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千问千答｜中国篇（相以表法，其道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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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千问千答｜中国篇（相以表法，其道大光）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因此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以便修行之用。印度石窟的格局大多是以一间方厅为核心，周围是一圈柱子，三面凿几间方方的“修行”用的小禅室，窟外为柱廊。中国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形制开凿的，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多是依山壁开凿而成，窟内雕有佛像及宣扬佛教教义和佛教故事的壁画等。

中国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莫高窟四十五窟

昆仑山脉，高大险峻，终年积雪，一座座突兀的冰峰在阳光下晶莹别透，寒光闪闪。这里号称世界屋脊，这里又被称为“千山之祖，万水之源”。昆仑山又叫南山，接下来的喀喇昆仑山又叫美丽的南山，再下来是天山，是阿尔金山，然后东向，是横穿长长一条河西走廊的祁连山(突厥语“天山”的意思)，最后，是高峻险拔，像一条青龙样昂头向东，直到黄河岸边才终止行走的终南山。美丽的南山到这里终止，所以叫终南山。而自秦王朝之后，人们又称它为“秦岭”。

在那遥远蛮荒的年代里，佛教怎么翻越崇山峻岭，进入昆仑山的这一边的塔里木盆地的呢？那简直是一个谜。

可是佛教传入，在跨越了喜马拉雅山、昆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以后，它东行的路线，却是明白无误的。

是的，佛教的进入东方，是用开凿一个又一个佛窟的形式而推进的。人们依着山岗，凿出一个又一个千佛洞、万佛洞，在佛窟的中央，雕刻或泥塑上释迦牟尼的尊者之像，分列他左右的是诸多菩萨。而在四周的墙壁上，雕刻或绘制上释迦牟尼的投胎、降生、成长、出家、成道、说法、涅槃以及涅槃后众弟子的弘法传教故事。这些雕刻和壁画，还像那些连环画小人书一样，在墙壁上记录下佛家那些流传久远，或真或虚的本生故事。

克孜尔千佛洞

那建在昆仑山这一面的佛窟，也许那最早的一个，是建在拜城县境内的克孜尔千佛洞。险峻的凄凉的红色的或栗色的山岩上，凿出一个千佛洞，人们用木质的楼阁，顺着山岩搭建成屋，攀援直上。千百年来，朝圣者供养者络绎不绝，来这里上香礼佛，来这里安妥自己的灵魂。克孜尔千佛洞下面，就是那当年著名的西域佛国，古龟兹城了。在一段时间内，它曾是西域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心之一。

克孜尔千佛洞在渭干河河流阶地上，它背依明屋达格山，南临木扎提河和雀尔达格山，坐落于悬崖壁之上。共有石窟一百三十六个，其中保存壁画的洞窟有八十多个，壁画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它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约开凿于公元三世纪，在公元八至九世纪逐渐停建，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各国是绝无仅有的。

克孜尔千佛洞集中了最多的佛教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比如在佛窟的进门处，镌刻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一贫如洗的柯尔克孜少女从佛窟下的河边走过，看见满山的佛窟，善良的少女发心给佛菩萨供一点布施，但是她一无所有。她就从山脚下采一束野花，为佛菩萨献上。佛祖十分感动，说，这是一位可尊敬的施主，佛祖有理由赞美她，感谢她，佑护她。

敦煌莫高窟石窟

无独有偶，在穿越了塔里木盆地，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遥远的地隅的这一头的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九窟中迎门的那幅壁画，正画着这样的一个女子，长裙曳地，脖颈高挺，一只脚踮起，一只脚平伸，高绾的发髻，向前伸出的前额，两手平举，手执花篮的形象。她的花篮里也许是花，也许是供果，也许只是一些象征性的物什。这大约描绘的是这个佛窟的一位供养人的形象。莫高窟的管理者于是给这幅壁画命名为“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九窟唐代供养菩萨”。

供养人现象也许是这些佛窟能够以数百年的耐心艰苦开掘的重要原因，除了信仰的力量外，物质的保障是必须的。克孜尔千佛洞的开掘，大约除了龟兹国皇家提供的财力以外，大量的经费支出，正是来源于龟兹城中富户人家以及塔里木绿洲地面上信众们的馈赠和供养。敦煌莫高窟大约也是这样，旁边的敦煌、阳关、嘉峪关的居民们，定是源源不断地来供养它的。

