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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长篇小说研究（一）
2023-08-28 · 小说
文/李小红
博士研究生论文，2017年4月
导师：彭岚嘉
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是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写作视域和表现手法愈显宽广和多样，逐渐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新世纪以来颇具影响力的西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对现有研究成果归纳总结、分析整理的基础上，从历史祛魅、乡土怀旧和诗性建构三个角度入手，梳理并探究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在创作资源、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精神气质和美感神韵等方面具有的表现形态与发展趋向，这些方面共同建构着西部独有的文学图景。在对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给予整体观照的过程中，尝试归纳和揭示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书写所体现出的文学史意义和美学价值，以及由此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绪论部分首先对论文中涉及的一系列概念进行说明和厘定，然后梳理总结现有研究工作，最后交待本文选题的缘由和意义，以及论文的整体写作思路。“西部小说: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勾勒西部长篇小说的演变轨迹，探讨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发生的转型，阐释小说中蕴含的西部精神。西部长篇小说演变轨迹的勾勒，聚焦于1949年至1999年间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将其归纳为新生成长、复苏发展以及繁荣发展三个阶段，并对每一发展阶段的特征给予分析。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整体的转型孕育了西部小说自身的转型，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转型的论述，注重对转型内外成因的分析，以及“西部经验”内涵的考究。对于西部长篇小说中“西部精神”的探究，开始于对“西部精神”概念的厘定，籍此阐释转型期“西部精神”具有的新特质和新内涵。“西部历史本相的多元与多维透视”，从“历史祛魅”这一关键词入手，透视西部作家在长篇小说中构建的多元化、多维度的西部历史。就多元化而言，分析西部历史小说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英雄传奇史、宗教信仰史，以及“文革”史和“饥饿”史等不同样态历史的呈现。就多维度而言，探究西部作家针对不同样态历史采取的立体透视、现代重构、寓言呈现、见证书写等不同叙述方式。对西部历史的多元化、多维度透视，有助于穿越历史迷雾，勘探历史真相。“西部乡土小说的怀旧书写”，从“乡土怀旧”这一关键词入手，聚焦西部长篇乡土小说中隐含的怀旧特质。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部乡土逐渐沦丧的社会现实，触发了西部作家的乡土情结，小说创作因此体现出浓厚的“怀旧”情怀。从“即将消逝的‘村庄”，、“民俗人生与风物追忆”、“远去的‘最后一个”，三个方面，论述西部小说中怀旧书写的具体表现形态，并探究怀旧书写的文学意义。由于现代性入侵带给西部作家的焦虑，上述西部乡土的怀旧书写，无不反映出作家对西部乡村自我身份的认知和确立，这体现为在全球化浪潮中西部作家维系历史记忆、瞻望未来走向的文学表述。“西部长篇小说的诗性建构”，从“诗性建构”这一关键词入手，分析新世纪西部小说在本体和文体方面具有的特征。首先，将西部作家对自然景物、动物的神性书写，以及对自然与人关系的重新定位，都看作是他们对“诗意栖居”的一种回应;其次，认为“诗性”是对人生本源性和谐境界的向往，以及对现实人生的自觉提升和转化，并使之趋向于人生理想化状态，表现为西部小说中一系列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共同反映了西部小说本体层面的诗性特征;最后，从文体层面的诗性特征来看，西部小说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追求上有着独特的建构，其借鉴民间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学形式，并将方言和古语融入其中。“西部长篇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创作困境”，着眼于西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揭示其文学价值并探究其面临的困境。认为在众声喧嚣的新世纪文坛，西部作家创作折射出的理性精神、人文关怀及西部本土意识，都是西部长篇小说的独特文学价值之所在。同时也指出了西部长篇小说在叙事资源、艺术表现形式、价值理念重建等方面的困境，并就如何走出困境探索可能的途径。结语部分对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创作特征及其文化意蕴进行归纳总结，并进一步阐明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文坛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展望西部长篇小说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与趋势。关键词：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历史去魅，乡土怀旧，诗性建构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创作不仅取得了数量上的丰收，书写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其影响力和知晓度日益凸现，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力量。以新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西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祛魅、乡土怀旧和诗性建构等三个较为显著的文学特征入手，侧重探究和挖掘西部长篇小说在精神品质、主题意蕴、审美追求、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的独特价值，分析并归纳西部长篇小说蕴含的文学史意义，同时在梳理西部长篇小说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探讨和预测西部小说可能的发展方向。作为论文的开篇，本章首先对“新世纪”、“西部”和“西部小说”等概念进行厘定，以明确其所指;其次，对西部小说的研究历史及其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最后，阐述本选题的缘由及研究价值、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所谓新世纪，顾名思义是指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人类历史文明演进至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新世纪这一时间概念与文学创作相结合，便产生了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这一概念做过相关阐释。例如，荒煤的《新世纪的文学要真正站起来》①、冯牧的《新世纪对文学的呼唤一一<世纪印象>引发的一些感想》⑦、吴野的《呼之欲出的新世纪文学》@等三篇学术论文各自将文学与新世纪结合在一起，对新世纪文学作出过展望。自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开始以“新世纪”这一概念对2000年之后的文学进行命名，并对这一命名的含义作出了解释。新世纪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一个整数去框定时间，如一年、十年、百年等。自2000年开始，文学便进入了“新世纪”。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新世纪同时包含着对文学自进入2000年之后发生的各种转型和变化过程，以及文学在这一转型和变化中所表现出的新的质素和因子的阐释。由上可见，新世纪文学的命名，是用“新世纪”这一在人类历史上有重要阶段性意义的时间概念，对2000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做出的大致描述。它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为依据对文学阶段划分的惯例。当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也无法割裂的“血肉联系”，它仍然是上个世纪文学脉络的延续与伸展。“西部”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在行政区划、经济发展、区域规划及文化地理等不同层面都有过针对“西部”概念的界定。这些界定由于出发点和关注点的不同，往往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同样，在文学界，“西部”也是一个惯常使用但尚未得到一致认同的概念。为明确其所指，本小节在回顾几种不同概念描述的基础上，对文中“西部”所指的范围给予界定。首先，就国家行政区划而言，中国自建国以来几次实施过西部开发，每一次都曾对“西部”的范围给予特定背景下的界定。因此，不同时期西部开发涉及的具体地域范围有所不同(见下表)。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9个) 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10个)2001年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内蒙古、广西(12个) 可以看出，无论是经济发展视角下的西部，还是宏观地域范围中的西部，它都是一个囊括了西北、西南以及广西和内蒙古的“大西部”的概念。其次，就文学文化层面而言，丁帆先生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对“文化西部”的概念做过较为清晰的界定。他认为，“西部”是一种对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就其内涵而言，这种在文明形态上界定的西部与地理区域范畴内的西部有着某种交叉。但是，不同于地理区域和经济发展意义上界定的西部，此处西部的视域和边界，是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民族归属及宗教信仰等的混杂性、独特性和多样性等特性为依据划分的，囊括了新疆、内蒙古、西藏和宁夏等四个自治区及青海和甘肃两省为主体的游牧文明覆盖圈。与这一“文化西部”概念相对应的是另外两种文明模式，即现代都市文明和中部农耕文明。前者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而后者则指介于都市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区域。①“文化西部”概念的提出，目的是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将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西部边疆地带划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板块。虽然这样的界定将西部的范围清晰化了，但它忽略了西安这一古都对西北的文化辐射作用。实际情况是，自古以来甘肃的天水与陕西的汉中地区一同构成了西部特有的文化区域，而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毋庸置疑处在丝绸之路西北段的中心位置。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言，西安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一直位居西北的中心。同时，对于西部文学而言，失去了“陕军”，就失去了应有的重量和风采。因此，无论何种划分，陕西都不应该被排除在西部之外。除此之外，“文化西部”的概念将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及广西排除在“西部”之外，然而，无论从地貌特征、民族构成和发展情况来看，西南和广西都应该是“西部”重要的组成部分。相比较中东部地区，整个西部地区人口密度较低，是高原、草原、沙漠和高山为主的世界，自古以来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和融合区。本文关注的焦点是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以来呈现出的新变化，因此，将继续沿用国家西部大开发涵盖的12省(市、区)这样一个大西部的概念。从地域范畴上厘定“西部”，仅是为本文研究之需给出的一个特定说明。当然，还需要从文学本身出发，阐释什么是“西部文学。”