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的文学之路
说起高建群，就不能不提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影响中国文坛的“陕军东征”。在高建群散文集《相忘于江湖》的作者简介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曾引发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现象”，可见作家是把这件事看做是自己对陕西乃至中国文学的贡献的。因此，“陕军东征”也是认识高建群的一个重要“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对高建群文学创作的成就、高建群在陕西乃至中国文坛的影响均可获得一定程度的认知。要了解“陕军东征”产生的背景，就不得不提“东征”前夕陕西文坛的“黯淡”。1992年前后，对陕西文坛来说是“损兵折将”的年代。杜鹏程、邹志安、路遥这些文坛巨匠相继离世，位于西安市建国路83号的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内，动不动就摆满以白色为主的花圈，响起低沉悲壮的哀乐，常常被低沉、阴郁的氛围所笼罩。对陕西作家来说，这一时期满眼都是黑色的。虽然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中，但是陕西的作家们并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也就是在此之际，高建群写就了《最后一个匈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热爱命运》，而就在1993年上半年，上述五部作品不约而同被北京五家出版社推出，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文坛。1993年5月19日，作家出版社在北京空军招待所为《最后一个匈奴》举行座谈会。据称，座谈会期间，几位与会的评论家在谈起陕西作家纷纷“弄”长篇时，有人开玩笑说：“陕西人要来个挥马东征啊”！随后，与会的《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在本报发表了题为《“陕军东征”火爆京城》的报道，“陕军东征”由此得名。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陕军东征”共有五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被称为“东征三驾马车”，加上京夫和程海被人们称为“东征五虎将”。“陕军东征”这个提法一出现，立即成为当年文学界最火爆的现象。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陕军东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文化现象，应给予重视。尽管也有一些人不把它看作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而是认为那是“精心策划的商业性事件”，甚至有人提出了“陕军东征”要“征谁”的质疑和争论。但是，后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还是客观的承认“陕军东征”“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由此走向高潮。 其实，由《最后一个匈奴》引发“陕军东征”话题，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为高建群在写作《最后一个匈奴》之前和之后，还有《新千字散文》《东方金蔷薇》《遥远的白房子》《六六镇》《大顺店》《古道天机》《愁容骑士》《穿越绝地》《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白房子》《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相忘于江湖》《统万城》《我的菩提树》《大关中》《大刈镰》等大量小说、散文作品。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路遥就曾对身边文学圈的人说过“我劝你们注意高建群，这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以路遥的实力和眼光，评价一个身边的写作者大概率不会出现偏差，而以路遥的性格和人品，似乎也不会轻易吹捧一个人。同时，在实力派作家扎堆，且比较流行“文人相轻”的陕西文学圈，高建群能被列入陕军东征“三驾马车”，似乎也不是仅仅依靠本人的自吹自擂或者一众粉丝拥趸就能实现的。无论如何，由《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引发了人们对“陕军东征”文学现象的重视，自然也就把《最后一个匈奴》和作者高建群的名字深深烙印在了许多文学爱好者的记忆里，也镶嵌在了中国文学史的图谱里。然而，自《最后一个匈奴》在“陕军东征”中当了开路先锋之后，高建群尽管曾写出了《大顺店》《古道天机》《统万城》《我的菩提树》《大平原》《大刈镰》等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并且也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但是，评论界和舆论界似乎对这位勤奋高产的、严肃认真的作家及作品缺少应有的关注。对此，高建群先生自己曾说过，可能与自己的性格有关，和自己专注写作、“不屑于”寻求别人评论的行为习惯有关。实际上，可能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陕西文坛小说的巨奖、大家太过集中了，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小说界“三座大山”的遮蔽下，高建群小说的影响力和价值显然是被或多或少的忽视了。不过，近年来人们却渐渐发现，高建群的散文创作无论从数量（篇目、字数、专集出版量）、到题材范围以及主题深度等方面，在陕西文坛乃是中国文坛都有着独树一帜、独步领先的气象，尤其是他对文化题材“大散文”的开拓与贡献，除了曾经引发“文化苦旅”热潮、开创文化“大散文”题材的“海派作家”余秋雨，以及早年提出著名的“形散神不散”理论、晚年写作了大量文化题材“大散文”的文化学者肖云儒外，鲜有人能企及者。高建群的散文已经具备了深入研究的价值。要比较准确的把握高建群散文创作的特征，必须首先系统梳理一下高建群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和文学创作的基本成绩，甚至于作者的身世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把一个作家的做品放到作家的人生历程中去研读，把“一个门类”的作品放在作家整体创作的大语境下去认识和评价，大抵是合着一般研究的路数的。在陕西乃至中国当代文坛上，高建群都算得上是一位勤奋而且高产的作家。从1987年出版散文集《新千字散文》，并在当年《中国作家》第五期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到2022年出版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新版），35年间，高建群先后写作并出版了19部中篇小说，7部长篇小说，10余部散文集。尽管这些作品的总字数可能无法和贾平凹为数众多的长篇、中篇小说以及散文随笔的总和相比，也没有作品可以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者张炜的《人在高原》（三部500万字）以及孙皓晖的《大秦帝国》（550万字）这样的鸿篇巨制相比，但是高建群小说和散文作品题材涉猎的广泛性、独特性以及对许多历史文化问题的认识深度，却可能是许多作家无法可比的。高建群最早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是以作家早年在边防哨所从军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军旅题材兼爱国主题作品。