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大文化、大陕北
文/胡延文 
本文选自延安开放大学“开放的大陕北”《大陕北大历史大文化》。

了解、认识一位作家并对他产生敬意之情,除了基于市井社会的人情事理,必然是通过他的作品。我和高建群的情谊正是如此这般。
陕北人情长念旧,视生老病死、娶妻生子为人生的大事。每逢婚丧嫁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总喜欢寻根问祖梳理相互之间的亲情关系脉络。但是,关于陕北的历史,人们通常只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在陕北这块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演变的细枝末节,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著名作家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六六镇》、《古道天机》、《丝绸之路千问千答》等系列作品,掀开这块土地神秘的面纱。
“开放的大陕北——高建群作品分享会”作家本人亲临现场。他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详细阐释了欧亚大陆民族发展历史、“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游牧民族在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他的演讲令人心潮澎湃、情不自已。顷刻间,淤积心中多年来的愤懑与不解、委屈与倔强在此解开。亦使我对自己脚下的这方热土有了更深的眷恋与自信——陕北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一、“匈奴”及匈奴之外的历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是存世的匈奴民歌之一。没有文字,没有记录,这首歌只能通过口口相传得以留存下来。对于一个曾在人类历史上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匈奴歌》道出了匈奴族人家园尽失的悲壮与苍凉,是匈奴民族最后的绝唱!
匈奴,兴起于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共活跃了约三百年。《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獯鬻,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现存的史籍多以“北狄,南蛮,西戎,东夷”冠之,明显属于“鄙夷”之词。追溯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有文字记录的只能算冰山一角。而相对于“游牧民族”的历史,缺少文字记录,显得那么扑朔迷离。
由于认知的局限和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史学家们对人类历史的解读各执一词。由此也导致了“世界中心”“文化优劣”长期纷争不断。“欧洲中心论”长期主导西方世界,西方被视为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同样在东方,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世界是汉人的舞台,而周围均为“蛮夷”。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把草原游牧民族在推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予以忽略,将游牧文化置于边缘化的境地。
从人类学的视角,居于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的辽阔地域,那里生活着最为复杂的人类族群。打开地图,地球上最广阔的大陆板块——欧亚大陆横亘在地球的北部,它几乎涵盖了整个北半球。古希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曾创造了最早的人类文明。在人类历史上,这块陆地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影响无疑是巨大、深远的。位于大陆的两端两座城池“罗马”“长安”被誉为东西方文明的中心,在两城之间平铺着一片两万公里的广阔草原。在这块大草原上,生活着二百多个古游牧民族。正是生活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草原民族”,踏出了横贯东西的“黄金通道”,在这条通道上衍生出了连通东西方世界经济、文化的“丝绸之路”。当代学者做出这样的评价:“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耀眼的舞台。它不仅主宰了人类的过去,更将决定世界的未来。”
“开放的大陕北——高建群作品分享会”给我们展开的就是欧亚大陆上游牧民族巨幅生活图景。高建群先生为我们详解了“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跟游牧民族的密切联系,再现了三个伟大的草原王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纵马驰骋横扫欧亚大陆的征战画面。在此,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些征服扩张战争的策源地均在东方,都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长期共存。地域气候环境与人类的生产生存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与历史走向。