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大型文学双月刊《大家》1997年第6期（总第24期）142-175页。1997年4月1日稿毕1998年10月收录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愁容骑士》4-86页2018年7月收录三秦出版社出版《大刈镰》5-89页名为《一百个偶然和一个必然》我的家族像关中平原上一种叫“扒地龙”的野草一样，紧紧地扒在渭河南岸的老崖上。河流在动，村庄也在动。河流动作的频率是三十年，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指此。每隔三十年左右，河流就不安生了，河床开始移动，它移动的办法是，将老崖一块一块地往河里“崩”。到一定时候，就不崩了，又开始向对岸崩去。而这个叫“高村”的地方，随着河流的摆动，它也就死死地贴着老崖，一起摆动。村庄摆动的方法，很特别。老崖往下崩了，住在老崖上的这户人家，就向村子的最里头搬去，腾出位置让老崖索性大踏步地崩，于是又一户人家面临河水了，这家于是又搬。而当河水向对岸崩的时候，滩地一块一块地显示出来。滩地在一次次的淤积中升高，终于成为老崖，于是人们又倒过来一次次地加入。总之，这个高村，总紧贴着老崖居住，年年年年。河流为什么这样毫无道理地折磨人类，这大约又是一个“蝴蝶效应”问题。少年时，对着这条湍腾的河流，对着它的高高的老崖和十里荒滩，对着它的苍茫的来处和同样苍茫的去处，这个孤独的少年常常坐在老崖上，思考这些。而思考的结果同样茫然不可知。我只能看到河流的这一段，这目力所及的这一段，看到这一段的激流和险滩，漩涡分支，我看不到更远处。也许在远处的某一个地方，大山伸向河流的一条腿，或者一个不算太高太陡太显眼的滴水，或者某一条水流的突然加入，它都直接影响到我的这一段，令河流在这里绕上一个大弯，让河流像龙的尾巴一样摇摆不定，肆虐于人类。甚至，一个农妇向河流濯一下足，一条黄牛向河里撒一泡尿，都会是下游某一个拐弯、某一个漩涡形成的原因。渭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古老”这两个字，在这里等于没有说，因为除了隋炀帝开的那个大运河，林县人开的那个红旗渠以外，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是古老的，同样古老，在古老面前条条水流同样平等。因此我应当说，渭河是一条著名的河流。泾水清清渭水黄，在造出“泾渭分明”这个成语很久以前，渭水就著称于世了。而泾水，正是前面曾提及的那个出过泾河龙王的地方。井上靖写过一篇叫《渭河》的散文，记述这滔滔渭水从开始到最后注入黄河的经历。而我曾经以我的脚步，顺着渭河狭窄的上游河床走过数百公里。那是我当兵的时候，兰新线顺着渭河河床，溯水行走，继而进入河西走廊。两岸是祁连山嶙峋的怪石和遮天蔽日的黄土，而我们脚下，一条奔泻的流水滔滔而东。我就是从那里一直向北方的深处走去，走入白房子的。这些事后面慢慢说，这里只说车祸。渭水是著名的，确实著名，民族的许多悲喜剧，都曾经在这里发生。炎帝部落就是在渭水之滨兴旺起来的，而那个怪老头姜子牙，手持一杆鱼竿，鱼钩是直的，且离水面三尺，在那遥远的年代，他御风而立，高声叫道：“舍命者上来！”渭水河边，还曾经孕育过一个大都城，这就是长安。当然，长安城之外，它还孕育了渭河岸边我那微乎其微的可怜的村庄。有了渭水，才有了渭水旁边我那村庄，有了村庄，才有了我们这个家族，有了家族，才有了20世纪的我的堂弟，而有了我的堂弟，1994年1月1日中午12时小镇上的那个恶时辰，才有了主角。是不是这么回事？我的这种溯根求源式的、压缩饼干式的推理，是不是大而无当？然而，不管怎么说，它们是因素，堂弟是因素，家族是因素，村庄是因素，河流是因素，而如果还要继续溯根求源、穷追到底的话，那么那个始作俑者，那些上述因素的因素，竟然是治水的大禹。当半坡人逐水而居，黄河象出没无定的时候，偌大的八百里秦川还是一片洋国。水草繁茂，沼泽四布，湖泊涟涟，蛙声一片。正是这个多事的大禹，疏通了渭水入黄处，一个叫大禹口的地方。于是渭水的水位骤然下降，八百里秦川成为一片沃野，而那座辉煌的都城，也就在沃野中站立起来，而我的那古老的家族，也就成为渭河老崖上的一株扒地龙草。说一句题外的话。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专家曾经突发奇想，想在中国的西北部建立一座大型水库。他们选择了八百里秦川。这举措确实省事，仅仅将大禹当年疏通的那个地方堵住，八百里秦川又会重新成为一片泽国。但是，这个设想遇到了强有力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那个千古帝王都长安（而不是我那小小的村庄），而当苏联专家在长安城转了一圈，特别是和那些妖娆的长安女子跳过几曲以后，他们改变了主意。“长安水边多丽人”，这话不假。苏联专家于是大笔一挥，将库址选在了三门峡。这段典故确实是题外话，和车祸没有关系。我下面应当只拣有关系的说。高村在关中平原，小镇在遥远的陕北，中间相隔整整一千华里。那么，我的堂弟为什么要急匆匆的，像小鬼在那里招魂似的，去赴那个恶时辰呢？这应当追究到我，或者追究到我的父亲，或者再来一次追根溯源，追究到我的爷爷。爷爷站在渭河边，手搭凉棚，眯起眼睛，向这条腾烟的水流望去。他将渭河叫作“御河”。