而一日佛窟建成，供养却还在继续。甚至，某一个佛窟，就是由就近城市中的某大户人家世世代代供养的。佛教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大行其道，而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却日趋衰落，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第二个重要原因则是，中国的僧人们自己耕田，自食其力，那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寺院，都有几亩到几十亩薄地不等，这种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生存之方法，在印度国则是没有的。

佛教的传入中国，是以修凿佛窟为一个一个的跳板，跳跃着向前走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最早的跳板，下一个大的标志性跳板即是敦煌莫高窟。其实，在这两个跳板之间，还有着许多的跳板，例如说法显高僧，鸠摩罗什高僧，玄奘高僧都曾歇息和长久滞留过的楼兰佛塔，例如于田古城、高昌古城、交河古城中那些石窟和寺院建筑，只是，人们省略了那些，忽略了那些而已。

这时候的佛教，还强烈地保留着印度本土佛教那种崇高感和神性。那是天上的东西，云端中的东西，那是来自星星的你。而随着大教东流，佛教一步一窟地走向中原，这天上的东西逐渐地落到地面，落到实处，沾上人间烟火，而寺院中雕刻或绘制的那些深目高鼻的佛陀菩萨形象，悄没声息地逐步变成中国人的扁平面孔。

顺着这东南而向的绵绵山脉，佛窟一个一个走着。横穿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北麓被冰雪融水形成的众多河流切割，形成了许多有着断壁绝崖的河谷地貌，也为石窟开凿提供了绝佳场所。

河西走廊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中西文明交流的前沿阵地，特殊的区位优势使它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地区和中转站，是石窟艺术的集中地段，拥有众多壮观的石窟。

麦积山石窟

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之外，还有张掖马蹄寺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瓜州榆林石窟等五十多处石窟。河西走廊石窟群不仅开凿时间早，分布地域广，造像华丽，壁画精美，而且延续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

张掖马蹄寺石窟

玉门昌马石窟

瓜洲榆林石窟

在佛教东传、石窟东进的过程中，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尤为特别。它虽不在中国四大石窟之列，但因为它对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都有一定的影响，堪称中国石窟鼻祖。

从公元三○四年至四三九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众多游牧民族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在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百余年间，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不一的国家和政权，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十六国。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由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草原少数民族组成，习惯上称之为“五胡乱华”或“五胡十六国”。

公元四一二年，十六国的北凉定都姑臧(今甘肃武威)。笃信佛教的国君沮渠蒙逊除了资助翻译佛经外，还大兴土木，修建寺院。而且沮渠蒙逊意识到，相对于土木建筑，石头无疑更为坚固持久，建造石窟可以令佛教长久留存。于是召集凉州高僧昙曜及能工巧匠劈山开路，开凿天梯山石窟，大造佛像。这位国主一定不曾意识到，他在突然之间开启了中国石窟营造的一个重要模式—一皇家模式，也就是朝廷推动石窟的开凿。后世汉地最重要的两处石窟—一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也正是在皇家的大力推动下，才迎来了石窟建造的高潮。

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约五十公里的中路乡灯山村。因山道崎岖，峰峦叠嶂，形如悬梯，故名。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引起佛教界注目，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们在凉州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天梯山石窟更具盛名。

那自五印大地翻越葱岭而来，进入塔里木盆地的佛教，顺着这条伟大山脉，在这里开创了皇家模式之后，又大跨步前进。它又沿着甘分水岭子午岭，直奔东北，在那里有一个重要的跳板—一大同云冈石窟，而从云冈石窟，再一跳，折身回到中原，在华山的东面，黄河南边，一个名叫洛阳城的地方，建立汉传佛教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洛阳龙门石窟。尔后，中心开花，花开四野，梵音阵阵，弥漫整个中华大地。

