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刈镰》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解读
文/黄萍萍
黄萍萍，女，中共党员，讲师，主讲外国文学、欧美文学名著及西方礼仪与文化等课程。200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7、2008年被评为文法系先进工作者，2009年被评为学院优秀教师及先进工作者。参与《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及《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等学院教改项目，曾发表《于“疯狂”中追寻精神自由——论霍夫曼小说《金罐》中的“疯狂”》（《名作欣赏》）、《南方名媛的悲歌——谈福克纳<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安徽文学》)、《试论克洛德·西蒙小说< 农事诗>中的互文性》（《枣庄学院学报》）、《浅析苏珊.桑塔格的美学思想》（《现代语文》）、《试论克洛德·西蒙小说中的空间形式》（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浅析爱伦·坡短篇小说的现代性》（《文教资料》）等论文7篇。
摘要： 在长篇小说《大刈镰》中，高建群将七个在情节上毫无联系的片段故事连缀起来，通过对具有哲思意味的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先验主体、理性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批判。本文对此主要从命运阴影下的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以及人与人和谐关系的重建三个方面展开相应分析探讨。中国当代作家高建群先生的新作《大刈镰》的叙事风格迥异于他之前的除了《愁容骑士》之外的长篇小说创作。从《遥远的白房子》经由《最后一个匈奴》，再到《大平原》至《统万城》，其叙事呈现出鲜明的统一性，明晰性。《遥远的白房子》以马镰刀与耶利亚的情爱纠缠为线索，铺陈了西北军旅生活的豪壮与孤寂；《最后一个匈奴》通过匈奴血脉的继承者杨氏家族三代的人生往事，实现了高先生向匈奴民族传奇历史的致敬；《大平原》则以高氏家族的生生不息展现了多灾多难的渭河平原旺盛的生命力；《统万城》利用大恶之华——匈奴末代单于赫连勃勃与大智之华——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的传奇人生重现了中国烽烟四起混沌不清的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历史。而《大刈镰》却呈现出片断化、隐晦性的特质。它由七段“我”人生中的往事连缀而成，其间的人物与情节毫无连续性，但它们却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其中，除了在叙事结构上的用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哲学思辨的内核。《大刈镰》的引子“镰刀荒草”充满了诗意的孤独与豪迈。愁容骑士收割思想的坚持与无畏开启了小说的哲思之旅。这主要集中在对于命运、人生、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经由小说对于现代性的委婉的、温和的批判实现的。同时，这种批判也展示了作家对人类及人类发展的关怀与忧虑。作为一个术语，现代性的界定与使用含混繁杂。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最重要的特征是世界的祛魅化，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合理化”。他对现代性的考察既继承了启蒙“理性”的抽象性概念，又有对现实社会具体的描述；舍勒与福柯将“现代性”与精神气质联系起来，将现代性问题由社会转向人本身；哈贝马斯借鉴韦伯的理性合理性观点，认为可以用交往理性屏蔽韦伯的工具理性的弊端，从而完成现代性的设计方案；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社会的生活及制度模式；利奥塔从叙事角度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宏大叙事。本文的现代性是从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层面来使用的。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理性和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的。”现代性被普遍视为“世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与神学的世界一样，世俗世界同样需要指认其认识原则的根据、道德法则的根据，并确立它的权威。这一根据与权威，以往在神学的世界那里是上帝，现在在世俗的世界里，则必须用某种独立、自足的东西来替换，而这被归之于‘理性’它是判断与衡量事物合理性的源泉和标准。而理性又是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可以成为源泉与标准的前提是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理智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主体性是人自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为自身确立的可以成为宇宙主宰者的不经过论证的特质。因此，人也就成了先验主体，同时也确证了人可以用理性为自然，道德，一切的一切立法的合理性。随着理性与先验主体性的确立，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思维模式也就形成了。但是，恰恰是由于人的先验主体地位遭到了来自众多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学界一般称之为后现代性对于现代性的质疑、反思，而现代性也是在这一批判过程中渐渐作为一个术语出现的。《大刈镰》的现代性批评与其他学者一样， 也是从现代性的基本构成，即理性、先验主体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展开的。