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与恩师石鲁
马良口述
李郁整理
转自微信公众号“萤火传媒”
编者按：1974年，对于石鲁来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关于石鲁传记或者生平记述，都很少提及。如有提及，更多的是石鲁被迫害，得到友人保护云云。但是如何保护，很少有谁说清楚。2023年6月北京宝瑞盈拍卖公司拍卖了石鲁《芝兰书画长卷》，以石鲁之所以为本部长卷的原持有者马良绘制本部作品为切入点，高度赞誉了在1974那年石鲁处境极其艰难的时期，马良是如何侠肝义胆保护石鲁的。最终以2000万元人民币成交。
李郁长期跟踪采写马良先生的事迹，对于马良先生的这一段历史多有记述，但是，由于时间相隔久远，需要马良先生不断确认，迟迟不敢草率发布。经过多次讲述求证，最终形成了本文。其中所涉记事甚多，会有所遗漏。然大事基本如此。读者可从中窥知马良先生与石鲁的交往与交情之一段。文中有些人名和事件不便公开，特隐去不记，敬请谅解。本文发表以后，引起很多朋友关注，纷纷要求再加详细述说其中的一些事件。于是，将原来已经发表的马良先生的几篇“口述史”与之合并，并添加了相关的部分书画，其中的那些有名有姓的真人真事，仅作为1974年马良与石鲁的事迹记述，这应该是我们理解当时历史事情的见证。对于马良先生所述，我们取其亲历亲见亲闻“三亲”为原则，作为马良先生的口述资料，对于研究石鲁和那个时代的长安画坛一定会有价值。据石鲁说，他和江某、王曼恬都是在延安认识的，他们都是延安人民剧院的干部，隶属于延安党校三分部。因此石鲁对她们的根底非常了解，她们便视石鲁为眼中钉。可是，周恩来总理却一直关心着石鲁，1973年，周总理到陕西检查工作时，特别邀请主管外贸的同志参加开了个会，主要是询问国画的出口问题。他没有看到石鲁，遂问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和21军军长、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石鲁同志怎么没来？”胡炜回答说：“石鲁同志身体不太好，没有参加今天的会议。”周总理过问石鲁，一方面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关怀，有意识地替石鲁说话。会后，胡炜派秘书前来转告周总理的问候，石鲁竟然不理他，没说一句话，那秘书只得尴尬地离开美协大院。1973年21军胡军长调离陕西时省革委会派人托马良先生请石鲁为胡军长画的五尺华山图，由于石老气力欠佳，一半是石老让马良先生给加完的。当时何海霞先生也同时给画了一幅华山图。正因为周总理的过问，石鲁的情况引起了省革委会的注意，革委会领导为此召见了文化局的负责人，询问石鲁的情况。当他们得知石鲁的处境很不好时，立即让文化局的军代表于哲吉先解决石鲁的住房困难。于是，美协就将后院的旧厨房翻修改造成一明两暗的新房，让石鲁搬进去住了。然而，就在石鲁刚刚搬进新房不久，“批黑”运动就来了。时光荏苒，1973年广州春交会之后，马良所在的西安钟楼珠宝店也在按部就班地准备秋交会，西安的书画家们石鲁、何海霞等人意气昂扬，信心十足。然而，到了秋季的一天，马良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下午停业学习。到了下午，市外贸局相关人员陪同省外贸工艺科宣读某某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其精神实质便是要求所有收购的业务人员，对自己负责收购的相关工艺品（古玩），包括西安外贸工艺科组织当代书画家创作的新国画作品，以后一律停止收购。当时传达说，某某同志讲：“你们外贸搞国画出口，就是出卖社会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在外贸展销的出口画中，石鲁的画野、怪、乱、黑，黄胄是个驴贩子，还有的画家画个大公鸡头向上张着嘴，那是想吃天呀，等等类似的黑画，完全是在毒害外国人，旧工艺品（古玩字画）的对外出口，完全是在迎合国外的资产阶级才子佳人……”精神传达后，上级领导要求负责外贸相关业务和收购的人员继续学习讨论，于是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连续开了三天会，研究如何办。但是，大家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说话，就像个哑巴会。因为谁都清楚这么做是不顾国情民生，完全是冲着国务院总理的外贸出口政策来的！紧接着就到了秋后，从中央各大报刊，到全国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刊，开始层层转载某某的“讲话”，一时之间形成了一股政治潮流。政治风向的转换，对马良他们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们刚刚培植起来的长安书画艺术市场，又要被迫关闭了。风向转了，书画家的精神磨难又开始了。这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老书画家们也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私下传说，第二次“文革”又要开始了。果然，在这个时期，全国文化界就紧锣密鼓地操办了一个全国样板画展，并安排在各大区展出。巡展到达西北五省区时，已经是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的开春了。春节尚未过完，就开始在新建成的兰州甘肃博物馆举办了展览，马良所在单位组织了西安的书画家们前往参观，其中就有石鲁。在兰州期间，马良陪同石鲁看完画展后，就带着石鲁在兰州周围游玩散心，几天以后才回到西安。从兰州回来以后，石鲁的心情一度很好。可是好景不长，2月底，《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坚决打击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回潮”的导向性文章。到了4月，明确提出“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各种报刊紧跟形势，陕西的媒体行动也很迅速，运动急剧升温。受过伤害的那些文艺界人士非常敏感，几位老画家如叶芳樵、蔡鹤汀等人就前来询问马良，大家都认为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有来头的。马良便肯定地说：“放心吧！天掉下来有地顶着。用四川话说：船破有艕，艕破有底，底破有钉。这事是外贸组织的，我们自会负责。”大家知道，马良向来秉性刚直，一诺千金，说到必然做到，也就无话可说了。老书法家程克刚对此深有体会，曾经赠他一幅对联：“风骨嶙峋与太华齐踞，倜傥不群与日月同辉。”非常符合马良的人品性格。马良意识到，此次“批判文艺黑线回潮”，从西北乃至全国，首当其冲是冲着石鲁来的。然而，石鲁是经历过历次残酷斗争劫难的人，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三年“文革”的被残酷迫害，石鲁对这次运动看得很清楚，反而安慰马良道：“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于是马良就说：“那好，我们就像义勇军那样，团结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从天津外贸仓库调回的石鲁被批的三幅书画之一：倒梅（霉）对于这次“批黑”运动，不知内情的人只觉得又是一场政治运动。可是，知道内情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当时周总理指示要用出口国画换取外汇，而某些人却不以为然。据天津的同行说，当某某在天津考察时，发现天津外贸在出口石鲁的画作时，大发雷霆，说：“你们竟敢组织收购石鲁那样野、怪、乱、黑的画……”果然，时间不长，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王曼恬便来到了西安，平静了三年的文艺界又将面临一场新的风暴。为了找到批判石鲁的证据，有关领导派人从天津外贸仓库提回了一批国画。那是准备在1974年春交会上销售的，其中一些是以前征集但尚未销售的国画，其中主要是石鲁的画作。对此马良坚决予以反对，就去找相关领导，想要阻止这么做。有关领导理解他，开导说：“你这个人重义气，讲感情，这很好，但你要注意把握好原则。现在要看清形势，要紧跟形势，我们提回这批画那是形势的需要。”马良就针锋相对地说：“老画家哪一点把社会主义出卖了？”那位领导生气地说：“你是冲着谁说话呢？要知道，你是冲着某某同志。”他这么说，马良由不得不生气，说：“别拿大帽子压我！你把大雁塔给我戴到头上我也不怕。”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尽的力也尽了，但是马良怎么可能以一己之力阻挡运动的开展呢？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来势凶猛，但陕西为了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造声势，让群众有批判的目标，有关部门特意搞了个“黑画展”，把从天津提回来的国画统统挂在碑林博物馆公开展出，供群众参观批判，集中力量大批“文艺黑潮”，竟然把石鲁推到了全国的典型。省上有关部门发出了通知，要求所有单位组织人员参观黑画展，接受再教育，以此掀起批判黑画的高潮。陕西批判的重点自然是石鲁，其他画家只是个陪衬。然而，可笑的是，有些人为了自我表现竟然随意联想，把石鲁1973年画的一幅倒悬的写意梅花说成是“倒霉”的意思，硬说作者是在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仇视“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些山水画，也遭到人为攻击。当时，马良心里很反感，就对有关人员说：“树干向上，树枝向下那是自然规律，怎么能联想到倒霉呢。好好的山水画，怎么能说成是穷山恶水？真是不可思议。”西安外贸系统积极响应上级号召，集中开了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会，要求所有人员根据画展接受再教育，每个人不仅要认真发言，而且还得讲出水平，批出水平。为了搞好批斗会，所有店面都关门，全体职工停业整顿，连北京住西安店的专家也要参加整顿，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和领导指示精神。由于这次运动事涉“黑画”出口事宜，在学习、批判黑画中，马良成了当然的对立面。当时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批判“反动画家石鲁筹备组”，搞出了一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当时还有人报告说：“1973年，石鲁趁征集国画、书法出口之机，通过西安外贸部门和外贸部门的个别干部，将一批反动字画相继抛出。这些反动字画中，有的托物寓意，借题发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有的横涂乱抹，用‘野、怪、乱、黑’的画法，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有的狂热地宣扬反动没落的孔孟之道。”矛头除了对准石鲁，也直接对着马良而来。因为当时西安外贸的出口画都是通过马良征集、鉴定、评级上报的，所以，此时的马良也成为被审查的对象。但是，马良据理力争，以政策做根据，坚决与他们进行斗争，我自己辩解，为老书画家们鸣不平。随着学习的深入，人们逐渐明白了，这次运动不只是批判黑画，根据相关文件和某某的讲话，传达说：“外贸出口的旧工艺品是出卖了社会主义。”紧接着又说：“旧工艺品属于‘四旧’的范畴，是帝王将相封资修的产物，要求把所有的旧工艺品全部销毁。”