它讲述了一个背信弃义的故事和一个为了沦丧国土而复仇的故事，被认为是“新时期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也许是作家对这个题材最有生活积累深厚的缘故，也许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所投入的全部热情的因素，这部作品被作家认为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大西北三部曲”第一部《最后一个匈奴》，被高建群称作是自己“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它以陕北高原一个匈奴族后裔一家三代人的传奇生活为叙事语境，巧妙贯穿了这个家族成员在陕北红色革命以及新中国建设和特色地域文化传播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所做出的贡献，表现出作家对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深度思考。尤其是把普通百姓（虚构人物）的命运轨迹与历史人物（如杨虎城）乃至领袖人物（毛泽东）的活动轨迹相交集，应该说是非常大胆的“尝试”。长篇小说《六六镇》是“大西北三部曲”第二部，作品以带有一点传奇色彩的主人公村民张家山作民事调解工作为基点展开的乡村生活图景，展现出开放以来陕西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被誉为大西北原生态小说。而“大西北三部曲”的另一部小说《古道天机》，则是集传统小说、侦探小说、盗墓追杀为一体的“另类”作品。而小说《愁容骑士》，则写了一群患了性饥渴的健康男儿，一群被性压抑深深煎熬的剽悍汉子，在亘古的漠漠荒原上，像公骆驼发情那样追逐异域女子，他们阴郁，忧愁，他们渴望女人，他们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却不可能，因为他们是特殊的人类一群，他们是浪漫派最后的骑士。家族长篇小说《大平原》，则是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传奇家族三代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爱恨情仇，所涵盖的社会历史背景，既有原始小农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时代，被誉为是关中平原的“百年孤独”——这样漫长的叙事时间线和纷纭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要在一部作品中得到和谐的构建和呈现，是很考验作者剪裁题材和把握叙事节奏的能力的——算是一点题外话；长篇小说《大刈镰》则以一个退伍军人的视觉，贯穿起了从边防哨所，再到大都市种种空间种种身份的转换，所经历的既浪漫又悲壮，既野蛮又孤独，既见人性的无限丰富，也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此外，高建群还有《伊犁马》《雕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出国的诱惑》《一个梦的三种诠释形式》《家族故事》《茶摊》《马镫革》《刺客行》《统万城》《我的菩提树》等若干的短中长篇小说，仅从这些小说的标题就不难看出作者创作题材的广泛性。高建群的第一部散文集名叫《新千字散文》（1987年出版），顾名思义就是收录了一些篇幅比较短小、内容清新的散文作品。比如描写陕北山川地理的《彩灯一路走九曲》《黄土高原上的杜梨树》《无定河记》；记录从延安成长起来的诗人和艺术家（田间、公刘、修军、玉杲、贺敬之等）的《星在圣地闪烁》；又如介绍著名版画家修军艺术成就的《黄河在他心中咆哮》等。高建群的第二部散文集叫做《东方金蔷薇》（1991年出版），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美文”“纯散文”“抒情散文”的意味儿。上面两个散文集应该是高建群从部队转业到延安日报社当编辑之后创作的主要成果（据说这期间还创作了一批中篇小说，可惜很难查到相关资料）。然而，在《东方金蔷薇·自序》中，高建群却做出了向“散文”告别的宣言。此后，高建群把大量精力投放在小说创作之中。而在完成《遥远的白房子》（1987年）、《最后一个匈奴》（1993年）、《大顺店》（1994年）、《六六镇》（1995年）、《古道天机》（1997年）、《愁容骑士》（1998年）等中长篇小说之后，一个偶然的契机，又激发了高建群散文创作的冲动。1998年，为配合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央电视台计划拍摄《中国大西北》系列文化专题片，邀请高建群等人作为总撰稿人。从1998年9月开始，高建群跟随摄制组在西北五省区转战大半年。在此后的9年时间里，因种种机缘，高建群的足迹踏遍了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深入到新疆兵团、罗布泊、宁夏西海固、青海玉树、果洛草原等地，接触和搜集了大量关于西域、关于楼兰古国、关于匈奴等马背民族的历史资料、民间研究成果。这期间，他将采访获得的素材和个人思想所得，写出了《穿越绝地》《惊鸿一瞥大西北》《罗布泊大涅槃》《西地平线》《阿拉干的胡杨》等五部散文著作（也有称其为“专著”的，大约是把其中部分文化性、思想性较强、单个篇幅较长的作品，看作是学术专著吧）。以《穿越绝地》为例，这部记录作者与中央电视台《中国大西北》摄制组成员历时十三天的“罗布泊腹地神秘探险之旅”的“日记体”或“手记体”散文，单篇篇幅都不是很长，语体也十分随意——因为它大部分是作者在随“大部队”行进中，抓住吃饭、休息、探路等短暂赶路之外的空闲时间，在餐桌上、汽车引擎盖、帐篷里枕头上挥写而就的。它把沿途行程记录、历史背景穿插、作者感受抒写有机的融为一体，十分轻松易读。但是这些看似单纯的小篇章，却像一个个闪烁着耀眼色彩的“马赛克”瓷片，如果放在一起有机的拼接起来，却有了“神秘罗布泊”古往今来的“大气象”，就成了一幅色彩斑斓、底蕴厚重的历史画卷。在这次穿越采风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大量查阅历史资料，走访民间历史文化研究人员，完成了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长篇历史文化”散文《胡马北风大漠传》，对匈奴历史和中亚细亚大漠文化做系统深入的探讨，形成了高建群“大散文”中具有研究色彩、理论色彩、学术色彩的“内核”。这些作品以一个作家的真诚和敏锐，将他眼中的西部现状和对西部大开发的积极思考，一起报告给世界。这期间，他的作品频获各种文学大奖，他的《西地平线》《阿拉干的胡杨》被选入高中和大学课本，他本人入选中国作协《中国作家》杂志推出的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12位作家排行榜。从此之后，高建群的散文创作进入了以民族文化探源为主基调的“大散文”创作时代。通观高建群“大散文”对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演替的考辩、书写成果，笔者以为堪与著名文化作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作品和陕西省文联前主席肖云儒的散文《青灯说辞》中众多对民族文化母话题思考的篇目相媲美，而在某些特定方向上，高建群走得更远，思考得更加深刻与系统。通过上述梳理，仅从高建群作品集的名称来看，就可发现一个显著特征：早期的作品往往都包含着与“远”含义相近的字眼——《遥远的白房子》《最后的远行》《西地平线》；后期的作品则常常扣着一个“大”字——《惊鸿一瞥大西北》《罗布泊大涅槃》《胡马北风大漠传》《大平原》《大刈镰》。这个“远”既是地域上的远，时间流程（历史演替）上的远，也体现了作者写作选材的眼光之远，文化追寻之远和思想维度之远，唯其有地域上的“远”、历史脉络上的“远”、文化传承上的“远”，才有文学构建和思想的广阔空间。这个“大”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大，也是题材内涵和创作立意上的大，也是作者要传达的思想意蕴的宏大，唯其有这样的“大”才构成了高建群大散文的“大气象”。系统梳理高建群的小说、散文作品，仅从标题上就不难发现一些“规律”或特征。