有可能达到的一个高度的作品”，高建群本人在谈到《大平原》时说：“《白房子》是我献给新疆的作品，《最后一个匈奴》是写给陕北高原的作品，但是一直没有一部作品写给生我养我的故乡——渭河平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1]可见，《大平原》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作家的创作历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山本》是贾平凹2018 年新出的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它既是一部关于山川人事记载的秦岭志，也是作者自认为进入60多岁之后的一部关于人生阅历的感悟史，如他在访谈中所说：“年轻时阅读，好技巧，好那些精美的句子，年纪大了，阅读看作品的格局和识见。现在人阅读习惯于看作品讲了个什么故事，揭露了什么，宣传了什么主义，或者有趣不有趣，其实人类最初谈小说，就是为了自己怎么活人，里面有多少值得学习的生活智慧。《山本》是我60多岁后的作品，我除了要讲一个完整有趣的故事，就是一有机会就写进我60多年的生命经历中所感知和领会的一些东西。”[2]104作为陕籍作家，20世纪90年代又同为陕军东征“三驾马车”的两位主将，贾平凹与高建群自然有许多可比较之处。以往研究中，谈到两位作家在创作方面的差异时，多从地域角度入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区域划分来比较两位作家的创作异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人性角度讲，却不尽然。如果说作品乃至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家主观意识一定透射的话，那么不论对作品还是对其人物形象的分析，将其间的差异仅仅归结为地域因素，则显得过于偏颇。基于此，本文对书中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对比分析后，试图从地域文化、生活经历、文学熏陶等方面来探讨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的形成原因。高建群在《大平原》中所塑造的顾兰子形象与贾平凹在《山本》中所塑造的陆菊人形象，二者身上有着很多相似而又对立的方面，通过对比这一组复杂形象，我们可以窥见两位作家在创作上不同女性观，由作品走近两位作家，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创作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从以下三方面来说明顾兰子与陆菊人可以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的原因，也即两者的相似性。首先，作为的女主人公——顾兰子与陆菊人，其形象均被作者寄予了期许与厚望，是作者情感的旨归所在。高建群在《大平原》的题记中写道：“谨以此献给我的从黄河花园口决口中逃难出来的母亲。”书中的女主人公顾兰子正是以母亲为原型塑造的，其尊崇之意不言而喻。而在贾平凹的《山本》中，书中反复提到庙里的地藏菩萨，很多学者将书中的女主人公陆菊人解读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作者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陆菊人的赞许之意。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书中被寄托了作者情感的两个人物的对比，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两位作家情感态度进行对比的一个小切口，这是将二者形象进行对比的初衷。其次，两位女主人公在角色设置上的相似性：先从姓名来看，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中分别含有“兰”“菊”二字，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命名，作者是有意的。“兰”“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有寓意，除了表示共同的清高品德外，兰有“蕙质兰心”之美好，而“菊”有“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的傲骨，这样的品性对应到两位女主人公身上是恰当的；再次从身份来看，两位女主人公均有过做“童养媳”的经历，因此，客观方面造成两者在其行为举止或性格特征方面有相似之处，便有了对比的可能。最后，两位女主人公的角色都属于“成长”型，即不论外在性格还是内在思想，她们都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伴的亦是两位作者创作心路的变化过程，对这一动态过程进行详细分析，能更好地从纵深层次上把握作家情感态度、创作理念的不同，这是进行对比的着眼点。对陆菊人与顾兰子身上的不同点进行对比分析，围绕性格特征、成长道路、命运结局三方面的差异来展开。