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作品 / 散文
高建群：重返白房子
2023-12-17 · 散文
重返白房子 第一章至第十六章
文/高建群
离别二十三年之后，我这个前中国边防军士兵就要重返白房子了。遥远的天空下，有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我曾经在那里度过我那苦难而苍白的青春。它是我的一个梦、一个幻觉。它成为我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你将像耶稣一样永远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时空漫游。不过你背上背的不是十字架，而是白房子——你的一段沉重的过去。你像蜗牛一样背负着白房子，缓慢地在生命的里程中蠕动，一直到它的终结。你的病症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医生的力量已经用尽。医生可以疏导它向好的方向转化，可以采取强力压制它，让它沉默或者以另外的方式表现，但不能根除它。”“我有一件皮大衣。我复员时出了五十块钱将它带回了内地。它现在就在我的箱子地下躺着。大衣有三个纽扣掉了，一个掉在伊犁草原上，一个掉在塔城草原上，一个掉在阿勒泰草原上。现在，每年夏天，我都要把大衣从箱子地下取出，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防止生虫。在阳光下，当我挥动柳条，轻轻拍击大衣的时候，绒毛里不时会有苍耳蹦出来。这苍耳年年都有。将苍耳放在掌心，我常常感慨地想：它本该是属于草原的，我耽搁了它多少次开花与结果呀！有一天我重返草原，我将带上它，让它重归母体！”我还说：“我的大门牙在一次骑马中摔磕掉了。它如今大约已经成为一块砂砾，静静地躺在草原的某一处。当游人以手加额，盛赞那一处辽阔美景时，它也成为被盛赞的一部分！”啊哈！我要去了。白发双鬓，牙齿脱落的我将要完成一次远行。我不能再等待了。我得去。那也许会是我的最后的远行。我将见到那一切——隔壁、草原，成群的伊犁马，天空飞翔的鹞鹰，天宇下那孤零零的白房子。这一次见到的不是在梦中，而是实地踏勘。有一首通俗歌儿唱到：我的心在跳，全世界都能听到。前几天我听到这两句话时，还一边听一边嘲笑这一代人的夸张作态。现在我不敢笑了，因为面对这一次远行，这句话也许正是我此刻的心情。28年前的那个多雪的冬天，我们也是从西安开拔，乘坐火车进疆的。具体的时间是1972年12月16日。那列火车是一列铁闷子车。在此之前，这车大约是拉过马的。铁闷子车厢里有着干草、马粪和刺鼻的臊味。我们简单地把马粪清理了一下，重新铺上一层干草，再把床单一铺，就一个挨一个，在自己的铺边坐下。火车哐哐当当地出发了，沿兰新线一直向西。车开得很慢，见到所有的车，它都得让路。车厢像一只铁质的大棺材。只有几个开得很小很高的窗户，如果马扬起脖子来，大约可以够到它。我们得站在被子上，眼睛才能勉强地看到窗外。没有厕所，小便的时候，是从大铁门的夹缝里向外尿。大铁门用根铁棍子插着，露出一条缝。车哐当哐当地响着，一会儿缝儿合死了，一会儿又张开。接兵的警告说，尿尿的时候，不能把那东西塞到缝儿里去，防止夹掉。小便的事儿好解决，大便就无法解决了。只好强忍着，等车停下再解。好在车常常停。遇一列迎面过来的火车，车便停到岔道上去。车停下以后，值星排长从火车头方向跳下来，戴着红箍，吹着哨子，顺着路基一路跑过去。他号召大家有屎没屎，都下来拉一次，因为下一次停车，又不知会在啥时候。“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值星排长喊着。于是我们看到，车上原来还有许多女兵。以这列火车为界分，男兵在火车左边解手，女兵在火车的右边解手。有时候，有的男兵或女兵会闹错方向，于是在哄笑声中，羞红了脸，从火车底下钻过去，回到自己一边。印象中，河西走廊十分漫长，火车像牛一样喘着气走了一个下午，还在一座山的山坡上转着。印象中，祁连山积雪的山头，一轮落日停驻在嘉峪关古老楼头上的情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列火车路经甘肃定西的一个路口时，路口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在飕飕的寒风中，这些人呐喊着，或扬起手臂，或挥动帽子，向我们欢呼。开始我以为这是当地政府组织的欢送我们的人群，后来想这不可能吧，我们没有这么伟大，他们也不可能把时间算得那么准，冒着严寒在这里等候。这样，我又以为他们大约是送了自己这个地方的新兵，又见我们的车来了，于是顺便欢送一下我们。火车徐徐地走动着，每一个路口上都聚着这样的人群。这些人群都大声呐喊着，向我们招手。刚刚走出校门的我在那一刻情绪激动极了。用一句书面语言来说吧，就是有一种“崇高感”。尤其是当我们的车厢里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心情更是激动。这时侯接兵的过来拍了我的肩膀，叫我安静。他说如果口袋里有多余的钱和粮票，或者挎包里有饼干麻花之类，可以扔下去，如果没有，就悄悄地呆着，不要站在那里瞎激动，浪费感情了。原来这是庞大的饥民队伍。原来这些人嘴里呐喊着的是请你给他一点吃的。我永远记得这一幕。按时间推算，我看到这一幕的时间应当是1972年12月17日的下午到黄昏。那一次坐的是拉牲口的铁闷子车，这一次坐的是设有空调的客车。那一次用了五天四夜的时间，这一次按照列车表推算，只用不到两天两夜的时间。而据说今年10月1日火车提速后，还要更快些。那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孱弱青年，他脸色茫然地望着世界，他混迹于一群不着标志的草绿色人群中，他的体重是102市斤。这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大胖子，体重165市斤，是一个牙齿脱落，两鬓斑白的老者。那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有无限前途的人，是一个有无数充裕时间可供挥霍的人。这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油即将干灯即将熄的人，是一个时时躲进回忆中的人。从西安出发，经宝鸡、天水、定西、兰州、武威、张按、玉门、嘉始关、敦煌、哈密、吐鲁番，即达乌鲁木齐。铁路线串起这些地名，简直像用根木棍儿串起一串儿糖葫芦。列车还要继续开，它的终点站是奎屯。而据说铁路线到奎屯以后，还要经博乐抵达阿拉山口。这就是那条著名的欧亚大陆桥，它的终点是荷兰的鹿特丹。但是我们是在乌鲁木齐下车的。兵团农十师的老杜三天之后来这里接我们。沿途所见的山，形态各异。我们的行走，简直是一次对山的检阅。兰州以东的山，属黄土高原。山体支离破碎，平庸、单调、一色的蜡黄。今年是中国中西部百年一遇的大旱，这里也沾了个大旱的边儿。川道里的麦子只有一尺多高，恐怕连籽种也收不回来了吧！川道两边的大山不见一丝的绿色。兰州以西的山，是石头山。山势变得险峻起来，裸露的岩石，是赭红色的，像被火烧过了一样。至乌鞘岭，山更高更险，山顶像一束束乌黑的花朵，凶险、挣狞。过了张掖以后，川道变得宽阔起来，山势也变得平缓起来。山坡上能见到绿色的草。漫平的山坡上，有斑斑点点的马群牛群在吃草。人们说那里正是匈奴古歌里唱到的“失我祁连山，令我女儿无颜色”的地方。现在这里是山丹军马场。敦煌往西，山变得又矮小了。山只剩下了一个骨架。亿万年的日晒雨淋风吹，将山石一层一层地剥离，这是山变得低矮的原因。过了火焰山，进入东天山以后，两边的山峰又变得高大、雄伟、庄严。高大的山脉分列左右，一直陪伴我们到乌鲁木齐。