从他的第一部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到后来的《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惊鸿一瞥大西北》《罗布泊大涅槃》《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匈奴以外的匈奴》《最后的远行》等作品，高建群写作取材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对他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辽阔西部大地，那个欧亚两大板块的交汇地，那个匈奴等游牧民族扬鞭催马东征西战播撒“马背文化”活力种子的地方，那个埋藏着无数神秘故事的茫茫大漠。高建群的这种写作取材倾向，固然与一些外界因素有很大关系——比如被央视《中国大西北》栏目组邀请为总撰稿之一，但是，首先与他人生中早期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有关。1954年出生的高建群，于1972年刚满18岁时应征入伍，去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的额尔齐斯河畔当上了一名边防兵，在那个被称为“北湾白房子边防站”的地方驻守了五个年头。高建群说，他一直有一种叫“宿命”的疑惑，他认为是上帝叫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你的种种苦难、种种磨练、种种机遇，它就是要叫你干个什么样的事情。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命运。而在冥冥之中引导高建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那个“宿命”之手，正是边防哨所“白房子”的五年磨砺。从小跟随父母在陕北延安和关中临潼之间飘荡，又从临潼入伍来到北疆，阿尔泰山特有的边地风光，额尔齐斯河的粼粼波光，大漠雪地的边界骑巡，军区边防站的特殊生活，让高建群爱上了写诗。1976年8月，就在高建群退伍前夕，在军区一位领导的推荐下，他的处女作《组诗：边防线上》刊登上了《解放军文艺》。这个“高规格”的发表，萌发了高建群心中文学创作的种子，激起了他文学创作激情和梦想，从而把他的一生和文学捆在一起儿了。从部队转业回到延安后，高建群被安排到到《延安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此时，或许是《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的兴奋频频激励着他，或许是边防哨所的生活阅历不断在心中发酵，亦或许是陕北延安这篇养育了中国革命、培植了“鲁艺”和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神奇土地不断向他发出召唤，于是，他一边当编辑，一边写作，创作了一大批散文和中篇小说。而他的成名作——发表在1987年的《中国作家》第五期上的《遥远的白房子》，写的就是边防站上的那一段生活。它讲述了一个背信弃义的故事和一个为了沦丧国土而复仇的故事，也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高建群服役的白房子——北湾边防站一直是他心中的圣地——“灰蒙蒙的戈壁滩上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白房子上竖着一根烟囱，一日三次，烟囱里升起细直的炊烟，哨所用炊烟扬起手臂，向祖国问安——早安、午安、晚安”。高建群不止一次地用诗的语言描绘他心中的白房子。那时，年轻的高建群“抱着枪站在碉堡前，长着芨芨草的戈壁滩白光闪闪，一只母刺猬领着一群小刺猬从他脚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这段独特的生活经历，在高建群的心中始终是挥之不去，在写出了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多年之后，高建群又创作了《重返白房子》，记录了2000年和2012年两次重返白房子的见闻感受和所思所悟；《难以释怀的白房子》则是作者抒发他对白房子难以释怀的精神诉求：老兵没有死亡，只有凋零。《遥远的白房子》《重返白房子》《难以释怀的白房子》重新结集出版，书名叫做《白房子》。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作者说这是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的终生体悟：“白房子一直是我年轻时代的一个噩梦。那条叫做额尔齐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横亘在中亚细亚地面的阿尔泰山，那块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的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病态的深深的忧郁。白房子是我的梦魇之乡，我的永远的噩梦，我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像蜗牛一样背负着我的十字架，走着我的蹒跚的人生。因为它，我才成为现在的我，独特的我”。那边防线上的白房子，之所以在高建群脑海里留下“梦魇”般的记忆，源于他在边防线上的一些惊心动魄的经历。1972年高建群入伍时刚刚18岁，入伍后服役的是阿勒泰山脚下中苏边界的额尔齐斯河边的北湾边防站，军种是骑兵。一个从没骑过马的小娃娃，第一次骑马就发生了“掉马”事故。掉马以后，我的一只脚还没有离开马镫。当我仰身从马背上滚落，落到地上以后，我的一条腿还被马拖着，继续往前奔。这叫“拖镫”，是骑兵之大忌。对于骑兵来说，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我被马拖着走，我的脑袋在雪地上像犁一样犁出一道雪浪花。我的马也被这种情形吓坏了。野性未泯的它，不知道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惊骇万状的它，更加疯狂地奔驰起来。副连长他们发现了这情形。他们也被吓坏了。奔跑中，他们勒一勒马钗子，兜一个弯儿，试图将我的马拦住。十公里宽的雪原已经完了，前面是额尔齐斯河两岸的白桦林和白杨林。那些粗壮的杨树桦树很多被牧民们砍了，地面上只留下一个一个半尺高的树墩。如果马拖着我进入树林子，那我的脑袋将不可避免地要撞到树墩上。副连长的马快。他的马和我的马并驾齐驱，马头挨着马头。事后他说，他已经拨出了手枪，瞄准了马头，马一旦进入树林子，他将毫不犹豫地开枪。毡筒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随着马的疾驰一晃一晃，拍打着马的右肋骨。而我已经解脱，静静地躺在草原上。试想一下，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孩子”，在经历了这样的生死考验之后，会在心灵深处打下怎样的烙印！白房子的生活经历是一种生与死的考验，是一种比风雪严寒侵蚀幼嫩肌肤更严酷的考验，但是这种足以“楔入”灵魂的经历，却往往会转化为一种精神养料，尤其是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或者说有文学创作天赋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素材宝库。高建群说，他之所以创作《最后一个匈奴》，可以看作是对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种敬仰，是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多多少少也可以是对他骑兵生涯的一种缅怀。在《最后一个匈奴》里有这么一段话：“不管你所从事的事业或者行之于久远，或者风行于片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那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怀着那么真诚的愿望，那么勇敢地献身于这个事业，所以我们有理由立那么一块纪念碑，《最后一个匈奴》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说到这里，笔者想到了唐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流派——“边塞诗”。