关于“西部文学”的讨论，自概念提出之日就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划分为:从地理因素考虑，认为举凡写出带有西部地理特色的作品，就是西部文学;从民俗学的角度着眼，认为写出西部民俗风情的作品，就是西部文学;还有人认为，书写西部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或者反映西部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作品，也是西部文学。这些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西部文学”概念的界定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科学体系。①除此之外，还有人从创作主体入手去界定西部文学，将西部作家分为“本土作家”和“流寓作家”及“客居作家”⑦。所谓“本土作家”，主要是指生于西部，长于西部，对西部有着独特感受与认识的一类作家。“流寓作家”主要是指因为支边、插队、工作等种种原因，在西部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作家。“客居作家”与“流寓作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他们在西部生活的时间较短，作品的数量也较少。研究者认为西部本土作家是需要重点予以关注的群体，因为其拥有的西部本土经验和感受西部的方式是其他两类作家无法比拟的。而其他两类作家，各自源于不同的初衷来到西部，感受西部，因而写出具有西部精神品格和美学风貌的作品，他们的存在，也为“西部文学”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自身的贡献。作为西部文学中一个派生概念的西部小说，其“西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应与西部文学保持一致。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及的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有着较为明确的界定:就其时间而言，选择将2000年至2014年这一具体历史时段的西部长篇小说纳入研究范围，以便针对性地研究新的时段上西部长篇小说呈现出的新特质和新趋向；就其地域而言，它是指大西部的概念，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藏和内蒙古;就涉及的作家而言，既包括新世纪以来创作过具有西部地域特色和美学风貌的本土作家，也包括流寓作家和客居作家。因本文侧重从历史祛魅、乡土怀旧、诗性建构三个较为典型的特征入手，分析、探究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因此，那些带有浓郁西部乡土、高原、大漠和草原特色的小说是本文的主要关注对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部城市和工业题材的小说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之内。目前，有关西部小说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及学位论文甚多，相关研究现状可以归纳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作为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中一个较为新颖又具代表性的学术话语，“西部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型的文学概念，在《当代文艺思潮》和《新疆文学》(后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等学术杂志的大力推动下，“西部文学”的研究在8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论文，同时出版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一一多维文化中的西部美》和雷茂奎的《西部文学散论》等。在一个以理论开拓创新为主的时代，上述研究者主要针对各种文体进行了综合性研究，而作为西部文学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西部小说，并没有引起评论者特别的关注。进入90年代以来，尽管西部文学研究的热潮有所回落，但仍然有数量不菲的学术专著问世，如《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韩子勇)、《西部文学的风骨》(丁子人)、((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研究》(赵学勇)、《西部大荒中的盛典》(燎原)、《西部的象征》(管卫中)、《高地上的寓言》(周政保)及《中国西部文学纵观》(余斌)等。这些学术专著在对西部文学作总体观照的过程中，能够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出发对西部小说进行研究，为后续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末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丛书》(严家炎主编)中，《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李继凯)和《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马丽华)两部著作，分别从秦地文化和西藏雪域高原文化两块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出发，探讨了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扎西达娃和马原的小说给予重点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西部文学的研究总体上朝着纵深方向发展，而针对西部小说的研究也随之出现了一个小高潮。2004年，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出版发行，首次以文学史的形式对西部文学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该书的出版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同年，《西部文学论稿》出版，著者杨光祖对贾平凹、陈忠实的创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概括了西部文学共有的特点，同时对西部文学的缺失之处也提出了批评。2006年，《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问世，著者李兴阳从先锋、流寓、乡土、城市、历史等不同角度，对1976年至2005年近30年间的西部小说进行了系统考察。在当代中国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解读西部小说，对西部小说的精神和美学特征的分析有许多真知灼见。2009年，赵学勇、孟绍勇所著的《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出版，该书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西部小说进行分析，其突出特点是将“十七年”期间产生于“西部”的作家作品也纳入了研究范畴。2012年，李遇春的《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出版，该书在对路遥、陈忠实、张贤亮、贾平凹等西部作家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侧重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为西部作家制作了精神档案。新世纪以来，复旦大学博士马为华的《中国西部文学论》，是第一部对西部文学进行系统分析的博士论文，该文上编中第二、三章专章论述西部小说。除此之外，复旦大学博士徐兆寿的论文《当代西部文学中的民间文化书写》，南京师范大学博士金春平的论文《边地文化视野下的新时期西部小说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王贵禄的论文《高地上的文学神话一一中国当代西部小说研究》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分别从民间文化、边地文化、文化基因等不同角度出发，将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对西部小说进行评析。上述学术专著及博士论文的出版问世，使西部小说研究逐步从西部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中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研究实体。此外，还有另外一些新世纪以来的博士论文，或侧重对西部某些特定区域，如对陕西、新疆或甘肃河西等地的文学进行研究，或重点关注西部少数民族文学。整体而言，这些评析中，专门针对小说的评析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此外，中国知网(CNK工)收录的关于西部文学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多达5000余篇。而学者、批评家们关于西部文学开展的研究，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以学术论文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有关西部文学的研究在新世纪已经走向了总结与发展的新阶段。长篇小说文本内容与文体形式的研究一直都是文学评论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井喷式”发展态势，学者们也对此类小说就创作趋向、主题思想、艺术特质等方面所呈现的新特点给予了全面关注。在这一过程中，西部作家的小说创作被纳入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范畴予以研究，产生了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评论者经常将西部小说置于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对其发展进行评估，并从宏观层面探讨西部小说创作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是王春林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和《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前者的上编以年为经，自2000年开始，对每一年度出版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作总体评估。在2005年和2008年两个年度分别对边地小说作了重点论述，其中涉及的西部作家有范稳、贾平凹、阿来、姜戎、杨志军、董立勃、刘亮程等;下编针对具体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其中重点关注的西部作家是贾平凹，对他的《古炉》以专章的形式进行了论述。后者将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代表性长篇小说视作个案进行评论，其中选取的西部小说主要是《秦腔》。晏杰雄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从文学史的视角出发对长篇小说的文体进行研究，并以其良好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文学经验提出了“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新观点，使这部论著具有非同寻常的开创性意义，该书同时也涉及对新世纪以来部分西部小说文体特征的论述。除上述学术专著之外，也存在大量以单篇论文和系列论文的形式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作整体观照的研究成果(CNKI可查询到的超过1000余篇)。它们的研究关注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长篇小说如何建构和表达历史;(2)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应该如何被诉说;(3)网络化时代小说该何去何从。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西部作家如贾平凹、阿来、高建群、红柯、范稳、郭文斌、刘亮程、董立勃、叶广答等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长篇小说被纳入了评论的范围。通过对不同小说的归类、对比处理，对西部小说呈现出的新特点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新世纪以来，部分西部本土学者，就本区域创作群体给予关注并作出综合评论，主要以专著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甘肃文学创作研讨会论文选》(励小捷主编)，其中《甘肃长篇小说创作需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马步升)、《长篇小说繁荣中的缺失》(程金城)、《选择与坚守边缘姿态与边缘冲击》(张明廉)等论文，对甘肃小说创作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不足之处进行集中探讨，为甘肃小说的未来发展作了理论指导。