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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
2023-01-29 · 散文
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一米六二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他两手总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迈出七十五公分。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的上口袋别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老军人叫那狄，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是老延安，大约是1946年到延安的，是满族人。这次他是到边防一线搞调研。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是两三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十五天。我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一群三百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开往中苏中蒙边界。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乘汽车时，被分为两拨，一拨前往中蒙边界，一拨前往中苏边界。我去的是中苏边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劲地呕吐，肠肠肚肚好像要吐出来了。一排三十六个人，都坐在一辆卡车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着背包。大家面对面坐着，穿着臃肿的皮大衣，脚下毡筒，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地交错叠在一起。这时我要吐了，眼看就要喷到对面人的脸上去。我急中生智，从手上脱了皮手套下来，将它吐在手套里。秽物吐到手套里后，很快结成冰疙瘩。一天坐车下来，到了兵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手套放到火墙上去消冰。冰疙瘩消了，再将秽物倒出来，这手套明天还要继续往里吐。记得路过奎屯，在乌尔禾，在克拉玛依，在布尔津，几乎路途的每一个兵站里，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样来到中苏边界，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泄光弹、穿甲弹、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那里大致位置是附近有个喀纳斯湖，大家都知道。那里是我们一连，叫白哈巴边防站；沿着边防线，下来是二连，扎木拉斯边防站；下来就是三连，我的边防站；下来是四连，克孜乌雍克边防站；下来是五连，阿赫吐拜克边防站。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那时国内有两家公开刊物，一家是上海的《朝霞》，一家是北京的《解放军文艺》。连队订有《解放军文艺》，只要能找到，我就去看。在这五年中，我只看过一本小说，是前苏联叫《多雪的冬天》的书，是我从开巡逻车的司机的驾驶室里找到的。《瞭望登记簿》，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等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记簿》，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遥想渭河畔那个小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一首诗。正当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一个是那副主任，另一个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没有睡觉，这时是凌晨一点，查完铺后才去睡觉。那主任问我在小本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冰，这段时间就没有事，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乱画。那主任说他要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着，把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写作者，当将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这满脸窘态。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我仍把本子压得更紧，坚持不让他看。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再给那主任看。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侯干事赶过来给他帮忙，抢走我手中的那个本子。原来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个小本上写什么。原来那主任此行，是来搞调查的。与白房子毗邻的吉木乃边防站，连续三年跑过去三个士兵。其中有一个河南兵叫尤胜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训练营被训练成特务。后来的两伊战争，有个乔装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国际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国国境刺探情报时，被我方战士在边境线上击毙。——但是据最新的说法，他并没有死。前几年新疆开乌洽会，他还来过，身份是俄国商人。