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长期的对垒中在保留自身独特个性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融合,两种文化的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原始的基因。而位于黄土高原中心的陕北,则成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区域,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重点地区。这也形成了陕北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化气象,并使之成为人们长期研究讨论的热点话题。高建群创作的《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其历史渊源正是在陕北这片土地上演绎的历史风云。在《最后一个匈奴》后记中他写道:“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瞭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那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于是游牧民族的踏踏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这大约是中华古国未像世界有几个文明古国一样,消失在历史路途上的全部奥秘所在。”
可以说,高建群彻底颠覆了我对世界的认知,让我重新认识了华夏历史,重新认识了陕北。

二、华夷之辩与文化溯源
每当谈到文化,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等千篇一律的定式。历史上的学士文儒一直把中原文化视为正统,视中原地区的民族为华夏,游牧民族被视作落后民族被轻视甚至蔑视。我们的历史文化教育,没有看到游牧民族、草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让历史成为“胜利者”的历史,从而失掉其原本的模样。
华夷之辨,争吵千年。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论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与秦直道,从小的记忆就是中国人的骄傲,万里长城的作用是抵御匈奴,秦直道的目的是打击匈奴,大败匈奴的英雄李牧和蒙恬是我们教育者超赞的英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飞将军李广曾经让无数人热血沸腾。“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马踏匈奴,饮马瀚海,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是多少中国青年人励志的偶像!“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陈汤这句响当当的名言,更是流传千年,至今不绝于耳。“血战金沙滩、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征西”,杨家将出生入死的动人故事,从小耳熟能详。“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故事,从小激励着我们爱国。
然而,这些夸大其词的宣扬,却误导了我多年。通过研读高建群先生的作品,彻底颠覆了我的历史观,一以贯之的“二十四史”在我的眼前黯然失色。在高建群先生的作品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条正确解读中国历史的路径。
祖籍陕西临潼的高建群称自己为长安匈奴,他怀念草原,怀念匈奴,在他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深的北方游牧民族情结。他推崇游牧文明,不惜笔墨歌颂冒顿、阿提拉、赫连勃勃和成吉思汗等草原民族英雄,他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情有独钟。他说:“赫连勃勃有理由被我们记住,而每一个民族在他们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所进行的生存斗争,都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统万城》是唱给游牧民族的一支赞歌和挽歌”。《统万城》生动描写了一代枭雄赫连勃勃为了家仇和匈奴族的生存,为了活出匈奴人的高贵与尊严,在仇恨与杀戮的欲望引导下,决心建立一座匈奴人自己的城池,让这个居无定所,永恒漂泊的行国变成墙垣高耸,固若金汤的居国。他以残忍血腥的手段,高举着独耳狼旗,驰骋在大河套地区,占领一座又一座城池,夺取一支又一支武装,建立起草原帝国——大夏国。“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宜名新城曰统万。”匈奴游牧政权的建立,使过去名号不一、互不统属的诸多游牧部落、部族联合在匈奴的旗帜下,形成了在活动地域、人口构成、生产生活形态、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较为稳定的、族称统一的匈奴民族。标志着在亚欧草原上一个空前强大的游牧民族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至此结束了北方草原诸多游牧部落、部族独立发展的历史,形成了百川归海、汇于一处的局面。匈奴民族承上启下,当之无愧成为世界游牧文明的先驱,成为数千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集大成者。
早年曾读过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讲的是鄂温克族。姜戎的《狼图腾》讲的是蒙古族。阿来的《尘埃落定》讲的是藏民族。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狼图腾》。这部书让我对“唯汉独尊”的文化解读有了太多的反思。《狼图腾》旗帜鲜明贬斥了农耕文化,而赞美游牧文化。通过赞美狼性,赞美成吉思汗,表达了对游牧文化的深深向往,以及对汉民族的精神羸弱的蔑视。这与高建群“胡羯之血”观点殊途同归。