晚上八点半，车到乌鲁木齐，新疆经济报的朱又可和一心书店的李志民来接站。用饭以后，我们歇息在西北饭店。一心书店就在西北饭店的地下室里。我答应我从阿勒泰回来以后，在这里讲一次课，题目叫《热爱新疆》。第一个电话，是给北屯的老杜打的，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电话，是给新疆军区创作组的周涛打的，告诉他我明天上午去看他。第三个电话，是给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张吉林打的，告诉他我明天下午去看他。张吉林是陕西安康人，1963年的兵。原来在新疆军区警卫团。1969年铁列克提事件后，警卫团充实到中苏边界各边防站去，他去了北湾。我在北湾边防站当兵那五年中，他正是我的指导员。我离开后，他调到阿勒泰军分区维护连当指导员。后来转业，到八钢家属单位。先在八钢经警中队当教导员，后来在八一铁厂当党委书记，再后来，担任八钢的组织部长。几个月前，年龄到线，离休。长期以来，我一直和指导员保持着通信联系。可以说，这是我和白房子的最后一点联系了。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几个居家西安的前白房子士兵聚会。聚会的地点是一家烤羊肉摊。我们中的一个战友是下岗职工，眼下夫妇俩开了个烤肉摊。虽然同时居住在一个坡市里，但是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只是经过许多年的寻找，才一个串一个，在今年的春节聚在了一起。烤肉摊前轻烟缭绕。我们张开肺叶，张开全身的毛孔，贪婪地呼吸着烤肉焦糊的味道，呼吸着孜然味和膻味。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我们永远的话题是那遥远的白房子。在吃烤肉、喝啤酒的过程中，一位年纪最大的战友突然端起酒杯说：“当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几个现在肯定是在一座烈士陵园里的！”这话说得大家好一阵子不说话。最后，我们抓起电话，给远在乌鲁木齐的指导员打电活。我感到白房子越来越近。感到自己正向一团巨大的沼泽地走去，向我的青春的年代走去。我听到了远方的呼啸声。我有一种惊悸的心情。我有一种一步一惊的感觉。我的心里直打战，手直哆嗦，眼睛也有些潮湿。我曾经无数次地走近它，但那只是在二十三年的每一次的梦境中。而这一次，是真真正正地向它走近。我得硬着头皮向它走去，别无办法。我对自己说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你应当有成年人的感情，应当懂得约束自己。早在西安，当行程决定下来之后，我就明白该给指导员打个电话了，而且最好是能够约他同行。那一整天，我都在家里烦躁不安，寻找各种借口，来推迟打电话的时间。后来到晚上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拔通了“0991”那边的电话。电话那边没有人接。指导员一家可能是周末外出了。这叫我像死刑犯遇到特赦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依然是晚上。电话里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说她爸爸到楼下散步去了。听这样说，于是我松了一口气。我留下了房间的电话，请指导员回来后给我打。半个小时以后，电话打来了。电话里传来一个新疆男人所特有的那雄性的、磁性的声音。我对着电话说，一个白房子的老兵，来向他报到。八钢距乌市太远，指导员的家我又从来没有去过，所以指导员请当年边防站的副连长、如今在乌市工作的张良兴来接我。车上还有张连长漂亮的女儿。这女孩子曾经是乌市的200米跑冠军，现在在新疆大学上学。张良兴告诉了我许多故人的消息。他说一排长找了个兵团的姑娘，如今在北屯，二排长找了个地方上的姑娘，如今在阿勒泰。他还说，连长的儿子现在也是军人了，在吉木乃边防检查站。最叫我惊讶的还是连长的儿子的消息。我的一篇叫《马镫革》的中篇里经出现过这个当时一岁的男孩。这篇小说记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支骑兵作战部队，位于盐池的骑二团撤销时的情景。骑二团是我的那个部队的前身之一。记忆中，或者说在我的小说中，连长从内地叫来妹妹为他带小孩。那结娘是个农村姑娘，穿一件粉红色的确良上衣。姑娘嫌一个人寂寞，于是老领着孩子往户外跑。中亚细亚中午的毒太阳将孩子晒得鸟黑发亮。为此，连长夫人常常站在门口，一手插腰，训斥这姑娘。记忆中，或者在我的小说中，我称连长夫人为“大洋马”，称连长的妹妹为“小洋马"。这个当年剃成一个光脑袋，晒得乌黑发亮的一岁男孩如今也已经长大成人了。生活变化得多快呀！他从一幢白色楼房的四楼向我们招手，这样我们走进了他家。三室一厅，住得还算宽敞，屋子里十分整洁。他和老伴已经在几个月前退休。我见到了嫂夫人，见到了他们的两个女儿。我不知道是哪个女儿，当年看了我的那个白房子小说后，向指导员提问的。我没有问。我打量着指导员，他也打量着我。偶然的时候，他的左腮帮的肌肉会猛烈地抽搐几下。这叫神经官能症，当年他站在队列前训话的时候，一谈到加强戒备，左腮帮的肌肉就会抽搐。最初的时候双方都有些隔膜，有些害羞，都在小心翼翼地打量看对方，试探着对方。我原来设想一见面的时候，也许会有热烈的拥抱，然后有拼命压抑住的一声男人的痛哭。但是没有，一切都很平静，平静的甚至有些异样。大家都在努力地从现在这个角色走入白房子角色，这需要时间。我是1977年4月10日离开白房子的。算起来，我和指导员已经二十三年没有见面了。记得临离开白房子的那一夜，我去上了最后的一班夜哨。下哨后，见连部里还亮着灯光，原来是指导员和我的几个就要复员的老乡在一起拉话。如豆的煤油灯火苗照着指导员的脸，左半边脸上的肌肉在猛烈地抖动。他一改往日的出语谨慎，凄然地说“你们走了，好！离开这地方了！我还不能离开，打了几次报告上面都没有批。”离开连部后，那一夜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一夜无眠。看到那些傻乎乎的新兵们，就要顶替我们的岗位，看到指导员那张蜡黄色的时时抽搐的脸，我们的心里又一阵阵难受。第二天早晨临离开时，白房子笼罩在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声中，我们哭得爬不上卡车，于是，新兵们在后边托着屁股，将我们推进车里。当卡车扬起灰尘，在戈壁滩上走了很远以后，我还看见指导员领着又一茬的新兵，站在沙包子上向我们挥帽告别。我在好几篇文章中说，指导员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直接领导。二十三年的时间形成的那种陌生感，是在酒桌上，在“伊力王”的帮助下打破的。我说，嫂夫人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八钢的一枝花，瞧现在已经徐娘半老了，那身段，那长相儿，还是经看。八钢的办公室主任接过了我的话头。这顿饭是他请的。主任说，指导员当年来八钢支左，带来的是一个排，带走的是两个排，如果再迟走几天，就变成一个连了。主任还年轻，他说的这话，是看了我在《中国转业军官》杂志上写的文章。我在那里一期一章，写过一组白房子人物，有指导员、连长、副指导员、副连长、储医生等等。主任说的那件事，就是我文章中说的。那事不是我的创造，而是白房子时期这些大兵们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这话题一茬一茬的兵都要说。在那孤寂的边防站生活中，这个话题曾带给我们多少快乐呀！指导员听了这话，脸色一红，赶快否认。