是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告诉我的。他说有关方面请他去辨认，他隔着玻璃窗，一眼就认出了他。话说，在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写诗的小本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手掌大的笔记本交出来。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一个小小边防站里，在这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一簇文学冲动，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过来拥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他随手将小本交给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他对我说：《解放军文艺》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编辑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等。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此刻的感受。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过去了四十余年，却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那是班长睡的头铺。别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膝盖，才慢慢地睡着了。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斯大林一百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诗，标题叫《组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两首是《装蹄员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九月九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合阳兵，是个马倌，他骑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戈壁滩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这包裹将由别人代你寄走。记得给领袖开追悼会的那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一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我接到杂志大约在十月初。人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着我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两捆杂志。除了杂志，还装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那两捆杂志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这就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是别人送给他，他又寄给我的，因为上面有作者的题签。这些书有李瑛的《红花满山》，纪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蓉、杨牧、章德益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克孜勒山下》。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据说，他后来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可能大约已经过世，关于他后来的事我是听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1977年的4月10日，我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1987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报。我待过的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当地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清朝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在后来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桩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从渭河畔我的那个小小的村子里，我们先集结到公社，再集结到县城，然后从西安火车站登车，踏上西去的路途。我们乘坐的是铁闷子车。这车之前是拉马的。车厢里堆满了马粪，空气中弥漫着尿骚味。我们先是清理，完了给车厢里铺上谷草，尔后将铺盖卷展开，白床单铺上。车咣当咣当地开起来。一声鸣叫，一路向西。兰新线那时候还是单行线，要向所有的车让路。这样从西安到乌市，坐了四天五夜的车。越走越冷，在嘉峪关发上棉衣，在乌市发上皮大衣、毡筒。铁闷子车上没有厕所。撒尿要到车门那里去，两个铁门中间有一条缝，我们就从这缝里往出尿。车咣当咣当地走着，车门一闭一合，我们则稍稍离那缝隙远一点。大便是一个难题。大家都憋着，遇到或者停了，值星排长叫一声：男左女右，男左女右！于是铁门打开了，我们跳下车解大手。刹时间，火车两边的路基上，便蹲满了光着屁股的人。有个合阳兵，姓梁，没文化，分不清左右，糊里糊涂地跟着女兵下到铁路右边去了。女兵们见他来了，吓坏了，纷纷提裤子，还有的人嘴上喊“打”。老梁赤红着脸，提着裤子，从火车底下钻到了我们这边。老梁后来还有故事。他新兵连结束后，分到中蒙边界一个边防站放猪、放牛。