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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德芳：论《最后一个匈奴》的启蒙意识
2022-12-08 · 评论文章
从晚清启蒙思想传入中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重返五四”的“新启蒙运动”，中国的启蒙之路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错综复杂的文化、历史、政治、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下，启蒙精神一以贯之，启蒙的角度却各自不同：一是张扬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张爱玲笔下封建家族中人性的异化等现代小说，揭露了宗法家族制度的落后、愚昧，扼杀个性，“吃人”的本质；新时期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古船》等，依然可见浓厚的保守力量对开拓者的围剿；时至今日，构建民主、科学的人文环境依然是启蒙的重要任务。二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致成熟、萎靡不振，启蒙者呼唤原始生命力量，希望给孱弱的中华文明注人生机活力，又夹杂着对现代文明的忧患意识。鲁迅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在作品中描写了狮虎、鹰隼、狼、猫头鹰等意象作为野性和力量的象征。他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家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以，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1]从周作人的新诗《小河》到艾青诗中孕育反抗力量的底层人民，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到艾芜笔下抛出正常生活的边缘流浪者，再到路翎小说里原始昏暗孕育反抗的矿区，从田汉戏剧里古谭的呼唤到曹禺笔下生命孕育其中的原野，现代文学形成了原始生命力书写的热潮。新时期的文坛，启蒙依然是作家的未竞事业，启蒙思想在现代文明和原始生命力量呼唤之间的矛盾从未调和。陕西作家高建群的创作从现代文明和游牧文化两个角度展开了启蒙追求。他像一个思想家，以浪漫主义的“骑士精神”打破启蒙传统视角的局限。“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嘹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为我们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嗒嗒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2]这一思考集中的体现在其小说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中。《最后一个匈奴》把陕北高原作为块特殊的地域和文化景观加以关照的，以匈奴民族的起源传说为开头，在家族叙事的视角下讲述了两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完成了中国百年启蒙思想两个向度的融合，既对现代文明拥抱呐喊，同时从陕北高原的豪迈粗犷中张扬原始生命力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最后一个匈奴》的主旨从大的方面讲，是试图揭示我们民族的发生之谜，从小的方面讲，是试图展示革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的二十世纪历程；其中包括1935年10月19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历史何以将民族再造民族再生的任务放在这块轩辕本土上的缘由所在。”[3]在他看来，陕北高原之所以成为民族再造之地，关键在于对现代文明、民主的追求中注人了游牧民族彪悍旺盛的原始生命力量，两者结合复苏了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牺牲精神、自强不息的追求毅力。儒家提倡君子之德，节制欲望。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朱熹则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道家提倡“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直崇仰精神追求，贬抑食色之欲。道德修养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不懈追求。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打破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局限，勇敢地表达现代知识者的灵肉冲突，如郁达夫的《沉沦》、张贤亮《灵与肉》、贾平凹《废都》等作品，但是潜意识中依然坚守精神的高蹈，一旦陷入精神困境，现代知识分子同样认为肉体无法拯救精神的颓废虚无，因为身体的不断沉沦，反而进一步加深精神危机，最终万劫不复。