“边塞诗”是唐代诗歌宝库中最具生命活力和思想冲击力的一类作品，无论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惊喜，还是“一片孤城万仞山”“春风不度玉门关”“平沙万里余，飞鸟何处宿”的岑寂与孤独，抑或是“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的凄苦，乃至“但得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勇与豪迈，“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悠悠深情，都能激发人们对边关将士凄苦寂寞生活的同情和对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献身精神的崇敬。而“边塞诗”的艺术张力，也成为塑造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养料。唐以后，虽然“边塞诗”不再流行，但是层出不穷的军旅题材的艺术创作却依然是激发人奋进抗争的重要力量，宋代辛弃疾、陆游、岳飞等人那些军旅题材的词作往往都能成为脍炙人口、广泛流传的佳作。时至现当代，军旅题材依然能够成为产生优秀文学作品的领域，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战》《林海雪原》《保卫延安》《高山下的花环》无不是深受读者喜欢的优秀作品。而具有军旅背景的作家，除了特殊环境磨练出的坚毅的意志品格外，往往还会多一些看待问题的客观和理性，多一些对问题追寻的执著。在陕西作家群众，高建群是继杜鹏程之后唯一有军旅背景的作家，而这种身份背景使得他的创作——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高建群说：“我在写小说时，绝不允许自己平庸。我看不惯小说在那四平八稳地叙事，装模作样地描写”——这是军人严于自律的体现，也是一个经历过两次掉马惊险遭遇的骑兵自律精神的延伸。高建群还说：“（天山草原上）鲜花那个颜色，红色红得像血一样，黄色的那么灿烂，紫色的，白色的，阳光照在草原上，牧民把草割过以后，中午太阳一晒，散发出的那种浓烈香味的那种感觉，也许中国作家中只有我才能深刻地体会到。”——这是五年北疆原野军旅生涯对作者最丰厚的馈赠礼物之一。而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则说：“相形于当代其他作家，高建群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赛长跑者，他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在自己的斗室里，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一砖一石的建筑者自己的艺术帝国。他有耐性，有定力，喧嚣的世界在它面前，徒唤其何”——在这方面有一个极端的例证：1991年，高建群已经创作完成的15万字的《最后一个匈奴》(上部)手稿被朋友弄丢后，高建群竟然凭着顽强的记忆力和复制能力，历时整整一年时间，又重新写出了全部作品，为此他抽调了120多条香烟、掉了三颗牙齿、瘦了13斤，这放在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由此可见高建群的耐性、定力和韧性是少有人能企及的，这也应该得益于五年军旅生涯严酷环境的锤炼。基于军营生活的锤炼与陶冶，也基于5年西北大漠风霜雨雪的磨砺，高建群的大脑似乎建立起了像信鸽、大雁等候鸟感知定位信息的“磁场”结构，这使得他对这片广袤大地上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十分敏感。在文学创作的广袤大地上，即使走过天南地北，最终他思想的磁力线都能围绕“大西北”“阿勒泰草原”“西域”“大漠”“匈奴”“马背民族”“马背文化”这些强磁场做切割磁力线运动。这是困扰人类已久的三大哲学命题，也称“夺命三连击”。在这三大命题中，“我是谁”是关于人的本质的追问，是人的本体客观化和思维理性化的标志；“我从哪里来”，就是对人的生命起源与文化心理认同的追问；“我要到哪里去”是关于人类终极命运以及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追问。基于这三大哲学命题的基础性，许多具有人文意识的人在日常行为中都在自觉不自觉的寻求着答案。尤其是以关注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为己任的文学创作者，常常通过笔下千差万别的个性化人物的独特经历或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从不同角度求证着、演绎着对这些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感悟。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如此，歌德的《浮士德》如此，卡夫卡的《变形记》、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如此，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保罗·柯埃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如此，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尘埃落定》、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是如此。只不过由于每个作家的生活阅历不同，思维方式和写作的着眼点不同，对这些命题的思考深度和揭示程度也有所不同。也许是幼年时跟随母亲有太多的不同地理空间的转移，养成了对自身来往去向的敏感，也许是少年时在清凉山万佛洞口日日观看延河边库工修桥受到了某种“神示”，也许是青年时在阿勒泰草原白房子哨所执勤站岗养成了系统观照事物的习惯，也许是参加工作后植根于民族根脉（黄帝陵）和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太多文化熏陶和精神濡养，高建群在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的“寻根”意识。在高建群早期的散文中，他“顶礼”黄帝陵，他凭吊杨家岭，他寻访诗圣杜甫的羌村，他崇拜从延安走出去的“群星”；他关注“黄土高原上的杜梨树”和“延水关的狗头枣”，他怀念“很久以前的一堆篝火”，他凝视“原野上的坟墓”；他梳理过陕北高原的河流，他考察思考过陕北高原的民族文化演替，他在吴起镇寻访红军足迹，他写《陕北论》《关中论》《河南人赋》……广泛积累的历史、文化、民俗、红色革命等素材，使他在厚积薄发中写出了《最后一个匈奴》这样的具有民族文化寻根和红色革命精神探源双重价值的优秀作品。得益于《最后一个匈奴》成功的激励，在此后的创作历程中，高建群“文化寻根”的意识日渐明晰和强烈。他写《统万城》，系统梳理和解读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不同民族兴衰演变的历史；他写《我的菩提树》，探寻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发生发展，继而追溯儒、释、道文化发生、流变与交融；他写《大平原》，记录在21世纪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农村的发展演变和城乡人物的命运各各；他写《穿越绝地》，记录对曾经的文明绿洲和商贸大通道、如今的生命绝地罗布泊的探访与认识；他走访古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完成《丝绸之路千问千答》，完成了欧亚文明的地域衔接和内涵融汇，直到有一天，如火山喷发般完成了诠释“中华文明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共同创造”“第三种历史观”的鸿篇巨制《胡马北风大漠传》，实现了中华文化寻根之旅的历史性突破，从而以“文化大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坛散文大家之林，成为中国散文史上不可忽视的标志性人物。