“如果出口，那就是出卖了社会主义，我们绝对不能让‘四旧’流落到海外，流落出去就会使国外的才子佳人享受这些东西，所以必须全部销毁。”“无产阶级要砸烂一个旧世界，不能让这些流毒流到国外，不能迎合资产阶级的公子小姐、才子佳人的需求。”为了推动运动向深处发展，文件接二连三，从这时起，不仅旧画、国画停收，就连铜器、瓷器、地毯等旧工艺品也停收了。领导再三强调：“资产阶级想享受，我们无产阶级就要和他对着干，绝对不能让资产阶级来享受。”也是在这个时期，马良他们不得不停止了出口国画，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和老画家们密切往来，关心保护他们。如果政治形势不变的话，对马良他们来说，负责出口国画无疑是个好机会、好差事，可是，很快，形势便发生了逆转。原来正常的书画创作活动和外贸工作又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马良所结识的这些老书画家们的命运实在是太坎坷了，马良的良心和道德又面临着一次特别的考验。与此同时，石鲁受到的打击就更大了，他的行动也被监控了。有一天，马良对石鲁说：“最近对你的监控比较严。你知道老闵陪同王曼恬参观钟楼吗？你知道王曼恬这次到陕西来的目的吗？”石鲁一听王曼恬，就来气了，说：“老子哪里知道这个？”马良就给石鲁讲，昨天，马青年的秘书左祺涛来找他，说马主任叫他赶紧到他家里去。他去了以后，马主任就郑重地说，他关心马良，让马良离石鲁远点。马良当时就生气了，说：“石老那么困难，你怎么连个恻隐之心都没有？”马夫人（名叫马兰）就帮腔说：“马良，你别急，让他把事情给讲清楚。”于是，马主任才给马良说省革委会召开了个紧急会议，由王曼恬传达江某的指示，要把石鲁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说石鲁的画都是野、怪、乱、黑，要把他当作全国画家的黑典型来抓。除了石鲁外，还有黄胄和江苏的画家陈大羽。她说黄胄是驴贩子，说江苏那个画家画的公鸡头朝上是要吃天呢。马良说着，就对石鲁说：“当然重点还是你。但据我分析，她们真正的目标是你和周总理，外贸出口国画是由总理指示的，她们说这些画家都有问题，这些作品都有问题，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她们要借出口国画的事情兴风作浪，抹黑周总理。”石鲁听后破口大骂：“要把老子推上断头台？老子对她的根底太清楚了。我告诉你，江某人的前夫现在还在西安，是谁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对你没好处。王曼恬在延安桥儿沟小学时是一年级的美术老师，她根本不会画画，她让我先给她勾画出形状，然后才敢去给娃娃们上课。她一点艺术都不懂，人也不是个好东西。他们想把老子整死而后快，办不到，他们办不到。”马良见石鲁太激动，硬挣（陕西方言，气力不足时硬撑着大声说话的意思）着说话，有些失控的样子，就一再劝说安慰，等他平静了，然后才告辞，临出门时还叮咛：“你要多加注意。”其实，马良在这次运动中也未能幸免。由于这次运动事涉“黑画”出口事宜，省上的矛头虽然对准的是石鲁，但单位内部直接对着的正是马良。因为不仅石鲁的画，而且当时所有外贸出口的西安大画家如赵望云、何海霞、郑乃珖以及蔡鹤仃及其夫人区丽庄、蔡鹤洲夫人林金秀（林则徐孙女）等老画家的画都是通过马良征集、鉴定、评级上报的，所以，此时的马良也正在遭受审查。此后半个月来，石鲁一直处在亢奋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石鲁的精神总是高度敏感，那时社会上都传石鲁是“疯子”，有精神病。很多亲朋好友、学生同事也背弃远离他，令他非常愤慨。从1968年省革委会成立后，省美协的画家除了石鲁、赵望云和几个司机工人外，都下放到外地。康师尧提出去了户县，因为他曾经在户县教过农民作画；方济众回到了家乡宁强；李梓盛也选择了家乡延安；何海霞、张建文、陈嘉咏都下放在铜川。留在美协大院的只有赵望云和石鲁。赵望云是民主人士，受到的压力相对小，而石鲁却是地地道道的当权派，“反动权威”，受到的冲击更大。“1974年批‘黑画’事件”中，如上所述石鲁是其中的重点批判对象。当时石鲁受到的监控很严厉，凡是有人前来美协找他，必须一律登记。石鲁的夫人和儿子石强不住在家里，回家看石鲁时，也只能借口说是回家拿东西。家里只有一个小保姆叫柳树，是陕北姑娘，留下来洗洗衣服、烧水做饭。由于石鲁那时候心情不好，胃口很差，柳树也就一天给石鲁蒸两个洋芋，另外上街在杂货铺打上些散白酒，石鲁就把白酒当茶水喝。这时候，许多人见风向不对，已经开始疏远石鲁，甚至躲开了他。可是，在这个时候，马良每天都要去看望石鲁。马良每来一次，就要登记一次，他烦透了。有一天，他不愿登记，径直向里边走，看门的人硬是赶上他，将他拉回去登记。马良提笔写道：“我是西安外贸工艺科马良，天天都来看石鲁，这是最后一次登记，以后再也不登记了。”写完便有意识地把笔摔在桌子上，说：“谁不认识谁，我天天都来，何必这样。”就怒冲冲地走了进去。看门的人见了，看着他的背影，嘟嘟囔囔了几句，被他的精神和胆气震住了，以后再也没叫他登记。这一次，马良来到石鲁家，发现柳树坐在厨房门前，这是石鲁的安排，为了阻挠来人的。交代她一般人来了，问他就说“不在”。马良看见柳树，问“石老在吗”？柳树点点头说“在”。马良就前去敲门，敲了半天门也不见开，正要敲旁边的窗户。却见石鲁掀开窗帘露出了一条缝。看见是马良，转怒为喜，说：“马良同志，是你呀”，才转身轻轻拉开门栓，放他进去，说：“你怎么还敢来呢！夫人和娃娃们都不回家来了，这样也好。高侠、叶坚都不敢来了，你还来。叶坚在外放风，说千万不敢靠近我，一个月了他也没来过这里。”马良看到石鲁，这时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了，就连保姆柳树，都不敢高声说一句话！后来几天，马良天天都来，来了敲门时，石鲁也是不应声，但他知道石鲁就在房子里，就一边敲门一边说“我是马良”，石鲁就先用手将窗帘拨开，一看真是马良，才开门。马良觉得情况严重，这样下去，在恐惧中生存是会要了石鲁的命，因而就思谋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石鲁出生于1919年，马良出生于1941年，二人相差22岁，是真正的忘年交。石鲁住在马良家，情绪日益好转，他们有时间开始谈论一些有关书画的事情，有时也谈一谈石鲁在延安时的事情。有一次，马良说：“石老，你还记得去年你在我家作的那幅画吗？”马良说的是他在洒金桥回民区的家。“那一天，你说你到珠宝店没找到我，就来到我家。作了一幅画，题款‘春显红国艳阳天，高情共悦雨露甘，几朵风情增笔色，愿为红雨湿江山。’”石鲁想起来了，笑了笑，显得很舒畅。大概是1973年，石鲁时不时到马良家做客，就连马良的父亲马挺俊和儿子罕杰对石鲁都非常熟悉。石鲁有一次问罕杰，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罕杰就说了：“我爸爸起的。”说完就背诵了一首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石鲁听了，笑笑说：“嗷嗷嗷，我懂了，是人杰呀。”于是亲切地把罕杰叫“杰人”。石鲁和马良在一起，喝茶聊天之余，常常指导马良作画，有时自己也即兴作诗作画。有一次，石鲁即兴作画，罕杰在一旁看着，那时罕杰刚刚7岁。石鲁画的是一幅牡丹图，画了以后，笑眯眯地看着小罕杰考问他：“杰人，这幅画好不好？”罕杰偏着头说：“不好，画不完整。”“怎么不完整了？”石鲁笑问，罕杰说：“我爸早就给我说过，没有用图章的画不算完整的画。”石鲁哈哈一笑，点头说：“那是，那是，你爸说得对。来，给你画个图章。”一边说着一边就用朱笔画了个印，笑眯眯地逗他：“现在完整了没有？”“还不完整。”“咋个还不完整？”石鲁又故意问他。罕杰却说：“只有开了的花，没有花骨朵。”石鲁听不清楚，马良就给他解释说：“他说没有花蕾。”石鲁听了，笑着说：“明白了，明白了。那是没有你呀。好好好，把你你这个小人物加上。”当时，石鲁画了三朵牡丹，就从一个枝条上加了几笔，画了一个花骨朵，低头看着罕杰说：“好啦，现在加上你，就是四个人了。你、我还有你爸爸、妈妈，车马不离桥。”然后笑着问他：“现在咋样？”小罕杰仔细地看了看，才说：“现在完整了。”石鲁画完了画，高兴地又问他：“你将来干什么呀？”小罕杰说：“将来干爸爸。”马良解释说就是干爸爸的事。石鲁笑说：“好，好，也做画家。”就对马良说：“马良同志，没想到你家里还有个小小的画家呢！”后来，小罕杰长大了，继承了马良的画风，成为著名的民族画家。石鲁为马良家父马廷俊所画作品
石鲁被偷偷地转移了
1974年“批黑画”时期，由于报刊舆论无休止的批判，上纲上线，石鲁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常常因恐惧而失态。其艰难处境，马良看在眼里，实在不忍心，也放心不下，他担心这样下去，不仅石鲁的身体受不了，而且还会有更大的危害。有一次，马良再也忍不住了，就向石鲁说：“石老，你这样下去不行，我担心万一人家突然下手，把你架走了咋办？你能不能做个准备，搬走。”石鲁惊讶地说：“能走吗？到哪儿去？他们24小时监视着大门口，到处都有盯梢的。我很焦躁……”马良劝他说：“你要冷静，别人越是骂你，你越要冷静。你的精神已经快到崩溃的极限了，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时，石鲁转身找出一张大便纸，拿给马良看，使着劲说：“你看，你看，这不是肥，这是我的血，我的血。我现在天天便血。”马良看到那纸上全是鲜红鲜红的血，伤心地说：“你这次是真病了，只要过了这个风头，赶紧去看病。”然后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石老，你再不要优柔寡断了，一定要尽快离开这里，如果还是犹豫不决的话，事情可就麻烦了。”石鲁点点头算是同意。石鲁到哪里去，马良早已经盘算好了。他见石鲁点了头，就合盘托出了自己的规划：“我已经想好三个地方：第一个是丹凤县供销社，那是深山里的一个供销社，与我们的业务来往比较密切。我已经给供销社主任赵冠平打过电话，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绝对没有问题。谁也不会想到你会住在那儿。第二个是我的出生地，甘肃平凉县廖家庄，那儿也很清静，不会有人怀疑你会住在那里。第三个是西郊我的住处，胜利一号楼。”石鲁想了一会儿，说：“第三个地方好。”刚说定了，石鲁却又反悔了。马良说：“怎么啦？”石鲁犹豫说：“那样会连累了你。”马良爽快地一笑，“我以为什么呢，原来是为这个。”便说：“士为知己者死。我这算是舍命陪君子吧！就这么定了。”然后决定第二天就行动，并商量了具体的行动方案。为了确保不出意外，马良与他约法三章：“第一，明天你装着没事的样子，照常去清雅斋喝啤酒；第二，你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带，以免引起别人怀疑；第三，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家老闵和孩子。”石鲁看见马良跟地下党一样，神秘地一笑，说：“好吧！就按你说的行动。”马良回去以后，做了一番精心的准备，他特意借了两辆车，一辆是市物资局的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请他的一位朋友牛至善的司机开来；一辆是省外贸的美式军用吉普车，戴帆布篷子后背着轮胎，由于维廉开着。而且精心设计了一套转移路线。第二天，他们按照约定。上午快下班时，马良来到美协去看望石鲁，临行之前，石鲁从床下拿出了一箱子笔记本，抽出了其中的一册，翻开给马良看，说这是他写的剧本，标题是《伟大的时代——毛泽东》……说着说着，石鲁的泪水就哗哗流下来，停了一会儿又说：“解放初土改运动，那时要求，你是哪里人就去哪里参加土改，我回到老家任组长，亲手画了红钩枪毙了我哥哥，我哥哥还谈不上罪大恶极，更不是恶霸，但我坚持党性。今天我却也成了现行反革命也要被枪毙，我真伤心透了——”说着说着又是泪如泉涌，然后啜泣说：“我的东西就不带了。但是，有几件小东西你得给我带上。”马良说：“大东西都不带，为啥要带小东西？”石鲁说：“东西虽小，却很贵重。”他一边说一边从床底下取出一个棕色皮革手提箱，大约高25公分、长30公分、宽10公分的样子，并说，“走的时候带着它。