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第八章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文/高建群
原载大型文学双月刊《大家》1997年第6期(总第24期)142-175页。1997年4月1日稿毕
1998年10月收录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愁容骑士》4-86页
2018年7月收录三秦出版社出版《大刈镰》5-89页名为《一百个偶然和一个必然》
八、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尽管我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说了几句豪言,似有教唆之嫌,但是我仍然由衷的相信,堂弟死的时候仍是处男之身。我的眼前摆放着二十四件残片,片片都记述着一个童贞的他。他仅仅只是来人世上走了一遭,状若浮萍,无香无臭,如此而已。“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好像是谁过的话。
我没有问他的女朋友的名字,因此在这里只能称她牛仔半裤或泡泡衫。这称呼有些不雅,但是我此刻找不到另外的称呼。而且,对我的堂弟来说,他似乎从来不会敏感到注意这些细节,因此我的思维在这里大可粗疏一些。
类似他这样的境况,对婚姻的选择,大约有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这句话就是“只要是个女的”。我能理解和体会他此时这种凄凉的处境。尽管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但是我有五年的白房子经历。“当兵三年,看见老母猪都是大花眼”,这是人们调侃当兵的一句话。而我当兵的那个地方,更见闭塞和孤寂。因此,当我刚回到城市里,人们问我要找一个什么样对象时,我淡淡地说:“尾巴一揭,是个母的就行!”我的这句古怪的话,以及我的古怪的表情,将问话者吓了一跳。
站在这样的基点上来谈婚姻,那么说堂弟的这桩婚姻还是令人满意的。牛仔半裤年轻、健壮,有着鲜艳的嘴唇,满身的肌肉像要把皮肤挣破一样,显出她的青春活力。她也爱我的堂弟,这从她注视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也从她注视我的目光中可以看到——她怕我以年长者或者监护人的身份挑剔她。
她也写诗,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不是热恋中的男女都在写诗,或者说到了这个季节,只要是树,或大或小,或艳或素,总得在枝头挂几朵花来。她的诗没有我的堂弟写得好,但是出于礼貌,我说我将认真地看它,并且选几首发在我主编的刊物上去。这一对有点像那古典男女。
牛仔半裤和我的堂弟一样,也是城市的突兀的闯人者,这是我从他们的“吭吭哧哧”的叙述中,得到的唯一一条实质的内容。
她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好像她的父亲和母亲在她幼年时离异。父亲是肤施城里的一个工人,母亲是陕北偏远山区的农村妇女。离异后,她判给了母亲,这样,她便在她的山村长大。长大以后,远方的城市在诱惑她和召唤她,而父亲的存在又使她走入城市的梦想成为可能,于是在一个早春的日子,她告别母亲,来到城里,按响了父亲家的门铃。
她穿上了泡泡衫,她穿上了牛仔半裤,并且由她的父亲为她找了一个临时性质的工作。她努力地将自己混同于一个城里人,混同于堂弟的名言中的“城市的夏天是女人的夏天”的那种女人。但是有一天,她终于发现她的努力是徒劳的,她的混同只是一厢情愿,正像油和水虽然混在一起,但油依然是油,水依然是水一样。这问题不在泡泡衫,亦不在牛仔半裤,这问题在于一样东西,这东西叫“城市户口”。
中国的户口制度是一件奇怪的东西。有一本小书叫《人生》。《人生》里的故事,令国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电影的拍摄又使高加林这个形象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外国人看了,感动不起来,对高加林的悲剧性命运,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们觉得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既然想脱离土地,想出来闯一番世事,那他出来就对了嘛,何必那么痛苦,那么艰难。这个地方干不成,就另换一处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是?!不是这些外国人愚蠢,而是他们不懂得中国的户口制度。
