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白房子的冬天童话 — 高建群艺术社区

白房子的冬天童话

文/高建群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从十月份开始，阿勒泰草原就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了，位于中苏边界的我的那被称为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一个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团的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开道，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老军人个头不高，大约有一米六二左右，但是很雄壮，或者用陕西话说，很“魁”。他两只手总是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的军人的方步。胸膛前挺，一步迈出七十五公分。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口袋里别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

这位老军人叫那狄，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是老延安，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满族，东北人。大约曾经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的局长。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贬到新疆。这次，他是到边防一线来搞调研。

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原来的日程，是两三天后就走，想不到，这时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一住就是十五天。

我的从事文学，或者说，我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件被称为“文学”的可诅咒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捆绑在一起，就完全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或者说，是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

我是1972年12月14日从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然后，一群大约三百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被装在一列刚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开往中苏中蒙边界。

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乘汽车时，被分为两拨，一拨前往中蒙边界，一拨前往中苏边界。

我去的是中苏边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我感冒了，使劲地呕吐，肠肠肚肚好像都要吐出来了。一排三十六个人，坐在一辆大卡车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的是背包。人们面对面坐着，穿着臃肿的皮大衣，脚下的毡筒，膝盖与膝盖，严严实实地交错在一起。这时我要吐了，眼看我就要喷到对面的人的脸上去了。这时我急中生智，从手上脱了皮手套下来，将它吐在手套里。秽物吐到手套里以后，很快地结成了一个冰疙瘩。一天坐车下来，到了兵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手套放到火墙上，去消。冰疙瘩消了，将秽物倒出来，这手套明天还要继续往里吐。记得在奎屯，在乌尔禾，在克拉玛依，在布尔津，住宿过的每一个兵站里，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样我们来到了中苏边界，在一个漆黑的大雪飘飘的夜晚，顶着界河对面的照明弹，泄光弹，穿甲弹，信号弹的光亮，来到白房子。

要知道我们那里的大致位置，有个喀纳斯湖，大家都知道。那里是我们的一连，叫白哈巴边防站，沿着边防线，下来是二连，扎木拉斯边防站，下来就是三连，我的边防站，下来是四连，克孜乌营克边防站，下来是五连，阿赫吐拜克边防站。

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来，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写，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了我的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

那时全国有两家公开刊物，一家是上海的《朝霞》，一家是北京的《解放军文艺》。连队订有《解放军文艺》，只要能找到，我就去看。在这五年中，我只看过一本小说，是前苏联的，叫《多雪的冬天》，是我从开巡逻车的司机的驾驶室里找到的。

说到那位主任发现我在写作的故事，那情形好像就是一个冬天里的童话。

天很冷，阿勒泰是中国最冷的地方。那天夜里，我上的是第一班哨。第一班哨是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半。我那时已经是班长了。班长背的是冲锋枪。下完哨，回到房间，我先将已经冻得僵硬的枪，靠在火墙上去暖。这样，枪的铁质部分，会慢慢变暖，不时有水珠子渗出。等水珠儿渗完了，才能用干布子去擦，最后再用擦枪布去擦。这事必须得做，否则，枪会生锈的，锈迹斑斑，子弹就打不出去了。

将枪靠在火墙上以后，我拧亮煤油灯，开始填《瞭望登记薄》，那上面往往会有“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字样。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

填完《瞭望登记薄》，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等到消透，还得一段时间，于是我就着那盏小油灯，开始在一个小本子上写诗。

记得我那天晚上写了一首小诗。诗名叫《给妈妈》。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

晚霞给他们披上一身桔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

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篮。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

很明显，这个面色黝黑，愁容满面，因为骑马巡逻而磕掉一颗大门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想渭河畔那个小小的村子，想他的母亲，想他的年迈的婆和爷。本该，他大约是想用这一段时间，来写一封家信报平安的，结果写成了一首诗。

正当我在那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埋头写诗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军人。一个我们知道，是那主任，另一个则是那主任带来的干事，陕西人，叫侯堪虎，我们叫他“侯干事”。

干部查哨，查铺，这是一项传统。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大约那主任他们也没有睡觉，这时候是凌晨一点了。查完铺后才去睡觉。

那主任问我在那个小本子上写什么。我说胡乱写，枪还是在火墙上靠着，等着消，这段时间，没有事，就在小本子上胡乱画。

那主任说，他要看看这个小本，看我在上面写什么。

我拼命地用一只手捂着这个本子，把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让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的写作者，当他们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示人时，大约就像我现在这满脸窘态。