这是我随总理在印度参加世界博览会时买的一个手提包，这个是海柳烟嘴，原来有两个，一个送给你了，我留下了这一个。还有这块金壳怀表，还是你给我在寄卖店买的。另外就是这两方图章，它是我在‘酒疯子’傅抱石的手里争来的。”马良便一一装在他的手提包里，说：“行啊！我这就给你带出去，你随后就来。”说完，马良就先行离开了美协大院。那时候，石鲁虽然被监视居住，但还没有丧失人身自由。实在难熬的时候，石鲁就走出大院到邮电大楼橱窗下坐着，或者到东大街的清雅斋去喝啤酒。马良曾经问他，那里还有五一饭店（街北）、建华饭店（解放市场东北），你为啥专门去清雅斋。石鲁说：“那儿的味道不好闻。”那时候的石鲁头发纷乱，不修边幅，街上的人都以为他有病，也不太在意。看美协大门的也只管进，不管出。马良就依此策划了行动方案。马良刚走，石鲁便出了大门，慢腾腾地走向东大街，来到清雅斋，要了一杯啤酒，还没喝完，马良就从石鲁身边经过，石鲁就悄悄地跟在马良身后，出了清雅斋，向左拐，进了北柳巷。只见那里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马良在前，径直先上车，石鲁也就跟着上了车。上车后，汽车立即起动，通过钟楼到了北马道巷，南口贴着城墙有个公厕，他们就在公厕外停下，两人一起进了公厕，马良拿出事前为石鲁准备好的北京风衣给他穿上，然后把自己的前进帽往石鲁头上一扣。北京风衣和前进帽都是很时髦的穿着，由于马良常去北京出差，才有，一般人根本没有。经过这一打扮，谁也认不出来石鲁。马良就让石鲁先出去，上了早就预备在外边的那一辆嘎斯六九车上，顺着北马道巷向北一直走，出玉祥门，沿汉城路一直向西，顺利到达药厂十字旁边的有轨电车公交站停下来，司机不停，把车开走。石鲁认得胜利一号楼马良家，就自己径直前去。与此同时，马良出了公厕，仍然上了那辆军用吉普车，却是出了西门，回到家里。胜利一号楼是房地局的房子，那时候因为马良的老婆没有房子住，马良就去找市建委主任张泽涛。马良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张泽涛正在解放路饭店开会，负责会议的工作人员不给通报，他就讲你去说，有个姓马叫马良的人找他，他不会批评你的。果然，不一会儿，张泽涛出来，见了马良，马良说有个急事看能不能办。张泽涛就问他啥急事。马良就说了能不能给他批一套房子。此前张泽涛曾经给他批过一套房子，就奇怪地问：“以前给你批的那一套呢？”马良说：“有个朋友困难，就让他住了。”张泽涛笑了笑，说：“你呀，好吧。现在只有西郊药厂胜利一号楼有两套房子，比较远。”马良说：“正好，我老婆就在那里上班，对她方便。”胜利一号楼归属西安房地二分局，位于红埠街。张主任就给他批了个条子，马良立即赶往那里。接待的主任告诉他，原本是有两套，大的刚分给了别人，只有一套小一点的，两室明楼，共有阳台。问他要不要，马良当即表示要。这才有了这个家。后来，马良老婆搬走了，只有他住在这里，偶尔孩子也来住。这是一个四层的临街楼房，位于汉城路十字东南角，马良家在四层，一大一小两间房子。马良车快，先到，然后迎接石鲁上了楼，带着石鲁走进大一点的房子里。石鲁进来后，马良先安排他坐在藤椅上，喝了一会儿茶，就指着床说：“这个给你住。你安心住在我家里，我照常上班，我在楼下布置了两个人，一个是摆茶水摊的，一个是住在一层的住户，如果有什么动静，他们会随时知道情况，及时通知你，或者通知我。你尽管放心。”然后给石鲁介绍了当地的环境，往东是土门，往北是枣园、庆安公司，再往西是三桥、王寺、杜门镇，往南是鱼化寨、丈八沟。如果是在烦闷了，想闲转，往东去土门，那里有个沣惠渠，风景挺好，可以散心。石鲁听马良介绍了，就说：“那我就知道了。”石鲁紧张的神经也慢慢舒展开了。石鲁藏在胜利一号楼
胜利一号楼虽是临街，但周边都是大工厂，对面就是西安制药厂，工厂多，来往人多，反而是闹中取静，相对比较安全。马良和石鲁坐在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马良特别提醒说：“石老，你住在这里尽管放心，吃喝有我。但是，我们还得约法三章：第一，你不要给任何人说出你的身份；第二，不能动笔；第三，白酒每天只能喝二两。行不行？”马良知道石鲁喜欢白酒，也喜欢喝啤酒，就说：“啤酒是清雅斋接待外宾专用的青岛啤酒，市场上不卖，你喝多少我给你供多少。但白酒还是要控制。”说着，就顺手掀开床底下，指着说，这里有青岛啤酒，尽管喝。白酒有五粮液、泸州特曲、泸州二曲，都是你家乡酒。还有安徽的古井贡、山西汾酒，西风酒太暴，你不要喝。但白酒不要超过二两，多了伤人。石鲁见马良这么安排，就说：“你这么说，好。我保证，言而有信。”石鲁环视了一下他的房间，说：“我住在这里，你怎么办？”马良说：“我回家住，旁边还有个小房子，也有个床，偶尔娃娃来住。但不影响。你就安心住下吧。”石鲁说：“那好。”又问他：“你这里有没有画册，我可以看看。”马良知道他肯定闲不下来，但为了让他好好休息，自己已经把画画的笔、墨、纸、砚也都收拾起来了，就说：“没有画册。石老，你太虚弱了。我想了再想，在这儿，你只能休息，不能画画。”石鲁说：“好吧。”就这样，石鲁在马良家里住了下来，没有别人知道。马良安排好石鲁以后，就像没事一样照常去上班。下班回来的路上，他专程去了一趟坊上，买了二斤羊肉，回来后给他炖了。又买了半斤炒好的花生米。那时候，花生米是紧俏货，一般人家买不到，也都没吃过。马良是回民，找到坊上一家祖传专门炒花生米的，才买了些回来。马良的炖肉也做得很好。一向很少吃饭的石鲁吃着花生米，吃着羊肉，最后吃得干干净净。马良问他：“怎么样，吃得惯不？”石鲁说：“太好吃了，花生米也炒得特别好。”马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说：“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只要每顿饭都能吃饱，那比医生开的三副良药都管用。那个炒花生米的回民，他一辈子以此为生，当然炒得好。吃完了我再去买，保证你每天都有。”也就从这一天，马良每天都按这个标准给石鲁吃饭，石鲁的环境改变了，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也常常出去转悠，马良一回来，他就会向马良说，我今天去了沣惠渠、去了鱼化寨、土门商场等等，心情自然是很好的。过了几天，社会上开始传言了：“石鲁失踪了。”有一天，马良刚一进公司，就有人说：“马良，听说你老师失踪了，你知不知道。”马良只得说：“我也听说了。”敷衍过去。这便是石鲁的第三次失踪。石鲁住在马良家里，转瞬已是十多天，“石鲁失踪”的消息虽然已经蔓延开了，但马良一如既往，下班后径直回家。刚进家门，一眼就发现墙上钉了一副对联：“回慧真本，汉智良心。”显然是石鲁新写的字。马良看了看，心想：我想让他省点力气，尽快恢复元气，把笔墨都藏起来了，不要他写写画画，便怀疑地问道：“石老，你这是用什么东西写的？”石鲁说：“你把笔墨藏起来了，但我想写，没办法，我看见桌子上放着砚台，就倒了点热水，再在桌子底下找了个笔，所以墨色很淡。”马良看着淡淡的两行字，正在思考，石鲁就继续说：“这八个字，上下相对，就是对字，也叫字对。‘回’对‘汉’，是民族；‘慧’对‘智’，是智慧；‘真’对‘良’，就是‘清真’与‘善良’，既是信仰，也是传统；‘本’对‘心’，都是指的做人的本质要求。‘真本’‘良心’也指你，你是回民，也叫马良，表示你是回族里值得尊敬的人。”马良听了，感动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心领了，心领了。”石鲁接着说：“我看了看，我也不是第一个写你的人。”那时候，马良没有资料，但自己经常剪辑一些发表的图画作为资料，自己制作了一个册页，空白处也有当时一些书画家的题词绘画，石鲁闲的时候，也顺便翻看。他便指着其中的一个画页说：“程克刚给你的题字就很好啊。”说着就念了起来：“马良同道，青年美俊，豪放可风，山水花鸟无一不精，长此努力，假以时日，必将宗师于画坛。”念完了，就说：“君子所见略同。”
这时，马良也看着那一页，对石鲁说：“这是1968年程老题的字，那时他刚从渭南蒲城回来。他和你一样，都是杠子头脾气，爱急躁，容易发怒、发火，但很耿直，干啥事都一丝不苟。”石鲁听了，笑眯眯地又说道：“君子所见略同。你当之无愧。”程克刚是西安著名的老书法家，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良在工厂搞宣传工作时，有机会和西安的书画家们来往，却与程老成了忘年之交。1968年，程老看到马良的一幅画作时，便欣然给他题了此款。马良当时才27岁，能得到程老的赏识，确实是不容易的。这几天石鲁在马家住着，既不能画画，也无书可读，便欣赏起画作来，看到程老的题字，想起马良的作为，感慨之际，便写下了“回慧真本，汉智良心”这样的句子，以此表示对马良的赞赏和感激。石鲁与马良堪称知音难觅。1970年到1973年前后，是外贸收购的最佳时期，石鲁是重点画家，国家外贸公司给他的画定级属于最高等，和近代的吴昌硕、任伯年，当代的徐悲鸿、傅抱石、齐白石等，一共不到20人，是一个级别，为一级画家。马良负责西安外贸的书画收购，和石鲁的接触自然最多，来往也最频繁，常常三天两头在一起。那时候，石鲁的情绪比较好，创作的兴趣也比较高，画了不少好作品，单是经过马良出口的画作就很多。可是现在，石鲁躲在马良家里实属无奈，但他的创作激情依然如故。虽然马良劝他专心调养，不要画画，但是他忍耐不住，一定要画画，马良实在劝不住了，只得同意了，于是只要一有空闲，他们就同桌挥毫，同时交流绘画创作的心得。有一天马良正好休假，就在家里陪石鲁。马良对石鲁说：“有人误解你，有人恶意攻击你，可你有刚烈坚毅的性格，你很孤傲，你的画很有个性，你是凭激情、凭敏锐的智慧、凭高昂的情绪、凭深厚的文学修养、凭内在的心灵感悟。”石鲁听后仰头大笑：“说得好，你在我心中走了一趟。”接着严肃地说道：“作为一个画家，不读书，没有激情，没有跳跃的性格，没有不断否定自己的勇气，只靠认真画画，那是画不出笔墨深处的内涵的。大画家都是孤独的，没有孤独的性格成不了大画家。要成大画家必须把自己孤独起来。”马良深深地记住了。多日来，马良和石鲁每天交谈，感受颇多，受益良多。马良以石鲁为典型，总结出画家必须具备的三点基本素质，与石鲁交流：第一是要学会取舍，比如写生，山连着山，树连着树，草连着草，水连着水，如果没有取舍怎么能画出好画来。只要会取舍，从一笔中便可以看出内在的东西。第二是要学会笔墨变化，对浓、淡、干、湿、白这五种颜色要熟练掌握。第三是还得有画家的自身修养，只有才情兼备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大画家。马良这么说，是将石鲁的画作和石鲁的人品、性格结合起来，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一下子说到了石鲁的心上，因此，石鲁非常高兴，说：“君子所见略同。”他认为唯有马良可以称之为自己的知音。石鲁感慨地说：“马良同志，喻伯牙携琴觅知音，我无愧有你这样一位朋友。”马良诚恳地说：“石老，我跟你在一起，学了很多东西。我现在除了学画，也需要给自己补课。”石鲁惊诧地问：“你补什么课？”马良诚实地说：“我的文化基础差，上的学少，现在的知识基本是自学来的，绘画还有你这样的老师教我，可是文化课就不一样了。我小时候耽搁了，没有上过多少学，常常觉得力不从心，只要是水平比我高的，我都向他们请教。”石鲁高兴地说：“先得道者为师嘛，要得！要得，你就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那就用书本来充实自己。买不到书可以借。我和你也算是有缘。你当年在清雅斋画画时，我对你就有了很深的印象。你竟敢逆水行舟，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将来必成大器。我这不是奉承你，你也不需要解释。前边有程可刚、蔡和洲他们对你赏识。君子所见略同。”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初期，马良被市委办公厅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抽调，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这场运动，担任总部设在西安体院的“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工人部部长，可是在1968年“三结合”（机关干部、军宣队、工宣队）成立省革委会时，他又理智地毅然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了他的原单位西安开关厂。