高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将笔触及到人的隐私处，开篇两个风流罪人到结尾杨岸乡与索非亚的野合，展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性与情，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身体偏见，重新肯定两性情感的原始野性力量，唤醒对身体的认识。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说：“写小说就是写性。”《最后一个匈奴》中书写了三次具有隐喻意义的性事。第一次描写出现在开篇，在很久以前的陕北高原村里吴儿堡，赶牛的红衫女子在秋日五谷成熟的香味中，“小女子突然感到额头发烧，旋即产生了一种眩晕的感觉。身体中一种神秘的力量出现了，生命中那种开花结果的欲望抬头了。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感到眩晕。”[4]迁徙的匈奴队伍中，年轻的士兵看到了土黄色的高原之巅招展着的红衫子。他悄悄的出了队列，在沙蒿、沟梁的掩护下来到草场。两个风流罪人在草场上，在那简陋的茅棚里，在被牛蹄踩的绵软的糜谷秆上野合，留下了匈奴的后裔。这是两性情感的进发，是原始生命力量的张扬，没有伦理的束缚，超越种族的仇恨。两个风流罪人因为人们的生育崇拜而幸免于难，因为母亲对小生命的欣喜而子嗣绵延。在吴儿堡，在陕北高原，保留着原始民族中自然正当的性爱，不仅是种族延绵的需要，更是对抗单调乏味麻木的高原生活的方式。农牧文化结合的后代在平淡生活中不乏改变人生的幻想和激情，风流罪人的性爱蕴藏着解开人类生存之谜的钥匙。作为杨家第二代人的杨作新投身革命，在谢子长的部队需要扩充实力时，只身深入后九天土匪寨，希望用革命思想感化黑大头投入革命，最终却陷入到兄弟情义和革命道义的纠结中。兄弟黑大头故去后，杨作新为其复仇，并送其妻儿回袁家村。途中在黑白氏的主动下，唤醒了杨作新沉睡的身体，体味到生命欲望的美好。杨作新在精神消沉困顿之中，身体的欲望唤醒了生命力量，杨作新满怀热情继续革命的道路。第三代传人杨岸乡与索菲亚在黄昏下赫连城高高的城垛上的野合，女人斜斜的躺下，勇敢地撩起裙裙，盖住头。他们已经亲密到不可分离，彼此都应对方而燃烧起来，这种燃烧不仅仅是指感情的燃烧，而同时指身体中的那些沉睡部分，他们更像是兄妹的一次交合，越过千年的时间与万里的空间，辉煌而美丽。至此，作家用三次风流韵事的讲述完成了对人类生存之谜的探寻。《最后一个匈奴》在历史文化发展中揭示了人类生存之谜，写出了人类再生的神话母题。这一母题留存在陕北高原，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中保留着原始生命力量。这种生命力量是身体的觉醒，情爱的自由，是人类繁衍发展的动力。在“五四”时期，启蒙者就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以文学革命来启蒙民众，进而实现建立新社会形态的政治理想。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瞿秋白等新文化的启蒙者，既是作家，也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甚至是政治家。他们期望通过文字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最后一个匈奴》这部红色经典叙述了发生在陕北这块红色圣地上的革命浪潮。杨作新是新思想的倡导者，也是中国革命斗争中培养的坚定共产主义战士。杨作新的成长历程，体现着中国农民中佼佼者的政治觉醒和政治信仰。杨作新在求学的道路上有幸师从杜先生，一个共产党员。农民子弟的苦难生活和对老师的崇拜，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可以说杜先生是杨作新政治觉醒的启蒙者，而实践检验了杨作新的政治信仰。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杨作新成为革命工作的中坚分子。随着时局的变化，杨作新走上亡命之路，他的革命素养引领他再次来至到肤施城，投入谢子长麾下，混人土眶黑大头的武装部队，黑大头死后，尽管有黑白氏的温柔乡，但是他仍念着队伍和同志，远处的使命在石马唤着他，他毅然投人到颠和流离的战生活中去寻找组织。之后的工作，杨作新名义上是在肤施城的小镇小学任教，暗地里做的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工作。遇见旧情人赵督学虽时有冲动，但他克制自己，为了肤施地区党的工作而拒绝了赵督学。再之后赴九江庐山参加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干部训练班，回城后被边区保安处的人抓进了临时监狱，让他交待自己变节自首的有关问题。当黑白氏来了表明想劫狱时，他明白自己的关押是个误会，他说他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万不会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后来一头撞死在石墙上。在他的认知里，肤施城设州造府以来，它的辉煌就要开始了，虽然他看不到这一切了，但是这里面有他的一份贡献，他不死的灵魂将附着在前进的事业中向前进。杨作新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在十几岁师从杜先生的政治启蒙，在革命中不止一次遇到的美色中虽有迷失，但最后仍走上革命的道路。随着工作的深人，他的政治意识越发的强烈，由开始只考虑个人利益到寻求组织最终为事业献身，尤其是在临死前对革命事业的光明向往，这时的他已经身怀大义，是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政治升华。可以说杨作新在民族精神的支撑和坚定的政治信仰滋养下，人格不断健全，家国意识不断明确。