首先，两人性格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前文所说，因为两人都有“童养媳”这一身份，所以性格中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由这一身份带来的一些共性特征，诸如初到婆家时的胆法、谨小慎微、时时的察言观色等，但此处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在这一共性之外两位女性身上所体现出的“个性”。顾兰子性格懦弱，与人相处时唯唯诺诺，自称一辈子只会“做饭”一件事，表面看是个只会默默承受命运安排的“逆来顺受者”；陆菊人则事事精明，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即使遭遇生命的重创也是个能坚强承受命运安排的强者。表面对比的背后，又形成迥然相异的另一种对比，前者在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时，所爆发出的强悍与表面的弱者姿态形成鲜明对照，诸如在与景一虹和高二的三角恋中，目不识丁的她却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与勇气，以至于很多年后，连作者也不禁感慨“细心的黑建注意到了，顾兰子在说这句话时，嘴角上隐约地浮现出一丝笑意。这笑意让黑建打了个冷颤”“那阿姨始终没有回头。”“黑建扶着的手，感觉到她全身在颤抖。黑建在那一刻，心里想：也许他此刻扶着的这个人，才是最大的弱者”。[3]309很显然，作者在这里借用黑建前后态度的一个变化，来定义何为真正的强者与弱者。反过来看陆菊人似乎很强势，而作者也在不断强化她这些“强势的假象”，让她成为风光一时的“茶统领”，让她身边的男性都折服于她，对她言听计从。但对待感情，她却唯唯诺诺，缺少顾兰子身上的那份决然与勇气，以至于将原本与她惺惺相惜的井宗秀越推越远，她也极其矛盾地将另外一个女人塞给井宗秀。在此处，我们与其将之归结为陆菊人在感情方面的迟钝与胆怯，倒不如说她是被“弱势化”，被作者定格在这样一个“情非得已”的场域中，这其间便可窥见贾平凹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矛盾复杂的心境了，即按照正常的逻辑和人性，有智慧有谋略的陆菊人在丈夫死后，本可以顺利地与同样丧偶的井宗秀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但碍于纲常伦理和世俗对“地藏菩萨”形象的评判，陆菊人与井宗秀的关系只能止于“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层面，非如此，她整个形象的建构便会塌陷，而顾兰子看似带有几分狡黠的形象刻画倒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饱满。其次，两人有着迥异的成长道路。两位女主人公在出场时都带有几分闹剧式的描写，顾兰子随着父母逃荒至高家渡的官道上，那一年她6岁，带着儿童式的顽皮，她不仅抢走了高二的馒头，在被高二追赶上时，还故意将馒头塞进牛粪里，塞进去之后，又用双脚踩着牛粪，跳了两跳，一部儿童恶作剧诞生，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她是为饥饿所迫，另一方面却也不难看出小顾兰子性格中的机智与顽劣。而小陆菊人在出场时也不同凡响，那一年她12岁，因无意偷听到两个赶龙脉人的对话，为了将“三分胭脂地”占为己有，第二天一大早赶在赶龙脉人到达之前，故意将象征着好风水的气泡戳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时代的两人性格中都有一种“打破规则”的意识。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包括她们共同经历的童养媳时期和为人妻母时期，两个人的性格或者说成长道路出现了偏转趋向。顾兰子在父母双双染病过世后，被高家收养，初到高家时，高发生老汉掐算一番后认为她属相凶险会妨碍高家，虽然后来被修改了年月，但顾兰子终归底气不足，再加上她上吊寻死却没能如愿反而闹了一场笑话后，她在高家更没有地位了，“她听见了这话，懂事地点点头，不过仍不敢用正眼看人。这天晚上，她平白无故地制造了这么一场事端，从此那目光就越发怯生了”。[3]63将她在高家的尴尬处境推向极点的是她与高二的婚姻，高二参加革命后，与没有文化知识的顾兰子之间本来就有了差距，加上又遇到与他有共同语言的景一虹，顾兰子与高二的婚姻岌岌可危，后来在顾兰子的尽力争取与高发生老汉的威逼胁迫下，两人的婚姻虽然保住了，但顾兰子在高二的眼里一辈子都是没有地位的。与她相反，陆菊人在嫁到涡镇后，由杨家的童养媳逐渐成为一家之主，在与井宗秀相伴相知的共同成长中，她被尊为“夫人”，有了显赫一时的“茶统领”身份，与这一身份相伴随的是她心灵所经历的一场大洗礼：儿子剩剩摔断腿成了残疾，丈夫与公公在意外中去世，精神知己井宗秀也在事业到达顶峰之时遭仇家暗害，亲人知己的相继离去，于陆菊人而言，是生命的重创，更是一次次心灵的大嬗变，在井宗秀中弹身亡后，“陆菊人站在井宗秀尸体前看了许久，眼泪流下来，但没有哭出声，然后用手在抹井宗秀的眼皮，喃喃道：事情就这样了宗秀，你合上眼吧，你们男人我不懂，或许是我害了你。现在都结束了，你合上眼安安然然去吧”。[4]506笔者认为此处，与其说她是在向井宗秀作告别，倒不如说她是在向过去的自己，向世俗的烦琐作告别，她“地藏菩萨”的形象也在这一刻真正得以升华。