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散文中的寻根意识
文/赵贯丽
本文选自《高建群研究论丛》卷三《行吟在西部诗意里世界的觉者》，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出品，李冠华主编，总主编李国平、蔡静波，副主编田德芳。
20世纪70年代，阿历克斯·哈利《根》的出版在移民国家引起了寻根潮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寻根热”的诞生和种族歧视密不可分，但是同时，“寻根热”也是人类亘古以来寻找精神家园的心理需求。严春友认为精神家园是指一个民族以至于人类的文化中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价值系统，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现成的价值观念，从而为人们描绘出了世界的图景和生存的意义。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比较稳定的价值系统，经过千百年的岁月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等的作品和思想得以保存，民间的一些传统也保存下来，使精神家园的内涵日益丰盈。精神如同生物一样，也有形态和生命，有开端、兴盛和终结。精神终结的遗产积淀起来，便构成了传统。与精神家园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民族精神，它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在文化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精神。民族精神是传统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体，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是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火炬。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精神却日益堕落，正象阿纳尼耶夫《没有战争的年代》中主人公所感到的：“我觉得，人类随着不断的进步，正在失去什么。既有所获，也有所失。……飞机、拖拉机、汽车——这一切都很了不起，都是需要的；大城市愈来愈现代化，怎样使这一切与人类的这种情况下失去的东西并行不悖呢？”“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但是也正是它，这种进步剥夺了人类许多东西。如果回过头来看看，就会看到失去的比得到的还要多。”在这种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文学家的寻根意识实质上就是对本民族的精神得以健康延续发展的艺术探索。“寻根热”的兴起不仅是现代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需要，而且是作者通过对文化的反思来承载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70年代李準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提到“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明确地指出了精神家园对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80年代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全面引发了中国的寻根文学热潮，文化成为一个时代大命题，大批作家创作了具有浓厚地域风情的作品，如老舍、曹禺对北平市井文化的描写，萧红、萧军对东北地方文化的描写。在1949年前后出现了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文学流派，对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尖锐的批判。鲁迅曾指出中国文化中腐朽的历史积垢：“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保守、愚昧、麻木、怯弱，已经成为国民劣根性的显著特征。鲁迅在深入分析中国衰亡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人”的概念：“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个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鲁迅对中华民族的忧虑、急迫、痛苦的反思，就是对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再寻找。在这一寻找过程中一些作家发觉人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学的“根”。寻根的基本意义如韩少功所说：“‘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作家寻找精神寄托的过程，是逃离现实痛苦以及分析现实痛苦之后的精神回归。寻根文学家为了逃离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和无可附着的悬浮感，“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回归乡土与大自然就成了寻根文学家创作的趋势。比如，韩少功认为：“巫楚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中间，历史上随着南方民族的屡屡战败，曾经被以孔孟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其排斥，因此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至今也没有典藉化和学者化，主要蓄藏于民间。”在韩少功的引领之下，众多的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加入“寻根”运动，他们的作品寄托了寻根文学作家对家园的怀念，但这种怀念伴随着浓浓的困惑与迷茫，即便是找到了精神寄托，也会很快带着新的困惑离开。正如鲁迅所说：“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边的柔雪又怎样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读高建群的散文，便会感受到在他那些描述地理、历史等文字之间浓浓的寻根之情。在《六道轮回图与成吉思汗密葬之地》一文中，高建群在描述六道轮回图和实际地形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站在山脚下，望着那卧佛安详地躺在山峰之巅，它身上那蓝色的贺兰石、白色的贺兰玉、金黄色的贺兰麻黄石闪闪发光。而母亲河黄河，在我们的身后，发出千年不改的叹息。”“卧佛”就是东征西战威风凛凛的成吉思汗，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也具有极大的影响。