73年春天的时候，牛越界，他跑去赶牛，结果被蒙古兵抓住。在乌兰巴布关了几年以后，放出来在街头流浪。后来找了个蒙古媳妇，生了三个孩子。1991年中蒙关系缓和后，他被放回。现在据说在军分区当军工。军队可怜他。给了一碗饭吃。我则是被分到中苏边界，就是我小说中反复提到的那个白房子边防站。在乌市住了一夜之后，我们乘大卡车前往边防线。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一个班三十六个人，接兵的排长坐司机炉里。三十六个人，坐成四排，身上穿着皮大衣，脚下的毡筒，和对面的人的双腿交叉在一起，屁股底下，坐着各自的背包。从乌市到哈巴河，汽车一共走了五天。铺天盖地的大雪，汽车顶着暴风雪去。一路北。这五天的行程中，我感冒了，加上又晕车，于是不停地呕吐。吐的胆汁都吐出来了。身子挤得动不了。眼看要吐到对方脸上了，情急生智，我把手上的皮手套探下来，哇哇哇哇地吐在手套里。吐到手套里以后，马上就结成冰疙瘩了，晚上到了兵站以后，我把手套放到火墙上。早晨，倒了里边已经消了的汤汤水水，再戴上上路。最厉害的一路呕吐是在从乌苏到克拉玛依的路上。两只皮手套冻成了两个冰砣，晚上，我把这两个冰砣放在克拉玛依兵站的火墙上暖。难忘的克拉玛依哪！这样我来到了白房子。白房子是清朝左宗棠年代的叫法，现在则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晚上，边界线对面，照明弹、泄光弹、信号弹、穿甲弹打得天空五颜六色。我们走入边防站。我是真正的大头兵，白天在瞭望台抱着五十倍望远镜放哨，晚上抱着枪站在碉堡前放哨。骑马巡逻。从白房子跨过额尔齐斯河，沿1883条约线向前走60公里，是吉木乃边防检查站。沿1883条约线向南走20公里，是克孜乌营科边防站（红柳）。我大约从进入边防站的第一天晚上起便开始写诗。这样写了五年。我离开部队时，在哈巴河全团军人大会上代表所有退伍老兵的发言，亦是一首名叫《向八一军旗告别》的诗。我的诗听哭了台下的退役老兵，也听哭了那些刚刚新老交替的新兵。我虽然在新疆军区《战胜报》和阿勒泰地区的《阿勒泰报》偶然发表一些“豆腐块”，但是，真正地算得上处女作的算那首《边防线》（组诗），时间是1976年《解放军文艺》八月号。署名：战士高建群。1975年的冬天是个多雪的冬天，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积雪最深的地方达到两米以上。一位老兵，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那狄，来边防站调研，原先说好两三天就走，结果大雪封路，他住了十五天时间。夜来，我上的是第一班哨，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半。那晚上没有落雪，但是天气异常的寒冷，天气预报上说是零下四十二度。我下哨归来，脱去头顶的三耳塔帽，脱去裹在外面的蒙古族大皮袍。里面是军皮大衣，再脱去。再里面，就是棉衣。脚下，是一双白毡筒。枪上的铁质部分，已经冻僵了。我现在应当做的事情，是把半自动步枪靠在火墙上，让它慢慢地暖热。不能急，让枪里的水珠，慢慢地往出沁。沁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枪干了以后，用干布子先擦上一边，再用涂上枪油的布子擦一遍。把枪靠在火墙上这一段时间，我爬在桌上，开始在《瞭望登记簿》，写上诸如：一号口，有敌潜伏哨两名；铁丝网松土带上，有敌巡逻装甲车一辆驶过，自敌阿拉克别克边防站去阿连谢夫卡方向等等字样。下来的时间，火墙上的枪管枪栓，还在向外沁着水珠。我则趴在桌子上，打开一个小本，开始写诗。那天晚上写的诗大约是这样的：营房的门这时候轻轻推开了，进来的是老兵那主任，后边跟着北疆军区的侯干事。这是部队的一项传统，叫“查铺”。这个寒冷的冬夜里，那主任先是去碉堡那儿查哨，查完哨，见这间营房有灯光，就推门进来了。我很害羞。我用手捂住小本。小本是64K纸大小，一个巴掌刚可以捂严。我站起来先打个立正，然后用手掌捂住小本。我说：“胡乱写！枪还没有干，我在等擦枪！”我的举动让那主任生疑，他说：“小战士，让我看看你都在写什么？”说着搬我的手。我说：“太潦草，等我明天誊抄出来，给你看！”那主任说：“我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我越能认出来！”无奈，我的手抬起来了。这样，那主任拿到了那个小本。他站在那里翻着，还小声地读出来：“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桔黄。……”读着读着，他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呼吸有些急促，眼睛也似乎有些湿润。他说，想不到在这遥远的白房子，这班尔特通古特大沙漠的边缘，这远离祖国心脏的地方，尤其，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之后严峻的边防线上，居然还有文学冲动，居然还有人在搞文学！他拿走了我的小本，把它交给侯干事。他要侯干事将这些诗抄在方格纸上，寄给《解放军文艺》。临离开时他说，《解放军文艺》诗歌散文组的李瑛、韩瑞亭、雷抒雁，都是他的朋友！这就是那个多雪的冬天的童话。命运之手打发来一位贵人，将我领上文学道路。那主任后来回到乌苏北疆军区，还给我寄过几次书，一次是寄来兵团诗人李幼蓉、杨牧、章德益合写的一本诗集，一次是寄来新疆一位民族作家写的《克孜勒山下》，一次是寄来李瑛的《红花满山》和纪鹏的《荔枝园里》。这些书籍上都有作者的签名，并有“请那狄同志教正”字样。而署名“战士高建群”组诗，发表在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边疆的消息来得晚，等到那个装着几本样刊和两本采访本的大牛皮纸信封，来到我的白房子边防站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纪念大会那一刻。我们全部站在坑道里，点上蜡烛，用收音机和北京同步。这时候，炊事员送饭来了，他说：三班长，兵团那个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说有你的重要信件。牛皮纸信封经过千山万水，四个角都磨破了，路途上被重新包裹过几次。那主任是老延安，曾担任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到新疆。据说后来曾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这是我听战友们说的，那时我已退役了。退役后，我将我发表了的作品寄给他。好像寄过两次。他也回信了。半年前一位军旅作家给我打电话，说部队要给那狄将军出一本传记，由他来执笔。