那子午岭，岭的东边是陕西，岭的西边是甘肃。子午岭险峻，林木葱茏。岭的中央最高处，正是前面我们说到的秦始皇削山填谷修筑的著名的秦直道。

富县张家湾镇和尚塬佛窟

富县张家湾镇碾沟八卦寺

那秦直道两侧，林木遮掩处，大大小小的佛窟密密麻麻，不计其数。仅在富县张家湾镇一处地面，前不久官方做文物考察，就从林木遮掩处，搜出业已湮灭，不为时人所知晓的五百多座佛窟(富县张家湾镇和尚塬)。佛窟大小不等。有的如石渣河石泓寺，佛窟规模宏大，香火千年不断。另有一些小的、中等的佛窟，满山遍野分布，拨开钵灌木，压倒几棵蒿草，便可觅得小佛窟来。以此可以想见当年子午岭秦直道，佛事活动之盛。

云冈石窟

佛教从天梯山石窟跳到大同云冈石窟，而这沿着秦直道的大小佛窟，则如群珠散落在路过的子午岭山间。佛教之所以沿秦直道这条道路进入大同，与一个伟大的草原帝国有关。这个草原帝国叫北魏，鲜卑族政权。它最初的国都就在大同，所以通过这条道路，迎接佛光梵音来到它的国家，并且修凿云冈石窟，以示其将北魏建成佛国的决心。嗣后，强盛的北魏一步一步进入中原，它每到一处，便将佛窟修到哪里。它从大同开始，占了邯郸，占了开封，占了洛阳，占了南京，占了长安。它在将洛阳作为都城的时候，给那里留下了著名的龙门石窟。

公元四三九年，北魏灭北凉，结束了河西地区一百四十余年割据繁荣的局面，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艺术受到重创，凉州僧人纷纷外流，从姑减迁宗族吏民三万户到平城(大同)，其中有僧侣三千多人。这三千僧人实际上就是佛窟“凉州模式”的创造者，正是他们推动了北魏崇佛风气日渐兴盛。

据《释老志》《世祖纪》《高祖纪》记载，北魏灭北凉，凉州僧人师贤到平城之后，任道人统(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并在公元四五二年建议并亲自主持，开始造帝王化佛教石像。公元四六O年师贤去世，凉州高僧昙曜继任，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继续主持造像工作，并在平城近郊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短短几年就完成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与代表作。后经历代开凿，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为全国石窟之冠。之后陆续兴建，前后历六十年，无数雕塑家在五十三个洞窟里雕刻佛像、飞天等五十一万多件。其间最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这些宏大精美雕塑，是雕塑家们智慧和艺术才华结品，而凉州僧人及工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

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迁都到洛阳，从这时起，历经东魏和西魏、北齐直至明清，营建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同时还开凿巩义石窟和附近的几座石窟。

龙门石窟

到了龙门石窟，单就在雕刻手法上，就出现了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龙门的优雅端严，使外来佛造像与本土传统艺术相融合，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民族雕刻艺术形式。

龙门石窟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陀罗和味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

到了唐代，龙门石窟造像已普遍采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为蓝本，更趋向人间化和女性化。她们大多以唐代贵族妇女，特别是家伎等女艺术家为模特儿，体态丰腴健美，仪态温婉，头束当时流行的高发髻，佩戴钏镯饰，身穿薄纱透体的罗裙和锦帔，“慈眼视物，无可畏之色”，给人一种亲切感。菩萨像的女性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种将人间美感引入佛国世界的表现手法为当时朝野所接受，因而也就具备了较强的生命力。这不但有利于使佛法深入人心，也可以起到教化众生之作用。如果魏晋时期的佛像造型给人们更多的是高迈、超然和神秘，那么唐代造像让人更多感受到的是生命的鲜活和蓬勃，同时也完成了来自异域佛教艺术的本土化转换。

当然，随着北魏孝文帝再次迁都洛阳，一批官宦、僧侣与工匠再次进入河西走廊，具有中原汉风的石窟造像在敦煌开始流行，使敦煌成为继凉州之后河西佛教中心，并推动河西走廊石窟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都是后话了。

所以说，佛窟，不仅是佛教渐传的跳板，也是佛教不断中国化和世俗化的缩影。

高建群  西安市临潼区人，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代表作有《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遥远的白房子》等。他被誉为当代文坛难得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的写作者，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引发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现象。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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