我曾经和一个年轻学者(国务院农村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个)谈过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是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后来的农民进城摆摊设点,农民进城当民工和企业的合同工,以至农民可以登堂入室,考公务员进入森严的政府机关,大约就得力于他向制订政策的部门提出的建议。他是一位通天人物。
记得,他先问我有没有特权。我说我有什么特权呀,普通市民一个。他说错了,你是有特权的,你生活在一个中等城市里,这个城市市民的较为丰裕的生活水准,是靠牺牲这块地区的广大农业人口的利益来维系的。大城市更是如此,它靠牺牲广大农村以及中小城市的利益,来维持自己一点可怜的繁荣的。维持的手段就是户口。农民祖祖辈辈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一个他赖以立足的土地上,他将永远被捆绑,而不能走入城里和城里人争食吃,即便你是高加林或是别人。城市带着警觉和怀着天生的排斥感对待那些试图打破规则的闯人者,视他们为异己。这些人想要走向外部世界,想要脱离土地,他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考学。但考学对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我的堂弟正是因为我,因为我的父亲,才铤而走险,踏上这条通往城市的道路的。正像牛仔半裤的进城亦是有她的父亲在城里的缘故。
堂弟和牛仔半裤在同一个工厂工作,都是农村户口的合同工。堂弟能进入这家工厂,是由于厂长是我的朋友,工厂的开业典礼上,我参加了剪彩的缘故。由于剪彩活动,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工厂,并且知道他们宽容地甚至可以接纳城市户口以外的人作为廉价劳动力,于是我向他们推荐了我的堂弟。牛仔半裤能进入这家工厂,大约也许有他父亲的什么关系。——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核心是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朋友路遥生前时常念叨的话。当然,从老根上讲,堂弟和牛仔半裤能进入工厂,这得归功于那位戴眼镜的年轻经济学家居高临下的宏论。
工厂建在肤施城与小镇之间,距肤施城十五里,距小镇五里。工厂建在一面高高的悬崖上,悬崖下面是一条国道。这是一家新建的工厂,它生产出的产品是食用的粉丝,据说还有副产品,是一种淀粉之类的高蛋白固体,行销海外。工厂当初选下厂址,颇费了一些踌躇,最后选定了这里,因为这里是一个搬迁了工厂的旧址,一切都现成。
因为我偶然的缘故被邀请去参加了一次剪彩,因为厂长是我在偶然的一个场合认识的一个朋友,因为社会的进步已经允许企业接收这种性质的工人,因为这家工厂偶然的原因建在了小镇的旁边,因为我开了尊口,堂弟进了这家工厂——这样,人物正在向时间和地点走去,向命运走去,向恶时辰走去。
在进入这家工厂以前,堂弟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一些时月了。在老家的日子里那一段岁月不算,仅进入肤施城这一段,他就经历了许多事情,像一个绿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碰了很久。
刚入城时,他曾经求助于我的父亲,但是被父亲断然拒绝了。父亲是老干部,他有他的一套规则,他认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晚节,不能搞特权,不能用手中的权力为亲或友人们牟取私利。这话也许是对的,但是这对的后边,有许多冷酷和虚伪的成分在内。遭到拒绝,堂弟当时就像被霜打了一样,蔫了,接着便默默地走了。