除此之外，程金城和李清霞的学术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新世纪以来的甘肃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作出了全面阐释。李清霞的《西部精神与生态意识一一论新世纪甘肃乡土叙事长篇小说的精神内质》①，以“甘肃小说八骏”的乡土叙事为对象，分析了甘肃乡土小说的叙事特点、成就及局限。程金城的《地域文学的蜕变与新生一一甘肃小说创作略论》①，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入手，对甘肃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了类型划分，并提出自己的期望。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晓林、赵成孝的《青海新文学史论》，将1928年定为青海新文学的发生期，以其发展为线索，寻踪青海文学在1928至2000年的发展脉络，对一个较长时间范围内的青海文学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丁朝君的《当代宁夏作家论》，重点阐释了新时期以来宁夏作家在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等方面的成就。遗憾的是，它对新世纪以来宁夏作家长篇小说的关注欠缺。事实上，宁夏作家在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势头强劲，陈继明、石舒清、金C}、季栋梁、漠月、张学东、郭文斌、马金莲等一批作家都捧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这一现象引起了郎伟、许峰等学者的极大关注。郎伟的《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⑦，重点关注新世纪前后出现的“宁夏青年作家群”，在充分分析其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创作实绩给予了肯定，认为他们代表着宁夏作家的整体水平，是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而走向全国的。许峰的《新世纪以来宁夏长篇小说创作考察》@，从“本土化的历史叙事与现实主义”、“成长的忧伤与乡村旧事的沉溺”及“继续反思:‘文革’记忆的个人化叙写”等三个方面对马知遥、阿舍、张学东、冶进海、石舒清、郭文斌、陈继明等作家的长篇小说进行了评价，在肯定他们创作成绩的基础上，也直陈小说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陕西历来都是西部文学的重镇，也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由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等合著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中研究陕西文学，将陕西几位重要作家如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高建群、叶广芩、红柯等分别同川端康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劳伦斯、弗洛伊德、巴乌斯托夫斯基等进行了比较，批评视角新颖，内容翔实生动。冯肖华主编《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从地域文化的研究视角出发，在文学史观、思潮现象、作家作品和病象批评四个方面进行宏观阐释的基础上，对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红柯、孙见喜、叶广芩等几位作家进行了微观细致的文本分析。此外，王鹏的《新世纪以来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论》④，从“乡土”、“历史”、“城市”和“生态”等四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勾勒出陕西作家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轨迹、创作特点及创作成就。周燕芬的《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的代际衍变与艺术贡献》①，探讨陕西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的几次时代变革、独特的艺术贡献以及历史的局限、当前的困境和问题，由此引出了对未来小说发展的思考。李建平、黄伟林的《文学桂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将桂军的文学创作放置在一个宏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全面总结文学桂军崛起的原因、他们的创作特点及发展历程，对其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给予深入的阐释和分析。此外，黄伟林的《艰难的突围一一论广西长篇小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⑦，从个案分析入手，对广西作家的创作作了整体扫描，分析了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突围”的途径。范藻的《和谐文化建设的文学诉求一一新世纪四川文学的“版图构成”及其意义》@和唐小林的《论新世纪四川长篇小说创作》④等论文，重点论述了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等作家的创作，认为这些作家集中展示了四川长篇小说自新世纪以来取得的重要收获，将它们阐释为四川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总体而言，这些从西部特定区域创作群体出发开展的相关研究，逐渐摆脱了地域文化与小说这种一元化研究视角的局限，开始将作家和小说放置在一个宏阔和多元化的理论视域中，将宏观整体论述与微观文本分析相结合，从而能够多角度呈现特定区域作家创作的整体面貌，为人们了解西部长篇小说的发展全景拓展了新的途径和视角。此处，个案研究是指专门针对某一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的研究。就西部小说而言，个案研究重点关注的西部作家有贾平凹、阿来、郭文斌、杨显惠、张学东、杨争光、叶广芩、范稳、姜戎、杨志军、雪漠、红柯、董立勃、刘亮程、马步升、张存学、郭雪波、王蒙等。众多研究者从思想内蕴与美学特征等方面对上述作家的创作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论文以新世纪以来创作的西部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本体和文体等方面探究西部长篇小说创作体现出的新特质和呈现出的新趋向。概括而言，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南帆认为:“长篇小说卷秩浩繁，气势恢宏，故事纵横开阖，数以百计的人物组成了一个社会的风俗画。通常，长篇小说最大限度地容纳社会生活的再现以及人物内心的深刻体察，汇聚繁多的文学形式。因此，人们具有充分的理由将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时代文学的标志。”①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逐步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升。但是，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人文精神失落，道德堕落，人性恶化。人们在追逐金钱，满足欲望之时，信仰失落，激情消失。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许多作家礼失而求诸野的传统的思维方式被激发，他们开始在宁静、偏远的边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宿地，新世纪文坛上由此出现了以边地题材为主的写作热潮。在这股创作潮流中，西部的本土作家、流寓作家和客居作家，因他们在西部边地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因此，他们都在小说中耕耘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新世纪以来的西部长篇小说，在历史、乡土、城市、生态等诸多题材领域内，均有优秀作品问世。延续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轨迹，在回顾西部历史，追踪现实生活，聚焦社会问题等方面，表现出诸多新生的优异特质，成为中国文坛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力量，因而应该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之一。从研究成果的形式来看，针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包括学术专著、科研论文及系列论文或学位论文。对于新世纪以来的西部长篇小说，以不同形式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类为:学术专著方面，主要包括李兴阳的《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和赵学勇、孟绍勇的《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然而这两部著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对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小说的研究，对新世纪以来的小说虽有所涉及，但数量较少。学术论文方面，从数量上讲，在各类学术期刊或学术杂志上发表的针对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科研论文超过上千篇，但主要是针对个体作家或单部作品的研究。系列论文或学位论文方面，目前尚未发现专题研究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工作。概括而言，当前关于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研究，主要以单个作家或单部作品为对象，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尚缺，因此有着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在对小说文本系统深入阅读并挖掘其中蕴含的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从历史祛魅、乡土怀旧、诗性建构三个关键词入手，对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旨在从微观层面发现西部作家就创作意图、文本内容、美学特质、语言方式等方面体现出的西部独有的文学精神，从宏观层面把握西部作家的整体创作风貌，并总结归纳出西部长篇小说书写在新世纪以来体现出的文学史意义。这些文学精神和文学史意义的探究与发掘，能够为勾勒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提供一定的参考，也有助于理清西部长篇小说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综上所述，关于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研究，在分析西部长篇小说生成历史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理论、弗，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怀旧理论等理论，对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展开文本细读，探究并概括新世纪以来西部作家成长和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的规律特点。这一对西部长篇小说的全面系统研究，有助于繁荣文学创作的文学本体意义，同时也有着促进西部地区文化环境改善和文化发展的社会意义。论文选取80余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西部长篇小说，通过文本细读并对西部小说既有研究成果整合与梳理的基础上，重点选取“历史”、“乡土”和“生态”三类能够鲜明体现西部特征题材的长篇小说，从历史祛魅、乡土怀旧、诗性建构等关键词入手，探究新世纪以来西部小说在写作资源、主题呈现、艺术技巧、审美追求等诸多方面的新趋向。这些方面共同建构着西部独有的文学图景，在对西部小说的创作作整体观照的过程中，尝试归纳西部长篇小说书写在新世纪以来所体现出的文学史意义，以及由此给予新世纪西部文学的启示。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首先对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厘定，然后对现有研究工作进行总结，接着交待本文选题的缘由和意义。第一章“西部长篇小说: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本章首先勾勒当代西部长篇小说历史演变的整体轨迹，并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及总结每一阶段的特点;在全面回顾西部小说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世纪之交西部长篇小说转型的历史语境展开评论，认为在转型期这一复杂的背景中，西部长篇小说也实现着自身的转型。