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原》
作者:高建群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联合出品:凡章文化
高建群:有些故事,在我心中已经埋藏很多年了,那是我家族的故事。那故事中有许多得传奇,和令人不可思议的斑斓色彩。这是最好的故事,好过我讲过的所有的故事。我把这故事定名为《大平原》。
导播:大平原呐,我们世世代代在它的怀抱里出生,世世代代在它的怀抱里死亡。它承载和赋予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和欢乐。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大平原》。作者:高建群,演播:王梅,制作:焦勇,监制: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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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大约有半年时间,高村村头,出现了一个骂街的女人。那原先用发卡别在脑后的髻儿,弄乱了,如今一头乱发蓬松在头上。两个原来白里透红的脸蛋儿,如今凭空地抹了两团灶膛里的柴火灰,又黑又青。一件大襟青布衫子,那布纽扣从胳膊窝以下,全部解开,露出的两片衣服下摆,挽成一个疙瘩,缠在腰际。下身的变化不大,还是那身黑青布缠着绑带的裤子。脚下三寸金莲的那鞋子,现在换了,换成了结婚坐轿时那双红缎鞋。这红缎鞋穿在脚上, 一颠一摆地走来,确实比那黑布鞋更为张扬。
她的手里,还提着一根盘成一团的火绳子。这火绳子是牛拽绳。如今她提到手里,在村口滋事,那意图也很明显。话头不对了,或者她恼怒了,这绳子往谁家的门楼子上一拴,就上吊到谁家了。
我的乡间美人小脚祖母,顺着高村的官道从东到西,从西到东,踏踏而来,一路排侃。她说道:
“高村的老少爷儿们听着,族里的阿伯阿叔们听着,如今这当儿说话的是高村的媳妇,安村的姑娘,叫‘高安氏’的便是她。高老爷子是有一份家产,但这家产是他人老几辈打牛屁股打出来的,碗里一口锅里一口省出来的,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下苦挣的。你们要眼红,你们去挣,让儿子做土匪,让女儿做婊子,只要能挣回来,也算数,别眼红人家。
“你们说这老太爷要下个蛮儿,野毛光棍飞了四十里, 跑到咱们高家堡子来了。这话也对。只是这野毛光棍是老太爷的外甥,外甥顶门,天经地义,过去有,以后还有,谁也不敢保险自己家的苞谷地,就不长谎秆儿。如今他已经改了姓,他就是高村的人了,你们谁敢说不是?!
“纵然这蛮儿是‘蛮’的,是野种,你们眼黑他。那一窝孩子,该是在高家的土炕上生的吧!该是这渭河的水、大平原上的五谷把他们养活出来的吧!他们头上都顶着一个‘高’字,你们难道就忍心欺侮他们?你们可以对我家男人无礼,这我认了,你们欺侮我的一窝孩子,这叫造孽!
“我安家大姑娘也不是没名没姓。安村就在高村的旁边卧着,那一村的人都是我的娘家弟兄,他们在看着你们高村的人做事!我日你个三辈先人的!”
我的小脚祖母骂到酣畅处,挥舞着手里的绳索,等人上来搭腔,但是家家门户紧闭,没人敢吱声。
祖母见了,越发逞能,往地下一坐,来个连身躺,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咒男人:“你们中,有那胆子正的站出来,一个枪子,把我那窝里罩的男人灭了,从此我跟你过!”
这叫乡间喜剧。大男人见了,人人躲避。妇道人家怕惹上口舌,也尽量躲着。倒是高兴了那些乡间孩子,这古老而闭塞的北方农村,渭河形成的这个死角里,打人们记事的时候起就没有来过剧团,因此,这些围观的孩子,把这当一幕喜剧看。
气出了,泼撒了,祖母心情好了一些,正如如前叙述的一样,她最后来到渭河边,用河水抹一把脸,用唾沫星子把头发理顺,然后将大襟袄挽在胸前的那个疙瘩解开,扬起一只胳膊,用另一只手 将胳膊窝里那一连串布纽扣依次扣好。
最后她回到家中。这个伟大的早晨结束。她现在又变成一个平庸的女人了。而到第二天早晨,踩着太阳冒红这个钟点,她的又一次骂街行动再重新开始。
祖母的骂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她骂街的这半年中,高村逐渐安静下来,渭河畔上的这户人家,日子也逐渐好过了点。
只是那口白色的棺木还在上房里卧着,夜来白森森地怕人。祖母说:“这也是咱们族里一位老者的棺木,既然他愿意放,就放在这里吧!咱们权当保管着。这东西盖子一揭,还是上好的粮仓,麦子下来后,咱们用它装粮!”
