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芳吕雪茹：《我的菩提树》对文化地理景观的建构

《我的菩提树》对文化地理景观的建构

文/田德芳吕雪茹

本文选自《高建群研究论丛》卷三《行吟在西部诗意里世界的觉者》，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出品，李冠华主编，总主编李国平、蔡静波，副主编田德芳。

《我的菩提树》是高建群2017年出版的历史文化散文。该书的创作初衷如前言里所写：“一本类似遗嘱那样的书，当孩子在丛林中形单影只，茫然四顾时，当孩子生平中遇到难事，遇到翻不过去的塄坎时，她打开这本书，在里面寻找智慧，寻找自保和自救的方法。”“小而言之，自然是为孩子写的，是为一个有着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们写的，然而大而言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同时是为这个东方民族写的，是为这个正在行进中的国家写的。我们希望她好，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邦，地底下埋葬着我们的祖先，乡间道路上行走着我们的后人。”

《我的菩提树》的成书过程，被形象的称为“在两百眼智慧之泉中汲水”。这是作家创作中大量参考的书籍，就如人类智慧的泉水，为作家写作“壮胆”。这部作品在文体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是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既有《史记》的影响，又有《圣经》和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的影子。这部作品更接近大文化散文。

《我的菩提树》在内容上以108颗念珠为引，纵论千年历史，探寻人事大道，充满趣味，读之使人心灵得到滋养，浸染崇高博大形成的深邃，让人耳目一新。全书以西方圣哲苏格拉底、汉传佛教奠基者鸠摩罗什、玄奘法师的普世教义为叙述起点，洋洋洒洒。穿越历史尘埃，追寻圣哲先师的创世胜迹。引经据典无不信手拈来，相当规模地完成了著者“对东方文明板块饱含敬意，做一番庄严巡礼”的文学愿望，无愧于作者将本书称之为“一部叙事体的东方文明发生史和流变史”。

高建群在《我的菩提树》中对“丝绸之路”等地理意象情有独钟，另有城市、寺院、佛窟佛像等文化景观，构成了高建群笔下西部世界的独特文化地理景观。

一丝绸之路等道路景观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道路中，充满了未知之数。正如苏格拉底如是说，“哪一条道路更好，唯有神知道。”回望东方历史文化发展，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在第102颗念珠中，作家向这条伟大道路致敬。丝绸之路的凿空，世界开始沟通交流，各文明板块之间开始融合互补。“丝绸之路是人类陆路文明的一条中轴线”，“还是一条宗教智慧的传播之路”，“它还是一条财富之路”。[1]P304

公元前202年，张骞出使西域，踏出了丝绸之路的第一步。他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线，到达今新疆境内，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大夏（阿姆河流域，大致范围是以阿富汗斯坦巴尔赫为中心），在没有现代科技技术的支持下，开辟了一条沟通西域和中原的通道，仅靠着人力连通了长安(西安)、甘肃、新疆、中亚和西亚。但葱岭高大险峻，终年积雪，昆仑山脉突兀奇拔，峥嵘万状，这条道路开辟的艰辛无疑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张骞、苏武、班超、傅介子等英雄的故事，也留下了佛教高僧的足迹。那时的僧人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之下，徒步跋涉，翻越崇山峻岭，抵达中国。在这条僧人的广游路上，那些山脉交联之处，被开凿、被挖掘、被雕刻出千佛洞、万佛洞。

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长期的繁荣，给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纽带。据考古发掘和现存史书、画像记载，当时的人们不论是服饰花纹还是建筑风格，或是日常生活用品，包含着大量极具西域色彩的装饰、图案。丝绸之路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把中华、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各古老文明联结、交融起来，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