在他的影响下，妹妹扬规于因为对亲情的信赖而产生了最初的政治认知，无私的照顾革命伤员。黑寿山和白雪青代表着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信仰。黑寿山是一位具有强烈政治认关知的国家干部，因为治理沙漠政绩显著，被调到肤施城。他在陕北高原进行综合治理时，考察到陕北北农业“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生育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甚至工业的“ 无工不富”可以说黑寿山是和平建设时期国家公职人员的一个缩影，这样的老干部扣着风纪扣，板着面孔，浑身铠甲，坚硬如铁，金刚不坏之身，为建设事业献身，大刀阔斧实施他的经济改革方案。人心亦是复杂的，刚强如黑寿山，他与丹娘那个缠绵的故事，让人想不到在他心灵深处还有这么一块缠绵的地方，也正是这样，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个完整的人。白雪青则把黑寿山造福一方 百姓的政治信仰创造性继承下去，为肤施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最后一个匈奴》写出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员的奋斗史，他们用自己的坚定信念、为人民奉献牺牲的精神，换来了新中国的胜利，换来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高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对中华文化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在杨贵儿、杨作新、杨岸乡等人的身上体现着苦难生活中顽强的生命力量和对现代文明的热烈追求，也有对陕北民间文化的回归和热爱。蕴藏其中的是作家的匈奴情怀和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汇聚成了小说中浪漫主义和启蒙意识的崇高感。陕北高原的生活是苦难封闭的，但是杨家人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量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接新窑口可以让杨贵儿光宗耀祖、践行对妻子的承诺，可是他放弃了眼前的荣光，选择送儿子杨作新上学。这代表着陕北高原普通劳动者打破封闭安稳落后生活的诉求，是陕北高原遗留的匈奴血液的流淌。杨作新在求学路上不断地接受现代文明感召，走出了吴儿堡闯荡天下，在其精神导师杜先生引导下产生了共产主义信仰，其政治觉醒和文化启蒙相伴而生。接受了新思想的杨作新在爱情和婚姻的矛盾痛苦中挣扎，这体现出现代文明和落后习俗的碰撞，是现代文明追求路上个体与群体的矛盾。经过一代人的痛苦追逐，必然换来现代文明的落地生根。杨岸乡则经过人生苦难的洗礼，在文学世界里张扬自由、崇高精神。杨家三代男性的生命追求体现出《最后一个匈奴》的文化启蒙意识——对现代文明的呼唤。陕北的女人身上更多体现着作家对陕北民间文化的回归和再认识。高建群在《陕北的男人女人》一文中说“陕北的女人也许是我见过的中国地面上所有地方的女人中最美丽、最热烈、最真诚的女人，这也许与种族渊源有关系，与她们的祖上的马背生涯有关，与她们没有受过儒教文化那些矫揉造作的熏陶有关。”[5]陕北女人与酸曲、剪纸、情爱联系在一起。唱酸曲仿佛是陕北人所独有的，无关乎老少，无关乎男女。灯草惟妙惟肖的剪纸抓髻娃娃是对生育子嗣的期盼，是陕北民间文化中浓厚生殖崇拜的体现。杨蛾子在酸曲中开始了与伤兵的爱情，在伤兵走后痴痴的苦守，伤兵一去不复返，杨蛾子就凭借着心灵中的那点希望之光，照亮了她后半辈子的生活。她对那位红军伤兵爱得刻骨铭心。无论是对现代文明的追寻中还是对陕北民间文化的回归，可见“圣人布此偏遗漏”的陕北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匈奴向往自由，崇拜英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野性，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文化特性。当匈奴民族一部分迁徙到陕北，跳下了马背与当地的汉族在高原融合，给陕北的男人女人留下了坚强不羁、向往自由的血性。匈奴所信仰的巫师，巫术等神秘文化因素在陕北有深远影响。陕北剪纸是来自遥远年代的一个个神秘符号，尤其是那幅“抓髻娃娃”图案，更是那个民族的护身符或者说是守护神。杨岸乡给父亲搬埋时的民俗“领牲”，切合了中国的孝道，对活着的长辈要尽孝，对死了的长辈这种孝心也需要延续。但是更体现着民间文化的神秘性，通过与“牲”的对话，猜测亡者人世间的牵挂，以及未完成的心愿。人畜对话、阴阳交流，包含着神秘的原始信仰——自然崇拜。在苦难的生活环境中，陕北文化少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束缚，多了些原始野性，体现出原始生命力量的率真美好，这既是对抗单调生活的方式，也是战胜苦难的原始追求。匈奴这支曾经称雄北方的游牧民族，因强悍好战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生叛逆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节，曾给虚弱的中原大地强劲的一击，也使他们的文化永远留在陕北高原，这呼啸而来的踏踏马蹄给停滞的农耕文明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中原地区受到孔孟、老庄的文化汹涌洗荡，但是对于陕北的影响远不如中原地区深远，故而陕北这块土地仍保存着浓厚的游牧文化。