于是我如实地将上面这些话说给他。我还把侯干事的电话也给了他。侯干事叫侯堪虎，六三年下半年的兵。现在也已退役，住在西安。业已八十岁了，现在每天在写书法。写得还像模像样的。自那时起，掐指算来，我被文学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绑架了五十年了。梦魇般的五十年呀！如今，写作在我已经成为一种病态。文学吞没了我的全部。感谢方方面面，感谢今天到会的朋友们，说了那么多美好的话。那么我说点什么呢？今天我不谈文学的崇高，不谈创作的辛苦，我只想谈谈那最初的学步。（在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家协会、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在《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暨高建群研究学术会上的发言稿。）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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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张琳书记在《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很高兴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感谢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的精心组织和盛情相邀，在这里我代表省文联向本次高建群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高建群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坛一位重量级的作家，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他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以宏阔的大文化视野，再现了陕北边陲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和一代又一代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描绘了一幅苍茫而悠长的陕北高原生活图景，包含着深沉浑厚的悲悯情怀和家国情怀，是当代长篇小说史诗书写的典范之作。作品出版30年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阅读和研究热度持续不减，并改编成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在央视热播，充分证明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最近认真拜读了高建群先生围绕《最后一个匈奴》的三十件大事记，深受感动，其艰辛的创作历程，艰苦的文学岁月，一路的创作故事，真实地再现了先生的文学品格和毅力。1993年5月，《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陕军东征”的口号。《最后一个匈奴》与随后出版的《白鹿原》、《废都》、《八里情仇》等几部厚重的长篇小说，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陕西文坛在全国的地位，“文学陕军”品牌更加响亮。高建群先生作为文学陕军的中坚力量，其创作具有古典精神和史诗风格，是中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是具有人民情怀的作家，是陕西文学发展的领军人物。数十年来，他笔耕不辍，步履不停，始终跋涉在艰苦的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最后一个匈奴》之后，又创作了《六六镇》《古道天机》《大平原》《统万城》《我的菩提树》等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集，成果丰硕。高建群先生曾担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是我们的前辈，在省文联建设、改革、发展事业上，用心血和智慧书写了光辉的篇章，为陕西文联和陕西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文学创作之外，他还工书善画，在书法和美术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其深厚的学问修养、澎湃的创作热情、孜孜以求攀登文学高峰的精神无不令人钦佩，在陕西文学艺术界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前行的导师。我和高主席是老朋友了，在长期的交往中，深切感受到他是一个能舍得、真性情、大智慧的人，具有坦诚、宽厚、质朴、谦和的人格魅力，令我受益匪浅。借此机会，向高主席为陕西文艺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祝愿高主席在文学创作上再攀高峰，取得更大的成就！附录：齐雅丽书记在《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在全省文学界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谱写陕西追赶超越新篇章之际，延安大学创新学院组织召开“《最后一个匈奴》出版30周年暨第三届高建群研究学术研讨会”，对于我们落实二十大精神，深入探讨高建群先生的创作、梳理“文学陕军”的创作传统和经验，进一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具有重要意义。谨此，我代表省作协，对这次研讨会的主办方表示深深的敬意，对关注文学陕军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对高建群先生表示由衷的祝贺!