在《我的菩提树》一书中，高建群先生曾多次谈到佛教的传播问题，公元前3世纪，在阿育王的扶植下，佛教在印度北部兴盛发展，随即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伊朗、中亚、中国和东南亚。所以，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宗教、技术的传播之路。“每逢中土兴盛，必携友好交往而来。”这是基于我们民族的发展需要，同样也是源于我们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基因。对于商人来说，丝路是商衢大道；对于传教士和其他旅行者来说，丝路传播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宗教信念。更深层次上，它不仅仅是周边国家地区物质文化的互通有无，更是充当了丝绸之路周边国家的精神文化的交流沟通的桥梁。

丝绸之路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桥梁，秦直道也是一条民族冲突和融合的伟大道路。秦直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浩大军事工程之一，另一项是修筑万里长城。这条道路全长1300多里，是防御匈奴南下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它从陕甘分水岭子午岭之巅，一路修筑而过，逢山削山，遇谷填谷，自长安附近的淳化甘泉宫，穿越山脊，北渡黄河，直抵内蒙古包头，即历史上的九原郡、五原郡。”[1]P115汉元帝时，王昭君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北上匈奴和亲；传说中东汉末年，，王昭君后世的三位和亲公主，沿着秦直道，回过一次长安。秦直道被叫做“圣人条”的一段，自统万城而长安，当为五胡十六国之乱时期，赫连勃勃所重修或扩修。

高建群认为，中华文明在肇始时，就一直是迈着两条腿走路的。这两条腿一条是农耕文明，一条是游牧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当那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动力衰竭，难以为继时，羌笛渔鼓起于北方，游牧民族便会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这个古老文明注入新的“胡羯之血”。[1]P251这也是高建群认同的第三种历史观的内涵。在秦直道上，汉族和匈奴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正体现了高建群的“第三种历史观”。

陕西作家自柳青开始形成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创作道路，高建群在小说创作中继承了柳青传统，在深入考察中完成了关于丝绸之路的文学创作，写出了西部高地的道路文化景观。

二长安等城市文化景观

文化地理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文化景观，不同文化景观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传统文化地理学关注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化景观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其本质其实是反映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包括文化的起源、文化的扩散、文化的区域结构等内容。一个国家的魅力离不开它古老而又悠久的文明带来的厚重；而一座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它历史文化的积淀，在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的影响。

丝绸之路、秦直道等西部的道路，联系着许多辉煌的城市。如长安、敦煌、统万城、华氏城、罗马等，他们或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或者在时代的变迁中完成了华丽转身。

大禹疏通渭河入黄处，乌黑的泥土露了出来，形成了渭河平原。在渭河平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村落，而那个最大的村子，后世称之为长安城。秦人把村子叫堡子，把这长安城叫“大堡子”。汉代和唐代是长安城的繁盛时期，第61颗念珠中长安城远景是，建立在八百里秦川之上，有厚重的城墙、巍峨的角楼，四塞为固，八水环绕，门开四面，风迎八方。近景则如第101颗念珠所言，分为内城与外郭城，城中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等三座主要宫殿。大唐西市被称为“金市”。

长安城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建都长安的周、秦、汉、隋、唐时期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黄金时代。“天人合一，法天象地，帝王为尊，百僚拱侍”是修筑这座千古帝王之都的理念。“统一天下，长治久安”是人们命名的美好愿景。从字面意思来看，“长”是长长久久，“安”是国泰民安。长久安宁、国泰安康，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城市名号，更寄托着古人美好的祝福和希望国家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祈愿。因此在唐以后，虽然长安不再为国都，但可能也是借其寓意，“长安”一词却成为国都的别称。长安又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和隋唐大运河的起点，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的中国城市，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长安向世界展现了文明华夏拥有的自信、开放、大气、包容、向上的民族精神，铸造了炎黄子孙永远为之自豪的文化高地。长安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汉唐带给我们的文化自豪和文化自信仍然深深刻在中华儿女的记忆里，难以磨灭。我们自称为“汉人”，就是因为辉煌的汉朝曾带给国人无比的自傲和底气；而外国的“唐人街”，就是因为大唐的声威远播万里，传扬千载。更有一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可窥得盛唐万国来朝、外邦俯首称臣的壮观景象。就连后世文人骚客若足够潇洒浪漫、大气自然，也会被人赞一句“颇有汉唐遗风”。