把高建群35年的文学创作与同时期众多著名作家相比，可以说，在中华文化、欧亚文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楼兰文化、匈奴文化等文化现象的文学呈现方面，无论是取材的广泛性、系统性还是思考的深刻性以及作品的量与质方面，高建群都是傲然独步的。当然，如果仅靠五年军旅生涯就能成就高产作家高建群，肯定是武断的，也是不全面的。那么，要想获得高建群作为一个作家的全息信息，笔者觉得还需全面了解他的重要人生经历。说起高建群，许多人首先会想到《最后一个匈奴》，或者说到《最后一个匈奴》，人们自然会想到高建群。由《最后一个匈奴》这种“传记”色彩浓郁的小说命题，一般人往往会先入为主、望文生义的联想到高建群是不是匈奴人的后裔，或者是否有匈奴血统。然而，在所有介绍高建群生平的网络词条里，首先都会给他贴上“祖籍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这样的标签，同时也会看到这样一个断语：“中国文坛罕见有崇高感、古典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其实，光知道高建群祖籍西安临潼，不仅不足以理解《最后一个匈奴》，甚至不足以理解高建群为什么会成为作家，更不足以理解高建群的文学创作为什么会有“崇高感”“古典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为了充分理解高建群文学作品精神气质的养成，有必要梳理一下他的成长经历。对于高建群的生平，评论家胡忠伟在《高建群：大地无语也风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54年，高建群出生在陕西临潼的一个小村子，那是个靠近渭河边的村子。出生时家里正建一个房子，所以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建字。因生活的艰难，他被迫离开了那个村子，1961、1962年，正赶上中国的大年馑，他又跟着母亲回到了村庄，经历了贫困、饥饿。那时候他才七八岁，看身边的人死亡，看人怎么挣扎着活下去，看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进行着悲壮的生存斗争。（《人民政协报》，2011年10月26日。）胡忠伟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网络上可以搜到的、介绍高建群生平经历内容最多的文章，然而其中有些交代却语焉不详，有个别地方在时间上是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文中说“1972年冬天高建群入伍了”，“1975年从骑兵部队退役，那年高建群21岁”，又说“在军区一位主任的推荐下，1976年8月份，《解放军文艺》刊登了高建群的处女作《边防线上》。”如果高建群是1954年出生，1972年入伍应该是18岁。高建群在部队服役时间是5个年头，那么退伍时间就应该是1977年，退伍时的年龄就应该是23岁，而不是21岁。如果是1975年退伍，那么退伍时的年龄确实应该是21岁，但是入伍时间就应该是1970年，入伍时的年龄是16周岁。幸好，在高建群先生散文《生我之门》（2016年出版）和散文集《相忘于江湖》（2017年出版）中——胡忠伟写作前文时，估计这两部作品还没出版——对自己的身世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四十六年前，在渭河边的一农舍里，一个做过童养媳的女人生下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我出生不久那阵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陕北一家报社担任领导的父亲，从城里寄回一纸休书，认为童养媳制度是封建的东西，自己作为一个公家人，要带头和这封建包办婚姻决裂。休书寄到高村，爷爷念罢，刚强的母亲这时候二话没说，抱起我，就回了河南。黄泛区的扶沟老家，母亲依旧是举目无亲，住过一些日子后，母亲突然觉得，她还应当回到高村来。于是抱着我，重返高村。高村现在的老年人，还常常给我说起这事，说我回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到高村以后，已经能扶着炕沿，颤悠悠地走了。还说经过中原文化熏陶的我，身上穿着花格子粗布做的棉衣，嘴里咿咿呀呀，会说几句河南话……高村的那件休妻案后来以喜剧的形式收场。白胡子爷爷是乡间秀才，传统道德的坚定不移的卫道士。一直不动声色的他，这时候发起雷霆之怒，他领着母亲，母亲则抱着我，北上陕北。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爷爷用鞭子抽了父亲一顿，又罚父亲跪了一夜，直到父亲收回休书，写下保证，这样，爷爷才将我们娘们留在陕北，自己独自返回高村。嗣后，母亲在报社印刷厂当了工人，我则被上班的父母用一根绳子拴在家里，一天天长大。我们家住在延安万佛洞下面的一个小佛洞里，系着我的绳子的另一头，捆在一个佛脚上。对于自己童年和少年的经历，高建群在文章中还有一些侧面交代：由于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曾三次成为城市居民，又三次回到农村。一次当是一九五八年，那时号召干部家属回乡大炼钢铁，父亲带头响应，为此还被评为模范党员。第二次，就是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了。这第三，是在一九六九年，当时邻近的甘肃，有几户城市居民，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口号一出，四方响应，母亲也就糊里糊涂地被送到了农村。结合上述几段引文，对应胡忠伟文章的部分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关于高建群身世的较为完整的信息：（1）.高建群1954年1月（农历为1953年12月）出生于西安市临潼县高家村，母亲是父亲的童养媳。（2）.大约在高建群不到1岁的时候，童养媳身份的母亲被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丈夫以休书的形式“休”掉，母亲带着高建群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河南黄泛区的扶沟县。因为那里已无亲人，生计十分困难，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回到临潼高家村。（3）.在母亲带着高建群回到高家村后，在“乡间秀才”“白胡子”爷爷的威逼下，父亲收回“休书”，把母亲留在了身边（延安），并安排了工作。（4）.后来，因各种原因，高建群和母亲曾三次从延安回到临潼高家村，经历了“大炼钢铁”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和“居民下放”时期的各种艰难困苦。这期间，应该在1962年母亲回乡下时，把高建群留在了老家，此后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直至1972年从临潼参军。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幸的童年。而高建群的童年，由于父母特殊身份的原因，导致他同龄人可能会经历的苦难他经历了，别人可能不会经历的苦难与颠沛流离他也经历了。这似乎是上天特意为高建群设置的考验。在散文《生我之门》中，高建群除了对自己出生背景和童年时期苦难经历的记述，还交代了父母的一些生平信息：母亲属鸡，生于古历的十一月。中国民间认为生在十一月的鸡是“败月”生的。有‘正蛇二鼠三牛头，四月虎，满山吼，五月兔，顺地溜，六月狗，墙根走，七猪八马九羊头，十月猴，满街游，十一月鸡儿架上愁，十二月老龙不拾头’一说。我不想念这些，我诅咒这种无聊的说法。母亲是河南扶沟人，黄河花园口决口的遭灾者，遭灾后他们全家随难民逃到陕西的黄龙山。后来，他们全家死于克山病，只母亲一个侥幸逃脱。逃脱后，七岁的她给父亲当了童养媳。我母亲十四岁时完婚，十六岁时生下我的姐姐，十八岁时生下我，二十岁时生下我的弟弟。如果按照上面文字述的信息推算，笔者发现有点问题：高建群出生于1954年，母亲当时18岁，那么以此推算母亲应该是1936年人。1936是农历的鼠年，母亲不应该属鸡！如果母亲属鸡，要么是1933年人，要么是1945年人。