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高建群是新时期以来我国西部涌现出的一位重要作家。独特的经历 ，赋予其独特的审美视角。他以新疆伊犁“ 白房子”边防军生活为题材创作的中长篇小说， 成为传奇故事诗性写作文本的同时,，还拥有了独特的边关文化审美品格。
关键词 ： 高建群 ；“ 边关” 题材 ；传奇故事；诗性写作
高建群是新时期以来我国西部涌现出来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生于关中，长于陕北，还在新疆伊犁边境地区当过边防军。独特的生活经历，赋予其独特的审美视角。1987年，他以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一举成名。小说中的“白房子”这个中国西部边防站的“符号化”名词，从此成为他小说创作关键词。他围绕这一题材展开的创作活动长达十余年，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伊犁马》《马镫革》《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以及长篇小说 《愁容骑士》等。本文拟围绕“边关”题材系列小说，主要探讨其小说的创作特点。
高建群1953年生于陕西省关中地区，由于父亲在陕北延安工作的缘故，后到陕北居住。高中毕业后，1972年入伍到新號军区北湾边防站服役，在中苏边界的一个荒凉的边防站里，开始了长达五年的 “边关”地区的军旅生活。因为当时中国和前苏联两国交恶，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随时可能发生，而高建群服役的边界地区，也正是中苏争端的热点地区之一。在高度紧张的时期，高建群一方面出色完成着一个士兵的角色，连续五年获得所在部队的通令嘉奖；另一方面，为了打发寂寞、孤独和浮躁的心绪，开始不自觉地利用业余时间写诗，被战士们视为“小诗人”。不过，真正让他成为“诗人”的机遇，是新疆军区一位据说是叫那狄的政治部主任。他到边防前线视察，看到高建群当时还颇为幼稚的诗歌，觉得诗意清纯，蛮有些味道，便随意索要了一组，说回去推荐发表。没过多久，高建群以 《边防线上》为题的组诗，出现在赫赫有名的《解放军文艺》1976年8月号上。这组处女诗作，着实让边防站的战士们骄傲了一回，也激起了高建群更大的诗歌创作欲望。不过，高建群此时的创作还属于自发行为，既没有上升到主体的自觉，也没有形成创作题材的自觉。
高建群退役后，凭着勤奋耕耘，先后创作了诗歌《0.01——血液与红泥》、小说《杜鹃花》、散文《很久以前的一堆篝火》等作品，还结集岀版了《新千字散文》《东方金蔷薇》两本散文集，在陕西文坛显露头角。这期间，应该说是高建群文学创作的积累时期，他在困惑中寻求突破。他一方面勤于练笔，不断变换文学形式表现自己的审美理解;另一方面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弥补先天知识的不足。我们知道，一位成功的作家必须有一方自己熟悉的生活园地，并形成自己相对固定的审美视角。如陕西作家路遥善写城市与农村的“交叉地带”，贾平凹善写“商州风情文化”，陈忠实善写“浸注着历史的关中土地”。而此时的高建群，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还在艰难地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
高建群文学创作的发制时期，真正意义上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部取材于边防军“白房子”时期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在抽屉积压两年之久后，因一个偶然的机遇，发表于《中国作家》1987年第5期头条。故事发生在晚清末年，新疆伊犁边境地区，有个马姓的回族小伙子，跟随父亲在中俄边界从事走私生意。在一次与情人约会时，被情人的丈夫和草原上的牧民们捉住，在肚子上插了把一米来长的大镰刀。小伙子后来被强盗搭救，成为强盗头，抢回了他的情人萨丽哈，改名为 “马镰刀”，称雄整个草原。清政府采取招安的办法，把他封为某个边防站的站长，在荒凉的边界地带带领一群士兵守卫边防。后来，“马镰刀”在一次率队巡逻中与沙俄的边防军相遇，他借给对方 “一张牛皮大小”的地皮，供对方休息和双方联 欢。不料，他的借条被莫斯科来的士官生偷去，终于酿成一场外交风波。沙俄强行索取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据说是一张牛皮割成细条圈出的面积）， 马镰刀成为民族的罪人，被五花大绑押解到伊犁府问斩。当马镰刀知道要处死他的原因是一张借条时，他追悔莫及，主动请求以死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行刑前的一天晚上，他越狱逃跑。在与群狼搏击后，他被情人原来的丈夫救起。马镰刀重返白房子后，带领他的士兵越过边境，要取沙俄边防站站长和士兵们的人头血祭祖国。明人不做暗事，破门而入的马镰刀说明事情原委后，沙俄边防站站长也觉得自己对不起中国军人。除了升迁的士官生之外，沙俄军人在老站长的带领下，全都拔剑自刎。马镰刀和他的士兵提着人头回到中国边防站，他们为自己的失职而哭泣，也拔刀自刎。本来，马镰刀让汉族小伙子带走萨丽哈。马镰刀死后，萨丽哈和汉族小伙子掩埋了行义的士兵。后来，汉族小伙子走了；萨丽哈留了下来，成为半人半神的人物，一直活到“我”服役的现代……