他说他当年带一个排来，是严格执行政策的，只是后来到了边防站，找不下对象，才重新跑回八钢来找。我追问道，那你是在支左时认识嫂夫人的，还是离开后经人介绍认识的。听了这话，我鼓掌一笑说，那这就对了，就等于承认这是事实了。话匣子就是这样打开的。我们就是这样走向那遥远的年代的。随后我们敞开心扉，拉了许多的话。当然主要拉的是白房子。一件一件的事情从我们的眼前掠过。每一件往事都是以“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开始，然后再用这句话结束，并且在结束时伴以长长的一声叹息。这就是界河在流入额尔齐斯河时，河口地面形成的那一块绿茵草地问题。是的，我说的正是那块类似珍宝岛一样的小小孤岛。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习惯上称它为绿茵草地。看来指导员知道这事。而且像我一样牢牢地记住了这事。那时我已经是老兵了。夏天的一个星期一，我替换马倌放马。当我在半夜时分将马放出，随着马游牧到比利斯河附近时，天色已亮。这时我折身回来，去照看边防站的牛。牛不需要人放，也不太需要人管。它们早上出去，晚上乘着暮色回来。马倌唯一要做的工作，一是每天晚上到牛棚里清点一下，二是防止牛群越界。我在哈萨克牧工的毡房里多喝了几杯奶茶，乘马出来时，茫茫草原上不见一头牛的踪影。我找了一阵，找不到，于是打马到瞭望台底下去问。瞭望台上的哨兵说，牛群已经全部进一号口去了，进去已经有几个小时了。一号口就是河口，即大河与界河的交汇处。那一块地面，被参天的大树，茂密的灌木，和一片一片的芦苇丛所覆盖。那是一个凶险的地方，除了晚上有时候潜伏，平时我们谁也不到那里去。我策马前行，钻进树林子，顺着野猪踩出的道路，约摸着方向，走向河口。好一阵子之后，一条蓝汪汪的大河出现在我的马蹄下。这河仿佛冥界之水，那么静，那么神秘。这就是那条著名的额尔齐斯河。另有一条浅浅的细流，成九十度的直角注入额尔齐斯河。我想这就是界河了。接着我发现，这浅浅的水流不是一条，而是两条。在界河注入额尔齐斯河之前，水流分成了两股，两股水流中间圈起足球场大的一块绿茵草地,或者用指导员的话说，叫“孤岛"。双方的国境线以界河为界。按照国际法，以界河为界的国界，如果能够舟航，国境线就以河流的主航道为界，如果不能够舟航，它则以河流中心线为界。但是河口这分岔的两个小河，都是一模一样的宽，因此我不能决定哪一条是界河。也就是说，我不能判定这块足球场大小的绿菌草地，到底是我们的还是苏联的。这块绿菌草地是某一年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期形成的。大水漫灌到岸上很远的地方，大水过后，便形成了这块尴尬地面。河水很浅，马蹄在水中溅起水花。我一阵大颠(骑兵术语。马的中速运动姿势。膝关节弯曲，四蹄交替落地，如行云流水)就过去了。然后，我在绿茵草地上转了一个半圆，拦住那最前头的牛。可是牛不听使唤。我赶得满头大汗，牛们还是兜着圈子不忍离去，后来，有一头母牛冲着额尔齐斯河下游，苏方的纵深，“哞哞”地叫着，扬起头来向我示意。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还有另外的一些牛，跨过另一个二分之一界河，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了。那天我骑了一匹好马，这使我胆壮。而那些牛们将要面临的命运，又使我心疼。前一段时间草原上出现了一批来历不明的高头大马，苏方否认这些马是他们的。于是，中方用班用机枪，将这些马集体枪杀在一个沙窝子里，站得住的原因是担心这些马有口蹄疫。再早些还有一件事，中方发现了两只不明来历的羊，从原路送回，结果，苏方就在界河边上，用汽油将它们活烧死了。此一刻这块地面上静悄悄的。如同鬼域。只有蓝汪汪的一河春水伴着我。中亚细亚的毒阳在天空炙烤着。让我的脑门有些发昏。我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曾经提到过边境线上这样的中午。虽然那个中午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了。我在小说中说：此一刻。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在接着自己的老婆或别人的老婆睡觉。慈禧太后正在西逃的途中。天高皇帝远。有谁会注意到边界上此一刻发生的事情呢！我的马挖起了蹦子(骑兵术语。马的高速运动姿势。前蹄悬空，猛往前纵，像蚂蚱一样，一点一点地飞跃)，顺额尔齐斯河直下。记得我说过我骑的是一匹好马。边是河水，一边是茂密的森林。灌木丛里有着许多的明堡暗堡。明堡暗堡里有着许多的窗口，这些窗口随时有理由射出子弹，因为这是在苏联领土上。头顶上则是一座黄土山。黄土山上并排排列着八个雷达，这些雷达据说可以监测到中国内地兰州军用机场的飞机起落。雷达发出“咔咔咔咔”的声音，令人心悸。我飞奔过去，拦住跑在最前面的那头牛，并且用马靴照它的大肚子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这是一头大驮牛。牛是一种聪明的动物。这头大驮牛早就知道自己闯祸了，正在等待着这一脚，现在这一脚踢下来，牛立即折回头了。后来我突然看见我的左手，树林子遮掩处，有五个打马草的人。他们挥动着大刈镰，一下一下地打着。他们把外衣脱掉了，挂在树上，那外衣是苏军的军装。他们现在穿着的，是一种斜开领的T恤衫，这种衣服，我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肖洛霍夫的小说中都见过。那天我穿着衬衣，光着头。瞅见我骑着马走来，他们最初以为我是苏方的阿拉克别克边防站为他们送午饭的，于是停止割草，拄着镰刀，向我喊叫。他们一个就地卧倒，卧倒之后，见我只是一人，又没有武器，于是又爬起来，到树下去取他们的枪。我再也顾忌不了这些该死的牛了。我一叩马刺，马飞奔起来。而那些该死的牛，也像受了惊吓，争先恐后地跑开了。我的马是一匹好马。它载着我越过二分之一界河，越过绿茵草地，越过另一个二分之一界河，越过一号口的密林，一直冲进白房子边防站的黑色碱土围墙，才停下。气喘吁吁的我走进连部，指导员正在值班。看见我惊魂未定的样子，他左半边脸的肌肉嘟嘟地抖动起来。我叙述了我越境的经过。在叙述中不停地看着门口，生怕那五个打马草的苏联兵再闯进来。在叙述完以后，也许是鬼迷心窍了，我说，要不要将那块绿茵草地的事情汇报给上面去，给我们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增加一点。我说，按照边防政策，边界上地形地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要向上级报告，何况现在，是界河在这里分岔，形成一块绿茵草地。他显然在紧张地思考着。能听见他急促的呼吸声，能看见他的半边脸在猛烈地抖动。后来是他打破了沉默。他装着漫不经心地问：“真的有这么一块——‘孤岛’一样的地方吗？珍宝岛战役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么，有必要将它向上级汇报吗？”他有些鄙夷地问我。指导员沉吟了半晌，显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做出决定的他，半边脸不再抖动，而是显得异样的平静。而他对我，也显得突然地亲昵起来。他说，这事他知道了，报不报是他的事，这你就不用问了。以后这孤岛的事，也就不要再去说它了。指导员后来大约并没有向上汇报，因为白房子依然相安无事。白房子边防站没有向上汇报，而对方的阿拉克别克边防站，大约也并没有向上汇报。包括这块孤岛，包括我的越境，便成为一桩永久的秘密。我常常想对方边防站的管事的，也一定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直到我离开白房子的那一刻，摸摸自己的头还在脖子上长着。