这一日,1939年的农历二月二,是我的乡间美人小脚奶奶的最后一次骂街。不是她不愿意骂下去,而是这骂街的行动,被一件事情打搅。而这件事情,将导致渭河畔上的这户人家暂时离开,亡命他乡。
祖母看见, 在坡坎下面的渭河二道崖上,人声嘈杂。顺着那崖畔,自南向北,一溜儿摆开八口大锅。是八口,祖母伸出戴着套袖的手,挨个数了数。那每一口锅前,都围着几个人,有从河里担水往这锅里倒的,有蹲在灶火口,往锅底填苞谷秆的,还有掌勺的,手拿一个大铜瓢,将那锅里的水不时地漾起。旁边,好像还有几个公家人模样的人,穿着制服,胳膊肘上戴着个白箍儿,口里吹着哨子,在指指点点。另外,还有几个穿黑衣服的军警,挎着枪,在人群周围转悠着。
高村这一块地面,是渭河“几”字形地流过平原时,在这里 形成的一个死旮旯,平日里,官道上难得见几个行人,这二道崖下面,更是冷冷清清的。虽说这里好孬算一个渡口,但是从这里过河的人并不多。这个名曰“高家渡”的渡口,那只大船,主要是载高村以及高村附近的人渡河的。
祖母有些纳闷,她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从老崖上,徘徊两步,找了个斜坡,“哧溜”一下,溜到了二道崖。那八口大锅,其实都是高村人的锅,是为牲口饮水用的。那每个锅前围的人,也都是高村的人,他们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在那里操持着。
有一棵歪脖子老树,树已经死了,还端立在那里。树皮的一面被人扒光,露白的地方,墨笔写下“高家渡”字样。这大约就算渭河上这个荒凉渡口的唯一标志了。那歪脖子老树,想当初,它该是长在高村一户人家的门前的,或者院落中的,渭河改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户人家的宅院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崩到河里去了。主人于是搬到了靠里的地方,而这棵树留在这里。河流突然改变主意,不再往东崩了,这树便幸存了下来,艄公便央过路客在这没人管了的树上,书写上“高家渡”这几个字。
那第一口大锅, 就支在这歪脖子老树底下。围绕着这锅忙碌的这一家人,正是我们家的人。那手执一把大铜瓢,舀起汤,然后再高高漾下去的,是我爷爷。旁边挑着一担木桶,忽悠忽悠从渭河向上担水的是我大伯,也就是高大,那一年他十三岁。坐在灶火口里,朝着炕底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往进塞苞谷秆的,是我的父亲,也就是高二,那一年他十岁。
“死老汉,你在干什么呢?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动锅动灶的?莫非,是咱这高家渡,要过队伍了?”祖母跃上坡坎,来到大锅前,拿个树棍,将那火心捅一捅,掏空,这样火便燃烧得旺一点。平原上的早春,还是很冷的,况且河道里有风。这样她便一边搓着手,一边问。
爷爷回答说:“乡里人不知道城里的事,地上人不知道天上的事。只是来了几个公家人,用脚踢了踢咱这一口给牛饮水的大锅,说是要征用它,咱就把这大锅给弄到河沿上来了。听说这高家渡确要过人,但是不是过队伍,是过灾民。这锅里熬的苞谷粥,公家人说这不准叫苞谷粥,要叫舍饭。”
“哟,是起大锅,发舍饭。那么舍给谁呢?这八口大锅,能吃多少人哩!记事中,民国十八年大年馑,这二崖上就支过铁锅,发过舍饭。那次,来的是山东人。山东人一溜一串地,过了河,沿着这渭河两岸住了下来,成了一个一个的山东庄子。那么这次,是哪里人呢?该不是河南担吧!”
“不知道!公家人没有说!”爷爷回答。
祖母停顿了一会儿,又有些事情想不明白了。她问:“渭河这八百里河道里,少说也有几十个渡口,那些灾民,为什么要单挑高家渡来渡身子呢?高家渡这么条破船,官道这么个塘土路!”