因此，探究其转型产生的内外成因，分析转型期西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特征及价值取向，是本章的研究重点所在。此外，对转型期社会西部小说精神进行分析，在接续传统文学精神的同时，本时期的西部长篇小说呈现出许多新的精神特质。第二章“西部历史本相的多元与多维透视”，本章主要针对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历史小说展开论述。从“历史祛魅”这一关键词入手，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英雄传奇史、宗教信仰史以及“文革”史和“饥饿”史等不同样态的历史叙述进行深入分析。新世纪以来，西部作家对西部历史多元化、多维度的呈现，有助于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勘探历史的真相。第三章“西部乡土小说的怀旧书写”，本章在回顾西部历史小说创作的基础上，面对西部乡土社会逐渐沦丧的社会现实展开论述。从“即将消逝的‘村庄”、“民俗人生与风物追忆”、“远去的‘最后一个”，等方面论述西部小说中的怀旧表现，以及西部作家的怀旧情结。西部作家在现代性入侵的焦虑中，无论在上述哪一维度上进行的西部乡土怀旧书写，都包含着作家对西部乡村自我身份的认知和确立，这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西部维系自我历史、现在和未来，防止历史中断可能的一种有力保障。第四章“西部长篇小说的诗性建构”，本章尝试以“诗性”去概括新世纪西部小说本体和文体方面的特征。第一节主要针对西部生态小说展开论述，与“历史祛魅”相对，西部作家对自然的书写显示出一种“复魅”的冲动。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动物都有一种神性的特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第二节通过对三类人物形象的分析，认为西部作家在小说中建构起理想人物谱系。景物、动物与人物三位一体，共同体现出西部小说本体方面的“诗性”特征。第三、四节以文本结构和语言作为切入点，总结西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质和审美追求，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文体方面的诗性内蕴。第五章“西部长篇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创作困境”，本章内容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从“众声喧嚣中的理性坚守”、“‘底层叙事’的人文关怀”以及“全球化潮流中的西部意识”三个方面论述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第二节从“叙事资源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困境与突围”和“价值理念的困境与重建的可能”两个方面归纳总结了西部长篇小说创作中面临的困境，并为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可能的解决途径。结语部分对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创作特征及其文化意蕴进行归纳总结，并进一步阐明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文坛中体现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展望西部长篇小说在未来的研究趋势。论文在个案剖析中融入理论分析，采用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式，做到既突出重点，又统揽全局。具体来说，以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三个典型特征为切入点，力图以适当充分的理据和详尽丰富的材料，揭示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整体特征。以理论带动作品，以作品解读深化理论，力求做到理论与作品的互动互补。其次，在广泛阅读大量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基础上，紧扣前面提及的三个关键词，对八十余部作品予以解读分析。在重点分析西部本土作家小说创作的同时，对流寓作家、客居作家创作的西部小说也同样给予关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部长篇小说中所包孕的丰富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因素，也是论文研究和写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有一个著名理论一一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他认为“艺术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①中国的西部，经济长期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但是，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整体格局中，西部长篇小说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这是因为，从整体上看，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演进与艺术创获，一方面积极呼应并参与到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主潮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对西部本土的文学想象中，西部逐渐找到属于自我独特的话语方式，构建起与现实西部、文化西部互相投射的文学世界，在不断构建自身的同时，也为中国当代小说带来迥然于中东部的雄浑苍凉的美学风格，以及海纳百川、淳厚深广的西部精神。因此，梳理建国初期至20世纪末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变迁并归纳总结其文学特征，是我们全面理解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不可逾越的必要环节。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整体发展格局中，西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社会整体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市场化以强劲的势头冲击着西部的城市和乡村，西部社会的文化语境由此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西部长篇小说也实现着自身的转型。探究转型产生的内外成因，剖析转型期西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特征及价值取向，成为世纪之交中国西部长篇小说转型研究极为紧迫而重要的话题。第一节 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变迁(1949至1999 )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丁帆先生认为，西部小说的现代性演进轨迹与东部文学基本同步，并将其划分成四个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到1949年，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9年，第三个时期从1979年到1992年，自1992年之后为第四个时期。将四个时期分别命名为西部现代文学的萌生期、成长期、繁荣期及新的发展期。⑦西部小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上述时间分期或阶段划分是合理的、客观的，也是可以被大众所接受的。本文对当代西部长篇小说历史演进轨迹的探寻，正是以此划分为基础的。在西部现代文学的萌动期，西部小说创作形成了一个新传统。这一传统形成的时间范围大致是指，从20世纪初年的西部“地理大发现”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起步，直到解放军“进藏”和“进疆”时期。新传统的具体内涵是指，作家们以西部大地上不同民族流传下来的大量神话故事、英雄史诗、民间传说、抒情歌谣为生长之根，“以各自认同的现代意识和不同的写作姿态，创作出了一批与西部民族文化相关涉，又与‘五四’以降各种现代社会文化思潮相呼应的小说作品，形成了西部小说新传统。”①这一新传统的形成，对当代不同时段的西部小说创作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西部文学命名的确立，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风云激荡的现代文学之于西部，却是格外的寂静而且寂寥，新文学的足音远未涉及古老的西部。因此，本文关于西部长篇小说发展阶段的划分，以1949年为开端，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一1976年为新生成长期，1977年一1989年为复苏发展期，1990年一1999年为繁荣发展期。以1949年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起点，西部小说开始被纳入到当代小说的整体创作格局中。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新方向”。“文学新方向”的确立，使得西部小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逐渐被整合到思想、思维和叙事一体化的话语方式中。“十七年”小说的叙事话语，着重从“忆旧”和“立新”两个层面展开叙述。“忆旧”主要讲述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和民众奋起抵抗的斗争史，两者多通过宏大、雄浑的战争场景为叙述媒介。在这种创作潮流的推动下，杜鹏程推出的《保卫延安》可谓恰逢其时。这部小说以真实生动的战争画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十七年”小说的范式文本。在“立新”层面，小说叙述的重点在于表现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翻身农民把歌唱的欣喜，以及在建设新中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人翁意识，柳青的《创业史》可以看作是此类叙事路向的重要代表作。由此可见，新生成长期的西部小说，作家们都能够自觉地在自身身份的变换与认同中找到合理的定位，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时代传声筒和人民代言人。但是，在主流政治话语的规约下，在作家对规约主动自愿的契合中，西部小说的新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在柳青、杜鹏程的小说中，西部特有的精神内质和叙事风貌并没有得到完全展现，文本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西部本色的呈现也很快被淹没在时代的主调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柳青和杜鹏程是当代小说视域中第一代“西部作家”的代表，这主要归因于他们对西部后辈作家产生的重要而深远的精神感召。自“文革”结束至1980年代初期，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全面复苏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一时期西部小说创作的总体进展明显滞后。可以说，西部小说的复苏、定位是在“西部文学”的大讨论中逐渐明晰和发展起来的。在1982年至1987年的5年时间里，甘肃、新疆、西藏等地展开了关于“敦煌文艺流派”、“新边塞诗”、“开拓者文学”的热烈讨论，《当代文艺思潮》、《西藏文学》、《新疆文学》、《阳关》等杂志上刊发了大量的相关讨论文章。“西部文学”的命名就在这一时期的大讨论中诞生了。“西部文学”命名的确立，对西部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其现实意义和精神感召不言而喻。“一旦被命名，它就再也无法与世界雷同。从它被命名的那一天始，它在世界上，便成为一个相对于其他一切的一个。”①在这场关于西部文学旷日持久的讨论中，西部作家们以小说的方式，面对西部大地，一方面呼应着全国小说创作的主旋律，在伤痕、反思、知青、改革、寻根等文学潮流中都进行着自己的尝试。另一方面接续西部小说创作的新传统，使西部小说在审美能指和美学意蕴上都呈现出独特的创作风貌，成为西部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时期西部小说进入全面复苏、定位和发展时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体现。这一时期，不同来源、不同地域的作家共同登台亮相，阵容空前。活跃在西部文坛的作家，按照其来源或属地划分，主要有本土作家、流寓作家和客居作家三类，这三类作家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其中本土作家是西部文坛的主力军，地域性特征尤为明显。