文化积淀是民族成长的精神沃土,“文化认同”则是维系民族融合的情感纽带。“从宋之后无中华”显然是个错误的命题。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相爱相杀的历史。秦始皇、汉武帝攻打匈奴,隋文帝、唐太宗对战突厥,两宋与西夏党项、契丹辽国、女真金国、蒙古对立。明朝对蒙古,直至女真族后裔满族入主中原。历史的真实结果是,无论哪一个民族入主中原,都应该看成是对大中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游牧民族曾作为一支强悍的民族群落,虽然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嚣中,但一个民族的消亡并不预示着民族血脉的终结。游牧文化基因依旧存在,游牧民族的血液依旧在流淌。“汉化”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更不是骄矜的民粹主义观点,它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客观结果。民族融合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进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正是各民族相互影响和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的丰厚,不仅仅在于它的深度,更在于它的广度,它的多元性。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汉族为主导文化的社会,但是我们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农耕民族创造,它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

三、地域文化与大陕北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不同的地域族群在生产生活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态,并使之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晏子春秋·问上》云:“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民间亦有:“十里乡俗不一般”之说。在我的眼里,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载体,而并非本末。特定族群的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前沿、最鲜活、最具体的部分。地域文化既是历史的蕴蓄,更是现实的存在,是“活文化”。中华文化之强大生命力,正是由鲜活生动的地域文化呈现出来。
陕北是华夏版图中的特殊地带。陕北位居陕西北部、黄土高原腹地,北联蒙古高原,南接关中平原,东与山西相望,西和甘肃、宁夏接壤。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远古时期就有早期人类开始在这里生活。距今约 2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陕北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仰韶文化遗址在府谷、神木、榆林、清涧、佳县、安塞、延安等多地均有发现,龙山文化遗址更是俯拾皆是、遍布陕北各地。
陕北是黄帝部落的发祥地,中华“人文初祖”黄帝陵寝就建在黄陵峤山。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无一例外地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黄帝陵的“坐字”并非历代帝王陵墓“坐北向南”,而是以“昆仑山-子午岭-桥山”为中轴线,其“风水”与“中华龙脉之祖”昆仑山走向完全吻合,即中国地理的基本形态——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陕北也是大禹治水的起始点。相传大禹治水从宜川县境内的黄河壶口开始,这里有个村子叫衣锦村,禹王治水曾在这里居住,并与村里一女子绾结成婚,大禹是这里的女婿客。后来村里为他建一座庙宇叫“姑父庙”。延川有个地方叫禹居,相传是大禹治水经过的地方。这些远古传说虽不是历史,但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历史的影子。
陕北自古又是各方势力角逐交战的热点地区。早在战国时期,魏文帝就在绥德设上郡,郡统县。秦灭六国,魏献上郡15 县于秦,为秦初三十六郡之一。在随后的岁月里,陕北便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决与交锋的最前沿。唐·令狐初《相思河》云:“只因自古征人泪,洒向空川作逝波”,唐·常建《塞上曲》:“百战苦不归,刀头愁秋月……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等等。高建群评价陕北历史:“陕北的历史,一半战争、一半饥饿”。除了生灵涂炭,战争带来的另外一种结果就是民族群落的空间变化。突厥、党项、吐谷浑、羌、匈奴、鲜卑、女真、蒙古等各历史断代的多个民族先后不断迁入陕北地区与当地土著民交错杂处。强劲的汉文化越过古长城后,已成强弩之末,粗犷的草原文化,与之交汇,因此,在陕北的地域文化构成中,留下了深深的北方游牧民族印记。
