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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莎：论高建群小说中的边地叙事
2023-06-14 · 评论文章
摘 要：高建群的小说大多描写的是西北和西域风光，“边地”不仅仅是文本中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对边民、边景的书写对转型期中主流文化的反思，因此，对于高建群而言，边地叙事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作家对人性和生命的诠释。“边地”指的是在地理位置上偏远，且远离中心文化的控制的区域，因此，边地文学指的是那些以边远地域空间为书写对象的题材，这些作品以奇特的习俗以及多元的文化为内容而具有着鲜明特征。高建群作为一个接受过“中心”主流中原文化的作家，通过自身对异域文化的体验和想象，在他的小说中存在一部分以西北和西域风光为背景的小说，这些边地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主流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再现，因而会有意识地放大“异质性”的书写。高建群的边地小说中的“边地”主要是有三种类型，第一是以中苏边境的“白房子”为背景，描绘了阿勒泰地区游牧文化，比如《伊犁马》《愁容骑士》《马格登》《要塞》《遥远的白房子》等；第二种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还有他虚构出来的各省交界处、三不管的地带，比如《大顺店》。第三种边地是陕北。从地里位置上来说，陕北在今天并不能够算作是边地，但是从文化地缘的角度来看，陕北从古就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叉地带，而其总是表现出被隔离于儒家文化之外的特征，正如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对陕北的评价，“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1]随着历史的发展，当部分游牧民族开始与陕北农耕民族通婚，就注定了陕北人的血液里有了游牧民族的基因。正如高建群自己所说：我们把那掉队的那个士兵叫做最后一个匈奴。我们把他落脚的那个地方选定在陕北高原。因此，尽管今天从地域来说，这一土地并不属于边地，但是由于自古以来都受到强势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使得这片土地的人们有着与儒家文化侵染下不一样的“自然人”面貌。概而言之，无论哪一种，实际上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些地域中的人们都表现出了以“理性”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的差异，而是更多的展示了他们身上继承的游牧民族基因中的抗争精神和冒险精神，其文本中呈现出一种非传统小说的人物性格的描述，因而使得小说带有着传奇色彩。总之，高建群小说因以边地作为叙事对象，而形成了独特的“边地”的文学话语而具有与同时期作家不同的特征，其作品表现出与同时期作品不同的风格。“边地”于是成为高建群小说最为独特的标志，而从文本的层面来看，“边地”不仅仅是文本中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对边民、边景的书写对转型期中主流文化的反思，因此，对于高建群而言，边地叙事不仅是一种手法，更是作家借助这一空间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方式。高建群小说中的边地小说从文化地里的角度来看，多描写的是处于两种文化交接的地带。作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并没有给这片土地以约束和教化，不同的地域空间也会带给生活于此地的人民不同的文化认同的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换句话来说，因为这样的远离中心的儒家文化让这里的人们都充满了没有被驯化的野性之美，彰显了作为“自然人”的原始之美，以及在苦难生活中的人性本能之美。从地缘文化上来说，陕北成为了掉队匈奴士兵落脚的地方，他们呈现出一种有游侠气质，如《最后一个匈奴》里的“黑大头”，有情有义，用江湖法则颠覆了社会理性秩序而成为土匪领袖。《遥远的白房子》中的马镰刀面对敌人的出卖，逃狱也要复仇，而当完成了自己的计划，最终选择了自杀。高建群边地小说中往往都会设置与这样具有游侠气质相互对立的人物，比如《最后一个匈奴》里的杨作新，比如《统万城》里的鸠摩罗什。这样的对立实质上反映出了作者对这种“人性本能”的思考，对理性的反思。杨作新进土匪窝、参加革命直至后来被冤枉为了不拖累他人而选择在狱中自杀，这是典型的侠义江湖精神。除此以外，这些边地的男性因为常常面临着自然环境的考验，因而他们身上都有着强烈的抗争精神。正如《统万城》里所写：出生在路途上，这是宿命——匈奴人的宿命。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边民们常常会用自己最本能的方式去与天地战斗，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空间。赫连勃勃可以为了利益杀死自己的岳父，为了能够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展现了一个“自然人”生存，最后借用鸠摩罗什的评价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本身所拥有的生命力的赞颂。与此同时还有他们对于生死的认知也是与中原地区不一样的。《老兵的母亲》这样写到：“这个唢呐对他们为死者送行所演奏的乐曲实际上是在歌唱痛苦，礼赞死亡”，这样的描写明显带有着边民不同于主流中心文化对于“死亡”的认知，他们有着更为接近大地，接近生命本身的对自由的追求。