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形成了陕西文坛的“三足鼎立”之势，甘肃作家王家达、邵振国、柏原和牛正寰等也捧出了自己的力作。这些在各自属地上辛勤耕耘的西部作家犹如群星璀璨，共同照亮着西部文坛。这一时期，西部小说的题材具有数量丰富、类型繁多的特征。西部小说在“乡土”、“流寓”和“先锋”等不同题材上，都有着精彩的表现。西部乡土小说领域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邵振国、王家达等人冷静地谛视西部土地上的人生和人性，书写西部人闭塞、落后的生存环境，以及乡民们愚昧、麻木的精神困境。在对国民性格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同时，对西部人情与人性也进行了深刻的洞察。西部流寓小说，以民族迁徙、屯垦戍边、流放者、游历者为主要书写对象，在王蒙、张承志、张贤亮、赵光鸣等人的笔下，流寓者的人生悲歌与奋进的人生强音交织在一起，体现出在苍凉而沉默的西部大地上理想人格的动人魅力。西部先锋小说，代表性的作家有马原、扎西达娃、邓九刚、杨志军、杨争光等。“小说叙事的真正革命性变迁，是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这里马原和扎西达娃的‘西藏叙事’，具有示范性的转变意义。”①他们采用现代主义的多种表达方式，使西部小说显示出一定的现代主义品格，在整个当代文艺思潮中，“作了一次精彩的文化领舞表演”⑦。西部历史小说的创作，逐渐突破了“十七年”时期对历史的一元化书写模式，转而侧重于借鉴民间文化资源，主要讲述发生在边疆的传奇故事。将跌宕起伏的人生与豪烈强悍的野性人格交织在一起，为当代小说带来了刚健清新的审美感受。但是，总体来说，西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在整个80年代依旧处于起步阶段，作品数量偏少，代表性的作品则更少。这一时期，西部小说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这里所谓的新景观，主要是指作家们在卓有成效的西部叙事探索中，一批能够代表和反映西部作家创作水准的小说作品逐渐问世，它们构建了一个个内涵丰富而独特的文本世界，在当代中国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承志的《金牧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北方大陆”世界让他逐步走向成熟;路遥《平凡的世界》不但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也由此使中篇小说《人生》中开始建构的“城乡交叉地带”的文本世界最终确立;贾平凹的《浮躁》不但获得了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也使他的“商州”文本世界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一系列承载西部小说新景观的文本世界的形成，标志着西部作家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1990年到1992年，西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一个短暂的沉寂期，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有作家自身的主观原因，也有社会变动所引发的客观原因。一部分西部作家选择了逃离，他们或改弦易辙，不再从事创作，或离开西部，前往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新路向的写作。打破这一短暂沉寂并预示着西部长篇小说进入一个繁荣发展时期的事件，是1993年的“陕军东征”。《白鹿原》(陈忠实)、《废都》(贾平凹)、《八里情仇》(京夫)、《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骚土》(老村)和《热爱命运》(程海)六部长篇小说的在北京的集体亮相，带给当代文坛极大的震动，也为振兴中国西部小说的文学精神带来了希望。进入90年代中后期，经济政策发生了改变，中国进入市场化发展时期。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了作家和作品的生存方式。文学刊物、出版社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小说的出版发行受到市场的选择和规约。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让西部作家在精神向度和价值立场上陷入无所适从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迫使西部作家对自我的发展、写作理想以及价值选择进行全方位的思考，由此使西部小说创作获得了更多、更大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在复杂多元的文化语境中，西部小说突破了90年代初期的低谷，在陕军东征之后，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90年代初期，柳青等老一代作家相继离世，路遥英年早逝，张贤亮成为中国作家中较早的“下海”作家之一，弃文从商开始投资西部电影产业。张承志自创作出《心灵史》后，鲜有长篇小说问世。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西部作家异军突起，以其坚实的创作实绩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新生代”这个概念，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含混性。当代文坛的“新生代”作家，最初指的是以韩东、海子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后来才扩展至诗人之外的其他作家。此处所谓的“新生代”西部作家，主要是指出生于1960年一一1970年之间的作家(也包括个别略早于1960年或稍晚于1970年的作家)。他们大约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步入文坛，在90年代进入创作的蓬勃期，逐渐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在历史、乡土、都市、生态等题材领域均有所涉及，往往能够将西部的民族历史、乡土现实、民间传说、乡风民俗熔于一炉，创作出带有独特西部色彩的作品。按上述时间界限来考察，主要代表作家详见下页表①。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作家只是“新生代”西部作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创作成就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在西部广裹的大地上，还有许多未列入名单但依然默默辛勤创作的、属于“新生代”西部作家群体中的成员，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自然也包括他们。在90年代社会的转型热潮中，文学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被边缘化，80年代以来高扬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文学价值观，被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所取代。作家们的身份认同、写作姿态也由此发生了改变。90年代小说创作的主流是写作与市场的联手，而联手的结果就是使写作成为一种符号消费。比之于诗歌和散文，长篇小说文体的特性，诸如雅俗共赏等，使其成为主要的一种符号消费品。这一时期的文坛上，“身体”和“欲望”成为小说叙事的关键词，在出版商与作家的联袂经营下，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等纷纷出炉。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语境和当代文学的主潮中，西部作家在长篇小说的取材、主题及艺术形式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历史、乡土、都市、生态等不同领域内展示出了自己的创作实绩。宁夏：石舒清、漠月、火会亮、李方、金欧、陈继明、郭文斌以历史题材为表现领域的西部长篇小说，对西部“大历史”与“小历史”同时给予观照。在历史的书写中，表现出对文化、人性复杂性的探求，呈现出一种对史诗品格的向往和追求。陈忠实的《白鹿原》，书写关中平原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在自清末的戊戌变法到解放后的土地改革，直至文化大革命等近百年时光中的历史变革。宏阔的时间场域中，将20世纪关中平原风云激荡的历史与儒家文化的命运、人性的冲突巧妙结合，被学者誉为是能够代表20世纪90年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水平，成为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的作品。邹可来的《尘埃落定》，将川西北藏族土司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经济、宗教观念、文化习俗融为一炉，在对人的权利欲、情欲的书写中探寻土司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张承志的《心灵史》，讲述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回教哲合忍耶教派两百年来为了信仰而经历的逆境和厄运，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信仰史在张承志的笔下呈现为波澜起伏、动人心魄的画卷。这是作家“用全部的生命写出来的一部著作，它是张承志创作中的一座高峰，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座极其厚重、奇崛的巨峰。”⑦尽管90年代喧嚣躁动的中国文坛给许多作家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是，接续西部乡土小说创作的传统，开掘前辈作家们未尽的创作视域，西部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依然硕果累累。作家们深怀虔诚之心从事小说创作，将小说之根深深地扎在西部的厚土之中。他们与西部父老同声歌哭，注重开掘西部厚重的本土性文学资源，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观察和书写当代西部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以传统文化积习厚重、讲究家庭伦理秩序的西部村落为主要叙述场景，以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冲击之下西部乡村的凡俗人生为主要叙述对象，对乡民们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投去观照的目光，这一时期的乡土长篇小说因之具有了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贾平凹、高建群、邵振国、张驰、冯答植、井石等都是90年代乡土小说写作的代表性作家。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部都市小说可谓一片空白。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城市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人文景观，“西部都市小说”初露端倪。创作兴起的原因主要有:首先是来自于西部都市文化的气息熏染，其次是在出版市场的调动下，作家们为迎合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和都市情调而走上的一条必然之路。季栋梁、陈继明、叶舟、史生荣、唐达天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家。《让生命飞翔起来》、《挽男人胳膊的美人》、《美女教授》等小说，沉溺于声色欲望中的都市灵魂是作家们关注的重点，西部都市小说由此带有明显的“欲望叙事”特征。然而，如果简单地将90年代以来西部作家以都市题材为写作对象的小说称之为西部都市小说，未免显得多少有些牵强。这是因为，如朱大军、解玉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中国的任何城市，其中几乎不含任何西部特征，因此，从这个意义讲，将史生荣们也称为“西部作家”显得有些勉强。生态小说，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①的小说。西部生态小说的萌芽，与90年代以来西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这一现实际遇直接相关，也与此时期中国文坛形成的生态文学创作的小高潮有关。严格意义上说，虽然这一时期出现的生态小说并不算多，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它在90年代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为新世纪以来大规模的西部生态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从建国初期至20世纪末，西部长篇小说在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新生、成长、复苏、定位与塑形，以及短暂沉寂到再度崛起并繁荣发展的历史演进轨迹。西部山峦耸立、长河奔涌的自然风貌，多民族交融的漫长历史，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融合所形成的斑斓多色的文化形态，城与乡相互辉映的现实人生，都影响了西部长篇小说的擅变轨迹、美学风貌和精神品质。