比如“呼延”“丘林”是匈奴姓氏,在陕北有秋林镇、前后呼延村、呼家川等地名,“叱干”是鲜卑族古姓,在宜川有上下叱干村,在洛川有羌族姓氏“罕井”“同蹄”谐音的侯井、桐地村等等;比如位于延川县土岗乡小程村,古窑窑面上刻有古代胡人服饰的人物形象(门神)。据专家考证,这 3 孔古窑洞为匈奴人建造,至今已有1400余年。比如榆林的大保当和小保当,“保当”在蒙语中是“灌木丛、草滩”之意。神木的红碱淖,“淖”在蒙古语中是“水面”“湖泊”的意思。神木的耳林滩,蒙语中就是生长白色草的滩地;再比如民歌,改编过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其旋律的“母体”来自蒙古族民歌《送亲歌》。传世长篇叙事诗《木兰辞》就出自北朝少数民族诗人之手。“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可汗”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并且马市在靠近蒙古草原的地区才有。而花木兰的故乡就在陕北延安。可见,南北民族与文化融汇,陕北首当其冲。
在北方游牧族群南迁的同时,也有来自江南的人口北移来到这里。这部分人口主要是通过“屯田戍边”来到陕北,“无事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有事征伐”,因此有了“民人”“屯人”之说。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退役之后便留在陕北,并形成了具有相当实力的“坐地户”,也为此地文化注入了军旅之气和江南元素。镇川一带秧歌伞头的唱词有:“家在安徽庐州府,身居福地镇川堡”。如若说“信天游”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名歌,那么“榆林小曲”则是地道的“江南丝竹”之音。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陕北正月天闹红火的“秧歌”,内容体现的是江南民俗风情和边塞战场风貌。“扭秧歌、搬旱船”反映的是插秧、割稻和江南水乡的劳动生活场景;“安塞腰鼓、宜川胸鼓、洛川蹩鼓”反映的则是战场阵势;唢呐《大摆队》、《得胜令》等曲牌,更是边塞军队量身定制;“蛮婆蛮汉”成为秧歌队伍中必有的角色,足见他们在陕北的地位和影响。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在地广人稀的陕北能够组织大型的群众娱乐活动,需要强力有序的团队组织。我想这一定与南方“兵团”定有很大的关联。
但是,在历朝历代的人口迁徙中,对陕北产生最大影响的,当属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进驻陕北和70 年代的“知青运动”。陕北人民至今都在怀念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的日子,至今不忘“上山下乡”来自北京的学生娃娃们。此时此刻,我的心中油然展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一代伟人矗立在大山之巅,俯瞰高原壮美景致的画卷;听到总书记习近平在梁家河老乡家回顾“七年知青岁月”的浓浓乡愁。也想到清代官员书写陕北风貌的《七笔勾》,这首被许多人奉为“陕北真实写照”的辞章,充满了对陕北文化的扭曲,对劳动人民的蔑视。这也充分揭示了封建王朝不断走向没落,共产党得民心,得江山,得天下的本质原委。
殊不知,原始状态的黄土高原气候温润,宜农宜居。丰沃的黄土层为生灵万物提供了安适的栖息之所,秦汉时“畜牧为天下饶”,汉虞诩《议复三郡疏》中说:上郡“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隋唐仍是一个发达地区。直到宋以后,由于植被的破坏,环境日益恶劣,气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干旱少雨,才渐渐变为苦焦之地。清末、民国年间更加贫穷,于是才有了尽数陕北荒凉的《七笔勾》。但贫瘠和荒凉并未改变陕北人醇厚实诚,吃苦耐劳,热爱生活,开放包容,侠肝义胆,爱憎分明的传统。陕北深厚的土地储藏着深厚的文化和纵深的历史,有学者认为:陕北的历史涵盖了华夏历史的全貌。后来人很难理解,在这样一块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的土地上,却承载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演变史。
高建群谈到他的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创作背景时说:“陕北的本土文化顽强地从这块荒僻之地生长出来,给这种文化以最重要影响的,是各民族文化的融汇,而在融汇中匈奴文化的影响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一次。”这也是他把一部跟“匈奴”并无关联的小说取名“最后一个匈奴”的原因,小说讲述的是当代故事,隐含的是匈奴文化在陕北的延续,张扬的是匈奴民族的血性。
今天的陕北,早已是山青水绿生机盎然,更展现出了陕北人开拓进取、面向未来的生命活力。瞻望北极星照耀下的忠厚土地,独特的文化背景塑造了“大陕北”特有的人文精神气质,怀揣久远的文化感思与参悟,陕北高原成为高建群文学创作高地。“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奇妙的结合,显示了这块高原文化因素的主要特征”,在文化的感知里卒读高建群的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陕北人骨子里的“豪迈”。历史的车轮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不仅需要传统农耕民族的“中庸内敛”,更需要草原民族的“骁勇斗志”。开放的大陕北展现给世界的不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历史造就了陕北,陕北影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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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
《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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