当时的上级文件里就有“空工人代表两名”，其中一位就是慨然辞去的马良。当时负责军队“支左”的兰州军区的方胜朴副司令员专程来到马良家，带着四个警卫员，把马良父亲吓得，以为马良犯了大案了。方副司令员说明来意，是要动员马良作为工人代表参加省革委会。马良本来就无意“结合”。当时方副司令员说：张培信（工联的）、马希胜（工总司的），我们都可以吸收进来。虽然不理想，等他们进了，我们再清除出去。共产党就是搞运动的。这一句话对于马良犹如一阵棒喝，更加提醒了马良，他心知肚明，他是不能进的，于是坚定地拒绝了。然而，这在当时人看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举动。那么，马良为什么宁肯舍弃那么高的政治待遇而甘愿回到厂里去呢？因为经过“文革”的洗礼，马良深知政治的险恶。他太良善，太讲良知，太义气，太讲情分。他认为自己参加“文革”，但在“文革”中守持正义，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在“文革”后能够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不仅没干什么坏事，还阻止了多起恶行和恶性事件，救了不少人，保护了很多人。否则，“文革”后，他在开关厂，早都被枪毙了。当时他老婆写材料告他“五毒俱全”，经过组织反复调查，证明他在“文革”中不仅没罪，反而有功，最终还他清白。西安地区的许多基层革委会都是在他的支持下成立的。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结识的很多人对他了解，在日后也着实帮了他不少忙，他之所以有胆气、有魄力、有能力保护并帮助像石鲁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正因为他有“文革”中积大德、孚人心的关键因素。这一点连石鲁也感到放心。通过几年的交往，石鲁非常了解马良的为人，他认为马良将来在艺术上的造诣不可限量。有一天，马良用老式的那种铁饭盒的盖子当铁板，给他们爆烤羊肉，一点一点地加上作料，石鲁吃得高兴，便一边喝酒，一边问马良为何选择了绘画。马良随口背诵了一首诗歌：马良一口气背完这首诗，石鲁听得高兴，连连赞道：“要得！要得！唐寅的《桃花庵歌》。”马良便接着说：“正是这首诗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才决定将绘画作为我终生追求的事业。”“你还有什么追求？”“我有三大追求：读书、读画、读自然。”“要得，只搞艺术好。我现在心情就很好，一个人没事就去看沣惠渠，看渠中的鱼，太舒畅了。”马良眼看着石鲁的心情大为好转，身体也一天天胖了起来，心里自然高兴。他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回来和石鲁叙谈。风归风，雨归雨。就在石鲁第三次“失踪”的时期，不管社会上闹腾得多么厉害，石鲁却安全地住在马家，俨然成了个绅士，悠然自得。6月初，马良让团结南路煤店送了500斤蜂窝煤。煤送到后，他和送煤工人一起往楼上搬煤，搬了一半时，马良正在垒，却听到石鲁在他身后轻声说：“歇一下。”马良扭头一看，搬煤工已经到了跟前，石鲁仍是轻声地说着：“歇一下。”只见石鲁一只手挂着拐杖，胳膊上搭着毛巾，手指上夹着一根香烟，另一只手端着茶。那人正呆呆地看石鲁，两只黑手不自然地下垂着，似动非动。因为，石鲁的形象在当时是很特殊的，头发留得很长，上身穿着一件生丝制作的长长的老式对襟大衫，两边两个大兜兜，下边将到膝盖，衣袖很宽，裤腿的直径大约有一尺，很像老四川的绅士们穿的那种服装，加上眼睛上的金丝边眼镜，一手端着茶水，一手递着毛巾和香烟，笑眯眯地对着那人。搬煤工人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又见他那么和蔼，真是手足无措。这时候，他不好意思，又不好拒绝，便很不自然地接过香烟，感动地看着老人。石鲁又给他划着了火柴，送煤工人感动得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是下苦人。”石鲁却和气地说：“下苦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下苦人创造的。”这时，送煤工人看着石鲁，憨憨地笑着，然后又转身去垒煤。过了一会儿下楼时，对马良说：“这是不是你父亲，这么慈祥。”马良说：“不是，是我的老师。”那工人感慨地说，他在这一带送了十几年的煤，还没见过这么文雅的老人。说起石鲁身上穿的这身衣服，石鲁总是很自豪。他到马良家后没几天，就一个人跑到土门商场买了些生丝布料，在商场找到裁缝，要求按照他的设计做。裁缝听了他的设计后，感到好笑，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衣服，认为不能作，可是石鲁坚持让裁缝按照他的要求作，还再三强调一定不能更改。裤脚直径一尺，袖口要小，衣服要长，外面贴两个大口袋，里面贴一个小口袋。裁缝只得照做。做好后，他把衣服拿回家，马良一见，知道那是四川一带从前的绅士们和有头有脸的人物的标准服饰，于是说：“石老要做绅士了。”石鲁笑了笑，说：“你懂，你懂。”而且特意指着贴胸的那个小口袋，说：“里面这个口袋是放怀表的。这个怀表你还记得不？”马良笑了笑回答：“当然记得。那是两年前的事。你让我给你设法买一块好怀表，我一连跑了几天，后来在东大街第一寄卖所看上了这块欧米嘎金壳怀表，当时人家说，你看好了，这个价格很贵，270元，不能降价，而且不能退货。可你一定要买，我就给你买回来了。”“对！你看这个口袋多好，我将怀表装在里面，表链子往外一挂，再向下吊一点，一走一摆，多好看。”于是，石鲁就穿着这身服装在周围转悠，心情特别舒畅。转眼到了6月底的一天，马良下班在家，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喊。马良出门一看，发现是石管，石鲁的三儿子，就招呼他上来。石鲁有三子一女，老大叫石头，老二叫石强，老三就是石管，还有一个女儿石丹。石管当时在西安钢厂工作。马良见了石管，心里清楚，肯定是石鲁告诉他的地址。石管上楼后，石鲁说：“娃是我打电话叫来的。”石管进门后，就递给石鲁一个包裹，石鲁接着说：“我看你没有书，就叫石管把《支那画大成》送来。这是我1954年在北京隆福寺购买的，日本出版的。一共有五册。”说着就打开包裹，一看，问石管：“怎么只有两册？”石管说：“我找了，只有两册了，那三册不知道你给了谁？”石鲁后来想起是被郭琦借走了。石鲁接着说：“画画没有资料、没有参考，凭自己的想象是不行的。”于是就给他们讲起这套书的来历：“那时候，傅抱石、邓拓，还有徐悲鸿等人，也经常去隆福寺。他们都住在北京，很方便。我虽然不方便，可是只要我去了北京，一有空，也就去隆福寺转转，发现好东西就会买。这套书，是我当机立断买回来的。现在国内根本找不到。”然后趁机教训石管说：“你看马良同志，画画没有资料，参考的都是自己裁剪的画片，你们拥有那么多的资料，就是不好好学画。”然后又对马良说：“看人家的画，主要是看章法、笔法和结构。学画画的人必须看这些好的画册。”马良听石鲁这么说，心生感激，由衷地表示感谢，就说：“石老，那我就谢谢了。下边的话就不说了。”石鲁说：“下面是啥，你说，你说。”马良笑了笑，说：“下边就长了，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取代的——”石鲁也知道是这样的，也就笑了。石管走后没几天，省革委会常委、省财办副主任，主管外贸的马青年找到马良，问他知不知道石鲁的下落。马良问他有什么情况。马主任便说，有机会见到石鲁，就转告他说，省委不敢做决定在西安处理石鲁，却要把他流放到汉中去，和彭某领导在一个县，城固，全家连户口也都迁去。马青年是回族老革命，对于马良的侠肝义胆非常赞赏，因而也多方关照。去年当他得知马良与石鲁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后，就请马良介绍，专程带着他的小女儿前往拜访石鲁，而且还参观了钟鼓楼。闵力生负责接待，陪同参观。回家以后，就曾激动地告诉石鲁说：“石鲁，马青年这个人太有意思了。”石鲁说：“他怎么个有意思了？”闵力生就说：“他是个怪人，他问我上下钟楼有多少个台阶？我哪里知道呢？还是他告诉我一共有多少个。他参观钟楼，上下楼时却在数台阶。你说怪不怪？”石鲁笑笑说：“那有啥怪的，军人嘛，就那样。”马青年是陕甘老红军，1935年曾经带队伍前往腊子口迎接中央红军，毛主席见他年纪轻轻就当了团长，就问他你叫啥名字，马青年说了他没有大名，只有小名，毛主席就说：“你那么年轻，就叫马青年吧。”从此以后，马青年就有了大名。这一次见了石鲁，两个人很投缘，说起延安时期的事，感情融洽，非常投机。说话间，曾说，看看石鲁能不能给他画一幅腊子口迎接毛主席的画，作为纪念；再说起他曾经有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文革”中遗失了，如果方便的话，也请他帮忙画一个，了却他的心愿。当时石鲁答应了。临行时，又专门叮咛，画不画的都是小事，主要是来看望石鲁。此后，马青年也一直关注着石鲁。这一次特意给马良透露消息，一则是关心马良，二则也是好让石鲁做好准备。马良回来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石鲁，并说：“石老，据我看，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汉中对你下毒手，没人知道。二是让你自生自灭。”石鲁听后，大骂：“他们不把老子整死，他们心不甘。”又过了几天，石管带着他妈闵力生来到找石鲁，说，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到她单位，通知说要做好准备，全家下放到汉中城固农业生产队，带着户口去。这个消息马良事前已经给他说了，石鲁明白了，并不觉得意外，只是茫然地看着马良。马良说：“这是个鬼门关，坚决不能去。”“不去咋办？”“革命的人道主义嘛。你有病要治疗。”石鲁还是不知所措。马良就说：“这么办吧。我曾经带过一个人孙浩民，给你看过病。只有他能办这事。我叫他给你开个证明，你不用管，由他一手办理。”石鲁想起来了，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马良就让闵力生和石管先回去，等他的消息。闵力生和石管离开的第二天，马良就去第四人民医院找孙浩民大夫，说明石鲁的处境和情况，目的就是要石鲁不离开西安，去不了城固。开个证明给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说石鲁在医院治疗，不能离开。孙浩民大夫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身子红，资格老，有胆识，比较正义。在此以前，马良曾经请孙浩民大夫给石鲁看过病，他知道马良与石鲁的关系不一般，就说事情能办，但不是他一个科室能办的，必须经过几个科室检查并签字才行。别人没见病人不好办。马良就说：“石老的情况特殊，假如在路口有个闪失咋办？”孙大夫想了想，说：“最起码得要家属来。即便是做样子，也得做像。”马良说：“行。明天我就让家属来。”就此告别，立即去见老闵，说明情况，要她第二天就去第四人民医院内科室找孙大夫云云，再三叮咛好了才离开。第二天，闵力生按照马良的安排，去见了孙大夫，一切如安排的那样。然后石管就拿着医院的证明，给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写了一个说明材料，闵力生和石管来到马良家让石鲁看。石鲁认真地看了看，叫他们回去改一下，把上下天地留宽一些，上报材料各级领导都要批字呢。特意嘱咐交给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徐航。说完，他们就走了。立秋以后，形势趋于平稳，石鲁想回家中去看看，马良就把石鲁送回去了。石鲁回到家以后，马良还是不放心，常常去看望他。有一天，闵力生正好在家，就对马良说：“马良同志，你看，石鲁在你那儿住着，都胖了。他还把袖口裤腿抹上去，让我看，高兴地说都有肉了。”