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大顺店》中河流意象的隐喻意义

摘要：陕西作家高建群钟情于河流书写，20世纪90年代的中篇小说《大顺店》讲述了女性的 “创伤故事”。大王庄的王茴香不幸成为日军的慰安妇大顺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组建了一个远离世事，犹如人类母系社会的村落痞巷。当日本兵多吉喜一出现，燃起了大顺店复仇的意志。完成复仇的大顺店，重回社会秩序内，成为贤妻良母王茴香。小说人物命运与河流紧密相连，通过河流意象的书写，完成了对苦难、复仇等多层面的思考。河流在小说中具有阻隔、救赎、新生等隐喻意义，体现出自我救赎、回归家园、英雄崇拜和对生命强力的赞美等文化意蕴。

关键词：高建群  《大顺店》  河流  河岸
河流是文化的发源地，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极富深意，中国文学中有源远流长的水意象书写，形成了诸如上善若水、在水一方、临水送别、思乡叹逝等象征意蕴。现代作家沈从文、孙犁、苏童、迟子建等作家赋予“水边的文学”独特的地域色彩，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意识。陕西作家高建群亦钟情于河流书写，他把三条河流作为精神家园。“在渭河边，我度过了卑微和苦难的少年时代。苍凉青春年华则献给了额尔齐斯河边的马背和岗哨，站在亚细亚大陆与欧罗巴大陆之交，倚着界桩，注视着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远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过的那个城市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正是这三条河流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基本源泉和基本面貌。”从渭河到额尔齐斯河再到延河，高建群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河流意象。高建群90年代的中篇小说《大顺店》通过河流意象书写，完成了对苦难、复仇、救赎等多层面的思考。
《大顺店》讲述了一个女性的创伤故事。大王庄的王茴香不幸成为日军的慰安妇大顺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了黄河尽头，组建了一个远离世事的村落痞巷。痞巷虽算不上人间乐园，但在战乱贫苦的年代却井然有序地生活着，那里的人们各有分工，自给自足，受大顺店的领导，犹如人类的母系社会时代。张家畔的张谋儿因饥饿苦难而背井离乡，带领全家寻找新生。他们渡过黄河，却遭受背夫的欺辱，幸而遇到大顺店化解危难，留在了痞巷。由于河流的阻隔，痞巷被抛出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生活却安稳平静。张谋儿一家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宁静，尤其是日本兵多吉喜一的出现，燃起大顺店报仇的意志，静止的痞巷发生了变动。完成复仇的大顺店重回社会秩序内，成为贤妻良母王茴香。这是一个女性的苦难，也是一个民族历史苦难的象征。河流在小说中具有阻隔、救赎、新生等多层隐喻意义，体现出自我救赎、回归家园、英雄崇拜和对生命强力的赞美等文化意蕴。
一、黄河：阻隔、欲望与追寻
河流是生命和文明的发源地，河水的流动形成了地理阻隔，河与岸形成二元对立的生活空间；同时象征着历史与时间。在小说《大顺店》中，随着日本人的投降，大顺店结束了4年的慰安妇生涯，她稀里糊涂漫无目的地走着，慢慢聚集了一支庞大的边缘人队伍，他们登上一座很高的山时，黄河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儿就成了他们的住处。山外的人把他们叫做痞子，将他们居住的村落叫做痞巷。河流在这里具有阻隔意义，形成独立的生活空间和安全的社会屏障。
在中国文学中，河流意象具有“阻隔”母题，这种阻隔母题多体现为“性禁忌”和两性交往的阻隔，阻挡了青年男女的自由交往。如《蒹葭》里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另有“在河之洲”（《关雎》），“汉之广矣”（《周南·汉广》）等等，另有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因为银河而分隔两地。“男女两性的交流受阻时，‘河流’成了孤独与阻隔的隐喻，产生了恨别的心理情绪，”“经过岁月的淘洗进入人类的文化记忆，成为人类理想、愿望实现的障碍。”《大顺店》中因黄河的阻隔，形成了被社会秩序遗忘的空间，对于女性大顺店而言是自我寻找中的超脱地，是人生的新起点，虽然伴随着不被社会道德接受的孤独。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痞巷是相对静止的，“无论魏晋，不知有汉。”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远离了战乱和离散。