另一座城市则是统万城。五胡十六国时，匈奴民族大恶之华赫连勃勃带领匈奴民族修筑了“统万城”（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位于陕北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书中详尽的讲述了统万城修筑的过程和布局，蒸土筑城，城墙硬如铁，城设四门，四角有角楼，城的中心位置修一座高耸的永安台，既可以用来祭天，也可以在军事上用作瞭望台。这座匈奴民族的童话之城，历时六年，耗资不可细数，现已变成一片废墟，却是匈奴民族遗存在大地的唯一都城，证明这个民族曾经辉煌的存在。

《我的菩提树》中还提及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如凉州城是佛教传入东土的重要支撑点，高僧鸠摩罗什曾经在这里滞留17年，收徒和译经，对于汉传佛教有重要的意义。洛阳作为文化古都，老子曾在此生活。

城市形象的建构是当今重要的文化话题，统万城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而长安则在明清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而逐渐逸出人们的视野，长安改名为西安。作为长安今生的西安是现代城市的一大坐标，它不同于上海的现代摩登，也不同于北京的文化中心。西安是在长安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沉重前行，在历史和现代的碰撞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发展之路。

三佛窟、寺院等宗教地理景观

据史书记载，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但因中国本土教派和统治者的制约，加上道观和文庙已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鳞次栉比，以至于它并没有立刻壮大起来，五胡乱华，十六国混战时期，北方政权频繁易主，汉士族南逃，北方文化艺术出现真空。在这段历史时期，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像、石窟是佛教艺术在我国早期传播发展的主要建筑、空间载体和信仰支柱，后来逐步被佛殿艺术取代。北朝隋唐时代，是我国石窟造像艺术发展的巅峰时代，留下了数量众多、体量宏伟的石窟造像艺术遗存。

石窟艺术起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的传播，石窟这一建筑空间形态随之传播开来，并逐步在我国普及开来。《我的菩提树》中第二部分鸠摩罗什如是说讲述了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石窟艺术的标志景观。首先是在沿着葱岭的佛窟，以克孜尔千佛洞为最，曾是大乘佛教的中心之一。接下来是敦煌莫高窟，公元4至14世纪，古敦煌地区受到佛教的影响，古代艺术家们在此建造了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一批佛教石窟，我们统称为敦煌石窟。靠着供养人、寺院的土地，佛教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些石窟中的佛像还保留着印度本土佛教的特征。

昆仑山脉一路向东，连接秦岭处呈现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被称为“（花）华山”。在秦岭之侧的一座小山，“朝西南一面，全部凿成一座众佛云集、祥云笼罩的佛山。”山脚下有大殿，栈道、石阶层层叠叠，一直通向山顶。“栈道与石阶过处，但有空隙，都凿有佛像或佛窟，密密麻麻，不计其数。”

佛教翻越葱岭，沿着昆仑山一直走到终南山的最东头，进入长安城。而后沿着昆仑山的一支支脉陕甘分界线子午岭直奔东北，在那里有云冈石窟。然后折身中原，形成了洛阳龙门石窟。石窟的开凿是佛教东传的跳板，沿着佛教传播路线，沿途留下了大小不等的佛窟、寺院等宗教地理景观。

这些佛窟中央，雕刻或泥塑释迦摩尼的尊者像，分列左右的是诸多菩萨。而四周的墙壁上，雕刻或绘制释迦摩尼从投胎到涅槃的故事等，另有供养人的故事记录或精美壁画。除了帮助僧人宣传佛法教义之外，更像是以一种路标和信仰支柱的定位存在的。把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敬畏凿在石崖之上，“我所信仰的从我的心里出来，利用我的手拥有实体。此后，我的肉身虽难抵岁月逐渐消亡，但是我的精神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永久存活在这个世上。”这也是寺院兴盛后主要承载的内容。