马克思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刺、花刺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沿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有人曾经统计过，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因此中国学者刘乐土先生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全球颇具影响力的《华盛顿邮报》称成吉思汗为“千年风云第一人”，西方学者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帝王”，毛泽东将成吉思汗称为“一代天骄”，将他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辽阔地区，构建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大陆性帝国，为中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础，他的子孙完成了统一大业。1211年，新疆各地归属中国版图；1247年，西藏首次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76年，结束了云南长期割据的局面……中国实现了第四次大统一，打破闭塞状态，走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蒙古人横扫全球，既充当了征服者，又充当了人类文明不可匹敌的文化载体。”成吉思汗通过他一生的奋斗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轨迹，推动整个世界进入现代文明时期。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明确阐明蒙古的扩张“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具体事例说明：“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高建群追寻、探索这样一位风云人物的秘葬之地，其实就是对成吉思汗所处的历史的缅怀，对成吉思汗所代表的勇往直前精神的探寻。“透过层层为岁月所遮掩的历史尘埃，我们在试图走进和试图揭开一个巨大的历史秘密。我们做到了吗？也许做到了，也许没有做到。”历史的不可捉摸、时代的瞬息万变，使得这种寻找愈加困难与迷茫。在《石峁遗址上一棵御风而立的榆树》一文中，高建群探寻了地处黄河之畔、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认为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石峁遗址大约距今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朝早期，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4000年前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因此有考古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城址的发现。此外，石峁城址还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背景，更对进一步了解早期的历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遗址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有学者认为石峁是皇帝部族居邑，居住着皇帝部族首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对中华文明进行考古探源可以让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人类文明的起源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大型河流为农业的稳定提供基础，生活环境周边有天然屏障为文明的存续提供保障，而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形多元、河系复杂。在这几条大河及其支流流经的众多地理空间内，诞生了灿若星斗的早期中华文明：湟水、洮河流域孕育了马家窑文化，疏勒河流域孕育了四坝文化，渭河泾河流域孕育了仰韶文化，汾河流域孕育了陶寺文化，伊河和洛河流域孕育了二里头文化，辽河流域孕育了红山文化，大汶河流域孕育了大汶口文化，淮河流域孕育了薛家岗文化，钱塘江和太湖流域孕育了良渚文化等。多元文化沿着汇聚的水系经过一系列的冲突与交流不断进行融合，塑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点。中华文明诞生的主体空间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主导的太平洋西岸地区，自古就有水旱之患，需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在水利、救灾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实现群体的存续和文明的发展，达到“天下太平”之境，因此，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对就追求“统一”和“大同”。考古探寻不只是探寻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分布格局，更是探寻中华文明这一优秀基因的源头古迹探寻；不但能探索文明与文化的历史，也能昭示民族甚至人类的未来，因此，寻根不只是字面意思上的寻找根源，寻找我们的来处，更是为了文明与文化的延续，精神的传承，知道我们的去处。“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那棵兀立在石峁遗址皇城台侧畔的榆树，它是被那沉沉幕缦遮掩的历史深处的一位传喻者吗？我不知道。我瞅着它，它瞅着我，它的叶片闪闪烁烁，我的探寻的目光亦是闪闪烁烁。”榆树在作者眼中宛若一位使者，肩扛着“传喻”的使命，这个“喻”就是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与现代人的链接。“它的叶片闪闪烁烁，我的探寻的目光亦是闪闪烁烁”，这句话描述了古老的文明与文化的神秘，也正是这种神秘，给古老的文明与文化增添了引人瞩目的魅力。要想真正寻找到“根”，需要进过曲折的进程和若干代人的努力。道阻且长，什么也挡不住现代人透过历史的迷雾追寻根源的脚步。在《向辽阔的草原致敬》一文中，高建群提出一个观点：“太阳也许将从西部升起”。作者申明这句话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他的话引发了中国西部电影的辉煌。高建群之所以说“太阳也许会从西部升起”是因为他感慨于西部尤其是西域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广义上的西域指的是河西走廊以西的广大土地，狭义上的西域指的是河西走廊以西，天山以南，青藏高原以北，葱岭以东的以柴达木盆地为中心的土地，也就是今天的南疆。