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御”字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告诉我们“御”的一解，是“帝王”的意思，那么说，是爷爷在逞能，他是因与帝王同住一条河边而骄傲。爷爷是要饭的。我的太爷没有儿子。爷爷原来的家在新丰镇的鸿门。因此我一直疑心，他是楚汉相争时从鸿门宴走脱的士兵，后来三转两转，鬼使神差，走到高村，成为我太爷麾下的顶门人。爷爷走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的家底大约还很殷实，因为奶奶在世时经常说，爷爷使劲地抽大烟，才将家底荡光的。她这话半是贬义半是褒义，贬义是说爷爷是败家子，褒义是说幸亏爷爷是败家子，我们家的成分在土改时才能光荣地被定为“贫农”。其《县志》告诉我们，高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但是它古老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高村是一姓，猜想，最初大约有一户人家？后来生生不息，枝枝蔓蔓，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几千大口。几千大口，应当算是一个家族，五百年前，一个锅里搅勺把，不是！后来枝枝蔓蔓，家族又分为许多小的家族，有些亲些，有些疏些，有些远些，有些近些。而当我的爷爷，这个鸿门宴上走脱的吊儿郎当的士兵，进入高村，进入一户人家，并成为这户人家殷实的家产的合法继承人之后，自然引起宗族中那些近支的嫉恨。他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并眼睛红勾勾地窥视着那些财产。这种情形，在我的太爷在世的时候，已露出一些苗头，而我的太爷在有一天撒手西去以后，这事便酝酿成一场风暴。在我那贫瘠的乡间，在高村几十里方圆，大伯一直作为一个传奇人物，至今被人传诵着。据说当渭河发水的时候，他半跪在这边的老崖上，平端起枪，瞄准对面河滩上的一只野羊。“打它的左眼！”他说。话音未落，枪声响了，那只黄羊倒在河滩上。传说李先念过渭河的那一刻，大伯正抱着一挺轻机枪，隐蔽在渭河南岸的芦苇丛里，听说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他在那里守着，国民党地方武装望风而逃，李渡船安然抵达北岸。我家门口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我小的时候还见过这棵树。据说有一年，国民党武装来抓我大伯，他钻进灶洞里，然后从烟囱里跑了。国民党武装于是抓住了我的大妈，将大妈吊在这棵歪脖子树上，活活打死了。而我的大伯，则钻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地主小老婆的被窝里去了。这地主小老婆后来成为我的新的大妈。我的家乡解放那一年，大伯是县手枪队队长，县长的贴身保镖，有一天，他突然烦了，把手枪一扔，回家种地去了。他回的是地主小老婆的那个家。土改时，连同地主的土地，连同小老婆，一起分给了他。我的大伯如今还在，只是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威势，虚弱不堪了。他像一只饱经沧桑的鹞鹰，依然威赫赫地坐在他的太师椅上，小脚的我的新大妈侍奉左右。但是他的身上已经火气全无了。当儿孙绕膝，以他的身子做一个窝，在上面嬉戏的时候，他摇摇头对我说：“老了，老猫不逼鼠了！”许多次，我有一个愿望，想以我的大伯为原型，写一写我们家族，写一写我自己的“红高粱”故事，只是，愿望还停留在愿望阶段。当家族势力开始向我们家进攻（“家族势力”是我小学时写忆苦思甜作文时，当市长的父亲精心为我选择的一个词儿），浓重的乌云已经凝聚在这个距渭河一百米的小院的上空时，大伯一拍胸膛，让我的爷爷带领全家，离开这里，高村这一片天空，由他支撑着。大伯那时候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威势，他仅是个会打快枪的年轻猎人而已，后来人们又把这种形象叫“关中刀客”。但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于是爷爷一咬牙，迅速地为大伯娶下一房媳妇，而后率领全家，亡命黄龙山。大伯后来的横空出世，正是环境的产物，正是当时险恶的环境，将他逼成了一个吃钢咬铁的强人的。这话是我母亲说的。母亲说，当爷爷后来从黄龙山重返高村，手执皮鞭，抽打跪在他脚下的这个不肖子时，大伯哭着说：“留下我一个孤零零的人在这里，我不强出头怎么办？我不杀人，人就要杀我！”这话令爷爷终于深沉地叹息了一声，皮鞭不再举起。大伯的故事，先搁下不说。现在再说这个家族拖儿带女地向黄龙山的挺进、黄龙山位于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的接壤处，那么说，它离那个小镇近了，离那个恶时辰近了。然而，天下之大，大到无边，那么，我的爷爷为什么要选择黄龙山呢？这又是一个偶然。爷爷的选择，与黄河花园口那一场大水有关，而那一场大水，则与日本人入侵有关。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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