我才明白了指导员那个决定的重要的意义。他令这白房子的几十名可怜的士兵免去了一场杀戳之灾。如果汇报上去的话，那么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之后，中苏边界冲突也许会出现第三个地名：白房子！我在后边将要讲铁列克提事件。铁列克提事件就是由于决策部门懵懂无知形成的。当边防站将电话打到新疆军区，询问能不能到那块争议地区巡逻时，接电话的是一个参谋。他问：“那块领土是我们的吗？”边防站回答说：“是我们的。在中国版图之中，况且，我们的牧民祖祖辈辈都在那里放牧。”参谋一听勃然大怒，说道：“那还请示什么！既然是我们的领土，那么，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去那里巡逻！”这样，铁列克提三十一名官兵踏上死亡的征途。在告别指导员的时候，我说我到白房子以后，一定要到河口去看看那个孤岛。18日下午我去了兵团。《兵团日报》和《绿洲》的朋友们约我吃饭。他们告诉我19日出发。老杜已经给我把日程排满，到北屯待两天，到哈纳斯湖待两天，到185团待两天，到186团待两天。我同意他们的安排。但是我说，一定要我到边防站待两天，看看碉堡，看看战壕，看看瞭望台，看看一号口、二号口、三号口，看看我当年扛过的那个六九四O火箭筒，现在是谁在扛着，看看我当年骑的那个额上有一点白的马，现在是谁在骑着。饭局上，看着兵团人那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我想，我也许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克服障碍，将今天的兵团人和二十几年前的兵团人联系起来。正如我费了许多的努力，才将今天的指导员和二十几年前的指导员联系起来一样。我记得他们穿着各式各样颜色的军装，破烂不堪。这军装有土黄色的，像电影上的国民党溃兵穿的道具服装。有绿色的将校呢，那服饰的肩头还有挂肩章的两条带儿，记得185团五连的连长，一个山东老兵就穿这样的服装，不过这服装已经十分的陈旧，满是尘土，太阳又晒得它发灰发白，那连长穿在身上，一副怪模怪样的样子。还有人字呢的军装，人字呢如果洗得发白，会很好看的，但是，服饰的主人根本没有心情洗它，于是这人字呢又黑又脏，像挂在人身上的一堆活动的抹布。在那个险恶的年代里，兵团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漫长的边界上堆起一座肉体的长城。我永远忘不了1974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机越入我境那一次，我看到的兵团人的情景。胡子拉碴的男人扛着老式的步枪，骑着从马车上卸下来的老马(光背马)，纷纷地走向边界。女人们将家里的一点破烂，用床单打成一个包袱，然后坐在包袱上，手里拖着孩子，准备撤退两厢。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炎热的中午，中亚细亚的太阳猛烈地炙烤着，我杠着铁锨，到兵团的条田里去为边防站的菜地要水。一个面孔黝黑的女人站在春小麦地里，扛着圆锹，穿着长筒雨靴。她那件褪了色的花格子衬衣才叫我看出她是一个女人。我告诉她我是边防站种菜班的班长，想给菜地里要一点水。她听了，默默地用铁锹戳了一阵，于是，水汩汩地流向了菜地。她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陕西兵。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她的家在遥远的天津，她是1965年来支边的，邢燕子那一拨。“你们知道邢燕子吗？”她问。我现在记起来了，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曾经写过有一次边防站放电影，兵团用马车拉来一些人来看。我将一位大嫂让进班里，让她坐在铺边喝水，大嫂的孩子，则在床上乱滚。突然，孩子望着白色床单上那一团一团的东西，问妈妈这是什么。孩子说：“这一个像中国地图，那一个像世界地图。"妈妈脸红了，她训斥了孩子一顿，恰好这时电影开演了，这个尴尬的话题才算结束，女人领着孩子看电影去了。我这里说的是185团的兵团人。我那时候只能看到他们。这史料是，我居住过的那遥远的白房子，竟是兵团人在1962年修的。哦，我的白房子！哦，我的兵团人！我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对兵团人有着如此深沉的一种情愫。我们是一根线上拴着的两个蚂蚱，我们是难兄难弟，我们共同支撑了那一块白房子天空。而这白房子竟是兵团人建起来的！兵团农十师从各连中抽调了出身好，身体强壮，打过仗的农工，组成三个连队，给每人发了一支枪，五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一条干粮袋，然后说，要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得半个月时间，结果，将三个连队拉到了这里，占领和驻守在这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185团在给自己盖房子的同时，给这块争议地区盖起两座边防站，它就是克孜乌营科边防站和白房子边防站。这是1962年伊塔事件以后的事。1963年5月，两个边防站开始驻军。在兵团，接待我的兵团文联的曹主席感慨万端地说，这些事情总有一天要有人将它写出的。我说，这一天已经到了，而写出的人就是我。随着我的向白房子的走近，我还将要写许多的事情。而185团进驻白房子争议地区的事情，我也许还将要详写。明天就要出发了。我写了以上的文字。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凌晨四点了，我得将这些文字写完。因为我的思绪像流水一样，一旦流过去了，也许就再也拾不回来了。经过一天的暴晒以后，这块绿洲此刻正在深沉地呼吸。霜风吹来，夹杂着烤羊肉串的香味。林荫树则在隐隐绰绰的光线下仅存一个剪影，这剪影静谧而美丽。这座中亚城市的夏天几乎没有夜晚，天黑得很晚，天明得很早。明天就要去北屯了，听说现在到北屯，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够了。第一天歇在石河子。第二天歇在奎屯。第三天歇在克拉玛依。第四天歇在布尔津。第五天到达哈巴河县城。穿着毡筒的我们，笨头笨脑，一摇三晃地走在乌鲁木齐结冰的大街上，像一群哈熊（学名为棕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等将之称为哈熊)、走几步以后，袜子就溜到了脚心。那一火车皮的兵们，女兵们留在了乌市，现在只剩下一些男兵了。男兵们被用几十辆大卡车装了，冒着漫天风雪开往中苏中蒙边界。一辆大卡车上坐着三十六个人。三十六个人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的是自己的背包。大家成两排面对面坐着，穿着毡筒的腿像锲子一样互相交错在一起。开始时车上装不下。接兵的站在雪地上喊：使劲挤，怎么能装不下呢？况且，靠在一起暖和。在训斥中，终于最后一个兵也爬上了卡车。雪原上有着蝴蝶一般上下翻飞的雪片。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景物。偶尔，风雪中，有一个哈萨克牧人，骑着马，穿着黑色的灯芯绒上衣，腰扎皮带，头顶三耳皮帽，像一座黑塔一样在风雪中静静地站着。当第一口秽物从胸膛里奔涌而出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把它吐往哪里。