西域自古以来就无比重要，其一是因为生存空间、财富丝路与沟通世界的需要。汉朝时期要恢复秦时的版图和人口规模，向东是海洋，没有土地可以扩张，海洋贸易对于这个时代阶段来说也行不通，要沟通世界就必须打通西域。西域在汉朝是中华文明唯一的对外窗口，通过丝绸之路和各国进行贸易，除了物品之外，还有各种文化技术，农作物种子、优良的战马等。与世界的交流，保证了中华文明的活力。其二是因为国土防御战略构成的需要。西域对于古代政府控制大漠草原非常重要。对于古代的中国来说，最强大的外敌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即漠北，比如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一般是通过联系青藏高原的部落以获得对中原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扼制，所以管理好西域有利于减弱中原大地受到游牧民族的侵略程度。西域本身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沟通东亚与西亚、西欧，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给中国带来极度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但是在这种交汇的过程中，东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文化差异。欧美文明始于印欧系游牧民族，而中华文明的根基和主体是农耕文化，虽然这两种文明在历史的洪流中相互冲突、交融，但是保留了本质的区别。另外一个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两种文明隔绝了300万年，相互沟通只有3800多年，这就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沟通与影响无法深入到文化内核。在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鼓吹文化同质化和普遍主义，宣扬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文化一元化，压制文化多元主义发展，严重影响了其他文化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愈为重要。那么，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呢？文化主体性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旗帜，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出民族的主体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文化主体性的含义有两层：文化认同中的自我意识和文化建构中的自主能力。文化认同中的自我意识是指在文化选择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对自己文化的来历、构成、特征和发展趋势有自知之明，通过批判性反思达成某种程度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建构中的自主能力指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充分理解和认识自身文化并对其加以保护和发扬才能适应目身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才有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可能。如果一种文化没有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能力并丰富和发展其自身，这种文化最终会消失或者被全盘同化。坚持文化主体性就是在不断发展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起自身文化的自主地位和自我调适能力，并且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建立一个相互认可的基本秩序和相互促进的共处原则。梁启超认为文化主体性的焦点就是民族自性的问题，每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性：“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孽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则，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梁启超区分了自性和他性，从自性开始反思国性，国性包括国语、国教、国俗，以回答中国何以自立的问题，追问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之所在。以中国何以以界他国而目立于大地的发问，就是寻求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文明意识和文明态度。章太炎重视以国性为标准的文化价值取向：“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把中国的语言文字视为最富有中国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从其中发掘资源，构造一个具有自觉精神的文化主体：“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他大力提倡历史学，“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既，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新菱黄也。”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应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保持文化主体性，这是国之根基之一。高建群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文中他说：“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是，在学习中，不要迷失自己，不要失去自己的东方主体意识。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文化消失了，它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也就消失了。那么如何学习呢？其实在西域地面，从人类跃上马背那一刻起，一直都在进行着这种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他们提供了实践经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这块地棉重新热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出‘太阳将从西部升起’”。