现代性确立的基本前提是人在宇宙中的主体性地位。古希腊时代，哲学家们对于世界的解释是从万物的“本原”的寻求开始的。他们相信，世界及世界万物都是在“本原”的规范原则指引下运行的。“本原”可以是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空气、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等等。这种思想的实质是相信外在本质的实存性，没有意识到人的主体自我存在。文艺复兴后，长期被宗教束缚的人性开始苏醒，寻求人的自由解放、人的自我做主成为西方近代文化的基本价值目标。启蒙运动把人们从自然蒙昧和封建愚昧中解放出来，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并且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是支配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在法则。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让人拥有了无比的自信，自认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也可以主宰偌大的世界。《大刈镰》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点去观照高立的人生，却发现人在宇宙的无力与无助。人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走向，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引导人脱离自我设计。小说第？章《一百种偶然和一个必然》以一桩看似诡异的民间传说解释世界运行中的“蝴蝶效应”，并以之为起点，叙述了家族中的堂弟高立之死。高立英俊（白皙的脸，高挑的身材，肤色光洁，线条柔和），才华出众（堂弟的文笔这么美，且有这么多的思想），创作诗歌如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叹喟，对压抑的心灵的诉说的《城市的夏天是女人的夏天》，共二十四节的手笔稿《无法逃离》，书写自己在有序和无序的世界上处处碰壁的故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邪恶的不可知的力的日益迫近的恐怖和无奈。)，积极追求美好的人生去陶瓷厂工作，到建筑工地当小工，用三轮车拉货拉人，背石头，到小镇的工厂上班级，要户口，要招工指标，正式的工人等，并且期间进行文字创作。)，希望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从现代性的角度去分析高立，显然他是理性的人的典范，自信可以并竭力创造与主宰自己的人生。但是，在命运的凝视中，他却被一连串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推向了那个恶时辰，走向了毫无还手之力的死亡。“我”对三叔的依恋与亏欠之情？“我”对堂弟的关爱让“我”帮助他找到一份工作？堂弟工作勤勉，代替别人值班？女朋友来访去买东西。与此同时，市长元旦前到小镇考察，大怒？镇民铺路敷衍。两条轨迹的交集便是高立的死期。高立骑行在铺了薄薄一层煤渣的冰路上，慢慢地接近死亡。“是滑倒了吗？还是被上帝之手推倒？”作者在忧郁与愤怒中说，在冥冥之中，一定存在着一种冷酷的，更为有力的东西，像摆布棋子一样在摆布这个世界，摆布每一个芸芸众生的命运。那里面是有规律的，肯定有，但是我们不知道"，从而完成了它类似于希腊悲剧对命运的思考，人在命运面前如此脆弱。在人工智能时代就要来临的当下，人类似乎依然难以像启蒙思想家宣称的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当小说因高立之死诅咒命运时，也是在质疑现代性的理性主体性原则。假如人果真如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所言，高立就可以规避自己的意外，掌控自己的人生了。于是，现代性的主体性在高立之死面前崩溃了。工具理性的概念来自于韦伯。在韦伯看来，“世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由它带来“理性化”，并且分裂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他在《经济与社会》中指出，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通俗讲，即人们为达到精心选择的目的，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附带的后果，以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行动。价值理性，“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动——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选择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也就是说，价值理性更接近于无功利的信仰。韦伯的隐忧在于社会理想价值与意义的失落。即人们并不以价值理性作为行动目的，而是以现实利益作为追求目标，也即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目的，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实现的手段。但在现代文明中，目的和手段的位置被颠倒，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倒成了目的。于是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中，财富、权力等特殊价值代香了理想价值。于是在科技发展及物质异常丰富的时代，人类的精神得空虚，人存在的意义变成了虚妄。高建群在《大刈镰》中设计了侯雁西作为工具理性的代言人，同时也表达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所造就的恶果，人性的异化以及人存在意义的失落。侯雁西是小说第七章《达摩克里斯之剑》的中心人物。早年作为文革初期某一帮派战斗队的队长，侯雁西对她从事的事业有着狂热的激情，以及因狂热而生的对于对立方的凶狠。