不多久，张建文从乡下回来，见到石鲁坐在房门口的窗口靠北墙的大椿树下，惊喜地说：“石鲁同志，你胖了。”石鲁两个脸胖嘟嘟的，高兴得合不拢嘴，张建文趁机给他照了一张相，成了“文革”后石鲁最显愉快的一张照片。石鲁在美协大院住了没几天，又决定返回马良家住。马良当然高兴。石鲁说，回去没几天，这个来看，那个来看；这个问吃的咋样，那个问身体咋样。我哪里有精神回答这些问题？令人厌恶。于是，石鲁就继续住在西郊胜利一号楼。这时，闵力生已经把石鲁的报告上报省斗批改领导小组，附带着孙浩民大夫不宜出行的意见。当时石鲁的关系虽然在省美协，但是，组织关系却挂在斗批改办公室。因为通过“三结合”，各级革委会成立以后，没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都由省斗批改办公室负责联系，石鲁就是这样的干部。报告打上去以后，马良不放心。为了以防万一，有一天，马良径直去到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去找徐航。徐航原是省交通局的副局长，与马良认识。由于马良和他们的另一个副局长李培荣熟悉，常去交通局，所以对徐航很了解，人称徐大炮。马良担心徐航在石鲁的事上撂大话，不放心，就直接去找他。马良说明来意，徐航说：“就这么一个证明，就能把省革委会的文件否定了？”马良说：“不否定，救死扶伤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你就说我们把石鲁这号病人抬到生产队去，那是给贫下中农增加包袱。按照革命的人道主义办就行。你放心就这样报，其他的事你不用管，有我来办。”徐航听了，说：“按你说的也符合情理。”跟徐航说了以后，马良立即就去找其他人。当时的革委会是三结合的班子，军队系统是由21军、兰空、8134独立师和省军区四个单位组成。马良先找到省军队支左委员会驻省革委会办公室，当时的军代表是熊副司令员，马良在“文革”中与他认识。然后又找到省工宣队办公室，主任正是马良在西安开关厂里的班长魏阿三，上海人。先前是从江南造船厂调到西安高压开关厂的，曾经是马良的班长，后在三一车间当主任，三结合时做了开关厂的革委会主任，这是一个副军级的单位，所以调到了省上工宣队办公室做主任。当时，当时的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地位非常重要。马良分别向他们说明来意，都认为马良说的合情合理。并答应马良他们一定会在会上讲的。按革命的人道主义办。马良离开以后，就将这个意见反馈给徐航 也给石鲁说了，让他放心等待消息，肯定能办成。石鲁那些年，病态恹恹的，是事实，这一次马良这么运筹，与石鲁长期的病态有关系。马良清楚石鲁有病而且病情严重。在此以前，马良曾经帮他请过两位名医给他看病，除了前边说的孙浩民大夫外，还有一个中医大夫魏公宜。石鲁经过“文革”磨难，患上了严重的肝郁症，情绪压抑，性情焦躁，易于暴怒，食欲不振。记得是在1972年，马良第一次去请孙浩民大夫时，是与他的好朋友白玉龙一起去的。当时孙大夫问：“石鲁是个谁呀？”马良说：“省美协书记，十一级干部。”孙大夫听说是个高干，干脆回答说：“高干我不干。”并说：“越是高干，越难伺候，先不说高干病人的态度，单是家属的猜忌我就受不了。我去给他们看病，我倒像是个犯人，总是被审来问去。”马良见他这样，就说：“这个高干极其平易近人，不像你说的命比金贵的高干。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修拉链的、修钢笔的人，过去都是他家的常客。你问问白玉龙就知道了。”白玉龙与孙大夫关系近，这也是马良和他一起来的原因，他就说：“是的，马良说的都是事实。”孙大夫说：“好，既然这样，那就去看看。”第二天就去给石鲁看了病。对石鲁的印象非常好，所以在1974年马良再次找到他时，他也愿意帮忙出了病重的证明。转眼到了1973年，有一次，石鲁又开始便血，马良不敢怠慢，立即就去找大夫。他一出美协的大门就直奔东大街的西安中医医院，找到内科魏公宜大夫，说明石鲁的情况，请他去给看病。魏大夫人称魏夫子，是西安著名的中医主治大夫。早年在北京时，18岁时病人就给他挂了匾，开始成名了。当时的京剧名流马连良、裘盛戎、梅兰芳都请他做私人医生。解放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北，来到了西安。他是马良的老朋友，见了马良，说：“兄弟，啥事？”马良就说了石鲁的情况，干脆地说：“兄弟，你的关系，没问题。”问了地址，听说不远，便说：“那就走吧。”西安中医医院在东大街，距离钟楼也就两站路，他们说走就走，不一会儿就进了石鲁的家门。魏大夫一进门，马良赶快介绍，石鲁就热情地让座。魏大夫一瞧石鲁，乍见之时，便如同老朋友一样，说：“石鲁同志，我久仰你的大名，也知道你的病。你是便血，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不仅是肝炎，还得过胆囊炎，吃不了饭，不是胃病，是情绪影响的。你和马良老弟性格一样。气盛而不思食。”石鲁撸起袖子让他诊脉，魏大夫说：“不用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一望便知。你是性情中人，和马良兄弟一样，个性刚强，你活的是个性。以你的病住进医院，会是一个完全的病人。我给你对症下药，你一定要按时吃。”说着说着，犹豫了一下，说：“不过，我这方子里的几味药不好买。”马良问：“什么药不好买？”他说：“也就几味草药。”马良说：“你尽管开，我来想办法。”魏大夫就开了药方。石鲁问：“你这一副药多少钱？”魏大夫说：“几毛钱一副。”石鲁听了，说：“原来给我开方子的贾坤净开那些鹿茸、麝香、人参等昂贵的药材，浪费国家财富。所以，他开了，我也不吃。”这时，魏大夫说：“你是肝火旺，是郁血，怒气过大。一定要把我的药喝了。”石鲁当时就说：“我给你保证，一定喝。”这时，老闵就笑着说：“石鲁，你给谁保证过？这一次认输了？”并对魏大夫说：“他从不认输。这一次肯给你保证。”石鲁说：“魏老说的有道理，我当然服。”临别时，魏大夫再次强调说：“你千万不要再发怒了。发怒对你身体伤害最大。”石鲁悲叹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魏大夫当时的影响很大，常常被高干疗养院请去看病。1974年就被调到南郊吴家坟的高干疗养院（后改为结核病医院）做主治大夫。马良送魏大夫离开时，对马良说：“你能不能帮我弄几个生羊肚。”因为魏大夫是老北京人，喜欢吃爆肚。马良说没问题。魏大夫强调不要洗，翻开倒掉里边的就行，一定要留下草芽子才好做。马良说：“那怎么能行呢？”魏大夫说：“这个你不管，我来做，就要吃那个味呢。”爆肚做出来发黑，也就是这个原因。那时候，一切都靠计划，肉粮都凭票购买，羊肚子更不好买，马良认识西安市牛羊肉批发销售门市部下属的屠宰场的人，当时在今朱雀路与友谊路十字东北角，所以很快就帮魏大夫治办好了，第二天就给魏大夫送去。魏大夫很高兴，而且从那以后，每月两次按时给魏大夫送去生羊肚，直到后来，魏大夫可以自己买到时。魏大夫走后，马良立即去到钟楼中药铺，去找一个叫石英的店员，他认识，叫她看看药单，其中有几味没有，马良就说想办法给配齐了。石鲁吃了这几副药，果然病情有所好转，也能吃一些饭食了。闵力生给省斗批改办公室上报申请以后，石鲁就住在西郊马家等待消息。有一天，马良正好休假，为使石鲁心情更好些，便说：“石老，你想不想出去转转。”石鲁说：“转转也好吧。”那时正是10月（阴历九月）中下旬，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是个好天气。于是，马良叫司机开着外贸的美式吉普车，拉着他们直接到南山去。他们先到了秦岭北麓的青华山，看了看没啥看头。马良就说：“秦岭山里有一座山叫秃顶山，一般人很少去，我们就去那里吧。”石鲁说：“好啊！越是没人去的地方越是好地方！”于是，汽车从沣峪口进山。这个山是马良以前在筹建水泥厂时，听山里的民工讲的，自己并没有到过，所以也是第一次去，不知道路线，就一路走，一路问，有个山民问说：“喂子坪你知道不？”马良说：“知道，去陕南路过。”“从喂子坪上去，到秦岭梁顶上，向右拐就是。”秃顶山也叫光头山，从远处看有一座白色光亮的大石山分外耀眼，像是秃顶一样。其实山上并不秃，而是长满了上百年的松树，只是这种松树长不高，还不到1米，从上向下看像个台子，所以当地人就又叫它板凳松。秃顶山不好上，马良就让车停在秦岭顶上，自己和石鲁步行上山。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草高路滑，马良担心石鲁摔着了，就要伸手扶他。但是石鲁不让，说看到山高兴，心旷神怡。于是，马良就走在他的身后一路保护着。他们来到山上，看着那奇特的景致，说不出的高兴。石鲁禁不住吟诵了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又看了看光秃秃的山上尽是些草甸子，还有些低矮的松树，就问：“为啥不长呢？”马良说：“山高风大，长不住。只有背风的一面有树枝。树高了就会折断。”松树虽然不高，但还是显出一派茫茫景象。山上潮气很大，他们的衣服很快就潮湿了。正所谓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里是沣河的源头。马良石鲁就在那里，走走停停，看着对面崖间的飞瀑，欣赏着脚下的溪水。小溪水清澈见底，他们忍不住伸手潦水，居然刺骨的冰凉。在这美妙的自然环境中，石鲁忽然说：“几十年了，忙于工作，居然从来没登过秦岭腹地，满脑子都是陕北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虽然来过秦岭，也是去安康路过，没亲自登临……”于是，他们就坐在山上静静地看山听水，望云观雾，偶尔说说话，谈谈感觉，不知不觉坐了近一个小时。马良看着时间不早了，就提议下山，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石鲁在马良家住了不多久，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关于石鲁的下放汉中城固的事情缓和了，再也没人催促了。马良的一桩心事就算放下了。至于他是怎么找的军队支左办和工宣办，当时并没有告诉别人，连石鲁亲属也没告诉。于是，石鲁的心情也平静了一些。石鲁就回到了美协大院。有一天，石鲁见了马良，就托他给自己找一方砚台。马良问：“干什么？”石鲁说：“有用。”马良就把他珍藏的一方五寸宽七寸长的古琴式的乾隆端砚送给他。第二天，马良来到石鲁家，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四尺的对联：“大风吹宇宙，旭日照高山。”马良说：“字意很好。”石鲁就拿出昨天马良送的砚台，研了一块墨迹，侧着看了看，就像水银镜子一样发亮。马良奇怪地说：“你费这样的心思干什么？”石鲁就说他准备把这幅字和砚台一起送给徐航，“不管咋样，总算缓和了。谢谢人家。”马良说他家住在许士庙街，就在莲湖公园西门对面，并说：“你自己亲自送到他家。”告诉了具体咋走。第二天石鲁就去了徐航家。过了两三天，马良去看望石鲁，刚进美协大门，就看到张义潜带着两个人在敲门。马良就站在门外不远处的墙角。保姆柳树坐在树下。张义潜又敲了敲门，还是没人答应。肯定是时间长了，那两人有些不耐烦了，就对张义潜说：“可能不在吧。”张义潜不甘心，正在犹疑，刚一转身看到马良，便问：“石鲁到底在不在？”马良不好回答，就说：“你们来得早，我才到，咋能知道他在不在。”那两人又说：“可能不在。不见也就算了。”张义潜就结结巴巴巴着急地说：“你是名流，名流，怎么不见？”就又敲门，还是不见答应。这时候，柳树说：“叔叔不在。”那两人说：“不在就走吧。”于是，马良也跟着他们往外走。马良在后边，刚走到前院，看着他们出了大门，又返回来，柳树就给马良努努嘴，示意在呢。刚走到石鲁家门口，门就打开了。原来，石鲁知道来人走了，听到马良的脚步声，就打开了门。马良一进屋，说：“刚才张义潜带了两个人。”石鲁却说：“不见。粉头胭脂加流氓。我见他干什么，败兴。”然后指着那两个保温瓶说：“我估计你下午要来，叫柳树打了两瓶啤酒。你喝不喝？”马良从来不喝酒的，就说：“你知道我不喝酒。你喝吧。”这一天，马良有点感冒，浑身发冷，像肠胃炎的感觉。坐了一会儿，感觉不对劲，恶心得想吐，就出门趴在水龙头那里，吐没吐出来，就又到门外去上厕所。在厕所蹲了将近20分钟。厕所靠近同盛祥北墙，与北墙之间有一道水泥隔墙。