站在西域的辽阔大地上，高建群脑海中翻腾的是金戈铁马、驼铃声声，在历史的烟云中清晰地看到了未来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坚持东方主体意识。高建群自称“长安匈奴”，骨子里有浓得化不开的匈奴情结，他的散文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匈奴是古代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主要起源在内蒙古阴山山麓。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夏末商初被北迁的夏族淳维兼并为匈奴，世世代代居住在北部蛮荒之地。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对匈奴名称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的匈奴。还有这么一种说法，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留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渐渐被汉化，蒙古族、突厥族、契丹族等等都是匈奴的后裔，秦汉时将与中原敌对的北方部族通称为胡虏。因此在岳飞的诗句中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就连潇洒浪漫的诗人李白也留下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的诗句。高建群对匈奴有较深入的研究，他经过多方考证后认为匈奴在东汉时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被汉朝打败后西迁，南匈奴归附汉朝。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匈奴部落突然神秘消失，北匈奴继续向中亚西迁，南匈奴留在陕北高原上被汉族同化，成为如今延安以北人种血缘的重要构成部分。匈奴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后来赫连勃勃建立了大夏国，子孙姓刘。刘姓在黄土高原上很普遍，其中或许就有匈奴的后裔。此外匈奴后裔还有姓呼延、独孤等等。在《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一文中，高建群写到：“触目所见，都是破败的痕迹。七个土黄色的冢疙瘩，就在这贺兰山脚向阳一面的黄土地上。中国历史上一个闻名遐迩的王朝，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消失了，种族消失了，文字消失了。给这大地上留下最后一点痕迹，或者说是最后一点纪念物的，就是这些无言的冢疙瘩。”文中所提到的“冢疙瘩”被当地人称作西夏王陵。站在荒野之中，面对着土黄色的“冢疙瘩”，缅怀历史的过往，追忆英雄人物，高建群的心中激荡着强烈的激情，同时又有深深的落寞。西夏王朝从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开始，到公园1227年被成吉思汗所灭，共经历了10个皇帝。根据沈括的《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李元昊指派一个叫“野利仁荣”的党项人创建了文字。西夏末代，成吉思汗的军队攻破兴庆府，大肆屠城，以报大汉被利箭射死之仇，并且将西夏历代王陵掘开，白骨嚗于荒野。就这样，这个种族与文字同时消失了。高建群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将军赫连勃勃。依据史料赫连勃勃是匈奴人，原名刘勃勃，字屈孑，朔方郡朔方县（今陕西省靖边县）人，匈奴左贤王刘卫辰与桓文皇后苻氏之子，胡夏的开国皇帝。据说赫连勃勃身高八尺五寸，善辩聪慧，仪表华美。后秦皇帝姚兴对他深表敬重，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加任奉车都尉，经常参预军事与国政的大事。义熙二年（406年），姚兴任命赫连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令其镇守朔方。河西鲜卑杜崘向姚兴进献八千匹马，渡过黄河，到达大城时赫连勃勃把马匹扣留下来，召集他的三万多人假装去高平川游猎。同年，赫连勃勃杀死岳父没奕于，兼并没奕于的军队，人马达到了数万人。义熙三年（407年），赫连勃勃叛秦自立，自称天王、大单于，赦免境内罪犯，建元龙升，设置和任用百官。赫连勃勃认为匈奴是夏启的后代，故国号为大夏。义熙九年（413年），赫连勃勃在境内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凤翔。征发岭北十万胡人、汉人，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修筑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北）。之所以称为统万城，根据他自己的话是因为“朕正要统一天下，统治万邦，可以用统万作名称。”待到政权稍固后，赫连勃勃下书说：“朕的祖先，从北迁到幽朔，改姓为姒氏，因为语言和中原不一样，所以随母氏姓刘。儿子随母亲的姓，不合乎礼。古人氏族没有常规，有的是用出生地作氏，有的是用祖父的称号作氏。朕准备根据义理改姓。帝王，是上天之子，这就是说美好显赫实际上和上天连在一起，现在就改姓叫赫连氏，希望能和上天的意愿相同，长久地享有无尽的吉庆。是上天之尊，不能让旁出的宗族共同拥有，不是嫡系子孙的，都用铁伐作氏，希望朕的宗族子孙像铁那样刚强锐利，都能攻伐别人。”这就是赫连勃勃姓名的来历。赫连勃勃为人生性凶暴，嗜好杀人，没有常规。他常常站在城头上，把弓剑放在身旁，亲手杀死凡是他觉得嫌恶憎恨的人。大臣们如果有敢盯着他看的，就戳瞎眼睛；有敢发笑的，就割掉嘴唇；把进谏的人说成是诽谤，割下其舌头然后杀死。另外，在修筑城墙统万城时，曾表现出惊人的残忍。城墙是用陵北地面出产的一种糯米熬成汁，掺成泥浆堆砌的。他动用了数万民夫来修筑城墙，修好一截后，便让监工来验收。验收的办法很特别——派人用锥子来戳。如果锥子没有戳进去，便杀死使用锥子的监工。因此，在他的统治下民不聊生。元嘉二年（425年），赫连勃勃在永安殿去世，终年四十五岁，谥号武烈皇帝，庙号世祖，葬于嘉平陵，太子赫连昌继位。元嘉八年（431年），大夏被北魏所灭。自赫连勃勃立国到亡国大夏前后一共存在二十五年。赫连勃勃的政权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暂的一瞬：“大夏国盛极而衰。而那建立在旷野上的辉煌城郭，也随之荒芜。如今，这位于陕北靖边县境内的城池，只剩下一些白色的断壁残垣，在呜咽的寒风中经年经岁……我曾经驱车去过那里，四野空旷，满目疮痍。这地方曾麋集过一群人，这些人的后裔都在哪里呢？我眼望历史深处，滴下几滴迎风的泪来。”“眼望历史深处”表明了高建群对民族足迹的不懈探寻，对陕北地域民众生存秘史的发掘。我们不禁发问：高建群为什么对历史、对陕北高原如此关注？其原因除了前面分析过的寻找文化之根之外，同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生命经历与体验也密不可分。高建群在陕北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这片土地了解甚深。