她划拨爆炸大楼的计划，在新房里制造炸弹，挺着有孕之身执行炸楼任务。但她对其事业的目标认识是模糊的，可以表述为让我们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这一气概，向各种丑恶现象（别人告诉她的）宣战，并不时在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侯雁西舍生忘死，大义凛然，成了武斗中的利器。在狂热的斗争中，她忘记了初衷，深陷武斗漩涡难以自拔。梦想距她越来越遥远，她所面对的仅剩下斗争本身。新婚丈夫陆原在武斗中被她亲手制作的炸弹炸死之后，侯雁西从疆梦中惊醒，主动决绝的放弃了武装斗争以一种淡然的眼光注视社会和人生，眼神出现了幻灭的光泽。女儿的出生令她开始惧怕这个世界，她隐没在工厂的女工中。但是却开始利用女性在男性欲望中的彩像周旋于男人中间。“她留年轻人在她那曾做过新房和灵堂的房间里过夜，放荡上一回，并且逐渐积累起她在床上征服男人的经验”。她在工厂积累了相当的征服男人的手段之后，诱惑了工厂的父亲般的军代表，并很快成为军代表夫人。但是对于侯雁西来说，诱惑他也许出于征服男人的习惯，至于嫁他，并不是出于爱，也并非是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似乎仅仅是作为女性魅力降伏了一位在战场上异常强大的男人而已。在男人成为要塞司令，侯雁西成为司令夫人之后，在荒原般的边防站她又成功俘虏了年轻的士兵尤生金。尽管她没有忘记炸死新婚丈夫的那刻骨铭心的巨响，但她依然靠在了勤务兵的肩膀上。候雁西似乎是迷失了。她曾经是武斗的工具，之后她又主动成了征服男人的工具，我们只看到她的手段，却不明了她手段的归宿。候雁西的形象揭示了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三、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世界成为“图像”。这意味着世界作为一个存在者整体是在一种被人所表象化、所“摆置”的意义上存在的。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来自于以人作为主体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中，人自视为主体，力求能够在世界中成为一切存在者的尺度；反之，外部世界的对象被视为一种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是被主体所统治的东西。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这为人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正是人类的这种狂妄自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向自然掠夺索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由于现代性所确定的主体性原则是以个体主体为中心的，“认为自己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些个体可以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演化为世界与他人皆为客体，他人就应该顺从“我”的存在。这种自恋人格极大地破坏着社会的秩序，并且，个人除失去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社会和宇宙视野外，还失去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一活着的更高价值。《大刈镰》针对现代性背景下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恶化进行了批判性的重建。小说第五章《大杀戮》驳斥了诗人们“雄性的土地”、“雄性的北方”的论断，揭示的真相是北方“非但没有阳刚之美，而且肯定会有一半的男人发生阳痿”。男人失去了男人之为男人最重要的表征，似乎是对工具理性异化的人的一种概括。而异化的人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是无所不能的主体，向人的客体自然界进行血腥攻击。两个状似猪的白色动物（客体自然）闯入了边防战，“我们每个人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面对这白色动物，如果选择无所作为这一条，那就太不是我们了”。于是，我们端着枪，跟在白色动物身后，并利用食物诱惑，将它们圈禁在菜窖。第二天，白花花的雄性白色动物填满了边防站的院子，用呜呜的声音恐吓人把同伴交出来。恐惧让人动用穿甲弹、火箭筒开始了屠杀。血流漂杵，横尸遍野。战士消灭了白色动物，人征服了自然。但是，“我”觉得“它们像那些传说中的古代骑士一样，为了拯救自己的女王，那么义无反顾，那么怒不可遏，而在自动步枪造成的死亡面前，又表现得那么高贵和蔑视一切”。“我”嫉妒这些白色动物，因为它们比“我”高尚。“人直起身子，从而腾出两只手。腾出手的目的基本上就是为了干坏事！”小说以这场人对自然的大杀戮透视了人性的丑陋，并且揭穿了人的虚弱，“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灰败的神色”。最后，两个雌性白色动物因为人类一个更为疯狂的计划在众目睽睽下大摇大摆地从容地走回自然。小说更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将这场杀戮看作是边防战士的一－次集体“性宣泄”。人类强奸了自然。边防战士在性宣泄中被快乐燃烧，嘴角挂着恶意的微笑，同时获得了宣泄的快感。人与自然的博弈貌似以人的胜利而告终，但我们却发现了人的可笑、可悲、可怜。第三章《滚开吧，噩梦》也有类似表达。一位同年人伍的老乡强奸了牛，要塞的一个干事强奸了驴，不知名的战士不仅强奸了狗，竟然还驯服了它。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审视这场人对自然的强暴，我们似乎发现作者的眼中流露着对人的鄙视，对自然的赞美，以及对人自认可以战胜自然的嘲笑。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男女两性关系是最敏感的。当代很多学者也都致力于两性关系的研究，以至于女性主义研究已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项重要构成。