正在这时，他一抬头，就看见石鲁默默地站在隔墙那里，静静地看着自己，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手纸。马良心一惊，赶紧说：“石老，你在这儿干啥？”“我看你脸色不好，估计上厕所来了，就给你来送手纸。”“实在担待不起，你赶紧出去。”但是不管马良怎么说，石鲁就是不走，一直在原地等他出了厕所。马良出了厕所，洗完手后进门，石鲁就要给他沏茶，说“茶”，马良说：“我自己来。”就接过来，沏上，喝了，肚子逐渐稳定了，不再翻腾了。马良喝着茶，石鲁说：“我听说外贸批斗你呢。”那时候，大概是12月底，又进行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把外贸局撤了，退回了外贸公司，而且进驻了工作组，革委会主任挨个进行审查。马良也被牵连其中。单位工艺科的夏金兰就把这些事告诉了石鲁。石鲁为此担心马良。马良说：“都是单位业务上的事，没有啥。”事实上，这一阶段，外贸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逆转，斗争的矛头已经对准了马良。马良确实正在接受组织审查，其罪名和石鲁有关。马良说是业务上的事，是为了不让石鲁操心。但是，石鲁不信，说：“现在到处流传，说你包庇现行反革命，还说你吃里扒外，盗取店里的东西。”马良连忙说：“石老，这是他们瞎猜疑，胡说八道。不就是你购买店里的那三样东西吗。一方乾隆星辰日月砚台，一张古琴，一件楠木嵌银丝四条屏。这些都是通过正当的手续办理的。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石鲁听说是这些事，略微放下了心，也没有深究。经过马良等人的努力，石鲁留在了西安。可是省文化局的人却仍然对石鲁不依不饶，以下放城固为名，说“城固给你安排有地方”，要求石鲁搬家，他们要收回。这座房子是1971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文化局才给翻新的，石鲁在这儿住了还不到三年时间。现在文化局借机要让他腾房子，三番五次派人催石鲁，撵石鲁，石鲁便生气地大骂，但是，文化局来的人是受命的，他们是受军代表于哲吉和群众代表王天德授意，其实就是要迫使石鲁到汉中去，并且威胁石鲁：“你再不走，我们就要拆房子了。”石鲁怎么能走？于是他们果真派人来，上房揭瓦。那一天，马良正好来看石鲁，发现几个人在房上揭瓦，石鲁正在大骂，就非常生气，提起一块半截砖，喊叫说：“你们这些混蛋，下来。”那几人不理，马良就把半截砖扔上去，那几人看见马良气势汹汹，只得下房来，嘟嘟囔囔地说“也不是我们要拆”，走了。这时，马良问石鲁：“石老，为啥？”石鲁就说：“人家说城固安排好了，让我必须搬。我不搬，他们就上房了。”那时，石管住在钢厂，石头住在机床厂，只有石鲁一人住在这里，身旁没有亲人。石鲁也拦不住。马良一听，就明白是咋回事，就安慰说：“你就当没有这事情，要坦然面对。省革委会不好出面了，就让文化局革委会出面。这是想把你撵到城固去。你不理他们，我来安排修缮。”第二天，马良就去找他的妹夫，当时是庙后街建筑队的，但等了三两天还不见回话，就去找他的好朋友白玉龙。白玉龙是市园林局下属的修缮队的，听马良说了，就说：“没问题，马上就办。”白玉龙和马良一样，是回民，火爆脾气，敢做敢为。他认识房地一分局工程队的人，就想办法搞了一些砖瓦和石灰。第二天就去了美协大院。当白玉龙带着三个工人来到美协大院大门口时，门房的金得玉挡住了他们，问：“哎，你们是干啥的？找谁？”白玉龙说：“我们是来为石鲁修补房子的。”但门房还是不让他们进院子。白玉龙顿时就火冒三丈，指着金得玉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账东西，不长眼的家伙，我叫白玉龙，记住了。我给石鲁来修房子，你能把我怎么样！不服气的话去把你们局长叫来，看他能不能挡住我！”说着，便带着他的人径直走了进去。金得玉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哪里敢挡。这时，文化局的几个工人已经来了，正在房上揭瓦呢。石鲁拄着拐杖咚咚咚地撞击地，气得在骂：“你们欺负老子无缚鸡之力。气死我了。”当听到白玉龙的喊骂声，就一个劲儿地说：“骂得好，骂得好……这才替老子出了一口气。”白玉龙进了大院，那几个人还在房上，白玉龙就拾了一块砖往上一撇，骂道：“你们这些强盗，还不下来。”那几个人慌忙下来。白玉龙大骂说：“你们打听打听，我是谁。再敢来，我就打断你们的腿。”此后几日，白玉龙他们早上来，晚上回去，不仅将房顶上的麦草、泥巴和破瓦都换了，又按照石鲁的要求，在后院过道的窗子南侧另开一个小门，白玉龙就又拉了两千砖，重新垒了一道门墙，于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当时，石鲁旁边住的是李梓盛和陈士明，来来往往的人都要从石鲁家门前经过，石鲁喜欢清静，也烦了人们的嘈杂，于是，趁着白玉龙他们修缮房子，便让他们给自己专门隔了一道小门墙，这样，来往李、陈两家的人就只能绕到后院，就不会干扰石鲁了。房子修好后，石鲁的心情稍有好转，他又养了几只鸭子，还养了几盆半死不活的芍药和牡丹花。文化局的人眼看着逼不走石鲁，而且还有人气势逼人，为他撑腰，也只好放弃撵走石鲁的念头。事情办妥以后，白玉龙对马良说：“能不能请石鲁给他画幅画。”马良见了石鲁，还没来得及说呢，石鲁就拿了一个漂亮的桌单叫马良看，马良说，你拿这个为了干什么？石鲁又拿出一套茶具，说要去感谢白玉龙。马良说你最好也给他画幅画。石鲁说好。但画画一时半会来不及，就说先去谢谢人家吧。于是马良带着石鲁去到白家，亲自登门感谢。过了几天，专门为白玉龙画了一幅四尺的白梅花，题款是“玉龙白雪一天清”，将白玉龙的名字和品性都嵌进去了。白玉龙见到石鲁，既惊又喜，连忙为石老沏茶递水。石鲁也不客套，便像自家人一样坐了下来，和白玉龙拉开了家常。由于马良从未向白玉龙谈起过石鲁的家庭情况，所以，白玉龙就像我们中国人见面拉家常时的惯例，问这问那，当问到夫人和孩子时，石鲁便伤心地流出了眼泪。这是马良所见石鲁的第二次落泪了。第一次是石鲁谈起他亲手下令处决他的哥哥的时候，这一次，石鲁大概想起了自己的处境，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处境，竟然泪流满面，一时也止不住泪水。白玉龙不解其故，连忙一个劲地问道：“石老，为啥这么伤心？”石鲁唉声叹气，止住了泪水，勉强说：“好了，好了，不提了，不提了。”马良又赶紧给石鲁打圆场，阻止白玉龙说：“这事就别提了，以后再说吧。”然后将话题转到了养花上面：“石老近来对养花产生了兴趣，你这儿有什么好花让石老赏赏？”白玉龙是园林处的人，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对养花也很在行，在他家南面的阳台上摆放着一溜花。他们看了一会儿，白玉龙便说：“明天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好好去赏花。”原来，他的一个朋友在东门外北侧贴着城墙根开了半亩地，养了一些日本巨峰葡萄和法国月季花，都是稀有的品种。第二天，石鲁、马良在白玉龙的带引下，来到了那个花园，仔细地观赏那些月季花，石鲁忽然想起在马良家见的月季，便问马良：“你家养的月季也是这个吗？”马良很自豪地笑笑说：“一样的，都是法国进口的。”那时候，中国只有粉红色的月季。马良早就养殖了法国引进的月季。记得有一次，石鲁在马良家见了那漂亮的月季花，就给马良说：“我给你起个笔名吧。”马良说：“什么笔名？”石鲁就说：“叫‘月季仙子’怎么样？”“不好。”马良说完，石鲁却说：“古代人都用仙子，你为啥不用？”马良笑笑，说：“还是不用为好。我一个大男子叫什么仙子，不好。”这一次他们来到这个小花园，石鲁看到了月季，自然也想起了马良家的月季。于是他们说着笑着，一路走一路看，石鲁非常开心。临走时，花园的同志还给石鲁赠送了几盆月季花，并一直派人送到了他家里。第二年，东门外那处园林的郭琦师傅还专门培植了两盆月季花和巨峰葡萄，亲自蹬着三轮车给石鲁送来。经过这一次事情，白玉龙就和石鲁认识了。此后，陆陆续续还请石鲁画过四五幅画，最后一幅画是一张荷花，题款是“白玉荷花一天青”。白玉龙人很仗义，口才极好。由于多次请石鲁画画，后来，他岳父大寿，想请石鲁写幅字，反而不好开口了，就又请马良出面给石鲁说。石鲁说：“写什么呀？”马良想了想说：“就写‘古兰真本，今世为康’。”引用的是古兰经，寓意为今世就能得到幸福安康。白玉龙和马良是好朋友、好兄弟，他知道马良对何海霞多有帮助，就曾叫马良要求何海霞给他画一幅画。马良不好推辞，就从叶访樵那里借了纸墨笔砚，把何老请到白玉龙家，起了个五尺的山水稿，画了一个下午还没画完，眼看天要黑了，何海霞就说天晚了，光线不好了，让他带回去画完再送给他。于是，出了白家门，何老就把画递给马良，说：“你给加一下，我来题款。”当天晚上，马良就加班画完了，第二天去见何老，何老就说：“这就好，我来提款。”于是题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送给了白玉龙。转眼又到了l974年冬，石鲁先生虽然度过了大难，但他的一些故友仍是放心不下，便到处打听他的情况。其中一位石鲁的老朋友叫张凡夫，便借回四川探亲的机会，途经西安专门来看望石鲁先生。二人相逢，心中有说不出的酸、甜、苦、辣，感叹他们经过“文革”的劫难，能够相见已经是万幸了；又谈起“批黑画”时的凶险处境。当张先生得知马良同志冒险保护石鲁时，感慨万千，一定要结识这位马同志。石鲁就叫柳树姑娘去向马良同志说，叫他下班后来家一叙。下班以后，马良如约来见石鲁。张凡夫先生见了马良，说：“上午听石鲁讲了你们的事情，马先生铁骨侠肠，十分敬佩。石鲁说，今年春天运动中，若没有马先生，他的死门关可不好度过。”马良笑了笑说应该的。张凡夫先生与马良都是坦荡君子，一见如故，就像老朋友一般久别重逢，朗声笑语，快意洒脱！他们仨人坐定喝茶，便从时政说到丹青，从历史讲到现实，尽情诉说，各自倾吐自己的情怀，直至三更时分。马良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就暂且告别，约定第二天他在清雅斋外宾厅为张凡夫先生接风洗尘。张凡夫是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曾经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擅长版画和花鸟画。他是石鲁的同乡，老革命，资格比石鲁还要老些。石鲁当年在成都学习时，家里给他包办了一桩婚姻，他的心里正在不满，正巧遇到林伯渠在学校做抗日动员报告，便激起了自己的革命热情，听完报告以后，就决定奔赴延安，直接向张凡夫借了两块大洋。当时，张凡夫问他借钱干什么？石鲁没有告诉他，就拿了钱悄然离开了学校，一人徒步从成都出发北上。石鲁走到广元时，在一饭馆打尖，遇到一个同龄人，身穿西式洋装，打扮得很时髦，听说也是到西安的，于是结伴同行。但还没走出一里路程，这人就不想走了，说要坐车。石鲁看他娇惯的样子，也不好勉强，坦然地说：“我没多的盘费。”那人却说：“我惠客。”于是搭车到了汉中。翻越秦岭时，就没车可坐了，于是一路走着聊着，石鲁得知这位同伴姓乔，是美国归来的华侨。石鲁心想：原来是个花花公子，也难怪不想走路。他俩经西安再到安吴集训班，才过了七八天，那位乔公子就离开了。石鲁到达延安后，先被分配到党校三分部。当他前去报到时，发现接待他的人竟然是张凡夫，就激动地问：“你怎么在这里？”张凡夫笑着讲：“你不吭声离开成都，我却早都知道是要去哪里，而且是谁给你开的路单，是谁介绍你来的，你沿途遇到谁，我也知道。”原来，张凡夫早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是组织上安排他在学生中做秘密工作的，石鲁虽然被蒙在鼓里，他却对石鲁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后来，他们又一起学习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次，张凡夫来到西安，见到石鲁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差，便一边在清雅斋用餐，一边愉快地聊天。其间，石鲁又讲了马良对他的特别关心和保护，讲了马良如何请大夫对他调治。张凡夫听得直感叹，不由自主地再三赞扬马良的为人，仰慕石鲁的福气好，结交了这样慷慨仗义的好朋友。