生活在痞巷的黑眼罩、伤兵等人在黄河岸边做艄公，赤条条的背女人过河。这一行为充满了男性的掠夺欲望。逃难的张谋儿因没钱支付背女人的钱，被要求留下妻子耍上一回，让良家妇女张谋儿的妻子倍感恐惧。河流成为欲望的汇集地，展现了生命的蛮性。对于张家畔的张谋儿一家而言，黄河还是此岸与彼岸的分隔。此岸是天灾（冰雹）人祸（战争）导致的绝望生活，一家人仅有的积蓄就是过河的船钱和一袋榆钱。过河是无奈之举，意味着暂别家园，逃离主流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对苦难的抗争。渡过黄河，到达未知的彼岸，或许是摆脱苦难，新的生活的起点，是活着的希望所在。
大顺店与张谋儿因河流形成了悖反的家园追寻。慰安妇的经历让大顺店觉得没有脸面见乡亲，但是在内心深处期盼回到家园大王庄，希望过上安稳的秩序内的生活。没有月经的大顺店，无法作为一个完整的女性为人妻为人母，重回社会秩序的愿望无法实现，才有了痞巷母系氏族般的生活。大顺店以女性的身体维持着痞巷的运转，让男性听命于她的安排。表面看这是女性自我的张扬，具有女性崇拜意味，实际上大顺店一直以男性社会的女性规范寻找自我，男权社会规约依然是衡量女性价值的标准。因此，当张谋儿的儿子小放牛的童真和河流的洗涤让她恢复女性身份时，她完成了自我确认和救赎，重新回到家乡，成为社会秩序中的普通女性。如果说大顺店是被迫远离家园，一直寻找归属，那么，张谋儿则是主动逃离张家畔，寻找新的生存家园，进入到边缘的痞巷开始新的生活。张家畔是主流社会秩序的代表，却充满饥饿、苦难甚至死亡。边缘的痞巷可以让人吃饱饭，有了生存的希望。这一空间对比体现出作家对中心/边缘的思考，打破中心主义迷信，对边缘处境给予人道主义关怀，对原始生命力量给予赞美。
二、胭脂河：洗礼、救赎与新生
河流与女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红楼梦》中说“女人是水做的”，用“温柔似水”形容女性的性情柔和，以柔克刚说明女性坚韧、内敛的精神境界。“河流与女性的共存共现，已成为中华民族自原始先民时代即已固定并流传下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小说《大顺店》中的河流意象除了黄河，最为突出的是胭脂河。大顺店无处可去，留在了黄河尽头，阻隔了与外界的联系，黄河接纳了苦难不幸的大顺店。胭脂河位于痞巷山脚下，是一条宁静、美丽的小河，河水清清的，从青石板上流过，最后注入黄河。如果说黄河是母亲河，具有博大的包容性，胭脂河则好似女儿河，是大顺店实现自我救赎、获得新生的河流。
河流具有洗礼、救赎、新生等文化隐喻，源于河流的流动性和洗涤作用。中国文人从屈原、王国维到朱湘、老舍等人，在人生的困顿中选择了水作为生命的归属地，意为“质本洁来还洁去”。死亡在这里意味着另一种新生。基督教的施洗仪式说明流水可以洗去罪恶，带来新生。新生则意味着救赎。在小说中，大顺店经常到胭脂河洗澡，源于她认为自己的身体不洁。因而当小放牛以孩子的童真认为她不脏，让她重新想到了自己大王庄“茴香”这一身份。这时大王庄的女儿王茴香和胭脂河中的大顺店融为一体，河流的清洁和儿童的童真带来了女性的新生——来红了，大顺店有了女儿的娇羞。是以大顺店在胭脂河的洗礼下完成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救赎。
小说中以儿童的视角讲述了大顺店自我救赎的过程。大顺店因为慰安妇的不幸经历，让她处于身体的自我否定中。但是在心理上她期待能够回到洁净的状态，回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因而，在胭脂河里洗澡是其补偿心理的体现。这时的大顺店处于灵肉矛盾之中，身体的沉沦带来精神的压抑，肉体被放逐，精神却努力寻找突围。当张谋儿一家出现在痞巷渡的时候，大顺店首先为张谋儿身上的男子气概所吸引，另一方面，张谋儿一家是“家”的代表，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张谋儿代表着外来力量，是社会秩序中的一员，得到张谋儿的认可，是大顺店对自我寻找的外界确认。所以，大顺店让张谋儿一家留在痞巷，并给予多方照顾。当她勇敢的向张谋儿表达爱意的时候，却被拒绝了。这是大顺店正常情爱寻找的失败，更是成人世界对大顺店的拒绝，是她自我救赎努力的失败，而这种失败的发生地是在岸上，是在痞巷。