如果是33年人，高建群出生时母亲就是21岁，而不是18岁（这个时间应该比较合理，因为高建群还有个姐姐，生于1952年）。父亲是一个好人，一个性烈如火的人，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一个仕途上饱经坎坷的人。他死于一九九二年，死于古历的二月二。他属龙。民谚中有“二月二，龙拾头”一说，但是没有敖到中午十二点，他在十一点半的时候就死了。人们说，如果熬过十二点，他就不会死了。如果父亲属龙，推算下来应该是1928年人，比母亲大8岁。父亲去世时年龄64岁，母亲时年56岁。通过上述文字，似乎还可以获取许多高建群幼年所受家庭环境影响的信息：（1）.爷爷是“乡间秀才”；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但“仕途坎坷”（说明父亲曾是领导干部）——由此可见高建群有着比一般人优越的家庭背景，甚至是优秀“基因”——此后高建群在散文《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收录于散文集《西地平线》）中就明确说，自己的基因有“杂交优势”，母亲是河南人，父亲是陕西人，族群相距较远。（2）.“白胡子爷爷是乡间秀才，传统道德的坚定不移的卫道士”，“父亲是一个好人，一个性烈如火的人，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由此可见高建群自幼接受了比较严肃、“正统”的家风影响。（3）.“母亲是河南扶沟人，黄河花园口决口的遭灾者，遭灾后他们全家随难民逃到陕西的黄龙山。后来，他们全家死于克山病，只母亲一个侥幸逃脱。”——母亲“大难不死”的命运以及她面对种种磨难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生命力与意志品格，对少年高建群必然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点还有《生我之门》中的另一段文字可以佐证。我的微笑很像母亲。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在小城的街道上行走时，一位同事立即认出我们是母子。“你们有一样的微笑”，他说。此刻我想，当母亲在十月怀胎的日子里，她的脸上也一定时时挂着我此刻的这种微笑。在一个网友推送的关于高建群与母亲在一起的网络页面上，笔者有幸看到了高建群母亲的照片：一个面带慈祥微笑的老人，一个满脸阳光、亲切和善的老人，当时年龄可能在67岁左右。——面对无数人生磨难，脸上还能始终保持微笑，这位从黄泛区逃出来、当了多年童养媳、16岁生子、不到60岁就丧夫守寡的女人内心应该不是一般的强大！我们家住在延安万佛洞下面的一个小佛洞里，系着我的绳子的另一头，捆在一个佛脚上。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见过一群石匠和囚犯修筑延安大桥时的情景。锤子叮当有声，石工们唱着凄凉的歌声，这狄更斯式的情节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高建群在《生我之门》中交代自己童年生活经历的另一段话。万佛洞是位于延安市清凉山半山腰的一个佛教洞窟群，全名是“清凉山万佛寺石窟”。共有四个大厅和一些小的天然洞窟，窟内佛教造像题记最早为宋神宗元丰年间。这些石窟在封建时代是善男信女礼佛的神圣之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苏维埃政府落脚延安后，这些佛洞就成为新华社、苏区印刷厂等中央机关的驻地。新中国建立后，有些洞窟成为革命旧址纪念馆，有的则成为一些单位的职工宿舍，高建群父母亲所在的延安印刷厂的职工宿舍可能就是某个小洞窟。能够住在曾经供奉神佛的神圣之地和中央苏区机关驻扎过的洞窟里，幼年高建群是荣幸的。尽管当时尚且年幼的他对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从洞窟看到延河里一群石匠和囚犯修建延河桥的场景，却给少年高建群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以至于此后当然读过狄更斯著作之后，能够把儿时的记忆与狄更斯笔下的场景勾连起来，形成一种文学意向，这说明儿时所接受的潜移默化的环境影响，当时可能没有明确的有意识，但是，当日后遇到合适的契机之后，将会激发出某种潜在能量。对于当兵入伍的情况，高建群在散文集《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和《老兵没有死亡，只有凋零》（收录于散文集《相忘于江湖》）有明确的交代：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我是1077年4月10日，离开边防站，坐着大卡车，从额尔齐斯河的冰层上回到哈巴河县城，然后返回家乡的。至此，我们大致梳理出了高建群的从出生到青少年前期的身世经历，加上18岁当兵入伍，在新疆阿勒泰边防兵站当了五年骑兵；1977年转业到延安日报当编辑，开始文学创作。对此，高建群说他认识世界和写作的着眼点与三条河有关，这三条河分别是出生地的渭河（甚至还短暂受到过黄河的影响），当兵时的额尔齐斯河，少年时代曾经面对过和工作之后经常面对的延河：在渭河边，我度过了卑微和苦难的少年时代。苍凉青春年华则献给了额尔齐斯河边的马背和岗哨，站在亚细亚大陆与欧罗巴大陆之交，倚着界桩，注视着阿提拉大帝和成吉思汗那远去的背影。我又曾在延河流淌过的那个城市里生活工作过近30年，走遍了高原尝遍了草。正是这三条河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主要源泉和基本面貌。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使得高建群的作品里一直充盈着一种庄严而恢宏的英雄主义，他不会否认在他躯体里流淌着红色经典的血液和来自大地、来自民间的智慧气息，这些构成了他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架的主干。正因为有了这些充满苦难的经历，高建群觉得他跟现在的很多写作者不同，就是他们写的书是飘的，没有接触到人类那种生存的本质。苦难的童年经历，对高建群来说，就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堂课，或者说是第一本教科书。高建群自小跟着母亲，在临潼高村与河南扶沟、临潼与陕北延安往返漂泊，上学读书也是在延安和临潼老家两地。1972年18岁入伍时，正好高中毕业。也就是说，“文革”开始时，正是高建群初中毕业升高中的关键时期。尽管“文革”发生一年以后，学校实现了“复课闹革命”，但是经历了学生“停课串联”和许多教师被打成“臭老九”的冲击，学校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受到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上世纪70年代初高中毕业的高建群，最后能够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应该算是“异数”——当然，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中，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不多的大有人在，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就不是科班出身。在散文《白房子，一个冬天的童话》里，高建群详细回顾了经时任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那狄推荐，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处女作组诗《边防线上》的经过：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当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在纸片上、在本子上写。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那副主任因突降暴雪被阻隔在边防站的一天晚上，高建群在瞭望哨上站完岗，回到宿舍，在等待挂在火墙上的钢枪里的冰雪消融后擦枪时，突然想家了，想妈妈和爷爷奶奶了。