首先,我的堂弟凭街上张贴的一份招聘广告,在一家陶瓷厂找到了活干。这是一家生产陶制茶具的厂子。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手里现在正捧着一把朱砂色的陶制茶壶,并且它的产地是肤施的话,请你放到光亮处细细观看。我的堂弟的指纹很特殊,一般的人,他的指头蛋上,错落有致,总是交错着有几个斗,几个簸箕,但是,我的堂弟的十个指头蛋上的指纹,全部是簸箕。如果在你的茶壶上,见到这样的指纹。他就该是我的堂弟生前的作品了。那么朋友,能将它捧出让我瞅一眼吗?仅仅一眼!我的季风朋友送来的那二十四件残片,现在就放在我桌头,如果它们凑到一起的时候,该是二十五件了。
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不景气,陶瓷厂也是如此。厂子发不出工资,每月发工资的那一天,厂里给每个人发一堆茶壶。我母亲的家里,我堂弟的关中平原农村的家里,堆满了这种茶壶。茶壶不能吃,又卖不动。当家里实在没有空间再堆放这些茶壶时,堂弟离开了这个厂子。
他下来大约还干过许多活。例如到建筑工地去当小工,例如租一辆三轮车,到街上去拉货拉人。混得最背的时候,他是披一件烂棉袄,躺在桥头的人力市场上,充当劳工,等待顾主的光临。我去过那地方,那地方臭烘烘的,阳光底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衣衫褴楼的人。他们蓬头垢面,眼角尿挂在眉毛上,清鼻涕吊在下巴上,偶尔地用白眼睛仁打量一下世界。有顾主来了,或者是箍窑的,或者是盖房的,或者是卸货的,或者是搬家的,或者是拉人去打架的。顾主先在这个懒洋洋的死气沉沉的所在,睃视上一圈,目光像帝王一样,傲慢而鄙夷,然后,在他所选中的人们的屁股上各踢上一脚,于是这些人从饥饿中和睡梦中醒了过来。“价钱?”他们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出这他们一生中唯一会说的有价值的话。
我和粉丝厂说好后,便开始在肤施城里,四处寻找堂弟。最后我来到了桥头的人力市场,当我有礼貌地将那些半睡半醒的人们叫醒,向他们描绘我的堂弟的外貌,寻找他的下落时,他们说,是有这么一个力气还没有长圆、腼腆得像个女孩子一样的关中口音的人,他被西沟的一户人家叫去,背石头了。我还想打问得详细一点,但是,这些人已经后悔他们说得有些多了,他们敌意的目光在我的皮鞋上停驻了片刻,眼皮便重新合上。
这样,我便穿过城市的街道,向肤施城的一条山沟走去。这时大约是春天。城市的春天也是女人的春天,长长的拖地沼在街面上飞旋,为城市免费地打扫着尘上,高跟鞋有节奏地敲出音节,世界不时为你送来一个美人的顾盼。我从人流中穿过去,来到西沟。我走到沟底,然后搭目向两边山上拥拥挤挤的窑洞群望去,在那里面寻找哪一孔是正在建筑中的。
城市不大,沟也不算大,我后来终于找见了。它真高,距沟底大约有一百五十米,建在一处有六十度倾斜的山坡上。我顺着一条陡峭的小路,上到窑洞跟前。路上有一个一个脚蹬的脚窝,这是由于攀登者背上负力的缘故。我的堂弟就是从这条小路上,一块一块,将那些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从沟底背到半坡的。
三孔窑洞已经圈好,面石是细工洗的,灰缝是洋灰勾的,整个建筑给人一种务实的、向上的感觉。堂弟是太累了,他蜷曲在主家的坑的一角,正在熟睡,身上胡乱地盖着一件小孩子的尿褥子。主人不在,大约是出门买门窗的料去了。主人的婆姨是一个好心的女人,她正捧着堂弟那磨得千疮百孔的棉袄。在补。这不叫补,准确的叫法是将零乱的一堆布片往一起连。
这种窑洞,先前是房管所的。房管所以低廉得难以置信的价钱(50元-200元一孔),将它们卖给那些在城里站稳了脚跟的乡下人,这样这些人有了住房,而房管所除能得到一点小钱以外。又避免了经常修缮房屋之累——那修缮的费用超过微薄的房租几倍。窑洞到了个人手里,殷实一些的人家,再把土窑翻修成石窑,也就是说为土窑接上石口。
我长久地注视着熟睡着的堂弟的脸。脸上还挂着一条一条的汗渍,像蚯蚓一样,下巴比以前尖了,像个圆锥。头发依然是五五分缝的郭富城头,不过有些凌乱,里面藏满了灰尘和几只白色的虮子(虱子的卵)。主家的坑很热,他睡得很安详,像在襁褓里一样。他的这种睡态让我想起普希金的一句诗,那诗说,“如今,他长眠在苦难中”。普希金说的这长眠的人,是指拿破仑和拜伦,而我这里想说的,是我的苦难的堂弟。当然,那时候说这话,有些早了,这话该我现在说。