爷爷回答:“听说,不独独是高村,高家渡往下,直到黄河边,这几十个渡口,都支起了大铁锅!”
“那得过多少人呀!他们是些什么人呢?”祖母感慨道。
大锅里的苞谷粥,已经咕嘟咕嘟地滚好了。爷爷还不停地拿着大马瓢,将苞谷粥舀起又扬下。那苞谷粥从马瓢沿上洒下的那一刻,阳光一照,像一道金瀑布。这是老苞谷,它是黄的,金黄金黄的。苞谷那香味儿,又像泥腥味,又像草腥味,又像空气中那薄荷的味儿,它现在弥漫了渭河的这一段川道。
见吃舍饭的队伍迟迟不来,祖母坐不住了,她要回家织布去,几个孩子都等着这一架子布下来,做衣服。“况且,四女子还在炕上睡懒觉!我不给她穿衣服,她自己不会穿!”祖母说完,闪一闪身子,站起来,踮着小脚上了老崖,回村子里去了。
天晌午端,太阳直直地照在头顶上的时候,人们焦急等待着的那一支饥饿大军,终于在平原的另一头出现了。
首先传来的是声音,仿佛地皮在轻轻颤抖的声音,仿佛是成百上千的人在压抑着嗓子,轻轻抽泣的声音,仿佛是饥饿的平原上的母狼,在暗夜里哀呜的声音,仿佛是那低沉的雷声,在天边滚动的声音。那声音是缓慢的,凝重的,愈来愈清晰,也就是说越来越走近高家渡。
接着在那平原的尽头,出现一片铺天盖地的乌云。这乌云是流动着的,翻滚着的。它一会儿俯冲下来,与地平线融为一体,一会儿又飞上高高的天空,那一团黑色将天上的太阳也遮住了。
接着,从官道上,走来一支队伍。
他们有人穿着衣服,有人没有穿衣服。那没有穿衣服的,用一张席片,或者一块破布,象征性地挂在腰间,遮住自己的羞处。这些人群,明显地是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行走的。因为有老人,有孩子,那些青壮一点的男人,则承担着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任务。所谓青壮,这里只是相对他们的年龄而言,他们同样是疲惫的,孱弱的,身上的那肋条子鼓出来,像排骨一样。他们穿鞋子的很少,有些人是打赤脚,有些人则穿着草鞋,或用麻葛和布条拧成的鞋。他们大约有半年没有理发了吧,乱糟糟的头发落满了灰尘。
有些家庭是推着一辆独轮车的。独轮车“咯哇咯哇”地叫着。高村的人听到的平原尽头传出的哀恸声音中,大约就有这独轮车的叫声。这独轮车上,通常装着这个家庭的全部的家当。这辆独轮车由这个家庭的男人推着。如果这个家庭有一个半大小子,那么他会在这独轮车的前面,用一根绳拽着车,给这位推车的男人助一把力。如果这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话,通常,行走的期间,他会在家人的要求下,在独轮车的支架上坐一会儿,歇一歇脚。
大部分的家庭则连这样的一辆独轮车都没有,他们的全部家当是用一条扁担挑着。这扁担通常是桑木的,木质很软很柔韧,挑时两头一闪,扁担弯成一个半月形。扁担的一头,挑着一个花格包袱,包袱扎紧,扁担头儿从包袱中穿过。扁担的另一头,会是一个笸箩,或是一个竹筐,或是一个木笼,它是用绳子系在扁担上的。那或笸箩,或竹筐,或木笼里通常装着一个孩子。这根扁担通常是由这家的当家男人担着的,行走中的这户人家,簇拥着这男人。
另外还有些人家, 他们连这样的一根扁担也没有。当家男人的身上,只背着一件花格包袱。那包袱的质地是老布的,白色的线,红色的线,青色的线合在一起,织成这一个一个火柴匣大小的方格子图案。需要说明的,这包袱皮已经旧得不能再旧了,颜色已经失槽,上面还布满补丁,所以我们说它的颜色,只是说它原来的。唉,包袱的主人,大约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流浪了有些时日了。