小说中的小放牛“我”，也就是张谋儿的儿子，用儿童的真和善，让大顺店得到了自我超越和自我救赎的助力。儿童没有道德规约，没有性别偏见。在小放牛的眼睛里，大顺店没有历史，她是美丽的，是高傲的，但同时她会哭，是一个正常的女性。另外，小放牛给大顺店描述自己的母亲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家庭生活图景，让大顺店明白一个普通女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在胭脂河的洗涤中，在孩童的纯真感染下，大顺店恢复为正常女性。最后，王茴香选择离开痞巷，嫁人生子，回到了正常社会秩序。河流让大顺店得到了自我确认和自我救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灵肉和谐。
另外，大顺店的新生离不开她善良的本性和面对苦难的韧性。大顺店身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水”的品性: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正是流水的这种品性熔铸了似河流般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和精神力量，让人能够在困境中顽强崛起。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叙事，讲述了大顺店作为第二性的存在，一直处于被掠夺、被规约的地位，是被社会秩序抛弃的无名存在，因而，她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抗争人生苦难，建立如桃花源般的痞巷，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量。同时，面对社会中“恶”的存在，她恩威并施、刚柔并济，以达到对恶的惩罚。大顺店的善体现为她对小放牛等弱小者的保护以及对日本兵、马王爷等恶的复仇，从正反两方面完成了善的坚守。
三、河岸:欲望、"恶"与复仇
河流是动荡的，犹如人的生命历程，大顺店从大王庄被掠至日本军营做慰安妇，在日本投降后流落至痞巷，痞巷解放后，大顺店重新回到家乡。在大顺店的经历中河流是苦难的放逐，是漂泊的惩罚；河流也是避难所、新生地。与河流相对应的是河岸，河岸作为社会秩序的代表，是欲望的承载地，是丑恶的收容所，如日本人对大王庄村民的屠杀，军营中对慰安妇的侵犯，痞巷中马王爷欲对张谋儿妻子强暴，用残忍的私刑骑牛惩罚锁牛。在《大顺店》中河岸充满了恶，河与岸是对立的，是民族仇恨和性别压抑，是善与恶的斗争，小说由此形成复仇主题。
《大顺店》书写民族苦难，属于创伤写作。日本人在大王庄进行大杀戮，其中有一群带着眼镜的大学生。他们在指挥官嗜血的邪恶指挥下，拿着刺刀刺向手无寸铁的村民。“大王庄的人，一茬一茬地栽倒了。中国人像羊。兔子急了还咬三口哩，但是羊不，羊闭着眼睛，忍受，当刺刀穿心那一刻，实在受不住了，才有点不好意思地哼哼两声。”而戴着眼镜的新兵多吉喜一，却体会到嗜血的痛快。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罪恶，是对弱势的欺凌；这是人性恶的体现，在战争背景下激化出人的兽性。
在痞巷也存在人性的恶。管家马王爷对偷大烟棵的锁牛的惩罚，虽然是按照痞巷的规定进行，却带着报复宣泄的丑恶。“痞巷他们对人类许多固有的恶习，都十分痛恨，而最痛恨的，要算对于偷窃。他们严格地遵循着部落所有的原则，任何据公为私的做法，都会受到最严酷的私刑处置。”所以，偷大烟棵被抓的铁牛受到骑牛的私刑处罚。“让犯了罪的人骑在牛背上，用一道绳子，将他的两只脚，连在一起，拴在牛肚子上。牛跑着，犯人颠着，全村的人，都站在自家门口，手拿一根柳条，牛经过时，必须狠狠地在牛屁股上，抽一条子。就这样一直牛跑着，人颠着，在街道上来来回回转磨，直到牛累得倒下，死了，或者人被颠死了，这件事才算结束。”这种惩罚虽恶劣，却能够起到警戒威慑作用。但是在具体执行惩罚过程中，执行人的人性之恶昭然揭示。马王爷觉得“好像要完成一件神圣的事情似的，”“充满了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激情。”把对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子的惩罚当做一场盛宴一般对待，本身可见缺少善良。尤其是选择最瘦的、脊梁杆子像刀子一样的犍牛，然后给牛喂足料，喝饱水，让捆绑锁牛的火绳子剩余的部分勒在牛的后胯骨上，“这样，牛的生殖器部分就会在跑动中，因为摩擦而发痒，而受惊，跑得更快，颠得更高。”“一街两行的人们，像过节日一样，处在一种疯狂的喜悦中。”人性的恶在各司其职的痞巷依然存在，人们没有对弱小的同情，却有看客的麻木癫狂。
马王爷处置锁牛，主要是为报复张谋儿一家。小放牛被大顺店保护下来，只能“冲我狠毒地盯了一下，又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然后，悻悻地走了。”二人的仇恨主要源于男性的欲望，马王爷试图强暴张谋儿的妻子，及时赶到的张谋儿救下了自己的妻子，拉响手榴弹恐吓马王爷。日本军营中慰安妇大顺店对多吉喜一的母性怜惜，得到的却是多吉喜一咬下大顺店的乳头。无论是马王爷，还是多吉喜一，男性扭曲变态的欲望充满了强权和掠夺性，对女性带来身体伤害，乃至威胁其生命。