它的发展，在与中国当代小说基本保持同步调、相一致的基础上，又能反映出对西部本土性的发掘与表现，可以说，这是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创作的基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上依然沿着90年代的路向继续向前发展，但西部的城市和农村都受到工业化、市场化的强力冲击。相比之于东部，西部社会的文化语境更为复杂。在这一复杂的语境中实现着转型的西部长篇小说，从外部特征到内在品质，都表现出不同于往日的新变化，生发出许多不容忽视的新质素。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世纪之交西部长篇小说的转型，分析转型发生的内外成因，探究“西部经验”的内涵，总结西部长篇小说的精神特质、叙事样态、美学风貌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变化，由此预测其在未来的发展动向，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以来，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不断侵占，继而取而代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趋向。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社会转型有三个主旋律”，其中“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第一个转型还在进行着”①。在广裹的西部大地上，这种正在进行的现代性转型，第一个典型特征是西部社会出现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并置的奇异景观。而且，这三种文明形态不仅仅是单纯并存于西部的文化地理版图上，而是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彼此交融和渗透，并由此与西部大地上原有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成为西部文学创作的整体文化背景。西部社会现代性转型表现出的第二个典型特征是，随着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萌生于90年代的大众文化在新世纪成为替代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主流文化形态。在一个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文学与市场的结盟与联姻，逐步改变着作家们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式。文学已经改变了以往的出版模式，作家、出版商、文学杂志转而关注读者、关注市场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文学成为一种商品，它的存在和发展均受到市场的制约，人们对娱乐、世俗、轻松的追求成为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倾向。因此，长篇小说与影视、网络结缘，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举例来说，广西作家李冯、东西的长篇小说《孔子》、《耳光响亮》等作品都被搬上了荧幕或荧屏，产生了较大反响;四川作家麦家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风声》、《暗算》等小说，将悬疑、侦破、谍战等诸多元素运用于小说之中，探索出了一条雅俗共赏的创作途径，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大部分西北作家则表现出一种对传统文学形式与精神的坚守。总体而言，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路向出现了不同的分化。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发展，使“中国经验”成为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所谓“中国经验”，主要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实践中积累的新的经验和新的模式，因此中国经验是最具现实性的思想资源。”①事实上，在新世纪以来的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中国经验”还包括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描述。西部多民族长期对峙、逐步融合的西部历史，以及包孕在整体社会转型中西部转型的社会现实，都是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叙事对象。因此，仿照“中国经验”，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西部经验”。西部经验大致可以从几个不同方面进行阐释。其一，追踪西部大地的历史迁徙，解剖西部历史的内在肌理;对西部历史进行“祛魅”书写，廓清历史迷障，呈现西部历史发展的多面向和本质规律。其二，阐释西部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种种现实，尤其是浓墨重彩地书写西部乡村社会转型的现实情况，并在西部社会现代转型的书写中，完成小说自身的转型。其三，“十七年”时期、新时期以来西部小说创作的传统书写模式、表达方式和审美经验，已经失去了作为西部叙述范式的有效性。西部长篇小说不断探求属于自己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追求，使新世纪以来西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表现出与以往西部小说诸多本质的区别。“西部经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在时空两级维度上，西部长篇小说对“西部经验”的表达各有侧重且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主要表现为西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西部作家对西部历史的追踪和想象，将西部少数民族的古代史纳入写作视野，从讲述民族起源的史诗、秘史中获取灵感，尤其侧重于书写西部少数民族的民族史。对20世纪西部历史的书写，是在对传统历史的正体叙述进行“改写”的基础上，从个人、家族、区域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给予的立体呈现。除此之外，西部作家还对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伤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对西部的文革历史、饥饿历史的书写中，显示出了作家探寻历史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责任感。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西部小说的叙事空间得到进一步延伸。乡土题材类长篇小说的创作，叙事空间不再仅仅局限于乡村本身，而是纳入了对西部乡村社会现代转型中“去乡村化”的总体趋势的书写。这种“去乡村化”趋势的书写，集中体现于三点:一是虽然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仍然是西部长篇小说书写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是，这种从唐诗宋词中走出来的，类似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和废名笔下“故乡”的乡村，已经成为作家记忆和想象中的乡村，只能成为作家表达怀旧情感的一种工具和载体。二是作家关注到在西部乡村社会的逐步转型中，乡村的基本文化形态正在蜕变。“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乡村，已经被现代化的公路环绕，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推进，让整齐划一的城市化建筑逐渐取代了泥墙瓦顶的传统村落，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古老生活方式已经改变，“农业”不再是乡村唯一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来源。三是作为中国乡村历史被改写的参与者、感受者和承担主体，“农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的文化人格在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因此，“进城农民”成为西部长篇小说人物形象谱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就是此类书写的典型代表。西部长篇小说在叙事空间上的延伸，除了对乡村新现实的关注之外，还将西部的自然列入了表现的范围，西部的生态问题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在中国，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纵深发展，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人们在追逐利益的同时，疏远了自然，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诗意的栖居变成一种遥不可及的梦幻，因此在生态危机产生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自身的精神危机。双重危机的存在，使西部长篇小说的书写对象变得十分广泛，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西部粗犷原始的、富有野性魅力和神性色彩的自然风景，在西部作家的笔下，不再以以往小说中的背景而存在，开始走向前台，作为小说中的主体形象得以确立。二是西部作家突破了以往“禽兽比德”和“动物报恩”的传统书写模式，灵性动物形象的建构使动物获得了与人等齐的生命地位。三是书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自然对人的拯救。总之，西部作家用合于自然性情韵味的文字，构建出一种理想的诗学镜像，对“诗意栖居”时代内在的精神诉求给予了响应。此类作品的代表主要有红柯的《生命树》和《大河》、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和《银狐》、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等。(二)西部作家逐渐改变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同时，探索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方式生活于西部广裹大地上不同区域的作家，他们感受西部的方式各具特色，加之社会身份、创作理念以及精神结构的差异，使西部作家在叙事方法的选择和美学追求上有着迥然不同的风貌。具体而言，是指在“西部历史”、“乡村现实”和“生态问题”等方面的书写中，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为基础，同时在小说叙事中又增添了新的方法，使西部长篇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历史、乡土题材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就西部历史，转型期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叙写，一方面在对历史的“祛魅”书写中，试图探究历史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另一方面是在对西部乡土现实的“去蔽”书写，真实呈现转型期西部乡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揭示其种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展示西部乡土社会的原貌。不论是对历史场景还是现实事件的还原，西部作家们都改变了80年代以来从整体上关注国家、民族的宏大现实主义叙事模式，侧重从琐碎细致、生动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入手呈现历史和现实。转型期中国西部乡村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的浪漫主义抒写，是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中又一具有代表性的创作现象。西部乡土小说的浪漫书写，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各具风采，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首先是以回望的姿态，对恬静、优美的农村风光与生活的赞美，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一系列具有儒家传统文化人格的男性形象和天真可爱的儿童形象，深情赞美了乡村社会中美好的人生、人情和人性。其次，接续20世纪中国小说民俗书写的传统，对西部大地上形态各异、多姿多彩的民俗风物进行礼赞。