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我们的越野车在西部大地广袤的原野上奔驰着。车轮滚滚，女记者李向红，沙哑着嗓子，讲述着她经历过的一个故事：
我小时候就是个野丫头，这是让生活逼出来的。我是在西宁市区里长大的。父亲是老干部老作家，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西宁。文革中他又被关进牛棚中。少了父亲的呵护，我和弟弟这些被叫做“狗崽子”的孩子老是受人欺侮。后来我生气了，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弟弟，我开始和人打架。打到后来，出了名，在我们那个小学，在我们附近那些街区，只要一听“李向红来了”，那些寻衅的孩子吓得撒腿就跑。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到青海日报社。当时，父亲经青海省委与陕西省委协商，已经调回陕西。他要我留在青海，最少呆十年，说他对这里有感情。我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去报到了。一到报社，我对主任说：哪里最艰苦，让我到哪里去驻站。我这话里也有和父亲赌气的意思。这样，在一个大雪天的日子里，我从街上拦了一辆大货车，坐在驾驶室里，往驻站的地方玉树州囊欠县去。汽车跑了一天，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一个岔路上，司机说，从这条岔路上一直往下走，是囊欠县，他只能捎我到这地方了。我下了车，司机开着车走了，暴风雪怒吼的荒原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站在路口等了很久，好容易等了一辆车，司机见我扬手，理也不理，就走了。后来又等到了几辆车，可是任凭你招手，司机就是不停。后来我突然想起，听人说，女同志拦车，好拦，尤其是单身的女人。于是，我把自己头上的皮帽卸了，拿在手里，露出里面的红毛衣。这一招果然奏效。下一辆车，一见我，就停车了。司机是一个好大哥，他说，你这个姑娘是个傻大胆儿，怎么一个人敢在这地方，不怕叫狼吃了。在藏民的毡房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我赶到囊欠县记者站。快过年了，县上正要放假，看见我来了，大家都吃了一惊。
我要说的那个故事发生在我当记者几年以后。
春节快要到了，兰州铁路局李局长带队去慰问青藏铁路沿线职工。电话打到青报社，点名要我去。我那时已经驻站两年结束了。回到报社，跑交通口，认识李局长。
李局长带着我们，沿着茫茫的青藏线走着。这一段区域里一共六个养路段，养路段下面，再分六个大工区，大工区下面，再分成道班。这一天，我们来到可可西里养路段，处在大沙漠中。到了可可西里，局长要给大家讲话。大工区的人，道班的那些养路工们，都沿着铁路，来到可可机务段。
会议室里，局长讲完话以后，问养路工：“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有的话，讲给我听！”满会议室的养路工，嘈嘈了一阵，最后说：“局长，我们只有一个困难，就是想要老婆！――我们没老婆。”局长沉吟了片刻，回答说：“这个问题一定要给你们解决，我保证。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老婆也一定会有的。只是，这得慢慢来！”局长说这话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养路工，悄悄地凑过来，给局长耳边说了几句话。
这时，局长把我叫出去，说有话给我说。到了外面走廊里，局长脸色严肃，他说：“李记者，咱们是朋友吧！”我说：“局长你今天怎么了？”局长说：“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求你给我帮一个忙。就算求你，好姑娘！”当时我有些纳闷，我说：“局长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局长这才对我说，刚才那位年轻的养路工，想拥抱你一下，轻轻地拥抱。那养路工在最艰难的一个道班工作，每天，看着火车从自己的身前轰轰烈烈开过去，他只能隔着窗子，向里面望。
我被感动了，我一口答应了下来。我相信，每一个女人，哪怕再矫揉造作的女人，此情此景，也会答应的。我抹了一把眼睛，然后对局长说，我去收拾收拾，就来。
然后，我回一趟自己的房间，坐在镜子前，细心地化了妆，我把自己带来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试。我最好的衣服是一身牛仔，那是名牌，父亲出国访问给我买的，我决定穿上它。然后，头上再扎一条鲜艳的红纱巾。这是大冷天，零下三十多度。为了显出我的腰身，我把黄大衣和棉袄都脱了。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重新回到了会议室。
我大大方方地走到主席台上，转过身，然后张开双臂说：“刚刚给我提出那小小要求的是哪一位，请站起来！”
我的话说过以后，会场上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最后，那位年轻的、一身油渍的养路工，怯生生地站起来，满脸通红。
“你是男的，你应当主动呀！”我也有些胆怯，于是这样说。
那年轻养路工见我这样说，于是勇敢地跨上了主席台，然后紧紧地拥抱我。我则回应他，也紧紧地拥抱他。胸膛贴得很紧，我甚至能听见年轻的养路工那狂热的心跳。
我们拥抱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也许很短，只短短的十几秒，也许很久，长到地老天荒。当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我才惊醒。透过年轻养路工的肩头，我向台下看去，看到许多养路工一边抹眼泪，一边鼓掌。而眼泪流得最多的，意是平日老成持重的李局长。
李局长大声说：“李记者，我授你我们兰州局的名誉职工称号。给你发个证儿，以后你走这一段铁路的时候，不用买票！”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和年轻养路工分开，又是什么时候离开会议室的。当我离开会议室后，听到身后又是一阵骚动和欢呼，扭头来看，原来是那些养路工，又去拥抱那位年轻的养路工。
当她讲完这个故事时，这辆越野车里泣不成声，这些老成持重的男人们，这一刻都像孩子一样动了感情。
而最动感情的还是我。这个养路段故事就像我的边防站故事的翻版一样。不同的是前者是由男主角讲的，后者是由女主角讲的。
“你再见过那个养路工吗？”我问。问完后觉得自己问话有点愚蠢。
“没有！”李向红说，“我后来还乘车走过几次青藏线，路经可可西里，望着窗外那像电杆一样一闪而过的养路工，我不知道曾经拥抱过的是哪一位！”
李向红还对我说，其实最叫她震撼的，还不仅仅是那次可可西里拥抱，而是在她隨着李局长，巳经离开会场，就要跨出大门那一刻，她听到背后传来山呼海嘨般的声音。——把你的幸福也传递給我们吧，让我们闻闻你身上的味道！女记者身上的的洋胰子味道！——这是那些铁路工们，拥抱那位年轻工人时发出的呐喊声。
李向红的可可西里拥抱，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发生了。而我的白房子故事，则更遥远，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发生了。那是我们年代的故事，我们年代的传说，我们年代的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