面对河岸的恶，善良的大顺店用性去复仇。因此，她在惩罚锁牛的那天晚上作了马王爷的女人。她“用尽女人的所有的手段，来挑逗、来折磨、来役使这一条老狗……鸡叫的时候，烂眼圈马王爷终于灯熄油干，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了。”
在世事变迁中，国民党的三个溃兵到了痞巷村，其中一个是日本人多吉喜一。大顺店知道这一情况后产生了强烈的仇恨情绪。她试图用金簪刺瞎多吉喜一的双眼，却仅刺碎了他的镜片，反而被多吉喜一擒拿住。大顺店抱着同归于尽的心理复仇，要么被手榴弹炸死，要么被火烧死。最终，张谋儿选择了与多吉喜一比武，换出了大顺店。比武失败后的多吉喜一被捆在了老槐树下，大顺店戳瞎了他的双眼，任由狼、豺狗和豹子把他吃干抹净。至此，大顺店完成了对人性恶和民族仇恨的复仇。
高建群的小说《大顺店》具有鲜明的河流原型叙事，在对黄河、胭脂河和河岸的隐喻书写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形成的上善若水、思乡咏叹等隐喻内涵，又赋予河流以阻隔与追寻，洗礼、救赎与新生等现代意识。小说对河流意象多层隐喻义的书写背后，折射出对善恶、复仇的反思，对生命强力的赞美。
无论是中国民间故事，还是精英文学写作中，惩恶扬善的故事一直源远流长。在民间故事中，善的力量往往是弱小的，需要凭借聪明才智等外界因素战胜强大的恶，如彝族叙事诗《阿诗玛》；或者勤劳善良者终得上天眷顾，过上幸福的生活，如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些故事让人感受到苦难生活的希望。同样，中国新文学中对善恶思考更为深入，如鲁迅在《铸剑》中以眉间尺对老鼠的折磨这一情节，突出眉间尺的优柔寡断，也说明强大的善战胜弱小的恶无法带给人心灵的震撼。而后眉间尺把自己的头颅献给黑衣人，向强大的仇人国王复仇，经过激烈的抗争过程，最终与仇敌同归于尽，完成了复仇。小说重在表现弱小的善战胜强大的恶的过程中激发出的斗争意志和生命力量，复仇后的荒诞退居其后。在《大顺店》中既有民间故事中惩恶扬善的思想，又以大顺店的复仇完成了对美、善和生命强力的赞美。
小说中张谋儿具有民间英雄的特征，他身手高强，拳打陕甘五省，脚踢黄河两岸。为家人可以忍辱负重，亦可以拉响手榴弹将欺辱妻子的马王爷炸死，可谓侠骨柔情。面对日本人多吉喜一挟持大顺店时候，他挺身而出，拿着老撅头与之拼刺刀，救出了大顺店。他以自己的沉稳最终砸碎了多吉喜一的锁骨，展现了民族英雄的实力和身手。让人想起《断魂枪》中的沙子龙，面对洋枪洋炮的藏拙，月夜之下一口气完成的五虎断魂枪。他们都是具有生命强力的民间英雄，体现着作家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对他们身上真善的赞美。
同样，大顺店和张谋儿并没有亲手杀掉残忍凶恶的多吉喜一，而是选择让他被野兽吃掉，这也说明作家对于善的守护。多喜吉一被大顺店打碎眼镜实际上象征着作为大学生的文明身份的丢掉，把他还原为一个恶的代表。被狼吃掉实际上就是意味着用野兽来消灭他，而不是人。如果张谋儿直接杀掉他，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具有像多喜吉一一样的兽性。
高建群在小说《大顺店》中，通过叙述者“我”的童年记忆和大顺店（王茴香）的身份确认中揭示现实苦难和对家园的追寻；张谋儿代表的民间英雄，他们身上的原始生命力量，是新时期文学寻根思潮中发现的民族生命力量所在。黄河、胭脂河、河岸等意象的隐喻书写中蕴含着家园寻找、生命救赎和强力崇拜三个层面的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孙胜杰.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河流原型论[D].兰州大学.2014.
[2]高建群.相忘于江湖[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
[3]王莹.《诗经·国风》女性形象与水文化意象关系之探微[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03）.
[4]高建群.大顺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田德芳，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项目基金：“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2021年校级一流课程《中国现代文学》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LKC2205）。
本文发表在《名作欣赏》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