这篇小说是以“白房子”边防站的战士 “我”的口吻叙述一则传奇故事的，具有极强的传奇性。它讲述的是上世纪初中俄边界的一段往事、一场纷争过后的静寂、一个狡猾的侵略者靠诡计侵略中国（将一张牛皮剪成条以后圈地）而失败的故事。小说的男主人公马镰刀由匪而官，由一张牛皮的失误（这其实是一个传说、一则寓言）而自责直至自杀的悲剧，女主人公萨丽哈的美丽多情直至最后超凡入圣的结局，使小说本身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正因为这样，小说的叙述在“靠近历史”的同时，也靠近诗。作者的笔力秀美中寓劲健，格调清新，但毫不纤细。
《遥远的白房子》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以最快的速度转载。楼肇明先生认为这部小说“一个贡献就是在于它改创置换了一种原型形式，使得这种原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已经变得苍白无力的形式变得生机盎然，并且由于参照了别的民族的同一的原型形式，探索了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命运。”[1]（p121）周政保认为“也许是那些神秘的国界线、那孤独的‘白房子’所具备的意象性的缘故，小说的思情寓意终于穿越时空的荒原，而进入了更富有人类意味的审美世界。”[2]（p36）与此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买走了电影的改编权，准备拍摄成电影。这篇小说也引起了一场意外的风波，原因是涉及到哈萨克民族的一些风俗，一些细节和局部的失真。后来，《中国作家》专门发表哈文伯《我读〈遥远的白房子〉》等文进行了批评，文中一一指出小说的缺点后，也较为客观地写道：“尽管《遥远的白房子》未能免除主观随意性太强之缺陷，但它能够以对历史的观照和探索，表现了爱祖国河山、爱中华民族、爱人民的宏大主旨，仍不失为一部值得注意的具有特色的作品。”[3]（p76）
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逐步开始“内转向”，“非现实主义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高建群富有魅力的西部传奇故事，却令人刮目相看。不管怎样说，《遥远的白房子》发表后的轰动及风波，给高建群带来很多启示，一是鼓舞了高建群创作小说的欲望。这篇小说的发表，对充分调动他的才情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此小说的发表，更让他重新评判自己、定位自己，他明白了自己在整个中国文坛中的位置的同时，更清醒地认识自己今后的小说创作的路子应该怎样走。
正如我国著名文艺评论家何西来先生所言：“在作品的风格中，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因素、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起着关键作用” [4]（P50）,独特的审美视角下的传奇故事，恰如神奇的钥匙开启了高建群创作的灵感闸门。在这种初步的成功诱惑下，着力挖掘“边关”题材的丰富矿藏，先后发表了《伊犁马》《马镫革》《要塞》《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等中篇小说，并且在1998年出版了关于 “边关”的长篇小说《愁容骑士》。更有意味的是，作家不断改写《遥远的白房子》。“白房子” 故事在长篇小说《愁容骑士》中以“野苹果”的面目出现过后，直到2001年，高建群还在《解放军文艺》第一期刊发名为《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改写版，第三次讲述这个故事。其时的作家虽已把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萨丽哈”改写成“耶利亚”，“属于最后的匈奴，一个业已泯灭了的民族”，但仅在内容上作简单删节，作家对“边关”题材的钟爱程度可见一斑。当然，这种“执迷不悟”的写法也成为诟病，招致一些读者的批评。[5]（p28）