堂弟是太累了,我没有惊动他。满怀着一种对人生悲观的看法,我坐在炕沿上等他醒来。实在等不及了,我又来到户外,端详起那新窑上一块一块的石头。这些石头正是从我的堂弟的肩膀上,来到这里的。二十天时间,竟有这么多的石头经过了他的背。堂弟后来醒来了,看见我,他亲热地叫了我一声。
穿好棉袄,接过主家婆姨递给他的工钱,他跟我走去。
站在山坡上,我要堂弟把棉袄脱下来。接过棉袄,我像扔掉一个不祥之物似的,使劲地把它向山坡上扔去。棉袄在空中飘呀飘,翻了几个跟头,后来落到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去了。继而,我脱下我的呢子大衣,为堂弟披上。
我对堂弟说,我已经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还不那么固定,但是有我在那里站着,他们也不会随便将你解雇的。你准备上班吧!我还说,现在出现了一种绿卡户口,用钱买的,三千块一个,这东西虽然上面一再制止,但是底下实际上一直在以半合法的方法实施着,我有许多有权势的朋友,我已经给他们说好,从肤施城的一个邻近的县份。为他弄一个户口本来。
说这话时,我注视着我的堂弟的脸。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我们血缘相近的那一部分。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托尔斯泰说过,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那么,就让我从现在开始,从第一代开始,培养我的堂弟吧!我发誓,我一定要叫他成为一个人物,成为一个从城市的街道上走过时,能够轻轻易易地对着“女人的夏天”骂一声“婊子”的人。
这样,堂弟便来到小镇附近的工厂上班。而在上班的时候,他遇到了牛仔半裤,一个和他际遇基本相同的人。据他俩说,女孩的父亲,已经为这个有着性感大腿的女孩,在远方的一家煤矿找到了婆家,那里具有诱惑力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对方是城市户口,而女孩子在婚后也可望解决户口。有这么一个前提,女孩的位置在和我的堂弟交往时,显得提高了一些,而这事在有时候也近乎成为一个动力,令他们的走近,蒙上一层抗逆的色彩。女孩和堂弟那次之所以结伴到我家里来,其实是在靠我一句话,也就是说他们想获得我的支持。而在得到我的支持以后,他们的事将敲定,女孩将与她的陌生的父亲决裂。
女孩的境况令我皱起了眉头。堂弟本人的事情,已经够我头疼的了,但是现在还要加上这更加令人头疼的一位。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面不但牵扯到他们两个人的户口,而且将来要牵扯到第三人,也就是他们的子或女的户口——假如他们将来能走到那一步的话。因为中国的户口制度,子女是随母的,如果母亲无所依着,户口别在腰里,儿女将来也会无所着落,社会给这样性质的人口找了个带贬义色彩的称谓,叫“黑户”。那么,到那时,黑户的吃粮,黑户的上学,黑户的就业,就是一连串的问题。较之那些尚且有土地可以依附的农民,这些人的处境将会更悲惨。那时,我所期待的第二代不但不会是贵族,而且会沦落成遭到城市和农村共同排斥的丧失身份的人了。
但是,当我设身处地地为堂弟的处境考虑一番后,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堂弟的选择是合理的。现实在那里明摆着,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面对它。找一个“女人的夏天”的那类女人吗?那自然好,一切的麻烦将从此消失,但那是可能的吗?自从于连·索黑尔遇到德·瑞那夫人后,大约还没有第二个人遇到过她;加之我的堂弟的性格又那么懦弱,他不会作假,不会掩饰,没有心计,他的心灵像一只羊一样,他不会成为于连·索黑尔第二的。他也没有钱,如果他有钱,在今天的时尚和潮流下,他是有可能得到那一类女人的。关于钱这个问题,记得一家杂志有个栏目叫《名人十问》,里面有《你对待金钱的态度》这一文。我见到,许多的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上,都露出一种虚伪的做作的态度。我记得,有一天,杂志社给我来电话,一个口气客气的女孩子征求我的回答时,我在电话里沉默片刻,然后阴郁地说:“金钱是个好东西,我喜欢它。金钱可以给你带来两样好东西,一是自由,一是尊严!”