由此可见，两位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顾兰子的形象被不断的“矮化”和“现实化”，却也具有了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而陆菊人的形象则不断地被“拔高”和“理想化”，以至于让人觉得她就是庙里的“地藏菩萨”。最后，两人命运结局不同。从表面看，两位女主人公都历经人生苦难，在身边的亲人们相继离去后，她们都以“长寿者”的姿态活了下来，但活下来之后怎么办？或者说两人最后面对人生的心境与态度有何不同？我想这是需要追问的。这点可以从高建群与贾平凹对各自女主人公苦难命运的描写态度上来透视。顾兰子与陆菊人的苦难均集中于世事无常中亲人们的相继离世与各自爱而不得的爱情悲剧，但经两位作家各自处理后，带给读者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的苦难实实在在，让人感同身受，但后者作者似乎故意对其经历的苦难进行了搁置、转移、虚化，呈现给我们的反而是历经苦难折磨之后女主人公的奋发向上史，而非现实苦难本身的呈现。顾兰子从黄河花园口决口中逃难出来，随父母逃至黄龙山，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家人们就相继染瘟疫死去，小小年纪的她承受了丧失亲人的痛苦，这是其苦难之一。来到高家之后，在与高二的不幸婚姻中，她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卑微的付出者、承受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捆绑了高二一辈子，也酿成了她一生的悲剧。所以在高二去世后，这样描写：“而顾兰子，这时候一个人坐在炕头，大放悲声：‘老高呀，你把我整整扣了一辈子，害了一辈子，今天，终于解脱了。’”[3]304读到此处，不止读者，我想可能就连顾兰子本人也分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放松、解脱抑或是一种胜利的宣告，这是其苦难之二。而关于陆菊人的苦难，贾平凹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描写，尽管她也接二连三地遭受失去至亲的伤痛，但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谈起或略过不写，反而将陆菊人经历一次次打击之后的成长史详细地展现开来，如略去杨钟去世之后陆菊人的伤痛描写，详写她如何深明大义地拒绝来自杨钟生前好友救济的粮食，略去她的孤苦无依，详写她为了完成丈夫与公公未完成的使命(杨钟与杨掌柜都是在帮助井宗秀的半路上意外丧命的)如何尽心尽力地帮助井宗秀经营茶铺、抚慰人心等。笔者认为，此处越是故意淡化陆菊人的苦难、越是渲染陆菊人的能干，越能凸显出命运对陆菊人的残忍和陆菊人的坚强，最后“三分胭脂地”的梦境被城毁人灭这一现实打破后，她跑向陈先生的安仁堂暗示着她对生命真谛的参悟，她将以通透的态度来面对命运的安排。通过前一部分对两位女主人公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窥见两位男性作家在创作中不同女性观的显现，本文主要从呈现方式、外貌特征和性格特征三方面做以总结：首先贾平凹在塑造陆菊人形象时，在很大程度上对她的形象进行了虚化和美化，或者说过多地将自己的理想熔铸于女主人公身上，使得陆菊人形象有“拔高化”和“理想化”的倾向，而顾兰子形象则显得平实、接地气，她的言行举止包括前后期性格的变化都更给人以真实感；其次，两者性格方面，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知道，占据陆菊人性格内核的仍是传统儒教观的因子，具体体现为她既有敢拼敢斗的进取精神，又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心胸,而顾兰子性格中除却在危急时刻所爆发出的争取意识外，总体上保守、务实、忍耐的因子居多；最后是上文未直接进行比较，却贯穿在人物塑造全程的一点，即对两位女主人公形象塑造时，两位作家对女性外貌特征的不同描写，关于陆菊人形象，贾平凹赋予了她姣好的外貌、端庄的气质以及越来越别致的着装，书中多次写到她见到井宗秀时有意无意地做出整理头发、衣服等细节,还通过旁人的眼神和赞叹来表达对陆菊人仪态的欣赏。与贾平凹偏重于对陆菊人外貌进行描述与评价不同，高建群笔下的顾兰子形象的建构是由她“只会做饭”这一件事来完成的，且高建群还多次借顾兰子之口强调“我一生只会做饭一件事”。“民以食为天”，尤其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只会做饭”显得多么重要，其实此处也可以看出高建群对顾兰子这类勤劳朴实的女性的称赞。对两位男性作家在人物塑造时所呈现出的女性观进行简单梳理后，新的问题产生，即同为陕籍且年龄相仿的男性作家，为何会形成不同的女性观？下面尝试着从地域文化、生活经历、文学熏陶等三方面来对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的成因做以探讨。首先是地域文化的因素。