高建群“边关”题材系列小说整体呈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故事的背景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的新疆伊犁“白房子”边境线地区；二是以第一人称边防军战士 “我”的口吻讲述历史的或现时的故事， 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三是在故事中掺杂浪漫爱情的因子，保证了作品的吸引力。我们可以想到，在西部两军对垒的边境线上，一群守着“白房子”的年轻的孤独的雄性生命中间，出现一位貌若天仙的女性，这个世界将该是怎样一番情形？对读者而言，基于这样的背景结构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新奇性；再加上作家极富有浪漫与诗性的叙述，使得传奇故事拥有更大的阅读空间。为了极大程度地调度读者的审美意象，高建群在“边关”题材系列小说中，避开前人已经运用圆熟的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力图剖开具象化的生活，采用“合文学目的性”的手法来表现他所理解的西部边关军旅生活，这也使其“边关”题材系列小说具有明显的文化性与诗性的审美特征。
关于高建群小说创作的“合文学目的性”，评论家周政保先生指出：“（小说）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记录，不是报告文学或文学报告，更不是‘风俗画’的拼凑与堆砌……它是小说，是一种艺术虚构；它的全部描写仅仅是为了实现某种合文学目的性的表现，而这种文学目的性与小说细节的底蕴及场面设置的内在意义是呈互相适应状态的。[2]（p36）换句较为直白的话来表述，我以为“合文学目的性”就恰似中国画中的以心写境一样，“境”为心用的浪漫状态。而这种浪漫心态下的创作，自然就拥有这样几方面的特征：
一是在叙事方式上呈现一种天马行空的状态。
高建群的“边关”题材小说具有诗性气质，这与他步入文坛初期，多年从事诗歌创作有关。诗性的创作心态投射在小说的叙述方式上，自然就呈现一种天马行空的状态。如在《遥远的白房子》中， 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我”是作为曾经在那里服役过的边防战士的身份出现的，是为了对那个已经消失在黑暗岁月里的故事进行艺术真实性和生活真实性的实证和旁证。作者在作品中刻意构筑了三度时空：遥远的过去、第一人称在边防站服役的过去、 写作这部作品的现在。这三度时空的作品在叙事上呈现岀一种随意性。就是他的其他作品如《伊犁马》《马镫革》《大杀戮》《要塞》《愁容骑士》《白房子争议地区源流考》等作品， 也基本保持了这种叙事风格。《马镫革》中的“我”，是位边防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支正规骑兵部队”的退伍老兵，在繁华的都市中看见了腰间系着“一根马镣革”的战友后，便开始了对骑兵生活往事的回忆；《伊犁马》也是写边防战士“我”对马的种种情感以及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愁容骑士》中的“我”是位具有“北方的忧郁” 性格的边防退伍老兵，其灵魂游弋于“陕北高原”和“白房子”之间，不断地回闪经历过的往事，尤其是“白房子”时期的往事。这些小说的共同特征是，故事情节都是沿叙述者“我”的讲述而展开。而“我”则是位精神略带忧郁、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诗人式的退伍老兵，故而“我”在既旁证“白房子”边防重地的故事的真实性之外，还使小说赋予了另一重浪漫色彩。“我”既可以进入故事主体，成为故事中的一分子，也可以跳出故事，成为局外的讲述者。
这种多少带有浪漫主义诗人天马行空的风格， 正应了现代小说叙述要求。关于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小说修辞学研究专家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曾做过认真研究。他在“距离的变化” 一节中，提出小说的叙述类型可以这样划分：1.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离开隐含的作者；2.叙述者也可以或多或少离开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3. 叙述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自己的准则；4. 隐含的作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读者；5.隐含的作者（他自己携带读者）可以或多或少地远离其他人物。[6]（p175-177）一句话，他讲的就是叙述者——作者——人物——读者的关系，或者说，是对一种灵活的叙述方式的掌握。这样，“边关”题材系列小说在故事叙述上，不恪守生活的理性秩序, 不恪守现实主义的传统，当作诗来构思和营造。作品虽有失真和荒诞不经之嫌，但激情澎湃，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容量，加强了小说的艺术创作魅力，因而在审美视角上获得了新的突破。