高建群先生1976年以组诗《边防线上》踏入文坛，一直笔耕不辍，陆续推出《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大刈镰》等一系列作品，形成了独具艺术风格和极具整体性的创作谱系，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出版的《最后一个匈奴》，与几部重要作品一道，构成了“陕军东征”文学现象，提振了文学陕军的士气与声望，为陕西“文学重镇”地位的形成贡献了力量。关于高建群先生与“陕军东征”，学术界一直有十分活跃的关注和研究。我认为，他的创作实践至少有三方面特点和启示意义：一是极具文学感的诗情禀赋。高建群先生以诗作登上文坛，后期的创作虽然更多是小说、散文和文化笔记，却始终洋溢着一种“高建群式”的慨然诗情。从“白房子”的边地书写，“老兵的母亲”的高原放歌，到“大平原”里的乡土中国，高建群似乎永远以一位苍凉土地上横刀立马的勇士姿态出现——他写感情“你的眉头上，原先只有一道抬头纹，现在变成了三道”；他写人生“在高原那拥拥挤挤的坟墓中间，又增加了这壮志未遂的一座”。可以说，在一切的叙述中，高建群都在用一种信笔而至的本能的文学意识，去对抗严肃、沉闷、非文学化的表达。他的质朴的主动性与单纯注重主题、理论和方法的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阅读高建群的作品，仿佛总能透过纸面看到他用一双泪眼凝视着古老中国苍凉、沉默的大地上人们的爱恨情仇，并用他所独有的诗性笔触赋予他们悲壮的崇高感，也赋予作品一种天然、稀缺的抒情性、独特性、标识性。二是极具人民感的悲悯情怀。陕西作家重视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一种十分深重的人民意识、悲悯情怀。高建群也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人民是历史的亲历者、创造者，但同时又是最不具有自我讲述能力的一群人，高建群自觉地将书写命运的壮阔与苍凉、逼仄与苦难作为他的职责。他说“对于刚刚经历了用血和泪写出人类历史上最壮丽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崇高的东西。”他既写马镰刀、杨作新、杨岸乡这样胸怀壮志、血气方刚的创造者、引领者，又不吝笔墨地描绘杨蛾子、憨憨、顾兰子这样沉重艰辛、善良隐忍的行路者、受难者，对于那些绚丽过，同时无奈着、沉默着的最真实的中国面孔，他都给予十分的敬意和温情。在固执地写下他们故事的同时，还常常怀着不可遏制的爱，在硷畔上点燃一盏昏暗的灯光，为他的角色设置一些温存。他也曾多次用十分质朴的笔触谈到不识字的母亲津津有味地看着由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谈到读者们排着队去买他的书，认为那才是对于一个文人的最高褒奖。可以说，这种对普通人命运的悲悯关照，构筑起一个大作家的人格底色。三是极具历史感的壮阔眼光。中国传统的历史观点以中原为叙事中心，以中原与北方民族的对峙为主题。事实上，人类真正从全局意义上理解我们的居住之所，不过只有五六百年。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域和更深的维度去观察，这片土地上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长期对抗，及至公元89年中国击败匈奴，匈奴从漠北西迁，包括后来与乌孙、大月氏、粟特、贵霜王国、突厥、回鹘等部落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交往，实际上构成了一幅人类的迁移史、生存史、文明史，这幅亚洲腹地的动荡与建构的历史长轴里满含着血泪与传说、征服与和解，太雄奇、太动人、太壮阔。高建群或许就是怀着一份试图架构历史的、文化的、民族沉重心理的鸿篇巨制的雄心去写作，他的边地和高原书写，无遗会唤醒读者的某种历史感和历史意识，让我们在凝视过往、知晓来路的同时，对未来存有了一份慎重和敬畏，这也是文学作品给予人精神力量和智慧的重要原因。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高建群先生是“文学陕军”的一员大将，他的作品、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关系都是十分值得探讨和挖掘的重要课题。会后，我们将认真整理大家的发言，梳理大家对文学陕军所提出的宝贵意见，用切实有效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高先生的创作，关注陕西文学事业的发展。高建群全集第一辑：《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在北方”：《六六镇》《古道天机》《大顺店》《我在北方收割思想》高建群全集第三辑“上帝视角”：《胡马北风》《伊犁马》《西地平线》《相忘于江湖》《罗布泊档案》《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纪念珍藏版 订购通道在文末！《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纪念版前言《围绕最后一个匈奴的三十件大事记》一文在这里：——《最后一个匈奴》：中国文学红色经典，陕北高原百年史诗。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敬请书友们关注购买收藏。（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不管地陷天塌，人类总得生活。而阅读，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版隆重推出。这是出版社寄来的第一本样书。（高建群 2022.11.2 西安）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
《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在北方”，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大顺店》《六六镇》《古道天机》《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高建群全集》第三辑“上帝视角”，陕师大出版总社2023年1月出版。《胡马北风》《伊犁马》《西地平线》《相忘于江湖》《罗布泊档案》《七十二顺》高建群书画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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