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5]15“对于作家而言,不同的生长环境会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不同的影响，诸如对某一类文学题材的偏爱，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一些方言俗语、文学意象等，但更多时候，地域文化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们，诸如对他们思想观念、写作习惯等的支配。贾平凹作为一个地道的陕南人，青少年时期生长于此，后又长期定居关中一带，不论陕南还是关中，历史上长期以来都将它们纳入文化、政治的版图加以规制，传统儒教中“正中典雅、温柔敦厚”的风格自然深入贾平凹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菩萨型”一类自然不必多说，《满月儿》中的满儿、月儿，《浮躁》中的小水，《天狗》中的师娘，无一不是典型代表，就连他笔下的“妖娆型”女性，如《浮躁》中的英英，尽管她的性格中张扬着自我的成分。但在后期，贾平凹还是竭力勾勒她作为“地母”的形象，由女性形象的塑造，我们不难看出贾平凹创作中地域文化观的显现，即对女性品格与性格的强调。高建群虽然籍贯关中，但由于从小生长于陕北，后又在此工作30多年，所以我们可以将他归为陕北作家。提到陕北，最著名的莫过于清朝光绪年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在此地考察后所写《七笔勾》，在谈到陕北的人文景观时，他写道：“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此处作者对陕北的描写虽不免有过于鄙夷之嫌，却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陕北的实情：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接壤，长期以来，深受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疏远于正统儒家学说，加上又处偏远苦寒之地，因此，陕北人便有了浪漫叛逆、打破常规、勤劳坚韧的性格特征。基于此，高建群被称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后的骑士”，他笔下呈现出的女性形象也充满了陕北文化气息，诸如《最后一个匈奴》中杨蛾子对一场形式婚姻中的苦守，杨干妈的勤快，荞麦的憨厚与朴实，黑白氏的大胆，集中在顾兰子身上，则具体化为她不仅具有超强的忍耐力，还具有惊人的决断力与爆发力。其次是两位作家的生活经历。17 世纪法国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曾说：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这句话被波伏娃引用，作为她著名的《第二性》的开篇话语，即暗含了作家不同女性观对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决定作用。众所周知，童孩时期的经历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作家各人的婚恋经历亦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作家对该类事物的看法，因此，在这里主要分幼少年时期的成长和成年后的婚恋两个阶段来分别论述。上文在分析陆菊人形象时，我们提到贾平凹对陆菊人形象的塑造，有“理想化”和“拔高化”的趋向。笔者认为贾平凹之所以在陆菊人身上寄予如此厚望，或者说之所以要塑造如此完美化、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可能出于对其早年时期缺失的一种情感的补偿，他自称幼年时，体质孱弱加上身材矮小，内心的自卑使他与同龄人越来越疏远，加上做工时又长期厮混于女人堆，使他对那些粗鄙笨拙、言行恶劣的农村妇女早生嫌恶之心，所以在贾平凹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美好女性的幻想，而创作正是其情感宣泄的主要途径；反观高建群的童年，在他记忆深处，童年时期最温馨最难忘的场景要数他祖母带给他的了。祖母勤快、慈祥、温暖，在那个食不果腹的饥饿年代，祖母总是将好吃的留给他，他受到委屈时，他的祖母总是护着他。后来，母亲又来到他的身边照顾他，他也常常提到母亲为他下的一碗面条。祖母与母亲都没有多少文化，却总用她们的智慧将家庭经营得圆满和谐，可以说，在高建群的记忆中，女性带给他的都是温暖感动，所以在他内心深处，对农村这样一类勤恳朴实的女性是充满敬意的。而两人成年后，在各自的婚恋家庭中，与妻子的相伴相知，使贾平凹与高建群对女性又有了新认识。贾平凹对女性更深刻的认识可能正来源于他与前妻那段失败的婚姻，他多次借陆菊人之口来谈论两性间的相处之道，谈到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婚姻、丈夫，如陆菊人告诉花生：“他在外边少不了有烦心的事，受气或者委屈，回来要给你说，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你也要给他宽慰，不能指责他，一定要待事情安然过去了你再说他的不对。”“女人不能使强用狠，你把你不当女人看待，丈夫也就不会心疼你。”