情急之中，我把皮手套从手上褪下来，将秽物吐在手套里。腿被死死地钳住，根本无法挪动，而我又不能将秽物吐到对面人的脸上去，因此，我选择了手套。我真能吐。开始吐出的是没有消化的饭食，饭食吐完后，接着吐出的是黄水。这水又酸又苦，好像是苦胆破了一样。我一边吐一边痛苦地呻吟着，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在奎屯兵站的时候，我艰难地爬上凳子，将这两个冰坨放在火墙的顶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时，冰坨消了。我捡起手套，将秽物倒掉。秽物臭气熏天。车在行走着。坐在车上我们懵懂不知。不知道车轮要载着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问接兵的，接兵的说，到了地方你们就知道了，现在，你们应当做的，是得先有个迎接危险迎接艰苦的心理准备。在布尔津兵站，那个有着美丽白桦林的地方，我在白色墙上看到了一张地图。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布尔津，用指头点着这个小小地名，我吓了一跳，大声地喊起来。因为这里离边界线，只有牙长一点距离了。但是接兵的说，还得走，前面有个地名叫哈巴河，新兵将在那里集训三个月，然后还得往前走，直到边防站。就在我大声惊呼的时候，有一个一块坐车来的新兵没有喊，而是悄悄离开兵站，越过布尔津河冰封的河面，穿过白桦林，然后顶着漫天风雪，顺着我们来时的道路往回跑。那时候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硝烟还没有散尽，边界一线还笼罩在一片恐怖中。这个新兵虽然是农村出身，但是也知道这一点。吃晚饭点名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新兵。这时有人报告说，看见一个新兵顺原路跑回去了。于是，接兵的开上大车去撵，在距布尔津十公里的地方，追上了这个新兵。也就是说，这老几已经跑了十公里路程了。这新兵后来在阿勒泰军分区做饭，他后来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四处讲演，讲演的故事就是他这次愚套的逃跑。一进入北屯，我便开始变得迷迷糊糊了。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块奇异的地域，接触着一群热烈的、奔放的、有些自负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们。应当诚实地讲，在北屯，我才真正地了解了兵团人。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了解到他们在过去年代所承受的艰苦和做出的牺牲，透彻地感受到了他们那种孤傲的藐视天下的骑士性格。以前我只是从远处看，得其一鳞半爪而已。他有着许多的故事。他有一个充满自由气氛的家庭，夫人十分贤惠，疯丫头除了我们前面见到的君，还有个小的，叫杜瑞，聪明透顶。他每天要喝一斤酒，少喝一口便熬不过这一天。他是河南罗山县人，1965年兵团招人，自愿报名来的。老杜说兵团人是“伟大的公民”。他说这话是一个叫何康的农业部长，1984年到185团视察时说的。面对铺天盖地的蚊子，这位部长一边拍打着，一边无限感慨地说，不要说干什么事，光能在这里待上二十年，他就真了不起，他就是称共和国伟大的公民。老杜的第三句评价更有意思。他先说兵团人是最无私的奉献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说到这里，他拖着河南腔，调侃地说学什么孔繁森呀，每一个兵团人都是一个孔繁森。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老杜挂在嘴边的这三句话，其实每一个兵团人都在说着。农十师的聂副师长说过，185团的那个小陈姑娘也给我说过。也许只有我，这个在那个时期和兵团人并肩爬在凄凉的国境线上的昨日白房子的士兵，才能理解这三句话所包含的那种崇高感和崇高感背后那一腔的酸楚。在过去，正是靠这种崇高感支撑他们熬过岁月的。而在今天，支撑起兵团人那高贵头颅的，依然是这种崇高感。兵团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批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群现代的唐·吉诃德。新疆的兵团人有240万。哈，240万还生活在理想主义之梦中的现代的唐·吉诃德。也许所有说这三句话的人都明白，在说这些话时，有一种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的味道。但是面对自己的老境渐来，面对目前外面的物质社会，面对自己的贫困，这是可供躲藏、可供保护自己高贵心灵不受打击的最后的堡垒。年轻人大约已经不这样自我欺骗和自我陶醉了。在酒桌上，当老杜在激情四射地大发宏论的时候，旁边坐着的《北屯日报》的一个姓杨的女编辑，却始终一声不吭，她超然地坐着，以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上一代人。席间她曾经要说话，但是话说到半截，又停止了。我鼓励她说下去，她冲我摇了摇头。这女孩子有修养，她不愿意打破酒桌上这梦一般美丽的气息。在顶山182团，那个小伙子声嘶力竭的声音也叫我惊心。我们的车要走了，青年跑到车上和每个人握手，迟迟不愿下来。最后，车走了，望着尘土扬起的车，他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我们的世界很无奈！“我们老了，让孩子们有个好的未来吧！要让孩子们感觉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受苦受难之外，他还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在北屯的街道上，我两手分别拖着老杜的两个丫头，边走边对老杜说。1958年秋天，兵团副政委张仲翰将军开着一辆破旧的嘎斯车，来到这里。登到平顶山上，摊开地图比划了一阵，张将军站起来，手指眼前这一片空旷的原野说，这里是阿勒泰六县一市通往乌鲁木齐的交通咽喉，农十师的师部就设在这里吧！北屯的建立，农十师的驻防，宣告新疆全境的剿匪工作结束，宣告新疆这块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进入全面建设。剿匪的最后的枪声正是在这块荒原平息的，许多农十师的老兵都参加过剿匪。匪首乌斯满正是这阿勒泰人。不独北屯，大约新疆的许多城市，许多的地名，都是这样在张仲翰将军一辆嘎斯车的驱使下产生的。张将军驱车来到了这里。他指着眼前这个矮山说，将它叫“顶山”吧，于是戈壁滩上这个突出的小山从此有了名字，并于不久后出现在中国地图上。在我的匆匆的行旅中，我感到这干渴中的182团活像一条被甩在戈壁滩上的鱼一样。将军决策完，走了，留下来这一团人得活命呀，于是他们从远处引来乌伦古河的水。将戈壁滩和沙丘开辟成条田，挣扎着使自己活下去，并且在这土坯房中做爱，生出这荒原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到现在有了第四代。不管是在北屯，还是在顶山，人类在这里廖集，人类在这里居住，完全与这里是否适宜人类居住这个先决条件无关，它纯粹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当在乌鲁木齐的兵团司令部，得如我当年驻守过五年的白房子，我今天越过二十三年的时间和4000公里的空间就要去重新造访的白房子，竟是兵团185团的人修的，我在那一刻多么感动呀！