高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中所向往和赞扬的文化精神正是匈奴一族留下的精神遗产，它留在了陕北高原，留在了陕北的男人和女人身上。可以说，高建群的匈奴情结是他为新时期文化启蒙给出的独特思考。《最后一个匈奴》选取了匈奴民族变迁史为开始，中国革命史与发展史穿插其中，着力表现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尤其是小人物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人生际遇。在陕北高原的历史发展中不仅有史诗英雄李自成、建立大夏的赫连勃勃，革命英雄刘志丹，谢子长;还有匈奴迁徙掉队的土兵，杨家的三代传人，黑大头，黑白氏，丹华等等，他们张扬着生命的光彩，而政治文化的觉醒则代表着民族的希望。在《最后一个匈奴》中，高建群的启蒙意识是在政治理性的前提下，围绕“ 文化寻根”展开的。启蒙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不可截然区分，启蒙总是要借助一种由浪漫主义提供的激情，而浪漫的激情则又有赖于启蒙的理性表达。如果片面强调启蒙理性价值的有效性，那么理性的客观性就将变成一种绝对的主观性。《最后一个匈奴》无论是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寻根，还是异域的匈奴文化，或者浪漫意识的凸显，都表现了作家浓厚的启蒙意识，进而形成民族文化自信。[1]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 高建群.你我皆有来历[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3] 高建群.匈奴和匈奴以外[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5] 高建群.陕北的男人和女人[J].西部大开发.2001年第6期.当后世的人们偶尔从尘封的书架上翻出这本名曰《最后一个匈奴》的书时，他们也许会说：千万不敢小觑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还是有些深度的。高建群 2022 西安
高建群是一道宏大的、且有着鲜明特色的文学大坎、文学大山。高建群小说具有独特的英雄主义情结和悲剧大情怀；具有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质地厚重；具有独特的大西北中国气派风情的浓墨重彩；具有独特的宗教大文化创新开拓。高建群文学是陕派作家中独得、独有、独在靓丽的“高建群现象”风景线。高建群是陕西文坛一位有着大视域、大境界、大气度、大情怀的作家。高建群填补了陕西黄土地文学题材狭窄的空白，开拓了秦地文学创作的疆界，这一不争的事实是“高建群文学现象”的重要特色。高建群文学上升至一个“现象”的经典性、经验性、思潮性的应有高度。更应该以高建群文学本有的“崇高感”“古典精神”“悲剧情怀’“理想主义”正能量元素，来照亮当下文学的理想疲软、精神匮乏、庄严弱化、思想空泛等等文学弊端，以便体现高建群文学的真正本质意义。
账 号：6105 0177 0012 0000 0628《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纪念版前言《围绕最后一个匈奴的三十件大事记》一文在这里：——《最后一个匈奴》：中国文学红色经典，陕北高原百年史诗。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敬请书友们关注购买收藏。（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不管地陷天塌，人类总得生活。而阅读，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版隆重推出。这是出版社寄来的第一本样书。（高建群 2022.11.2 西安）《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大顺店》《六六镇》《古道天机》《我在北方收割思想》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推出《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纪念版（精装珍藏版），敬请读者关注购买收藏！近期陕西人民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散文集系列“陕北篇”《一场秋风老少年》，敬请读者关注！近期某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丝绸之路千问千答》修订本或者是《欧罗巴大陆在东，亚细亚大陆在西》或者是《极简丝绸之路志》等，敬请读者关注！近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高建群全集》第三辑：《胡马北风大漠传》《相忘于江湖》《伊犁马》《西地平线》《罗布泊档案》，敬请读者关注！近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将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七十耳顺》高建群画册，敬请读者关注！近期西北大学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将推出《路遥与我》一书，责任编辑刘栓，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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