那主任已经伸出手来了，抓到了笔记本的边沿，但是我把本子压得更紧了。我坚持不让他看。

我说，这本写得太潦草了，等我明天将它誊写清楚了，再给那主任看。

谁知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认得。

而侯干事这时候赶过来帮忙，去叨我手中的那个本子。

原来，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个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那主任这一行来，是来边境一线了解战士的思想状况的。之所以有此行程，是有个原因。我们左边毗邻的那个边防站，叫吉木乃边防检查站，那地方73、74、75，连续三年有三个战士越界，投敌叛国，跑到界河对面去了。

尤其是75年跑过去的那个，是阿勒泰军分区司令员的警卫员。这是个河南兵，叫尤XX，好像是七一年兵。他跑过去后，先被双眼蒙住，押到斋桑泊，再被押到阿拉木图，最后被押到莫斯科，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克格勃训练营训练成特务。后来的两伊战争，有个乔装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国际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国国境，刺探经济情报时，被我方在边境线上击毙。

话说，在这个白房子暴风雪呼啸的夜晚，三班的营房里，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双方为那个写诗的小本争执了好一阵子。争执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将那个手掌大的笔记本交了出来。

那主任接过了笔记本，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灯光，开始看起来，越看面色越严峻凝重，呼吸越急促。

他大约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大约想不到在这样荒凉的、险恶的中苏边界的一个小小的边防站里，在这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边沿，竟然有文学冲动，竟然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在从事写作，或者用大家都在说的话说，在“搞文学”。

那主任看完了小本。

他把本子握在手中，过来拥抱了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湿。

他将小本交给同行的侯干事，让侯干事用正规的稿纸将这些诗作誊清，然后寄往《解放军文艺》社。

他对我说：《解放军文艺》所有的人我都认识，我原先是他们的领导。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编辑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等。我要专门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我此刻的感受。

这就是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已经快四十年了，却栩栩如同昨日。

那主任拿着我的那个小本子走了。我开始擦枪，擦完枪以后，上到铺上去睡觉。班长睡头铺。班上别的人都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两只手抱着两个冰凉的膝盖，一会就睡着了。

几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他们一行离开，仍然是兵团的斯大林一百号开道，把雪压实，吉普车跟在后面。

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的三首诗，总标题叫《组诗：边防线上》，署名是“战士高建群”。里面有《给妈妈》那首，另两首是《装蹄员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

而我接到杂志，已经是十月初的事情了。

那年的九月九号，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毛泽东的去世。那天我带领我们班种菜。一个合阳兵，是个马倌，骑着马跑来报告说，赶快回边防站，钻地道，准备打仗，毛主席“老”了。

这样，我们全站人员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边防站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里。包裹上写下了家乡的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阵亡了，这包裹将由别人代你寄走。

记得追悼会的那一天，下着大雨。全边防站的人，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有一里多长。一个小发电机在发电，隔一段有一个小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这时炊事员进来送饭，穿着往下滴水的雨衣，说外面正在下雨。

我接到杂志大约是在十月初。那时我们还在地道里。炊事员进来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站在围墙外面喊我的名字。

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子，接过邮递员从绿色邮包里拿出的这两捆杂志。除了杂志，里面还装了几沓稿纸和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

那两捆杂志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终于寄到这遥远的边防站，原先的包装已经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装过，又用绳子捆过。

这就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的经过。人们说这叫“处女作”。这个发表鼓励了我，或者说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文学，从事写作，直到现在。

那主任回去后，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书。这些书是别人送给他、他又寄给我的，因为上面有作者的题签。这些书有李瑛的《红花满山》、纪鹏的《荔枝园里》、兵团李幼蓉、杨牧、章德益等合出的《军垦战歌》，还有一位维吾尔作家写的长篇《克孜勒山下》。

再后来我回到地方以后，还将我新发表的作品寄给那主任汇报，并且接到过他的回信。

据说，那主任后来担任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接着担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他大约已经过世，我是听一位新疆回来的战友说的。

而侯堪虎干事，据说后来转业回到了西安。按年龄推算，他大约应该健在。说不定，他会因为这篇文章，而和我联系上的。

我是一九七七年的四月十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

一九八七年，我写出那部著名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作为我对那段军旅生活的纪念，作为我对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报。

那个边防站全称叫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但是当地的牧民叫它“白房子边防站”，这是满清以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叫法。边防站辖区内有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不久前的中苏、中哈重新勘界、栽桩中，它划归为我方，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

2012-07-28 西安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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