作为一名白房子的老兵，我更为关注185团进驻和屯垦那块惹是生非的争议地区的事情。在北屯的日子里，我走访了许多人，我得到的情况如下。1962年伊塔事件后，中苏两国交恶，苏联策动我大批边民外逃。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逃往苏联境内的边民达六七万人之众。当时有两个边境县，全县跑得只剩下几百人。其时，兵团迅速在边境一线设立团场，阻挡边民外逃。事件平息后，仍就地驻扎，屯垦戍边。较之别的边境团场，185团的境况则更为险恶一些，因为这里是争议地区。从阿尔泰山大沙山方向同时流下来两条小河，一条叫阿拉克别克河，一边叫喀拉苏自然沟。在中国的地图上，阿拉克别克河是界河，在苏联的地图上，喀拉苏自然沟是界河。于是中间形成一块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这块争议地区没有名称，在我的小说中，它叫白房子争议地区。念就是这块地面上不能升国旗、奏国歌。概念就是这块地面苏联认为是他们的领土，他们随时都有理由将这地面上的不论什么人消灭掉。确实正如我在乌鲁木齐所知道的那样，农十师的三个连队，是在懵懂不知的情况下，被派往这一块地区的。农十师从各团抽调了一批骨干，每人一支枪，五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一条干粮袋，然后汽车拉了，星夜赶到哈巴河。在发干粮袋的时候，首长告诉他们，是去执行一个紧急任务，最多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回来和妻子儿女团聚。他们到哈巴河县城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几乎都跑光了，据说连县公安局长都随边民们跑出去了，空当当的县政府，只剩下了一个县长。县长吓得晚上不敢睡觉，要他们留下一个连，守住县政府，重机枪晚上就架在大门口。在白房子争议地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阻止边民外逃。这些亦兵亦民的大男人们手拉手，在边境线上站成一个散兵线，不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头牛、一匹马、一只羊跑过去。即使棒子打在身上，也绝不退让。第二件事情就是挖地窝子、盖土坯房，做长期居住的打算了。因为这时候上级来了指示，要在这里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百八十五团，换一句话说，他们这一拨人就叫185团。兵团人在来到这一块争议地区以后，在为自己挖地窝子、盖土坯房子的同时，奉命修建了两个边防站。这就是克孜乌营科边防站和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这样，连同原来就有的大沙山下的阿赫吐拜克边防站，这块地面上共有边防军的三个边防站驻防。我的那个边防站就是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因为站址设在额尔齐斯河北岸，故此得名。后来删繁就简，称北湾边防站。哈萨克人则称北湾边防站为阿克边防站，意即白房子边防站。在左宗巢的年代里，这里管有过一个边防站，就叫阿克边防站。这边防站后来废弃。可是，游牧的哈萨克人依然用旧名称这样称它。边防站建好以后，便交给了部队。妻子和儿女们循着男子汉的足迹找来了，于是这地面上有了女人，有了小孩的哭声。随后又有支边青年来，例如我看到的中亚细亚阳光下那面色黝黑的浇水女人，又有盲流人口来，充填这一块地面。185团的人数达到4200人。185团人将自己的农工，编成六个连队，自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顺着边界线一字儿摆开。他们从此成为这块地面的用血肉之躯筑成的长城。或如我们的老杜所言成为国境上永不移动的界碑。人们告诉我说，1979年，由于中越战争，这里曾一度十分紧张。上级动员家属们后撤。185团的女人们，抱着自己男人的腿说“我们不撒，要死让我们死在一块吧1我们不能丢下男人，自己走！”祖国是什么？责任是什么？现在先让我们把这些空洞的概念撇到一边吧仅仅为了我们的女人的这几句普通的话，我们也有理由在这里坚守。兵团的男人们抹了一把泪，躬身扶起自己的女人，然后，跨上光背马，向边界走去。男人那骑在马上的佝偻的背影，如此悲壮，令人想起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诃德。“不要打破这些老一代的兵团人的那种崇高感和英雄梦吧，那太残忍了。就让他们在这种梦境中走到生命的终结，最后微笑地死去，化作戈壁滩上一座简陋的坟塞。幸福是一种自我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死去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啊！”据说，每一个兵团团场都有一个13连。这“13连”其实是戈壁滩上一片密密麻麻的墓地。在13连，在那凄凉的原野上，戾集着一群来自东西南北、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他们永远地坚守在这块中亚细亚荒原上了。他们的游走的灵魂在早晨化作朝雾，在黄昏则化作晚霞。他们成为这一处地面一道永远的风景。每日每日，太阳和月亮轮番照耀着他们，向他们送去敬意和叩问。上面引号里的那一段话，是我在酒桌上半醉时，随手记下的。我把这话先写在餐巾纸上，尔后又来到北屯电视台，用浓烈的陕西话将那字念一遍，尔后，再回到自己下榻的房间，将这字抄到本子上。抄完后，其时已是凌晨两点，四周一片漆黑，北屯城在安静祥和中渐渐睡去。远处的阿尔泰山发出宝石般的光芒，近旁的额尔齐斯河，则喧嚣有声。北屯这一块地面，古为游牧地。原名多尔布尔津，蒙语意为毡子一样的平地。桀骜不驯的额尔齐斯河，在其北；一座奇异的平顶山，置其南。在兵团人在北屯屯垦戍边之前，这一块空旷地面上没有一户人家定居。偶尔，游牧的哈萨克会在前往高山牧场转场期间，在河边搭起帐篷，但是，一旦额尔齐斯河河谷的蚊虫一起，牧人们便连夜拔起帐篷上路。公元1199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在这里集结六十万铁骑，西征花刺子模，并继而拉开他的建立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的序幕。传说这个张仲翰将军摊开屯垦地图的平顶山，就是成吉思汗当年阅兵的地方。成吉思汗的六十万大军，沿着额尔齐斯河河谷、阿尔奏山脚下，扎下遮天蔽日的营帐。他们在这里做了长时间的休整，为西征准备。而今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哈纳斯湖，当年就是成吉思汗隐蔽在友谊峰下的一个军马场。当时此处通往西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翻越高大险峻终年积雪的友谊峰。成吉思汗兵分两支，一支在友谊峰集结，作佯攻的姿态，另一支则去打通伊犁河谷通道。伊犁河谷那时还没有道路，河谷为原始森林所覆盖。道路打通以后，两支队伍一支从伊犁河谷，一支从友谊峰，成钳形直扑西域，直扑欧非大陆，铁骑到处所向披靡，横扫千军如卷席。嗣后我返程中在乌鲁木齐，曾经在一心书店见过八位台湾人，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追寻成吉思汗西征足迹远征队，由一个蒙古人带领，徒步跋涉，他们已经在蒙古地面走了六个月，计划这次到阿尔泰山去，尔后从那里到哈萨克斯坦。