于是，他在填完《瞭望登记簿》后，开始在一个小本子上写诗，诗的名字叫《给妈妈》：就在这时，被暴风雪阻隔在边防站的那副主任带着干事来查铺。首长的突然出现，让写诗的小战士有点小惊慌，急忙用手掩盖住写诗的小本本。首长想看小战士写的什么，羞涩的小战士却拼命用手捂着，把小本本死死按在桌子上。而小战士这个举动似乎引起了首长的怀疑，因为此前在某边防线上就发生过军人投敌叛国的恶性“事件”。于是一个要看一个坚决不让，一个不让一个非得要看。最终，在随行干事的帮助下，小战士手中的小本本交到了首长手里。没想到首长看完小本本后，眼睛有些湿润，并且拥抱了小战士。显然那主任被小本本上的诗感动了。那主任告诉小战士，《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他都认识，他曾经是他们的领导，他要把小战士写的诗推荐给《解放军文艺报》。于是，在1976年八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了高建群那个小本本上的三首小诗，标题叫做《组诗：边防线上》，一首是《给妈妈》，另两首分别是《装蹄员的心》和《边境线上的小河》。这是高建群的“处女作”，刊载媒体是在全军有影响的《解放军文艺》，算是“高规格”发表。而在此之前，高建群虽然也给边防站办的墙报写诗，但是他读过的文学作品，只有一本前苏联作家的小说《多雪的冬天》和连队订阅的《解放军文艺》。就算后来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众多成就之后，高建群依然强调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显然，高建群在文学创作上是有极高天赋的，一是有激情、有创作冲动，有骨子里的浪漫情绪，二是对文学有很强的感悟能力，能够从有限的阅读中，获取足够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养料。当然，这次偶然遇到“贵人”对于高建群来说，也是一次绝佳的人生际遇。可能正是由于在《解放军文艺》这样高规格的媒体上发表过作品，因此，1977年高建群从部队退伍后，就被安排在了延安日报社文艺部当编辑，并从此一发不可收的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尽管高建群后来一再说从事文学创作是选择了一项“苦差事”，但是，如果不是文学创作给了他在市级媒体就职的机遇，那么他很可能跟他的许多农村籍战友一样，回到老家临潼去务农，过一辈子忙忙碌碌寂寂无名的平淡甚至艰难日子，那样，中国人的书架上也就少了二三十本内容颇为丰富的文学书籍。只有高中文化的高建群，后来却能够完成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自述）的原创文学作品，而且不少作品达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平，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此，高建群说，这些得益于阅读，他读过的书“可以开一个小型图书馆”（散文《不再读书》）。在与青年小说家黎峰对话时，高建群这样说：其实我读了大量的书。我没有上过大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三个小说巨匠，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后来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因为我生活在额尔齐斯河，阿斯塔菲耶夫、别洛夫等好多苏联的作家都写过那条河，从河两边的白桦树丛中传出忧伤的歌声，这些俄罗斯的文学对我影响很大。然后是欧美的文学。后来我对长篇小说读多了，更喜欢那些历史、人文学家的作品，像英国的汤因比，他说如果让我重新生活一次，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新疆，那是一块多么奇异的地方呀。世界上三个古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还有欧罗巴游牧民族，其中有两个都消失在新疆这块土地上，所以那儿是世界人种的博物馆。是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是许多写作爱好者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最直接推动力，高建群也不例外。从作家后来写的一些随笔散文中，我们大略可以知道高建群大量读书主要是两个阶段。一是中学时期，一个是部队转业到报社工作之后。我小时候大约嗜书如命吧。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书包就比同学们重了许多，里面最初装的是小人书，后来随着识字渐多，逐渐变成大部头的作品。记得我是上小学期间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我的一家》《林海雪原》等。我阅读大量的书籍是在“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后，“文革”初期，我和同学们一起上街举了几次拳头，便缩回家中了。其时县图书馆被抄，大量的书籍被在广场上堆起烧了。趁着混乱，我脱下衣服包了好多的书回家。……这些书大部分是古典文学作品。除了四大名著外，还有一些二流的、三流的古典作品，例如《济公传》《五女兴唐传》之类。我的小说中有一点古典味，大约得益于这一时期的阅读吧。在报社工作期间，适逢新文学十年伊始，大量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学名著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于是，我一边创作，一边阅读。（散文《书籍与我》）高建群有超群的记忆力，读过的许多书能达到过目不忘的境界。去年俄罗斯年，他们来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我在跟他们对话时说，我可以把俄罗斯从普希金开始，所有经典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能背出来。”（与青年小说家黎峰对话）“俄罗斯作家尤里·纳吉宾说，他是一个永远被绑在诗歌柱子上的小说家。”“记得诗人席勒也赞美过苍蝇，他说一只苍蝇飞来，告诉他春天已经来了。”“我这时候又记起歌德关于苍蝇的两句诗：早晨我打死一千只苍蝇，晚上却被一只苍蝇吵醒。（散文《穿越绝地》）这是巴尔扎克式的叙事方式，即把前面所有铺张开的线头，到结束时绾个疙瘩，将所有的艺术打击力放在最后，“啪”的一声结束。俄罗斯作家普希金在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中曾经引用了这首歌。歌词如下：“哦，假如种子不死”——这是《圣经》里的话，纪德用他做过小说标题。我和张子良、杨争光先生，马洁小姐，在一起讨论这个“圣母”话题。我们搜遍世界文学名著，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人，退而求其次，也许司汤达的德瑞拉市长夫人、卢梭的华伦夫人、罗曼·罗兰的萨皮纳，比较接近一些。至公元纪元开始时，也就是两千年前时，司马迁曾在《史记》一书中，对罗布泊有过几次闪烁其词的提及。司马迁称罗布泊为“大泽”、“盐泽”、“蒲昌海”。斯文·赫定率领他的豪华驼队，以罗布泊人和回族人作向导，在这座死亡之海上游曳。一个刮大风的日子，他们连趣了。大风后来把他们刮到了一座死亡了的城堡面前。湮失了许多世纪的楼兰古城至此发现，西域探险重要的一页至处展开。（散文《穿越绝地》）读高建群的散文、随笔等文字，随时会看到这样不经意间对中外名著信手拈来的引述，有的是直接引用，有的是内容转述，有的是直接点化应用，足见作家从阅读中获得了怎样的知识和思想智慧。这种对前人文学艺术成果的借鉴、运用，为他的作品平添了许多书卷气息，增添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等元素，也使作品的主题、意蕴、意境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深化和升华。单就读书问题，高建群就先后撰写了《书籍与我》《有书真富贵》《我的读书生活》《影响我人生的书》等一系列的散文作品。