它们或从对男权的否定，争取女性权力，或从强调女性特质与独特经验，或者通过对男权学者的理论异议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鉴定来探讨合理的两性关系。《大刈镰》作为文学创作，用颇具深意的路霞（女人）与“我” （男人）之间的周旋与较量设计并构建了和谐的两性关系。小说第二章《母系氏族村》中，作者设计的两性关系与传统男性视角下对于女性的欲望书写相反，并充盈着对男性视角的嘲弄。男人“我”到母系氏族村寻欢，找到一个“坏女孩”路霞。“我”最初是一个“女性崇拜者”，但“我”对女性的崇拜似乎源于男人对女人一厢情愿的片面的想象。一旦女人溢出了“我”为女人形象设定的框架，自己便成了“我”的幸福。但是，当“我”以男性欲望的标准去观照面前的“坏女孩”路霞时，标准却一路崩溃。“我”在她面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男人的无知、浅薄。路霞最初是以男性欲望的对象出现的，“一身红色的连衣裙. 裙子下面的分衩开得很高。脚下大约是一双高跟鞋。腿上拢着一双黑色的渔网状的丝袜。”她“以一种女人的千年不变的姿势在迎接我，神秘而又邪恶。”想起褒姒、妲己、抹大拉杨玉环这些既是男人欲望的化身同时又是男性替罪羊的“妖女”。“我”是寻欢的男人，面对“坏女孩”，“我”最初是主导者，支配者，但很快“我”发现自己仅仅是被支配者的一件道具而已。路霞如鱼得水，“我”徐缓、愚蠢。在淡定从容的女人面前，男人手足无措。女人对男人的研究分析让男人对她心生敬意。但让男人愤怒的是最后男人发现他仅仅是女人艺术设计中的一个道具。小说从内里到外围层层深入地展示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落败。至此，小说似乎是在为女人正名。她们并不是男人眼中的躯壳，她们是有思想有深度的实体。可是，当路霞神色黯然地告诉“我”，是老板突然变心时，小说似乎在说女人也有脆弱与无奈，但同时小说也以路霞“ 我还是应该在这个世界寻找他，夺取他，营救他”的宣告赞美了女人的坚强与执着。最后，女人成了男人的助手。男人与女人达成了和解。这种和解是以双方对对方的肯定，以及对自我的坚持作为前提达成的。《大刈镰》似乎开辟了一条建构和谐的人与人关系的道路，它是以对现代性中的个体主体性原则之下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批判实现的，同时也似乎是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践行。哈贝马斯认为，用主体间性取代现代性中的主体性，个体通过人际之间的自由交往而找到自己的认同，就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长篇小说《大刘镰》中，高建群将七个在情节上毫无联系的片断故事连缀起来，通过对具在哲思意味的人物与情节的设计，从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工具理性又对人的异化、主客二分的思维极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及人写人和谐关系的重建等方面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先验主体、理性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委婉的、温和的批判。同时，这种批判也展示了作家对人类及人类发展的关怀与忧虑。[1] 高建群.大刈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年[2]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 （美）大卫.格里芬.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 （德）马克斯.韦伯.马奇炎.陈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6] 余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账 号：6105 0177 0012 0000 0628《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纪念版前言《围绕最后一个匈奴的三十件大事记》一文在这里：——《最后一个匈奴》：中国文学红色经典，陕北高原百年史诗。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敬请书友们关注购买收藏。（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不管地陷天塌，人类总得生活。而阅读，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版隆重推出。这是出版社寄来的第一本样书。（高建群 2022.11.2 西安）《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大顺店》《六六镇》《古道天机》《我在北方收割思想》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推出《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纪念版（精装珍藏版），敬请读者关注购买收藏！近期陕西人民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散文集系列“陕北篇”《一场秋风老少年》，敬请读者关注！近期某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丝绸之路千问千答》修订本或者是《欧罗巴大陆在东，亚细亚大陆在西》或者是《极简丝绸之路志》等，敬请读者关注！近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高建群全集》第三辑：《胡马北风大漠传》《相忘于江湖》《伊犁马》《西地平线》《罗布泊档案》，敬请读者关注！近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将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即将推出《七十耳顺》高建群画册，敬请读者关注！近期西北大学出版社携手著名作家高建群老师将推出《路遥与我》一书，责任编辑刘栓，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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