石鲁就说：“他是我敢上断头台的朋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张凡夫感动，就说第二天一定要去马良的家里去看看。正好第二天马良休假，于是，就和张凡夫约定说：“你和石老是老朋友了，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我自当做东。我家在西郊，不远，你俩不用坐公交车，我安排汽车来接。”张凡夫听他这么讲，便很客气地讲道：“马先生客套了，石鲁说没有你，他是死是活还难说，即使活着也可能是在陕南山区呢。”马良接着说：“张老，我和石老脾气相投，你不用再说了。你们也是一样的。”张凡夫却说：“不，不一样。石鲁完全是我们四川人的特点。”马良笑了笑就告辞了。当天，马良请他市物资局的一位朋友牛志善的司机，开着嘎斯六九吉普车将张凡夫和石鲁接到他家里。马良又预先让清雅斋的大厨郭治恩做了一盘锅烧鸡、一盘炸羊排，派人坐一路电车送到他家里，他又亲手炒了两个素菜，打开早已准备好的泸州特曲和出口装的白西凤。张凡夫是豪爽之人，看到四川好酒，很激动，就去拧瓶盖，一边拧一边说：“泸州特曲，好，好!”于是三个人开始喝酒吃菜聊天。两位老朋友你一杯我一杯，酣畅淋漓，乘着酒劲各自争着述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和生活感受。张凡夫在1951年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一定的职务，“文革”期间，他也是受江某人、王曼恬的迫害，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游街、关牛棚，遭遇几乎和石鲁一样。张凡夫说他在北京被批斗时胃病犯了，胃被切除过一次；1968年被下放到东北的一家农场劳动改造，又因胃病犯了，切除一次；两次手术之后，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明显感到胃口确实不行了。张凡夫是四川人，本来就很爽气，但长期在东北下放劳动，也养成了东北人的气质，洒脱不羁，说着说着就不顾大冷的天，解开了胸前的衣襟，敞开了胸怀，一边海吃一边畅谈。他们说的最多的话是互相比，但比的不是谁的境遇好，比的却是谁吃的苦多，谁受的罪大，谁遭的难多。当时，张凡夫说石鲁：“你还好些，最起码没有下放。我这才真正叫残酷迫害，真是把老子整惨了。”说着便大骂：“个臭婊子，把老子整惨了。”石鲁就接了一句：“这个臭婊子，差点把老子推上断头台，娃娃和老闵不要我骂，办不到！杀人不过头落地吗，怕什么？”他们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没了顾忌，声音又特别大。一会儿海阔天空，忆苦思甜，一会儿大骂江某人、王曼恬。过了一会儿，马良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一楼住的邻居。他急急慌慌地说：“老马，能不能让他们小声点。你们在四楼说话，我们在一楼听得特别清楚，那些话多危险，如果让谁告发了那还得了，不汇报是包庇罪，汇报吧，咱们是好邻居。你们千万注意点！”马良赶紧给来人解释说，两个老革命多年没见了，喝了些酒，请他多担待。于是，提醒石鲁二人，声音稍微小了一些。石鲁心中有气，接着喊道：“把老子整得最惨了，真是残酷迫害。”张凡夫就又说：“你喊啥？你又没离开过西安，还有人照顾，有啥子惨呢？”石鲁就开始诉说：“康师尧个混球，我好心好意带他到杭州西湖办美展，他为了感谢我，把饭店里一个小女娃领到我住的房间，让那个小女娃给我作服务生，多关照一点。那个娃小，我就当是自己的孩子，没事时就逗逗她，和她说说话，开开玩笑，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事情。‘文革’中他竟然检举我，说我有说不清的男女关系。这一下，他立功了，胸前戴上大红花，我却从此倒了霉。”说着说着感叹说：“我是东郭先生，养了一头中山狼。我对他一直很关照，为了给他打好台阶，60年代初我把他派到户县，指导那些农民画家画画，做出了一些成绩，几次受到全国美协的好评。但是，‘文革’一开始，他却反咬我，真让我心疼。”听到这里，张凡夫控制不住了，痛心疾首地讲道：“你不知道呀，我被下放到东北的一个深山里，那些农民以为我是坏人，是专政的对象，他们不给我衣服穿，我的脚差点被冻掉，真是把我整惨了。我虽然从前当过领导，其实一点特权都没有。”石鲁接着说：“嗨，我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罪状，说我是西北局刘澜涛、陕西省赵守一‘黑帮’一条线上的。开始时，我也不知道咋能把我与他们串到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我曾经给赵守一画过一幅四尺三开的山水画。刘澜涛的夫人三次来美协要求跟我学画画，我没有答应，人家说能不能画一幅画，我就画了一幅桃子。结果在“文革”中，抄他们家时抄了出来，就这样，我就成了‘黑帮分子’。你说是不是滑稽，好笑不好笑。”他们说着话，话题很多，变化也快，头绪也乱。多是“文革”中那些奇怪的事，还有一些造反派鸡鸣狗盗、欺师灭祖、丧尽天良的恶行。马良很少插话，但从他们的谈话中，马良知道张凡夫这一次是要回四川老家探亲，他老婆是四川文联主席，前一段写信说她病了，让他去看望，就顺便到西安下车来看望老朋友张凡夫和石鲁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张凡夫粗豪，石鲁细腻。后来，他们又各自叙说了不同时期的经历，回忆起延安时的人和事，又骂了半天江青和王曼恬。老战友相逢，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五六个小时过去了，两瓶酒也见了底。他们感到喝得差不多了，张凡夫便说了一句：“天快黑了，我明天就走。”石鲁真心挽留他：“再住两天吧。”这时，张凡夫就开始耍笑，把手一伸，说：“行，你还我那两块大洋，我就再住两天。”石鲁也笑说：“行，你能让时兴倒退到当年，我就还你２００块大洋。”说完，三个人同时哈哈大笑。笑后，张凡夫说：“我也不要你还债，你给你嫂子画张画即可。”石鲁回应说：“两张都行，正好我前几天从老闵那儿讨回来几幅画，明天你选便是。”然后，张凡夫认真地说：“你给我画一幅画，写上我老婆的名字，马良老弟也画一张，也写上我老婆的名字。”正好马良这里有现成的画案子，说完后就提笔作画。马良先画了一幅三尺梅花，石鲁看了看，提笔题了“欲是红岩百丈沟”的款，由张凡夫收藏。然后说：“咱们互相收藏吧。”就指着墙上马良以前画的一幅黄梅花说：“这不是也有一幅吗，就送给老闵吧。”于是就取下来，石鲁就自己在上面题了字送闵力生。然后，石鲁提议他们合作一幅画，石鲁叫张凡夫先动笔，凡夫不动，却说：“马良，你先来。”马良是后辈学生，哪里敢班门弄斧，着急地说：“我是石老的学生，哪敢先动笔呢！”石老当时喝得有点高，见他们俩不动笔，就站起来提起笔，蘸足墨后，还未落笔，由于喝酒太多，手有些发抖，一不留神就把墨掉到了纸上，他低头一看，趁势落下笔，抹了一下，把黑点画成一块立石，却是倒立的。石头画好后，把笔交给马良，马良说：“石头倒了，像个八大仙人。”说着就拿起笔在这块立石旁画了一块小点的淡墨石头，然后再点缀了一些苔藓，张老接着在那块大石头上画了一只小鸟，画好后还说：“你们看我心不在焉，鸟的头都是偏的。它是望着自己的故乡呢！”画完后，石鲁说：“有石、有花、有鸟。”说着便提笔题款：“三秋共色，一睹长天。凡夫旅游长安，马良为东道，三杯两盏八十为酒气多。”题完款刚放下笔，石鲁还是放不下，骂道：“两个臭裱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咱们等着瞧吧！”望着马良说：“我们在延安党校三分部中央机关的时候，王曼恬还在桥儿沟小学，才给一年级娃娃教美术呢，连课本教材都是我们帮她画的，现在想把我除之而后快。在延安时连通信的邮票都是老子设计的，我亲手刻的第一个毛泽东头像蜡版邮票，有黑白和单色彩印两种。”张凡夫看时间不早了，随口安慰石鲁说：“过去的事不堪回首！今日你我能结识马良为知音，此生足矣。以后我们画的画，尤其是你”指着石鲁说“就交给马良收藏。”话音刚落，一楼的住户又上来了，说：“马老师，你能不能让客人的声音小点，让别人听见了不得了呀！”马良赶快解释：“三个酒疯子，喝多了，你多担待点吧！”“这不是担待的事呀！把事惹下了，不得了。”马良又安慰说：“都是邻居，请你放心，我们小声点。”作画间隙，张凡夫又问起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是谁呀等等闲话，马良一一作了答复。石鲁接着说：“老子还是十一品官呢，还比他高两级。”张凡夫也接过话茬说：“延安时期他才是儿童团玩红缨枪的。”他们合作的这幅画当时就留在马良家里。1975年秋末时，经朋友介绍甘肃省机关事业管理局的马希盛先生，字子宇，来拜访马良。马师傅长得墩墩胖胖，给人一种憨厚感，他到西安是给单位采购汽车配件的。马良的朋友介绍说：“希盛酷爱书画，听说你在西安的书画界影响可不一般，你一挥手，画家们都会呼应，所以想求你找一幅画，你的也行，别人的也行。”当时的马良整天忙着抓革命促生产，一有时间还要看望、照顾几位老画家。别人以为马良的手头肯定有很多老画家的画，但是，马良从来没有向这些老画家要过画。这一次马希盛来，马良就实话实说。可是，当马希盛得知他有这幅合作的画时，就请求马良，将这幅画借去欣赏几天，并让马良先生向程克刚（西安的老书法家）给他求一幅篆书字对，过个半月来取，到时候就把画带来。可是，这一借便是泥牛入海，程老先生给写好的对联，现在还在马良儿子的画室挂着呢。事隔３０多年后的２００５年春，一天，一位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说有一幅《三秋共色，一睹长天》的画正在嘉得拍卖行拍卖，经过描述，马良认定就是他们三人合作的那幅画，结果拍卖了１３万元。一夜过后，马良、张凡夫相约来到石鲁家。张凡夫坐了一会儿，就开始提笔画画。他先画了一幅五尺对开的紫藤，题款“马良同志教正，凡夫写于长安旅途中”，乍一看是齐白石的构图，可见他是受了齐白石的影响。然后，他又画了一幅四尺三开的小画，画的是绿色的枝叶和跃跃欲飞的八哥，正要题字，被石鲁挡住，“你别提了，我来题”，顺手拿过笔在中间偏下的位置写道：“嗓，不必清音出腑膛。”题完又用干红笔在树枝处画了一片树叶，并说：“画叶为章。”马良认真地看着石鲁题款、加笔，自言自语地说道：“不用发力也可以画出好画来，吐自己的情怀，此天生才气也！石老，是不是这个含意？”石鲁高兴地说：“当然如此。”画完后，他们说起张凡夫这次顺道来，时间紧，明天就要走了。石鲁就说答应给张夫人画，现在就画，并说：“马良画，我来题款。”于是，马良摊开四尺三开的宣纸，用石鲁的笔法画了三棵松树，又用石鲁的习惯，采用泼墨画了山头。画完后，石鲁落了款。张老看着这幅画，激动地对石鲁说：“石鲁，这完全是你的画。”石鲁得意地说：“对呀，我说过他能画我的画，今天让他画画，也是让你检验一下。西安美院的王子云老先生过八十大寿时，让我给他画幅画，我见老头人不错，就让马良代我画了一幅寿桃，我题的款：‘盗得仙桃送寿人’。”张凡夫这一次来西安，是石鲁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经历了“文革”，他们的人生历练更加丰富。石鲁和他敞开心扉，谈论了很多话题，叙说了许多感动人的故事。尤其是马良在和他的交往，那正直坦荡、无私无畏、敢做敢为的性格和作为，对他是莫大的帮助和保护。他不止一次告诉张凡夫，马良是他敢上断头台的朋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马良的单位在钟楼西南角，美协在西北角，距离很近。况且马良负责对外贸的收购业务，主要对象正是老书画家，因而与石鲁常在一起。有一天，西安美院的王子云先生八十大寿，石鲁就叫马良代笔，画了一幅《寿桃》，石鲁题了“盗的仙桃送寿人”赠王子云先生。马良顺手多画了一幅刚放到地上，白玉龙来了，就说，他母亲要过生日。于是就请石鲁题款送她的母亲。石鲁之所以让马良代笔，是对马良的画艺比较放心，他总是说：“你画，你画。”马良推辞时，他就说：“你行，你行。我来题，我题就是我的画。”给予马良鼓励。那时候，去石鲁那里的人，除了马良，其他的人去的多了，他多是不乐意。因为石鲁身体不好，见人关心就烦，厌恶。