[4]327而与现任妻子的相识相知，使他感受到来自女性的温暖与能量，陆菊人不仅是杨钟的贤内助，更是知己井宗秀事业上的好帮手，她使杨钟迷途知返，避免走上邪恶之路，在她的鼓励下，井宗秀一步步走上事业巅峰，可以说陆菊人如此完美形象的塑造灵感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贾平凹的现任妻子，来自于现任妻子对他生活的照料，事业上的扶持。而高建群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感恩，感谢妻子在他内心最荒凉、最无助的时刻带给他的支持与感动。可以说两位作家在妻子真挚的情感、无私的付出中，内心都曾有过被救赎的感觉，所以他们笔下的女性往往又都具有内心坚强、成为引领男性前进的“救赎者”这一特性。最后从二人接受不同文化熏陶这一角度来论述。我们知道，作家的成长离不开特定文化的滋养，或是来自文学前辈的扶植、或是受到作家作品的影响，高建群与贾平凹的文学成长，同样离不开这些因素。贾平凹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已成为评论界的普遍共识，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语言风格、情节模式等方面时常显露出古典小说的印记，而且还体现在他的思想观念等方面，诸如对女性的看法。贾平凹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特别偏重于对其优美仪态的描写，伴随着陆菊人成长的，不仅有她能力的提升、身份的转变，还有她的越来越富贵的仪态和精心的着装打扮。这一点，贾平凹在《关于女人》一文中说道：“如果作理性的分析，一个女人，既然是仅属于女性的人，其形象的美与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实际情况是，每一个男人，包括最理性者，见到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漂亮的女人，没有不产生异样感觉的。”[6]112“男人们观念里，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而女人则应当贡献与保持“美”，而使男人有“新鲜感”，从而让“美”“长长久久”地“产生效力”。[6]112这段话经常被学者引用，作为批判贾平凹独断、粗暴的女性观的证据。笔者认为此处虽说不过是贾平凹借此写出的多数男性真实的想法，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他潜意识中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与接受。辽宁师范大学的王琳在《女性崇拜掩盖下的男性中心主义——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论文，即从传统文化心理角度对其女性观的成因进行了翔实的论证：“作为一个文学家，应该说是古典散文和古代文言白话小说给了他最直接的文学营养，他深通汤显祖《牡丹亭》、李渔《闲情偶寄》、沈复《浮生六记》、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曹雪芹《红楼梦》的神韵，这些作品都善写女人之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了他的女性观。”[7]33笔者认为该论文的突出之处在于对贾平凹的女性观成因探讨时，作者没有浅层次地停留在古典作家作品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上，而是深入到心理层次，并借用相关理论对贾平凹传统士大夫式的女性观的形成进行了较深入的挖掘。提到高建群，学者经常将他与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放在一起比较，韦建国等人就写过相关论文，对两者的女性崇拜情结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认为：“高建群受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在创作中欣赏、赞美甚至神化女性，塑造了众多优美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女性崇拜情结。”[8]74但我们可以发现，与贾平凹有意无意地美化女性外形相比较，高建群在美化女性形象时更侧重于她们的内在本质，如他笔下《大顺店》中菌香，打动大家的恰恰是她的善良、仗义及爱国的热忱，《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黑白氏，除了她姣好的面容与迷人的风姿，让人印象深刻的更是她的豪气仗义与重情重义，不能不说这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艾特玛托夫作为一位双语作家，自幼深受俄罗斯古典文化和吉尔吉斯民族两种文化的影响，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在艾特玛托夫身上有着浓厚的圣母崇拜情结，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往往带有“圣母”光环：博爱、包容、慈善等。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深受艾特玛托夫影响的高建群为何会侧重塑造具有内在本质美的女性。