二是西部边关文化的“符号化”方式呈现，使得小说拥有了独特的审美品格。
高建群的这组“边关”题材系列中长篇小说， 还通过众多隐喻符号的设置，把人物置于雄伟、奇崛的西部文化意象中加以表现。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化是人类的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正如符号学派的创始人卡西尔所言：“历史学家像物理学家一样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然而在他的研究的一开 始他所发现的就不是一个一个物理对象的世界，而是一个符号宇宙——一个由各种符号组成的世界。他首先就必须学会阅读这些符号。一切历史的事实，不管它看上去显得多么简单，都只有藉着对各种符号的这种事先分析才能被规定和理解。”[7]（p222）高建群这组“边关”题材小说出场的基本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后期。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许多文学理论被译介，文学界“文化寻根热”一浪高过一浪。作家韩少功在 《文学的“根”》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正如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所言：“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8]（p279）当时地处偏僻的高建群不一定真正了解处于前沿位置的学术动态，但国内文学界的“文化寻根热”，一定已经进入他的视野，他明白文化在小说中的含量，其解读“边关”题材的钥匙就是本身具有雄奇、浪漫色彩的西部边关文化。
从《遥远的白房子》开始，高建群就把边地军旅生活作为一块特殊的文化景观加以观照，而且把这种文化观照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长篇小说《愁容骑士》的创作中。在《遥远的白房子》中，作家有意识地设计了西部边关哨所遥远、孤独、奇崛、浪漫的意象符号“白房子”，并把现实存在的边防军战士 “我”、作为历史存在的雄性力量的代表“马镰刀”、俄罗斯边防站站长“道伯雷尼亚”以及从历史走进现实的柔性力量的代表“萨丽哈”等人物有效地统一在一起，表现着几维的文化思索：或者爱国主义情结，或者英雄加美人的历史传奇，或者永恒的国际和平主义理想……等等。《伊犁马》中，“马”作为西部传奇的道具，既剽悍、飘逸、狂放，又温顺、平和。到《马镫革》中，“马镫革”既承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支骑兵部队”的辉煌历史，也成为退伍老兵“我”个人记忆的象征物。还有《愁容骑士》中，“边境线”、“士兵”、“野苹果”、“马镫革”、“小洋马”、“要塞”等符号的设置，是为了表现一个在西部边关退伍的、心灵上属于“北方忧郁”的老兵讲述的故事。在“白房子”题材系列小说中，作家设置的这些意象具有明确的文化指向，具有明确的“合文学目的性”。在这些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是鲜活的、孤独的、苍凉的、雄奇的、浪漫的西部边关文化气息。
作家用宏阔的文化视野俯视边关军旅生活，以心写境，境为心用，而不局囿于现实时间。文化意识的渗入，转移了作者和读者对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注意力。也就是说，人物形象是作为作家文化意识的载体而存在的，成为一种抽象物，一种符号。因此，“边关”题材系列小说，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判的话，它的纸漏太多，其中的许多情节显然经不起仔细推敲。但这不要紧，关键是作者给其笔下的人物、物象、故事情节等赋予文化意象，表现其敏锐而独特的文化思考。因此，他笔下的芸芸众生，既是生命的符号，也是文化的符号，在审美品格上拥有了独特的美学特征。
当然，高建群在集中围绕“边关”题材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开始了陕北题材小说创作，发表了《最后一个匈奴》《骑驴婆姨赶驴汉》《雕像》《老兵的母亲》等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既深入、集中地秉承了“边关”题材小说诗性创作的风格，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文化性表现。关于高建群陕北题材小说的创作特征，笔者另有专文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