马良亲眼见过，他几次骂走了董森林（赵望云的学生）、白文义（回族）、宁起（跑成都的火车乘务员），说：“老子这里不是茶馆。”而且还骂过他的老朋友郭琦：“老子成了你的画奴了。”他心烦的时候，也常去马良家里走动。有一天，他到马良家里，看到马良画的一幅樱桃，就说“我来给你提款”，挥笔题道：“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交口难开。录青海民歌谣，为马良佳笔题。”题完款后，石鲁郑重其事地对马良说：“我这不是题樱桃，而是在题你。你从来给人办事，但从来不求别人给你办事。你就是这样的性格。”石鲁曾对张凡夫说：“他给画家帮忙，但从来不求人作画，他也不要画。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就是这个意思。”张凡夫当时就感慨地说：“很好，很好。他是你将来的希望。以后，我们的画交给他收藏，我放心。”石鲁就说：“那当然，我把印都转给他了。”说起转印，那可是石鲁与马良之间的一段佳话，其中又有石鲁和傅抱石之间的一桩趣谈。１９７４年盛夏，有一天下午两点多，马良去看石鲁，进门后，马良见他正在磨印，就问：“石老，你这是干什么呢？”石鲁便一边磨印，一边说：“磨印，磨印，以后再也不用印了。”“为什么呢？”马良不解地问。石鲁说：“自从我看了你送我的《顾氏印裘》，我就下决心不用印了。”《顾氏印裘》是清中早期时的一本印谱，一函四册，蓝布封套，作者应该是江浙一带的人。当时有个朋友拿给马良，让马良帮他卖掉。马良拿到这个印谱后，仔细地看了，认定是明中期的隐逸之作，虽然是印谱，但不是印的，而是精拓的原拓本，既有大篆又有小篆。而且每一方印章下边都有楷书写的注释，非常方便参考。马良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特意让篆刻家书法家曹伯庸先生作了鉴赏。曹先生看后，说：“印刻得太好了，有各家各派的刀法，无一不精。”而且也认定是明中期的东西。年初石鲁在马良家躲难时，马良把这个印谱拿回来家里，石鲁看了，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于是，马良就把它留在石老手里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马良给卖家的手续还没了解，卖家经常来催要。石鲁去世后，马良叫他的儿子罕杰带着礼物去到石家，向闵力生说明情况，要取回那套书。那时候，马良已经搬到了环城南路。闵力生知道这回事，第二天带着一个娃来到马良家，说石管拿去看了，书没在。当时石管去了深圳（海南），等石管回来了就还。但一直没等待消息。卖家多次找马良，马良只得自己掏钱算是自己买了。原本几十元钱的东西，最后花费了八千块钱。马良本以为石鲁喜欢这套书只是欣赏，没有想到居然引起石鲁弃印不用。此时，石鲁看着马良疑惑的样子，郑重地说：“我不用图章了，我画图章。‘文革’么，我也革命呀。”接着说：“你能刻图章，别人也能刻，我改成画图章，别人就难复制了。”说着又拿出两方印说“这是酒疯子傅抱石刻好给我的。”于是，石鲁就说：“酒疯子傅抱石，为了两方印，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马良问：“此话咋讲？”石鲁便给他简述说：电影《草原风暴》上演后，他到北京去领稿费。那时，他几乎天天都去隆福市和琉璃厂转悠，寻找一些文房古玩。有一天，他来到琉璃厂文物商店（解放前的宝古斋，是马良朋友李卓卿的店），看到两枚白底（行话叫象牙底）的鸡血石坯料，就问：“这个多少钱？”店里人却说“这个不卖，有人要了。”而且说“这个人大概你也知道，也是画画的。”石鲁就问：“谁呀，说说看。”那人就说：“傅抱石你该知道吧。”石鲁笑了笑说：“嗷，是他？知道知道。”然后又问“那他这几天来过没有？”那人说：“没来。”石鲁说：“那你再等等吧。”第二天，石鲁又去看了，就问：“人来了没？”说：“没来。”石鲁问：“他给你交订金了没？”那人说：“没有。”“他没交订金，也没来。大概他是说说而已吧，就不要了。要不然你就卖给我吧。”那人听石鲁说的有道理，也是营业员销售的需要，就说：“不便宜，220块钱。你愿意就拿走。”于是，石鲁就交了钱，带着这两枚鸡血石坯料回到了旅馆。可是，三天以后，傅抱石才拿着钱去了商店，大概是一时半会凑不够钱。店员说：“有人买走了。”傅抱石就急着问：“你知道是谁买走了？”店员说：“也是一个画家，叫石鲁。”傅抱石一听就急了，慌忙打听到石鲁住的旅店。拿了两方荞麦底的鸡血石，当下刻了石鲁的名款，一阴文，一阳文，拿着急匆匆来见石鲁。两人见面，石鲁大概猜得出来意，果然傅抱石说，那两方图章，是他一直看好的，现在把钱给石鲁，希望石鲁把图章给他。可是石鲁也喜欢，就说我没从你手里买，凭啥子给你。这时候，傅抱石就从包里取出两方图章，说：“我这有两方图章，也是鸡血石，已经给你刻好了，送给你。”这时，石鲁就接住说：“我看看。”看了看，说：“刻得不错，那就谢谢了。”顺便就装在口袋里。傅抱石就向他索要那两方图章，石鲁还是不愿意，两人就扯来扯去，最后不欢而散。说完这个故事，石鲁就笑着又说：“酒疯子傅抱石，赔了夫人又折兵。”石鲁回到西安不久，北京文物商店却专门派人来，要以不低于十倍的价格回收那两方图章，石鲁没有答应。这两方图章成为石鲁的挚爱，一直珍藏着，也没有舍得刻印。石鲁的图章本就不多，一共有六七方。除了这两方而外，就一方是他哥哥冯建吾给刻的。石鲁说完，就两手捧着３枚图章，郑重地讲：“转印给你，转印给你。”马良见状，说：“这哪能成？”推辞不受。石鲁就说：“怎么不行。转印古人有之。释家叫传衣钵，画坛就叫转印。你当之无愧。”马良听了，当时虽然很感动，但马良还是坚决不收，急得石鲁当即把字磨掉，硬塞到马良手中。马良见实在推脱不掉，只得拿着说：“我明白了。石老，你这是给我打气哩，我不努力都不行。”马良为了不辜负石鲁的期望，第二天，专门去找曹伯庸，请他刻上自己的名章，其中一方刻着姓“马”，另一方刻上马良当时的名字“孝良”，一直珍爱着，成为他们最好的纪念品之一。石鲁先生所转两方印，经曹伯庸刻后，马良先生现在还在用张凡夫听了转印的故事，对石鲁说：“好啊！你总算是得了人了。那我明天就走了。”石鲁说：“不是说再住两天吗？应该是后天走呀。”张凡夫沉重地说：“你嫂子病重，正好路过西安，又担心你的状况，暂住了几天，看到你好着呢，我也放心了。现在我是归心似箭呀！”石鲁明白张凡夫的心情，就转身到室内拿出一个约三十公分直径的木卷桶，倒出一卷没有裱的单片画，往床上一放，忧伤地说：“就剩下这几幅画了。”张凡夫好奇地问：“这都是你以前的画吧？”“是的。你选两张送给嫂子吧！”“选一张就行了。”张凡夫说着就选了一幅画。然后，石鲁拿出一张没有署名的四尺画问马良：“你看这是谁画的？”马良看了看果断地说：“是你画的，是你采用王蒙的笔法画的。”那是石鲁拟元代山水画大家王蒙笔法所画，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石鲁听马良一说，自己不由得笑了。张凡夫卷好了手中的画。这时，石鲁又深情地说：“说起这些画，我还得感谢马良同志。”于是，便讲：“前两年我身体不好，肚子没气，想买个录音机听听山歌什么的，但商场里没有卖的，只有寄卖所才有，所以我就请马良留意给我买一个。那时候我又喜欢上那些古香古色的摆设，又给马良说了，马良就给我买了一个明末清初时期的楠木四条屏镜框，框上一圈镶嵌有寿字，我很喜欢，可老闵就是不让我买，她不但和我闹，还到珠宝店和马良闹。”提起这些事，马良记忆犹新。就在马良给石鲁买了这套镜框之后的第二天，老闵就到珠宝店里来找马良，说起镜框的事，并不躲开其他人。当时，公司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些事情就牵扯到马良和石鲁的几件古玩。店里的几个同事就赶紧出来劝她不要说了，再说的话，马良就要在这次运动中背上‘假公济私’的罪名。马良也说她：“不要说了，影响不好。也不是多贵的。”说着把她拉到旁边继续劝她说：“收音机我还没买呢，昨天那个镜框的钱，一共40块。你先回吧，回头我给你送去。”就这样，才将老闵劝走了。事隔一天，马良赶紧向单位互助会借钱，按单位规定，一次借钱不能超过本人工资的三分之一，当时马良的工资是每月52元钱，虽然在单位最高。但还是不够，就又向他的父亲借钱，东拼西凑，凑够了40元钱，就去找石鲁。当时老闵没在，马良就给石鲁讲，老闵去到店里闹，影响很不好。别人还以为我给了你多少东西呢。并把钱交给石鲁，叫他交给老闵。那个时期，除了这个楠木的四条屏镜框外，石鲁还喜欢上两件古器物，一件清乾隆天文星辰日月砚台，一件是清晚期的古琴。那时候，石鲁常常来找马良，每次来了，就要站在珠宝店的展览橱窗前看看。橱窗的展品分为前后几层，第一层也是最靠后的一层，悬挂的一般是古旧字画，立体的竖挂着；下来就是底层的平台，分别摆放的是一些古瓷器、旧摆件、珠宝玉器、笔筒笔架等，是准备发往北京和天津外贸出口的收购品，非卖品。此砚台石鲁先生临去世以前特意嘱托夫人闵力生送还马良作为纪念有一天，石鲁给马良说：“你们那儿有一件东西拿来看看行不？”马良说：“什么东西？”石鲁就说：“就是橱窗里那个砚台。”马良知道就是那个天文日月星辰砚。回来以后，马良就给他们主任郭作劳说了，郭主任说：“你知道的，这事我也做不了主。”于是，马良就去找主管外贸的马青年主任，说石鲁看上了一方砚台，能不能批给他。马主任觉得事不大，就说：“你给伯勤说一下不就行了？”（姜）伯勤是外贸的主任，马良说：“我可没有那么大面子。你就给批一下。”于是，马青年就批了一个条子：“此砚请马良同志拿到我这里来，另有安排。”然后说：“你直接拿给石鲁就行了。”郭主任见了马老的条子，就把砚交给马良，马良在南大街转了一圈绕道送到石鲁家里。还有一架清晚期的古琴。石鲁也喜欢，马良也是找的马青年专批的。石鲁爱不释手。至于这个四条屏的镜框，当时说好了卖给石鲁。但不知怎么的被闵力生知道了，就闹了这一场，给马良造成很大被动。石鲁当时就很气愤，大骂：“老闵这个吝啬鬼。不理她。马良还是说：“石老，这钱得给，这是我答应他的。”这件事着实惹怒了石鲁，当时石鲁有几幅画放在老闵那里，石鲁就去鼓楼大闹，要回了那些画。原来一共有13张，但基本上是半成品，成稿的少。拿回来后，1973年他的哥哥冯敬吾从四川老家来，回家的时候，石鲁就画好几幅让哥哥带走了。后来郭琦知道了，就来见石鲁，要石鲁给他画画，石鲁撵他走，骂他:“癞皮狗，你把老子当成你的画奴了。”郭琦和石鲁既是老乡，又是老革命，在延安时就很熟。尽管石鲁骂，郭琦却笑着，就是不走，而且还要住在石鲁家里，石鲁无奈何，给他加了三幅。第二天，马良去了，见到墙上挂着一幅黄帝柏，石鲁就说：“你加，你帮我加一下。”马良就给他加了，画好后，第二天又被郭琦拿走了。“现在就剩下这三张了。”说着石鲁拿出一幅小三尺画着采桑女的画。马良一看说：“树枝有点细，怕是吃不住。”石鲁就让马良加笔，马良拿起笔把树干树枝加粗后，石鲁又把绿叶挑成了红尖尖。马良说：“这下倒像是月季花的刺刺了。”张凡夫看石鲁的画没有几张了，不忍心拿，石鲁却说：“你不拿，别人还会拿的，反正我也留不住。”说着伸出他的两只手，张开五个手指头，说：“你看看我的手。”张凡夫不明白，就问：“你的手怎么啦？”马良说：“石老说他的五指并不拢，是不聚财的命。”张凡夫笑说：“那我就拿一张吧。”这时候，时间也不早了，马良就告辞说：“张老，你是明天下午的火车，中午在清雅斋给你饯行，就订在三楼外宾厅。咱们各自前往就行了。我先走了。”第二天，宴席结束时，已快到下午上班时间了，张凡夫说：“我除了两幅画，再没有别的行李，你们都不用送了，马良你就上班去吧！”于是，马良就陪张凡夫到了钟楼，然后告别，急匆匆地往店里赶，路上正好碰见美协的秘书长陈士明，简单说了张凡夫来的事，陈士明听说张凡夫来了，又走了，很遗憾地说：“我们一起在延安生活过。嗨，不知道他来了，早知道的话一定要看看这位老朋友。”张凡夫走了，留下了这段画坛佳话。马良和张凡夫虽然只此一面之缘，但对双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文革”结束后，马良曾经有机会与他相遇此乃后话。高建群全集第一辑：《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我的菩提树》《统万城》高建群全集第二辑“在北方”：《六六镇》《古道天机》《大顺店》《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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