高建群笔下的那些女性，她们少有儒家文化侵染之后的理性，因此，她们更多的是从本能出发来考量自己的需要，她们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不管是黑白氏与杨岸乡之间的情感的萌发，还是杨娥子用自己对爱情的理解方式等待一个人一生，或者是萨利哈的浪漫而感伤，大顺店的生存之道等等，她们所做出的所有的选择都无不体现着她们本能的对自由，对生命的理解。这些女性身上充满了力量，她们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用女性本身的力量对抗一切的苦难，独当一面，展现了她们的本性之美，而这种本性之美中又充满了野性的魅力。《大顺店》中的大顺店用自己的身体建立起来一个女性王国，所有的儒家传统与伦理纲常在她的身上全部消失，她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王国的巩固与安定，不在乎所谓的女子的礼教观。《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蛾子对士兵大胆的爱，黑白氏对杨作新的挑逗等等都与儒家文化所规训的传统女性有着强烈的不同。在《遥远的白房子》中，女主人萨利哈连出生都有着边地特有的放荡与风流。她对于两性关系毫不在意，随意的释放着自己的天性与欲望，她抓住这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诱惑他们，哪怕已经嫁作人妻，却经常有一些与丈夫手下的士兵们求欢，丝毫不受到中原正统礼教文化的影响。这些女性不会受到任何束缚，而发自人的本能，这也是自由的生命与自然与社会顽强抗争的体现，高建群在他对边地的书写中，看到的是在广袤的土地上的另外一种生存哲学。边地因为地域的原因，往往荒凉而贫瘠，尽管这是事实，但是，这样的地貌本身也呈现出了中原地区所没有的大自然瑰奇之美和民俗风情。在小说《遥远的白房子》中，高建群关于草原之夜静谧安详有这样一段描述：“大地、山脉、天空在这一瞬间镀上了一层水银。芨芨草泛着白光，白杨的叶子泛着白光。”作者通过浓烈的色彩变化表达着对于新疆的自然风光的讴歌与赞美，而在这样的边景背后实质是对那些默默抵御着自然的暴烈粗野的边民的生命力的赞美。《最后一个匈奴》中也有一段秋霜之后大地色彩的变化，“几场秋霜以后，天底下所有的绿色，在同一刻变成了红色，红的像血，像一面面耀眼的旗帜。”[6]这样的描述中，绚丽多彩的颜色给干黄土地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伊犁马》中主人公回忆草原上的景象时，写到胡杨树时，用大了大片的黑灰色，其中用到了“幽暗的带子般的河流。”这样的词， 概而言之，高建群边地小说，都用大片面积的色彩直接对边地自然风光进行描写，凸显出了边地的壮美之感。作为读者，本来边地作为被文明抛下的空间，应该充满荒凉，但是在高建群的描述之下，大面积的色彩强烈的失衡带来的对比美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而构建了不同的风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色彩与主流文化中心之地所拥有的均衡色彩是完全不同的。边地因为较少的受到主流的儒家文化的规训，因而带着古老的神秘主义思想与色彩。他们之中有人可以预测天机。这些奇人异士增添了小说的神秘色彩。因此，高建群边地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拥有特殊力量的女巫，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与天地生灵万物对话。如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开篇楔子中提及到:“女萨满只能有一只眼睛，如果有两只她就可以达到全知全觉的境界。”[8]女萨满可以用她的独眼﹐洞悉这世界上的一切，她可以预知未来，来去无踪。这些人行为奇特，尽管他们的方法并不科学，充满了神秘性，但是作者并不是对其进行批判，而是试图以此来告诉读者在贫瘠的边地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与之相对应，高建群边地小说中常常会运用传说与神话故事来作为文本开始的引子，或者直接开篇，或者穿插于文本之中，譬如长篇小说《最后一次远行》中张家山在寻找中国民间第一奇书《透天机》的过程中，就是直接从民间传说故事中取材；在《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作品里面，文本一开篇便讲述了独耳黑狼的古老传说；同样的，《统万城》中的主角赫连勃勃与鸠摩罗什的相遇更是具有浓浓的传奇主义色彩。高建群作为西部作家，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地域经济本身的不发达，因而与现代文明社会和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隔膜，因此，高建群选择“边地”这一空间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实际上希望能够通过对自己熟悉的，边地所特有的“本土文化传统”与自己的审美理想融合起来，构筑自己的边地文学世界。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并不是一种纯洁的表现，它们往往传达的是一个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9]那么，实际上高建群笔下的边地空间，不仅仅是表现出来的边民的豪放、洒脱，也不是边景中充满的独特魅力，而是通过这样的空间实现对一种社会空间，或者说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新的关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理性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而是民间的，是充满着反叛精神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儒家学说的不朽功绩在于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与凝聚力，但是它也无形之中扼杀了民族本有的生机勃勃。”