上文以顾兰子和陆菊人的形象分析为例，通过对比两人性格特征、成长道路、命运结局等三方面的差异，探讨了高建群与贾平凹在创作中不同的女性观，即与贾平凹着意于建构神仙气的“女神”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为朴实、接地气，与贾平凹过多的“虚化”“美化”女性形象相比较，高建群更愿意勾勒真实原态的女性形象，与贾平凹笔下频频出现的内心充溢着传统儒教因子的女性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趋向于追求真实本质的自我。笔者在对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的显现进行对比后，从地域文化、成长道路、文学熏陶等三方面对其各自的成因进行了阐释。之所以对两位作家不同的女性观进行对比分析，是为当下的女性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找寻出路，即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平衡自我与家庭、自我与社会、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对于女性出路问题的探索，“娜拉走后怎样”这类问题不会是过去式，也暂时不会终结。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但不断地寻求发展与突破却是每代人都在努力追求的。身处当下这样一个极速发展的时代，摆在女性面前的是“娜拉走后怎样”具体化为“娜拉走向社会后怎样”的新问题。职场的竞争与压力、性别属性带来的系列劣势、社会机制的不完善、传统家庭角色与观念的束缚……无一不是当下走向社会、走向职场后的“娜拉们”所面临的新困境。女性该如何完善自身，如何将自身的发展与传统家庭、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除却女性自身的努力外，社会、时代可能还都需要提供更多的助力。[1] 高建群，希望500年后还有人记得我！[N].杭州日报，2010-09-08(7).[2] 贾平凹，王雪瑛.声音在崖上撞响才回荡于峡谷：关于长篇小说《山本》的对话[J].当代作家评论，2018(4)：103-107.[3] 高建群.大平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4] 贾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6] 贾平凹.关于女人[M]//贾平凹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账 号：6105 0177 0012 0000 0628《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纪念版前言《围绕最后一个匈奴的三十件大事记》一文在这里：——《最后一个匈奴》：中国文学红色经典，陕北高原百年史诗。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敬请书友们关注购买收藏。（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不管地陷天塌，人类总得生活。而阅读，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版隆重推出。这是出版社寄来的第一本样书。（高建群 2022.11.2 西安）《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大顺店》《六六镇》《古道天机》《我在北方收割思想》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推出《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纪念版（精装珍藏版），敬请读者关注购买收藏！近期陕西人民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散文集系列“陕北篇”《一场秋风老少年》，敬请读者关注！近期某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丝绸之路千问千答》修订本或者是《欧罗巴大陆在东，亚细亚大陆在西》或者是《极简丝绸之路志》等，敬请读者关注！近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高建群全集》第三辑：《胡马北风大漠传》《相忘于江湖》《伊犁马》《西地平线》《罗布泊档案》，敬请读者关注！近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将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七十耳顺》高建群画册，敬请读者关注！近期西北大学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将推出《路遥与我》一书，责任编辑刘栓，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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