他们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个壮举。北屯市有三万多城镇人口，有一条老街道，一条新街道。白色的楼房一幢挨着一幢，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我们走时，城里最高的一幢楼房，十一层的农行大楼正在封顶。北屯人说，这座城市的房屋建设，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地窝子，第二阶段是土坯房，第三阶段是一砖到顶的红瓦房，第四阶段是现在的楼房。推而广之，可以说，兵团人建在荒原上的所有的无中生有的城市，大约也都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漫步在平坦而宽阔的北屯大街上，想到这里四十二年前竟是一片戈壁和沼泽，这事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座城市的出现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正午，中亚细亚的阳光热烈地照耀着这座童话城。四围金黄色的葵花地将小城簇拥在怀中。额尔齐斯河、克朗河、乌伦古河将小城缠绕。小城的上方，天多么的高多么的远。高高的天空像海一样深蓝，几朵浮云安详地停驻在天边。道旁的林荫树是白杨。一棵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箭一般指向天空。白杨叶子墨绿，墨绿的叶子上酒满班班点点的阳光。这种阳光下的白杨只有在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笔下才能见到。许多年后，不论世事怎么变迁，朝代怎么转换，当人们在追溯这座城市的来历的时候，追溯这一支人类之群因何原因在这里摩集的时候，他们会记得这块不知镰锄为何物的亘古荒原上，翻动第一锨泥土的人，打出第一块土坯的人。抛弃所有的政治因素，仅此一点，就足以令这些光荣的创业者们流芳百世，足以令每一个路经此处的旅人，脱帽以礼。在老杜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兵团的《农十师志)，这更坚定了我以上的看法。我曾经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的县志、州志、府志，它们那悠久的历史曾引起我无限的遐想。从北屯市往北，跨过额尔齐斯河，直走60公里，就是阿物察市。阿勒泰与北屯的关系，很有趣，仿佛楼兰城与米兰市的关系一样。两千多年前汉文帝派刺客傅介子，刺杀投靠匈奴的楼兰王，扶楼兰王的弟弟者即位。省说，请汉室派一支部队，长驻伊通城（今米兰），以为佑护，于是乎汉室派出一支三十六人的部队，屯垦伊通。这应该说是新疆境内最早的屯垦之举了。这是被阿尔泰山搁在臂腕上的一座美丽城池。一条清洌碧绿、一年四季叮当作响的克朗河，从城里穿肠而过，一座矮矮的叫“将军山”的小山，背倚其后。我可怜的足迹从来没有抵达这里。我在白房子的五年中，我像一个拴在拴马桩上的马一样，一寸不离地守在那里。我没有因什么公干到过军分区，也没有因为生病住一次十六医院。但是，阿勒泰这座要塞几乎每一天都要被我们这些大头兵提起。我是一个昨日的士兵，我像一匹老马一样恋着旧枥。我对老杜说，我得到阿勒泰军分区去报一次到。在军分区的大门口，老杜给值班室打了好长时间的电话，值班室支支吾吾，既不说让进，也不说不让进。这情景激怒了我。我抢过电话，对电话的另一头说：“我叫高建群，我是一个退伍的老兵，我现在回老部队来看一看。扯鸡巴蛋，你是谁？你现在给老子开门！”为了加重语气，在说完上面的话后，我又重复了一句°扯鸡巴蛋”。开门的原因大约正是因为“扯鸡巴蛋”这句话。这是一个老兵油子才能说出来的话。这句话让值班室确信这真的是一个老兵。我步履蹒跚地走了进去。确实是步履蹒跚。五年骑马生涯曾使我变成了罗圈腿。这罗圈腿又在城市的街道上走了十年之后，才重新变直。现在，不知为什么，走在平坦的路面上，我的膝盖弯曲、臀部后坠，脖子向前勾，又变成了罗圈腿。政委是1971年的兵，河南兵。政治部主任是1969年的兵，陕西兵。参谋长是1972年的兵，山西兵。我当兵那阵子，1969年兵是我的排长，1971年兵是我的班长，而1972年冬天这一茬兵，是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因此，见到他们时，我感到亲切。我说多穿一双解放鞋就是老兵，在你们面前我是新兵蛋子。政委看过我的书，并且能背诵其中的段落。能有这样一个读者我感到高兴。创作的全部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能叫读者说你的书不错，还可以读，这就是对你的劳动的最高的褒奖。政治部主任叫张连枢，1993年从塔城边防那边过来的。是老边防了。听说他是1969年的兵，又在塔城，我说那时候铁列克提事件刚刚发生，铁列克提就在塔城境内，因此他当兵的那地方更紧张更危险。张主任同意我的话。我的话引起他的共鸣和自豪感，也触发他许多的感触。他说那一茬兵很难接，眼看就要打仗了，但是陕西的汉中地区还是一次就给这里送出了三千子弟兵。那一拨的三千汉中兵中，如今风云流散，就剩张主任一个人了。他说他也年过五十，该回家了。回家也不准备再参加工作，离休算了，当一辈子职业军人，地方上他也不适应。在问的时候，我想起当年那一列长长的铁闷子火车，想起“男左女右”的哨子声，想起几十辆大卡车顶着风雪，向阿勒泰奔驰的情景，想起我的皮手套。最后一个人干到边防四团的副团长，又转到吉木乃县武装部当部长，然后在半年前转业回内地，在家乡的那个县里当一名副局长。这人叫张向前，我认识的，他的小名叫“凯儿”。高高的个子，红脸膛，留着个寸头。他当兵那阵子在克孜乌营科边防站。张主任说，好像还有几个老乡，是搞技术的，现在还在。他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我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因此就不能肯定这是不是我们的那一茬兵。张主任执意要我在阿勒泰住几天。我说我现在是身不由己，我是兵团文联请来的，我现在得听杜主席的安排。老杜说，行程已经安排好了，给农十师各团的宣传科长们讲两天课，尔后去布伦托海一天，去哈纳斯湖两天，然后去185团，在团部待一天，在北湾边防站待一天，最后去186团待两天。张主任掐着指头算了一算说，忙完这些以后，恰好到“八一·了。到时，他们从186团接我到阿勒泰来，在这里过个节，尔后部队把我送到乌鲁木齐，送上飞机。张主任真是一个好人，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后来我的“八一"是在哈巴河四团团部过的，张主任则专程赶到了这里。那一夜这位老军人给我拉了许多的事情，他无意中告诉我了我的战友“华侨老梁“的故事，那个凄楚的故事我将在最后谈，“华侨老梁”大约是那一火车皮新兵中经历最坎坷和命运最悲惨的人物。这位老军人还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当年铁列克提事件的整个经过，我后面专门要辟出一节来谈铁列克提事件。如果没有张主任与我那一夜谈话，这本书将是不完整的，将会逊色许多的。我因此而感谢张主任，并有些后怕——他如果不来哈巴河的话？我此生注定将遇到一些重要人物，张连枢就是其中一个。这就是那著名的阿山要塞吗？走在阿勒泰的大街上，我反复地问自己。在我的想象中，我一直把它与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的白山要塞联系在一起。那里应当有着险峻凄凉的高山，有高高的瞭望塔，有骑马荷枪的夜哨兵，有威严的城堡，有要塞司令美丽的苍白女儿，有快马斥侯不断送来的战斗警报。