这些或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关，或者与民间宗教信仰相连，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乡风民俗，承载着作家对乡土人生的追忆与向往。三是描绘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边地自然景观，在雪域高原、澜沧江畔、蒙古草原和黄土高原中，作家们寄情自然、回归乡野，西部边地成为作家寄托理想之所在。这些特征的形成，与西部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发生相关，同时也是西部作家审视西部历史与现实的结果。采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对西部历史与西部现实的深度描摹，是西部长篇小说中最后一种较为显著的创作现象。这里所谓的“现代主义”，是为叙述之需用以区别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种权宜之称，这里主要是指西部作家如张存学、张学东、雪漠、红柯等创作于世纪之交的部分风格特异的西部小说。张存学、张学东叙述文革历史的《轻柔之手》、《妙音鸟》，红柯表现一个男性成长故事的《喀拉布风暴》，雪漠讲述凉州传奇的《野狐岭》等小说，虽然从思想内涵到美学追求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小说中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织，阳世和阴间的循环往复，生者与亡灵的对话交流，使文本呈现出诸种美学因子交错杂揉的怪诞特质。这些西部小说，充分表现了西部边疆世界中充满传奇或苦难的人生世相，折射出不同寻常的生命图景。这些小说从精神特质到外在形式，既无法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概括，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这种怪诞叙事风格的形成，除了受到域外文学思潮的影响之外，与转型期西部社会出现的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恶化等社会问题紧密相关。以上述三种创作方法为基础，西部长篇小说在叙述方式上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小说文本形式的建构和语言的表达上。具体而言，在小说的文本结构上，西部作家借助深厚的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民间文化资源，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史诗、歌谣融入一体，使西部小说叙事与诗意并重，小说因此生发出一种摇曳多姿的诗性之美。除此之外，西部作家将方言、古语、口语、书面语结合，使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相契合，客观描述与主观抒情相契合。西部沧桑的历史，深厚的乡土积淀，都在作家行云流水的叙述中呈现出来，小说语言的多音共鸣，让西部作家建构的小说世界异彩纷呈。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对不同创作方法的选取，并非壁垒分明，界限明晰，而是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例如，在历史题材的叙述中，往往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合。从个人、区域、民族角度出发的历史叙事，现实主义特征非常明显，而文革历史的追述则呈现出寓言化、隐喻化的现代主义叙事特征。总之，转型期西部社会产生的种种变革，是世纪之交西部长篇小说产生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同时又是这一特定时期西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对象。然而，西部社会转型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让西部作家原有的叙事模式、创作经验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求，西部作家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实现西部社会转型背景下西部小说的成功转型，成为西部作家巫待深思并付诸实践的核心问题。对于西部小说的研究者而言，尽管针对数量庞大、头绪万千文本的分析必不可少，但更为重要的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俯瞰时代、社会变迁背景下西部长篇小说创作所表现出的整体特征，从而廓清西部社会与文学发展双重趋势。在西部文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着关于“西部精神”的探讨。“西部精神”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关于“西部精神”的探讨一直在持续，而且其重点和关注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然而，关于西部精神形成根源的探讨，基本上取得了如下共识。首先，西部独特的地域文化场是孕育西部精神的厚土。“场”的概念源自物理学中的电磁学理论一一电子的相互作用，可产生磁场或电场，电场或磁场又反过来受到电力或磁力的影响。西部文化是西部文学之源，孕育了西部文学。作为西部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部文学，既是西部文化的文本映象，也是西部文化传承张扬的载体。因此，研究西部文学精神，就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化场中去探讨。基于独特的西部地域文化，西部人养成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精神品质和个性特征，这是形成西部精神的土壤。其次，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对西部精神的形成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小说中，西部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日益丰富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部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既有其稳定、常态的一面，如西部文学中的苦难意识、宗教意识、英雄意识等，也有其活跃、动态的一面，如80年代的忧患意识、90年代的自主意识，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本土意识等。总体来说，西部精神的形成，是一种稳定常态和活跃动态的质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在不同作家、不同文学体裁中，表现出某种独属于“西部”的精神特征。概括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转型期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西部精神在西部长篇小说中既体现出对其原有传统精神特质的秉持，又生发出一些新的质素和因子。西部精神之于西部长篇小说，正如同人的脊梁骨之于人的血肉。西部长篇小说在新世纪文坛上的卓然独立，也正是因为其内蕴的西部精神。西部具有辽阔的地域空间，地广人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是很多人的共识。同时，西部的地理环境非常复杂，这里不仅涵盖了中国自然地貌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青藏高原、西北高原，而且还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可谓是山之父，河之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西部常见的景观。然而，西部巍峨险峻的高山，奔涌流淌的大河，也给西部人与外界交流和沟通带来了不便。西部严寒、干旱、黄沙漫天的气候，贫痔的土壤，酷烈的生存环境，使西部人形成了与生俱来的同命运相对抗的坚韧意志。西部民性中坚韧特质的形成，与其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西部作家对这种民性的书写，使其演绎成西部小说中一种独特的文学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西部作家的小说中，这种坚韧精神就有过初步的展现。张承志《北方的河》、《金牧场》，张贤亮的《绿化树》，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闪烁着西部特有神采的“硬汉子”形象，这些形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面对苦难、接受苦难并超越苦难。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英国美学家斯马特所言的“悲剧精神”，悲剧的主要意义在于人对苦难的反抗。在命运陷阱中的悲剧人物努力抗拒苦难，即使失败，他的心中也总是有抵抗的声音。①虽然进入新世纪后，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涌进了西部的部分城镇，但是，在西部纵深地区，贫痔、封闭的生存环境，滞重、落后的生活方式仍然是西部人生活的主调，前现代文明的足迹依然深深扎根在这里。西部作家将执着痴情的目光投向沉默的西部大地，书写西部大地上的生生死死、悲欢离合。然而，其中激荡不息、令人心驰神往的依然是西部小说中世代相因的坚韧精神。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书写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沙湾村老顺一家人一整年的生活。在对他们驯兔鹰、抓野兔、打狐狸、劳作、偷情、吵架、交公粮、躲避计划生育等日常生活真实生动的原生态描叙中，深入思考了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生存境遇。老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老天给个啥，我就能受个啥。他能给，我就能受”，这样的人生信念，支撑着他们世世代代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不公平的命运做斗争。雪漠对养育他成长的凉州大地和大地上的父老乡亲投去深情的注视，为他们苦难的生活和不屈的抗争奏响一曲慷慨悲歌。作为中国四大沙尘暴发源地之一的甘肃民勤，位于沙漠边缘，因为“人进沙退”而闻名于世。唐达天的《沙尘暴》是一部讲述几代民勤人抗沙治沙历史的长篇小说。红沙窝村老一代农民，在村支书老奎的带领下，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造林治沙。他们身上，充分展现了了西部农民的毅力、勇气和信心。改革开放后，以天旺、石头、富生、开顺、锁阳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他们中有些人，走出乡村，归来后试图采用新科技的方式治理沙尘。有的创办农副产品加工厂，拉动乡村经济，从根本上改变红沙窝村的面貌。正是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民勤沙尘暴得到了有效治理。《沙尘暴》最引人入胜之处，恰恰也是体现出了西部农民在治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坚忍不拔、豁达乐观的西部精神。广西作家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中，苦难与爱情如影随形。阿香与李貌每一次的爱情尝试，都伴随着无妄之灾。然而，尽管命运多并，阿香还是不放弃对爱情的向往与追逐。虽然因为这段爱情，她最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可是，我们在阿香对真爱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她对苦难命运的一种抗争的姿态。西部虽然面积广阔，但土壤贫痔，农业产出有限，自古以来，形成了农耕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格局，这使西部人形成了浓厚的安土重迁的心理。在西部人的眼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是他们的命根子。在新时期的西部文学中，许多作家都对西部大地进行了神形兼备的描绘，形成了西部小说中浓郁的故土情结。这种故土情结，影响着西部作家的创作心理、思维方式和美学追求，成为西部文学精神的一种典型代表。西部作家笔下的高山大河、旷野荒原、飞禽走兽，因精神的烛照而充溢着灵性，具有了独特而自足的美学价值。可以说，贾平凹的“商州世界”、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陈忠实的关中平原、董立勃的“下野地”、高建群的渭河平原和柏原的黄土源等一系列文本世界的形成，都是故土情结发挥作用的结果。自新世纪以来，西部的农村已经并持续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面对商品经济冲击之下农村凋敝的社会现实，存在于西部作家心底深处的故土情结又一次被触动。西部的乡村成为作家们寻求诗性的心灵栖居之地，他们纷纷以笔为旗，在西部乡村历史与现实的深沉叩问中，为即将远逝的乡村文明奏响一曲意味深长的挽歌。