偶尔的,孩子会哭,或者是背在背上的,或者是抱在怀里的,或者是拽着手拖着走的,或者是躺在那笸箩之类的东西里的。这些孩子是因为饥饿而哭,他们伸出小手,向世界摇晃着,向大人摇晃着。于是,母亲把她的大襟袄解开两个扣子,取出奶头,塞到孩子嘴里。但这哪里是奶头呀,既没有肌肉,更没有奶水,就像瘦骨棱棱的排骨上停了两个干枣一样。孩子大约咂出血了,母亲痛苦得头上冒汗,但是她强忍着不动。孩子最后睡着了。那男人说:“将他扔了吧!等到了好地方,光景好了,你再生!”女人默默地点点头,她说:“小东西,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你不要受罪了!你走吧。”喂了最后一口奶以后,女人别过了脸。男人抱着孩子,把他轻轻放在路旁的麦苗田里。立即,有成群的乌鸦和喜鹊俯冲上来,路旁传出一阵惊天动地的聒噪。
乌鸦和喜鹊,仅仅吃掉了孩子的两只眼睛,便被后面的饥饿大军赶走了。饥饿大军不是来救这个孩子的,而是来抢这一具小尸体的。如果这具小尸体被一户人家抢到了,那么,他的肉熬下的汤,足够这户人家再支撑住一个礼拜的行走。
这一切都是真的,在这个庄严的话题面前,叙述者不敢有丝毫的杜撰。在那场由豫入陕的灾民大迁徙中,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这还不是最残酷的。那最残酷的事情是“易子而食”。饥民途经的各县县志上,修志的老先生曾经以怎样悲凉而又绝望的笔调,谈起那一幕幕“易子而食”的场面呀!
人们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于是两家交换,这样锅里煮的就是人家的孩子了。
当然在饥民大军行进的时候,一部分的孩子被路经的村庄收留。像我母亲的姐姐那样。但是那样的事情好像并不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春二三月青黄不接的季节,当地的住家户连自己孩子的那几张嘴也填不饱呀!
队伍行进着,从大平原的另一头黑压压地压过来,像遭蝗虫一样。队伍太臃肿和庞大了,因此这窄窄的官道根本容纳不了他们。那条细长的平日走牛车的道路,只是像一个箭头一样,为他们指出高家渡,指出渭河对岸那迢遥的地方。所以队伍中的大部分人是踩着路边的庄稼地走的。
春二三月正是大平原上青黄不接的季节,去年的一点可怜的存粮已经被扫清囤底,地里的青苗要再过整整三个月才能成熟。所以,要靠这块大平原为饥饿大军提供吃食,那是勉为其难。
于是,行进的队伍,像蝗虫一样,吃尽了路边田野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榆树皮是可以吃的,于是所有的榆树皮都被扒光,榆树白花花地栽在地上,十分怕人。榆树叶也是可以吃的,采光它。桑树皮是可以吃的,扒它。桑树叶也是可以吃的,采它。田里的那些地地菜,坟堆上的雪蒿,这些东西也都被采光了。
饥饿大军越走越近了,头前走的几拨人已经越过高村的街道,快走到老崖跟前了。在这八口大铁锅旁站的人,这时才明白,这舍饭是为这些饥民准备的呀!
而天空那一团上下翻飞的乌云,也同时到达了高村。聒噪声更大了,震耳欲聋。原来这不是乌云,是成千上万只黑乌鸦和花喜鹊。它们所以紧紧不舍地追赶着这饥饿大军,是为了收拾大军行走中那倒毙在路途上的尸体。它们已经尝到了甜头,同时它们觉得,随着队伍继续向前走,它们去吃死尸的机会会更多。
在大锅前焦急地等待着的爷爷,支棱起耳朵,细细地听了听乌鸦的叫声,突然说:“这舍饭是给谁预备的,那些过路客是谁?我现在是知道了,他们来自豫东一个叫花园口的地方,那地方去年五黄六月间,黄河决了堤!”
“何以见得呢?”隔壁那口大锅旁的男人问。
“你听听那乌鸦的叫声,那是河南的乌鸦,不是咱陕西的。陕西的乌鸦,叫起来像唱秦腔一样,直通通地,可着嗓子吼。河南的乌鸦,叫起来像豫剧的花腔,一声高来一声低,一声粗来一声细,一声长来一声短。”爷爷回答说。
爷爷又补充说:“看来这些乌鸦,是跟着逃荒的人,跨过黄河来的!”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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