但是我们的阿勒泰城多么的安宁啊！像一个慵懒的贵妇人那样斜斜地卧在那里。只有“将军山”这个地名有时还能让人悚然一惊。阿勒泰军分区建国初期曾短暂地沿袭旧称，叫“阿山军分区”。军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叫肖飞，听老兵们讲，这个肖飞曾是王恩茂的老班长。我没有见过这位有着许多传奇的江西老兵。我到白房子时候他已经告老还乡，在家乡的那个村子里当一名普通农民。记得在1975年的（解放军报）第一版右下角，我见到一篇（将军当农民）的报道，说的正是他。肖飞司令离开部队是有原因的。他是犯错误回去的。他将苏方树立在422高地上的那根界桩，挥动斧子砍断，从而违抗了上级的命令，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违反了边防政策”。422高地正属我服役的北湾边防站。它在额尔齐斯河南湾，距大河大约20公里。过了大河，穿过白杨和白桦相杂的一大片林子，穿过一段约十公里的开阔地，便进入拥拥挤挤的沙丘地带。最高的一座沙丘，军事地图上叫它422高地。从这里再往前走20公里，便与吉木乃边防站的管辖区接壤。我第一次巡逻时候掉马，就是在422高地。我的掉马的故事曾传到遥远的内地，传到渭河边我那小小的村子，传到我的心惊胆战的母亲耳朵里。那个被肖飞司令员砍掉的界桩，斜斜地躺在这个制高点上。它是西伯利亚红松做的，一搂粗，两米多长，已经有些斑驳。半截被沙子掩盖着，半截露出地面。1962年伊塔事件之前的这一段中苏边界，由于地形地貌的变化，已经模糊不清。那时候的中苏两国忙着举杯交盏，互诉兄弟情谊，也没有对这一点予以足够的注意。左宗棠带着他的三千湘军子弟兵，抬着棺材进入新疆，先平定南疆准噶尔部叛乱，接着收回北疆伊犁，继而与沙俄签订1883条约线。左宗棠是有功于这个国家的。1883条约线的签订，遏制了沙俄向中亚的领土扩张。前不久我写罗布泊一书时，查阅资料，发现那时的沙俄间谍已经深入到敦煌以西的广大地区，沙俄总参谋部也已经绘制好军事地图，地图将这块偌大地面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处山冈、每一处小小的村落都绘制进去了。甚至于1876年进入罗布泊探险，从而成为近代罗布泊探险第一人的沙俄退役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他的罗布泊之行正是应邀为沙俄总参谋部绘制地图。看到这里我捏了一把汗，这时怀着敬意想起左宗棠。422高地这一块地面，原来是以一条季节河为界的。河水从西面的沙山方向流来，注入额尔齐斯河。后来这条季节河完全干涸，接着河道让流沙填满，变成戈壁滩地貌。因此，这一段的国界线究竟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国界线在422高地苏方一侧约十公里的地方。因为在后来哈巴河县武装部组成军民联防指挥部，强行进入这一块地方冬牧时，我曾扮成哈萨克牧民，蒙古式皮大衣口袋里揣着两颗手榴弹，到这一带保护牧民们放牧。我们在距422高地正北十公里处发现了一块1883条约线界碑。伊塔事件以后，苏方一夜之间，迅速地在边界上犁出松土带，拉上铁丝网，并在422高地上树起一根松木界桩。肖飞司令员在一天夜里坐着吉普车赶到了这里。面对这一边界异常情况，他十分愤怒。他认为这是他的失职。边民们哭诉道，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那一带放牧，那块地面还有着他们祖先的坟墓。战士们则告诉他，他们巡逻的路线也是在那远处的地方。司令员用报话机请示了上级。上级告诉他边境无小事，事事有政策，这事须请示了总参再说。但是愤怒的肖飞已经不能忍耐。是夜，422高地上灯火通明，灯笼火把照耀着这一块地面如同白昼，肖飞司令员借来哈萨克人的斧子，要砍掉这根界桩。斧子借来了，无人敢砍，于是他亲自挥动斧子，向界桩砍去。“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与你们没有关系！"他对随从人员说。这就是阿勒泰军分区第一位司令员肖飞将军在422高地上的故事。我们每一次巡逻路经这里，都要勒住马嚼子，在高地上停立良久，说一说这位昨日英雄。落日西沉，黄羊飘飘忽忽地从眼前的旷野上一剪而过，远处的大杨树下，有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在一挥一挥地打着马草。我们面无表情地目睹这一幕，然后顺原路返回。肖飞司令员当年砍那根木桩时，那个沙丘的高度是海拔422米，所以称422高地。后来由于沙土的流失，在我离开白房子的前夕，高度已经降下5米，因此军事地图上曾一度将它叫成“417高地”。大约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和对故人的尊重吧，现在的阿勒泰军分区的参谋长告诉我，这块高地重新被叫成422高地。作为这个故事的尾事，参谋长还告诉我，那一块边界现在已经重新划定，哈萨克斯坦主动地从422高地向后退让了100米。现在双方在那里树立了新的界桩。异常情况，他十分愤怒。他认为这是他的失职。边民们哭诉道，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那一带放牧，那块地面还有着他们祖先的坟墓。战士们则告诉他，他们巡逻的路线也是在那远处的地方。司令员用报话机请示了上级。上级告诉他边境无小事，事事有政策，这事须请示了总参再说。但是愤怒的肖飞已经不能忍耐。是夜，422高地上灯火通明，灯笼火把照耀着这一块地面如同白昼，肖飞司令员借来哈萨克人的斧子，要砍掉这根界桩。斧子借来了，无人敢砍，于是他亲自挥动斧子，向界桩砍去。“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与你们没有关系！"他对随从人员说。这就是阿勒泰军分区第一位司令员肖飞将军在422高地上的故事。我们每一次巡逻路经这里，都要勒住马嚼子，在高地上停立良久，说一说这位昨日英雄。落日西沉，黄羊飘飘忽忽地从眼前的旷野上一剪而过，远处的大杨树下，有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在一挥一挥地打着马草。我们面无表情地目睹这一幕，然后顺原路返回。肖飞司令员当年砍那根木桩时，那个沙丘的高度是海拔422米，所以称422高地。后来由于沙土的流失，在我离开白房子的前夕，高度已经降下5米，因此军事地图上曾一度将它叫成“417高地”。大约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和对故人的尊重吧，现在的阿勒泰军分区的参谋长告诉我，这块高地重新被叫成422高地。作为这个故事的尾事，参谋长还告诉我，那一块边界现在已经重新划定，哈萨克斯坦主动地从422高地向后退让了100米。现在双方在那里树立了新的界桩。高建群全集第一辑：《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在北方”：《六六镇》《古道天机》《大顺店》《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高建群全集第三辑“上帝视角”：《胡马北风》《伊犁马》《西地平线》《相忘于江湖》《罗布泊档案》《七十耳顺》高建群书画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发行。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书籍和茶叶，还可以欣赏书画！3.也可联系高老师助理（批量采购）：13991995891（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