以下是他在这些散文随笔中的精彩片段摘录，之所以大段的原文摘录，一方面是想让本文的读者可以感性的认识高建群的散文面貌，获得对高建群散文的直观认识；另一方面是想借鉴高建群读书的感悟、认识和评价，提高我们选择阅读对象的自觉性和对阅读物的认识评判水平。我看书看得很杂，什么样的书都拿来看。只要能看进去，就潜入其中去看。我看书从来不是为了什么需要，而是把看的本身当作一种享受。鲁迅在他文学活动初期，给书房里贴过一副楹联，“有病不求医；无聊才读书”，我的读书，亦是如此。（散文《无聊才读书》）我认为读文学作品最好读名著，这样你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高度，才有可能向这个高度努力。倘若你所喜欢某个作家，就不妨长期地阅读他，不要去记什么读书笔记，而是在阅读期间，体味作家写作时那种情绪，并且与作家的创作情绪同步前进。（散文《书籍与我》）给我最重要的影响的一本书，也许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明白了在此之前我接触的都不是文学，而只是宣传品。我还明白了人除了是一个吃喝拉撒睡的臭皮囊之外，他还有精神的一面。而在那精神的高处，是怎么的铺张和辉煌的景象呀！因为你是人，所以你有责任令自己高尚起来。（散文《无聊才读书》）带给我重要形响的另一本书，是大诗人拜伦的《唐璜》。这个版逆的浪子拜伦，他要离开英国了，于是挥舞着黑手杖，指着雾伦敦说：“要么是我不够好，不配住在这个国家；要么是这个国家不够好，不配我来居住！”说完，登上一辆豪华马车，右臂挽一个白人美女，左臂挽一个黑人美女，开始在欧洲大陆游荡。这个《唐璜》就是游荡的产物。他一路走，一路写诗，一路将这些诗寄给出版商，换行程的路费。我写《最后一个匈奴》时，案头放着两本参考书，一本即《唐璜》，一本则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唐璜》教给我大气度，教给我如何用一支激情的秃笔，在历史的空间里左盘右突。（散文《影响我人生的书》）我喜欢普希金这个浪子，他的一句短短的诗就能激起我半天的惆怅。……普希金是伟大俄罗斯文学的开端，而俄罗斯文学一夜间从小草变成大树，个中奥秘就是普希金对拜伦的模仿和承袭。普希金说：“我因为拜伦而发了狂”。我还喜欢《凡·高传》。人类那一幕凄凉的图景教我落泪。一个人在选择了艺术的同时他就选择了不幸。这是艺术家共同的宿命。他将把自己像祭品一样为缪斯献上。（散文《无聊才读书》）最近这些年，给我影响颇大的两本书是《人类与地球母亲》和《历史研究》。这两本书是一个叫汤因比的英国学者写的。……他从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写起，写了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日本文明等，写这些文明板块的发生、发展、强盛、盛极而衰的过程。这两本书给了你一个居高临下认识世界的角度。我喜欢汤因比，是和我的阅历有关(我在新疆待过)，和我的气质有关(我基本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我的关于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部分组成的思考有关，和我写作《胡马北风大漠传》《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等书和文章有关。（散文《影响我人生的书》）总之，一谈起读书，高建群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就有谈不完的感想——他在年事渐高的时候，依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能够信手拈来的列举出某一位作家的一长串作品，甚至记得住那些他认为有价值的句子，这真不是一般阅读者可以做到的。尽管高建群说他读书是随机的、无目的的，但是仅就上面一些文字，你就能发现每读一本书都能够对作家产生这样那样的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你也能发现，高建群评价每个作家和作品的独到眼光和思想高度。在谈论这些的时候，高建群先生也总是能以谦卑的态度和满腔热诚毫不吝惜的把他最深刻的感悟告诉读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高建群“大散文”的大格局、大境界与大胸怀。“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这是我国古人对于立志作学问的人提出的基本要求。读书是获取间接知识和前人思想的途径，行路是获取直接经验感悟和增加自身阅历的途径，二者缺一不可。对此，南宋程朱理学创始人朱熹就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深刻感悟。做学问是如此，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前文说过，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高建群，后来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大量质量上乘的文学作品，与他广泛深入的阅读有很大关系，他从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名著中不仅汲取了知识养料、得到了思想锤炼，获取了文本模式、创作方法以及方法论等有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高建群又是一个笃行不怠的“躬行者”。从有年开始，他就跟随着父母，频繁在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之间穿梭，甚至还随着母亲完成了从关中盆地到河南平原的“壮行”；成年之后，又经历了从关中平原到阿勒泰草原的穿越以及额尔齐斯河和布尔津河之间的纵马扬鞭；转业工作时候，又长期在广袤辽阔、文化积淀深厚的陕北高原逡巡游历，实现文化的寻根探源；1998年9月，他随同央视《中国大西北》摄制组历时十三天完成罗布泊生命绝地穿越，经历半年之久的西北五省区采风，完成了散文集《穿越绝地》。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高建群的脚步不停地在西北大漠、黄土高原、蒙古草原之间穿梭，与张贤亮、昌耀、周涛等西北著名作家唱和交流，广泛了解大西北的风土人情；结识蒙古学者孟驰北，接受他的“第三种历史观”；结识宁夏西夏文研究专家李范文，实地踏勘西夏王陵，深入了解西夏王朝与匈奴民族兴衰的故事，了解匈奴、西夏与陕北米脂李继迁寨的渊源；拜访罗布泊研究专家学者杨镰，梳理罗布泊与楼兰古国的来龙去脉；拜访居住在宁夏银川的王先生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巴图吉日嘎拉，共同探究“六道轮回图”与成吉思汗陵的秘密……几乎像着了魔一样，凡是有与西域文化、匈奴文化、蒙古文化、楼兰文化的线索，他都不遗余力的去探访、去挖掘。总之，行走使他开阔眼界，增加见识，行走也让他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并连篇累牍书写成文。2018年，他作为丝路文化大使，参加丝路万里行活动，行程2.2万多公里，用70天时间穿越了17个欧亚国家的62座城市，完成了《丝绸之路千问千答》的写作。 不可否认，在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熏陶下，现当代中国许多有成就的作家都非常重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积累生活。在选择深入生活的方式方面，许多作家也会选择广泛行走，多地考察。但是，那些所谓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往往都是像旅行一样匆匆忙忙走一遭，顶多是住上三五天，跟一些人座谈座谈，获得一些直观印象、现场感受和第一手资料，鲜有一个作家为了获取写作素材，能够去那么多地方，做那么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高建群称之为从黄土高原走来的“行吟诗人”是非常恰当的。
3.也可联系高老师助理（批量采购）：13991995891（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