。边地作为一个空间并不只是固定的物理场景，从某种意义上，空间虚化所体现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建群用大胆的笔触构筑了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这里的边民拥有者匪气、草根气、野气，这实际上是高建群带领读者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因为空间并不是简单的描写，而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展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空间”，那么边地有着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也就意味着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文化。具体而言，高建群通过大量的这样边民的描写实际上就是为了重新去思考这些常常被排除在儒家文化之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那些民间的、底层的、野性的，不被束缚的，放荡的，不被认可的，甚至是本能的，非理性的，被认为是“恶”的东西。《统万城》里，姚兴和鸠摩罗什的一段对话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姚兴问鸠摩罗什，你怎么看赫连勃勃这个人，鸠摩罗什回答到：“他是天才，不要去用所谓对与错、善与恶来评价他”。善和恶的二元对立的标准实际上是儒家的一种评价体系和方法，而在这样的有意评价中可以看到作者想要跳出这一标准的意图。所以，高建群的边地文学实际上是跳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评价标准，重新定义善恶、对错，这就使高建群的边地小说有了解构主义的内涵，对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化标准进行质疑，对喧嚣的城市文化空间中所生产的人性的质疑，最终为读者提供了复归人性的文化能量，实现了对主流文化的反思。在高建群的小说中尽可能的倾向于对哪些古来的、遥远的、本土的，甚至是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进行描写，其目的就是通过这样混沌的场景更直接、更快速的接近人性的本身。同时，高建群也常常会用奇幻的笔调，设置两种极端的人性或者文化语境，以形成对比，用这种略带夸张的方式放大作家的意图，比如《统万城》里的大恶之人赫连勃勃和大智之人鸠摩罗什，在《治愈后一个匈奴》里的充满匪气的土匪黑大头和书生杨作新，在《大顺店》里的野性的“大顺店”和革命者“我”，《遥远的白房子》里有仇必报的马镰刀和苏联边防守卫官，如此等等，总是能够在这样的逼至极境中让读者去思考人性的本身，生命的本身。被文明落下的边民，只经过自然雕刻的边景，他们远离了汉儒文化，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身上总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高建群的边地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够从这些野蛮的、充满兽性的、“非文明”的边民与边景的外壳之下，看到人性的内核。边地在高建群小说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作为读者可以明显的看到他有意识的对“边地”的书写，他将边地作为自己生命体验和价值观表达的一种途径，是他作为生存感觉艺术升华的结果。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的描写的过程，实际上作者借助这样的空间本身，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一个更为广阔的地理学意义的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建群的边地小说不仅仅只是对边民和边景的简单的描绘，而是对一种文化的审视，在这样的不同于传统儒家文化空间的书写中，充分体现了作为自我文化的儒家文化与边地文化的他者文化之间的碰撞，通过这样的边地空间寄予着他对于人性的理解。[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三联书店,2009版，32页.[2][6][8][10]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版，14页，24页,213页，3页，414页.[3]高建群. 统万城[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版，7页,108页.[4] 高建群.大顺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323页.[5] 高建群.遥远的白房子[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版，68页 .[7]高建群.伊犁马[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55页.[9][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5页.[11]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Blackwell Ltd,1991:46.[12] [法]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2页.【作者简介】 刘莎（1987- ），女，陕西安康人，文学硕士，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众文化与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