这样,堂弟选择这个有着性感大腿的牛仔半裤,就可以说得上是最佳选择了。她年轻;她青春;她基本上谈得上漂亮——性感大腿弥补了她身上的租俗部分;她能够生育,如果允许,她的大奶头会为这个家族生下一群后代;她尾巴一揭是母的,干渴的堂弟将在那里享受欢乐,苦难的一生中大约只有这一刻能让我们忘掉苦难,只有这一刻才让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世界是值得来的。亲爱的先生们,你看我的思考,纯粹是一种农民的思考,这证明了我从骨子里讲来也是一个农民。
我同意了他们的事情。但是在同意的同时,我说明,我不为他们的事情,承担任何责任,幸福是他们的,痛苦也是他们的,所有的随之而来的一切麻烦,都得他们两个来独力支撑。那会有许多麻烦的,住房就是第一件。
我还对生仔半裤说,我的堂弟的户口,我已经给说了,费用和那一套复杂的程序,都由我管。它很快就会办好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他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城市居民了。下一步该做的工作,就是要来户口,再从劳动人事部门要一个招工指标,拿到你们厂里,那他就是一个正式的工人了,谁也把他从城市的围墙圈内赶不出去了。
我的话使堂弟的分量明显地加重了。牛仔半裤现在重新用一种目光来看堂弟,那目光有一种仰视的成分在内。他们两个脸上都焕发出光彩,但是我立即又给他们的头上泼了一层凉水。我说,牛仔半裤的户口,我是不会去管了,那得你父亲,或者你们自己想办法。
我的话刚一说完,没等牛仔半裤开口,我的堂弟立即抢过话头说,这事不用我管,他们会想办法解决的,他们从现在起就开始攒钱,攒到三千块钱的时候,来找我。
我指着客厅一角的那一堆皮包、公文包、纸夹子之类的东西,让他挑一件带上。这是我参加各种会议时,发的所谓的纪念品。堂弟选了一个可以手提的、能装一定数量东西的,比较实用的皮包,带走了。这些包很适宜于他。他拎上它,配上他那郭富城头、鸭蛋形的脸(我刚才对一位朋友说过,那脸型有点像电视广告里喋喋不休地念叨着“白里透红,与众不同”的一个香港选美冠军的脸)、白杨一样的笔直身材,有点像过去年代的小开,今日时候的帅哥。
堂弟和他的女朋友,带着一种农民式的谦恭,告别了我的客厅。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幸福的表情,这幸福如此巨大,简直都快要把他击倒了,令他走起路来都有些踉踉跄跄。在我面前,他尽量压抑着自己,不让自己的幸福感流露出来。不过,幸福感之外,他的脸上还有一种惶惑的表情,这表情令人感到当事人正在经历一场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堂弟(其实,我和他,仅仅也只见过几次)。下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二十四件残片的物件了。二十四件残片拼在一起,像拼贴画一样,可以拼成一个人,但是拼成的人已经不是他,那东西不会微笑,不会言语,不会梦想,灵魂已经离那东西而去,没有灵魂那东西只是一件空壳。
事后,我站在阳台上,目睹着堂弟和他的女朋友,踏上街道,迅速地被街上的人流吞噬,被城市的夏天吞噬。这一刻,泪水突然模糊了我的眼睛。
但这感情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涌出的泪水立即会被风吹干,堂弟的事立即会被我残酷地搁在一边,直到他重新叫门时再记起。他在我心中只占很小的一块位置。我还得为许多事劳心。人的一生,其实是为社会活着,为别人活着。社会为你指定一个角色,让你待在这位置上呆立不动,将它演好,直到你死的那一天,才准你谢幕。是的,除了不为自己活以外,我还要为所有的人活着,为妻子活着,为儿子活着,为父母活着,为亲戚活着,为单位活着,为朋友和同事活着,为管我的人和被我管的人活着,为户籍警察活着,为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活着,为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文章活着,为那些水远也打不完的麻将活着,独独不是为了自己活着。
——但是,忙碌的你,能不能偶然地分一下神,关照一下这个从板结的地皮上弯弯曲曲地长出的小草呢?这在你只是举手之劳,只是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做到,至少你没能给予你的这位手足以更多一些的柔情,你有责任这样做的,因为你是先他到达前沿阵地的人。所以你的这个悲惨故事里时时流露出一种对自己的折磨,对世界的一种阴毒的情绪。而你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同样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你想通过讲述,卸下你的重负,或者转嫁你的重负,为你的肩头找到更多的承担者。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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