贾平凹的《秦腔》、高建群的《大平原》、阿来的《空山》和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一个众声喧哗的以消费为主的时代，西部作家们始终宿命般的凝眸于脚下的这片大地，将自己的文学之根深扎在这片土地上。虽然对故土的挚爱，有时会让西部小说显得沉重，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也正是西部小说创作的意义之所在。西部辽阔的地域空间，壮美的自然万象，容易使人产生对强大自然力量的敬畏，对血性和英雄的崇拜。这种敬畏与崇拜之情的产生，除了受到自然地理的影响外，人文环境可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西部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和杂居区，由此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兼具游牧文化的多样化文化格局。马背上的民族向来以晓勇善战而独步于天下。因此，西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成吉思汗的西征就曾经将西部作为主要的战略阵地。不同民族之间的长期战争，冲突与融合，都沉淀在西部人的性格和心理之中，使他们形成了对“血性”、“英雄”的赞美和向往。西部小说对血性精神和英雄情怀的彰显，最典型的代表是20世纪90年代张承志的《心灵史》。在该小说中，张承志追寻母族的历史，书写西北回族四大门宦之一的哲合忍耶门宦，在200年时间里前后7代人创立教派、传教、卫教、殉教的曲折而悲壮的教派发展史。在这段堪称悲壮的历史探寻中，哲合忍耶清洁、高贵的血性精神贯穿始终，让小说散发出熠熠神采。在新世纪文坛“新都市写作”、“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网络写作”等名目繁多的类型化书写的创作潮流中，西部长篇小说高扬起理想写作的旗帜。这种充满血性精神和英雄情怀的创作，使西部小说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温度和亮度，照亮了苍白、阴郁、沉闷的新世纪文坛。马丽华、红柯、阿来等人的小说，讲述了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故事，其人物文化性格中的刚健血性成为他们共同的表现对象。马丽华的《如意高地》，书写清末将领陈渠珍带领部队从藏北无人区向西宁逃亡的经历，一路上遭遇重重苦难，九死一生，最后，一百多人仅有几十人突出重围。小说在塑造一个血性男性英雄将领的同时，另外一位女性人物也逐渐浮现出小说文本，她就是陈渠珍由川进藏之前新娶的妻子一一藏族姑娘西原。在西原身上，血性精神体现为一种奉献，一种将爱情视为信仰的精神。在漫长、艰险的进藏过程中，每逢陈渠珍遭遇危险和难关，西原都会挺身而出，及时为他排忧解难。然而，当他走出战乱频繁的藏地高原时，西原不幸身患绝症离他而去。马丽华塑造了这样一个默默奉献、纯朴善良的藏族女性，她将爱情作为人生信仰。当现代人把爱情附丽于对宝马香车、豪宅别墅、金钱财富的追逐时，至纯至真至情的西原，宛如欲望和功利热浪中的一阵微风，让现实人生增添了许多温暖和诗意。红柯的《西去的骑手》用两条并行的叙事线索，分别书写了铁骨铮铮的少年英雄“杂司令”马仲英的传奇人生，以及袅雄盛世才从日本到南京直到新疆的发迹史。在《西去的骑手》中，红柯突破以往战争叙事惯常采用的二元对立模式，他无意辨析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属性。相反，在他的笔下，马仲英和盛世才都是英雄。如果说，马仲英是从西北神马谷中跃出的一匹神马，那么盛世才则是一匹成熟、智慧又狡诈的草原狼，他们的身上，都具备着作家欣赏的豪迈气概和血性精神。红柯坦言，之所以写作《西去的骑手》，是因为:“我当时想写西北很血性的东西，明清以后，西北人向往汉唐雄风，而回民做得很好。他们人少，但有一种壮烈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后几乎完全退化了。我想把那种血性的东西又恢复起来。”①由此可见，正是对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在当代缺失的一种痛切体验，才使得红柯在小说中想要重建一种血性精神和英雄意识。这种重构，与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想把湘西的蛮性血液灌注在老态龙钟的老中国身上，从而激发其活力与生机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红柯的历史叙述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西部，不仅是地域上的高地，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上的高地。禄丰古猿、元谋猿人、蓝田猿人都曾在这片大地上留下过足迹。大地湾遗址、半坡遗址、三星堆遗址都充分印证着西部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人类原始生活遗留下的历史印痕，也再一次说明了西部文化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东西文化的不断碰触、交流乃至融合，使西部形成了六大文化圈层(具体见下页表)。⑦在这六部文化圈层之间，分别由四条文化线路，即西线(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之路相互连接。此外，在宋、元、明清之际，由于地处偏远，西部尤其是青海、新疆、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都曾是统治者眼中的蛮夷之地，这里的人也被看作是蛮悍之民。西部往往成为朝廷贬滴官员及其家属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建设西部的号召和宣传之下，许多军人、知识青年都纷纷来到西部，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部原有的文化结构，由此形成了具有西部特色的“移民文化”。由此可见，自古至今，西部以辽阔的地域容纳着不同的文化，使其当之无愧成为多种文化的结合部。作为一种多元继承、多元融合、多元发展的区域文化，它的开放特性对西部小说有着持久的影响，西部小说因之表现出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与博大襟怀。新疆伊斯兰文化圈层：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中国中原汉文化、其他文化青藏吐蕃文化圈层：中国中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雪域高原的、苯教文化、其他文化蒙宁西夏蒙古文化圈层：中原游牧文化和喇嘛教结合、其他文化巴蜀儒道释文化圈层：山地农耕文化、不同方向的汉族文化滇黔桂的多神崇拜文化圈层：山地狩猎文化、外来屯堡文化 老作家王蒙在新世纪创作的《这边风景》，是一部书写他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新疆生活的长篇巨著。小说以新疆伊犁一个农村生产队为中心，全方位描写了伊犁地区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影响的动人文化景观。小说中一共有80多个人物，分别来自汉、哈萨克、回、锡伯、俄罗斯、乌兹别克、塔塔尔和维吾尔等不同民族。在爱情的牵引下，各民族互相通婚，让多元文化逐步渗透到了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维吾尔族的牛皮大王穆萨，他入赘一个回族家庭，他的妻子马玉琴温柔、贤惠。四队队长乌普尔爱上了塔塔尔姑娘莱依拉，于是，他有了一个爱唱歌爱清洁的漂亮妻子。俄罗斯小伙廖妮卡，与拥有百灵鸟一样动人歌喉的狄丽娜儿的婚姻，不但跨越了民族，还跨越了宗教。在他们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中，以及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的动人场景中，我们看到不同民族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小说的开篇，作家写到了4月30号发生的小麦盗窃大案，将主人公伊力哈穆置身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中。但是，我们在王蒙对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叙述中，看到更多的是他对边疆的自然风景、季节的四时更替，以及民风民俗的倾情书写。在小说中，他对不同民族的家庭摆设、待客礼仪、饮食习惯娓娓道来，构成了整部小说新鲜活泼的底色。跟随着作者的笔端，我们又重回到远去的年代。在作家对一方好山好水的赞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即使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边疆的不同民族文化也在逐步的交流中互相融合。不同民族的人们，一步步编织着心灵的纽带，最终抵达彼此的内心世界。而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心灵的交流，与新疆本身已有的博大襟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在《这边风景》中看到的是新疆各族人民在琐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一种融合和交流，那么，在范稳的“藏地三部曲”和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人们的宗教信仰的融合。《水乳大地》和《西藏的战争》中，呈现出一段荡气回肠的宗教衍变交融的历史。当西方的神父们想让他们的宗教占据澜沧江畔和雪域高原人们的心灵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抵抗。而当他们放下执念时，却看到了不同宗教之间水乳交融的盛景。《悲悯大地》中，朗萨家族与都吉家族由开始的矛盾对立，继而引发两个家族的战争，随着都吉、朗萨的相继被杀，两个家族最终结下了血海深仇。都吉的长子阿拉西为了躲避仇杀，开始踏上了成佛的道路。在他磕长头从澜沧江到拉萨的艰难成佛过程中，牺牲自我，成全他人，悲悯、宽容的信仰逐渐占据了阿拉西的整个心房，两个家族的血海深仇被逐步化解、消融。而《大地雅歌》中，爱情之所以如此炫目动人，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有信仰的支撑。不管是曾经因为现实或爱情的原因归入基督教的藏族贵族少女，还是流浪歌者、江湖大盗，他们最终都被这种宗教所感染。他们为爱而守候，为爱而牺牲，在澜沧江畔、卡瓦格博雪山之下，基督教与佛教一同在砒砺碰撞中走向了多元共存。范稳、杨志军等笔下宗教信仰融合发展演变的历史，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西部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襟怀。高建群全集第一辑：《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在北方”：《六六镇》《古道天机》《大顺店》《我在北方收割思想》高建群全集第三辑“上帝视角”：《胡马北风》《伊犁马》《西地平线》《相忘于江湖》《罗布泊档案》《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纪念珍藏版 订购通道在文末！《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纪念版前言《围绕最后一个匈奴的三十件大事记》一文在这里：——《最后一个匈奴》：中国文学红色经典，陕北高原百年史诗。为纪念《最后一个匈奴》出版三十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预计十月份推出：《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典藏版，敬请书友们关注购买收藏。（1992年9月中国作家社出版一版一印）。不管地陷天塌，人类总得生活。而阅读，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一个匈奴》三十周年纪念版隆重推出。这是出版社寄来的第一本样书。（高建群 2022.11.2 西安）1992年9月中国作家出版社第一版第一印《最后一个匈奴》，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期间作家出版社2006年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香港版；台湾汉湘文化公司1994年台湾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010年版，2016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珍藏手稿本），2021年全集版；台湾某文化公司2022年三十周年纪念版等等。《高建群全集》第一辑，陕师大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
《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在北方”，陕师大出版总社2022年1月出版。《大顺店》《六六镇》《古道天机》《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高建群全集》第三辑“上帝视角”，陕师大出版总社2023年1月出版。《胡马北风》《伊犁马》《西地平线》《相忘于江湖》《罗布泊档案》《七十耳顺》高建群书画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发行。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书籍和茶叶，还可以欣赏书画！3.也可联系高老师助理（批量采购）：13991995891（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