寺院同样是佛教东传的宗教地理景观。佛教的起源地印度有一座方城叫“那烂陀寺”，它是佛国的最高学府，僧人们向往的地方，宗教信仰和知识学习集于一体。佛教传入中原所建的第一座寺院通常被认为是洛阳城的白马寺；汉传佛教有八大祖庭，其中六个在陕西，陕西境内名刹古寺众多。

法显高僧则曾在洛阳城白马寺挂单，后慕高僧道安大石室寺（后扩建改名草堂寺）讲经，而来到长安城。62岁高龄西行求法十四年，路遇寺庙挂单、夏坐，最终走入西域大地的佛国。76岁的高僧经历三年海上漂泊，终于从青州登岸，然后在南中国地面译经、弘法、授徒，圆寂于荆州新寺。学者型高僧法显写下《佛国记》，让我们感知到佛寺、佛塔和石柱后面火热的故事。在法显的求经路上，历经或大或小，知名或不知名的寺院不计其数，而他始终坚定的作为游方僧传经布道，不寻求国家供养，是佛门中经天纬地的出世高人。

鸠摩罗什是法显同一时期的人，他的佛教东传的道路上依然遍布寺院，在凉州城羁留十七年，后历经磨难终将经书带到长安草堂寺。以光大佛法为大要，创立“三论宗”。草堂寺因为鸠摩罗什而成为中国佛教祖庭，对东方文明产生重要影响。

南梁时期的同泰寺是当时最大的寺院，源于皇帝萧衍四次舍身寺院，因而成为江南最大的一个寺。皇帝舍身可见当时佛教影响之大，乱世中佛教成为百姓精神的慰藉和困难中求生的寄托。

唐朝时期，佛教成为国教，弘福寺、慈恩寺、玉华寺、护国兴教寺和法门寺都是佛教重地，或与玄奘法师译经场，或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佛舍利所在，历经数朝数代高僧护法而得以流传于世。

高建群“是那家著名的佛教寺院的名誉主持，取了一个法号，叫答应和尚。担任名誉主持的寺院，就是书中描写的大唐皇家寺院翠微寺。寺在终南山的顶上，终南山第二高峰牛背梁的西侧，……后来荒废，民间叫它皇峪寺。”年2月1日，高建群受草堂寺方丈聘请，创作大型传记小说《鸠摩罗什》。……赴甘肃、新疆等地进行实地采访体验，探访鸠摩罗什曾经停留过的地方，收集关于鸠摩罗什的民间传说及大量的佛教史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高建群完成了对丝绸之路、宗教地理等文化地理景观的书写，同时构建起独特的“作家地理”。

高建群曾提出过“作家地理”的概念：“这几年，我在创作中的许多思考和归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都不能予以指导和解释，于是脑子里陡然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理哲学意识。”作家地理是“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再展开来说就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除了赋予这些地方以理论家所解释出的那些文学含义外，它还是地理的，而地理的哲学意识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要框架。”于是他选择以自己脚踏的这片土地为背景进行书写创作，以其深广的悲悯情怀、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和充盈着诗意的笔调，为我们建构起一个关于丝绸之路和佛教东传的“作家地理”。

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这一中介来实现的。人们通过自身积极力量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活动，逐渐地将地理环境转化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故地理环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文化发展，而这种影响要通过各民族自身的活动才能实现的。因为除地理环境外，民族文化发展还受到包括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在内的社会环境之影响。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我们不应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

高建群的《我的菩提树》是作家知行合一的文化读本，是作家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产物。这本被其称之为“遗嘱”的书，是对东方文明的巡礼，有益于我们借鉴前人的经验，获得人生智慧。

参考文献：

[1]高建群.我的菩提树[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2]张琨，孙明艳.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意义[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3).

[3]高建群.统万城[M].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

[4]邓勇军.作家高建群提出“作家地理”新概念[N].出版参考，2002(17).

[5]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M].九州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