陕北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原始部落，在延安的桥山之巅被誉为“人文初祖”的黄帝陵至今还在。“北方文化区系内部也在激烈震荡与整合。部落、民族之间不断战争，发生融合与裂变……一个以草原民族为主体，以狩猎、游牧为经济基础，部落氏族统治为社会特征的草原文化区系形成于北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两大文化系统在黄土高原上碰撞、融汇，在不断的冲突与交流过程中民族间的隔阂逐渐缩小，民族融合成了主题。“延安以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长沙沿线风沙区，大约很难再有纯正的某一个民族的人种，他们是民族交融的产物。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陕北文化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文化痕迹，一方面体现着传统中原地带农耕文明之下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却又渗透着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特征。斯达尔夫人也曾关注过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碰撞。她认为“对当时各民族来说，蛮族的入侵当然是一场严重的灾难，然而文化却正因此得到传播……萎靡不振的南方民族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力量，同时使北方民族取得了有助于充实智能的灵活性。”在这些历史因素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在保持农耕民族文化传统基因的同时，叠压游牧民族文化，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农耕文化为主体，融汇游牧文化因素和文化特征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陕北地域的风土人情有鲜明的游牧文化印记，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得高建群有了使命感与崇高感，他希望从陕北区域文化中挖掘民族源头。高建群站在历史深处重新审视匈奴在中国历史版图中留下的最后印记，在已经消亡的匈奴文化中试图寻找悠久历史长河中的血性、勇猛与执着，通过讲述已经消亡的王朝故事从而延伸到记载民族、国家、社会的发展，因而作品具有了厚重扎实的历史感。高建群的历史观超越并融汇了政治历史观、经济历史观、社会历史观、文化历史观等新视角和新思路，力图透过历史事件揭示宏大的历史全景，最终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和演变轨迹。“滴下几滴迎风的泪”是高建群对历史的缅怀与追忆，对历史风云人物的哀叹。大夏的后裔在哪里呢？高建群试图挖掘匈奴文化从繁荣到神秘消亡的历史真相，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少数民族在陕北留下的踪迹。根据北方广为流传的民谚“天下匈奴遍地刘”，高建群认为陕北的刘姓人家是匈奴的后代，事实上，陕北的刘姓村庄与统万城只相隔三百多千米。“在这些刘姓后人的身上，我们总能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激情。也许，一个在马背上厮杀惯了的民族，一旦有一天脱离了马背，开始在大地行走时，开始与平庸的地形地貌为伍时，它只是在等待时机和积蓄力量。一旦马蹄重新在远处响起，他们身上那祖先的不羁的血便开始澎湃。”高建群试图在陕北黄土高原地域挖掘出被长期掩盖的和驯化的英雄主义情怀、刚猛之魂、豪放之气以及壮美之情，揭示暗藏在陕北高原土地内部的“中华民族的永恒之谜”以及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认为或许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生成的谜团就隐藏在陕北高原某个沟壑之中。陕北自古就是苦寒之地，这里的人们虽身处逆境却以强韧的忍受力在与生活作斗争，血脉中似乎总有着野性的“胡羯之血”，与数千年前迷失在河套地区的匈奴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基因中藏匿的充满原始野性的无意识使得他们不安于现状、渴望着再次跨上马背驰骋天下，这就是陕北人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分析心理学派创始人荣格认为人类的无意识中有一部分是从先祖处继承，这种无意识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命传承中在世代相续中累积而成的沉淀物。在心理学上，意识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中能够被个体直接感知的部分。它的功能有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无意识是指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但是不能被我们意识和察觉到的部分。无意识尽管不被我们察觉，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决定，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内驱力。荣格认为无意识并不仅仅来自个人经验，它有着超出个人后天习得的先天性基础。因此，他提出了心灵结构层次理论，将人的精神世界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次。所谓个人无意识，就是个人经验因为遗忘和压抑而不能在意识中容纳的心理内容的集合。而集体无意识是超个人的，不是通过个人后天习得，而是由种族先天遗传，是生物进化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心理沉淀物，是与生俱来的，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共同心理基础。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之一就是本能。陕北作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草原上迁徙，部落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仇恨、野生动物与恶劣气候的威胁使得“游牧民族必须高扬起初民精神中的活性因素，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不如此，等待游牧民族的可能就只有死亡。”为了生存，民族信仰中的无所畏惧、崇武好胜等精神组成了草原民族最为关键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危急时刻会自然迸发，表现出惊人的力量与意志。陕北人基因里也有这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贫瘠的黄土高原成了共产党取得天下的风水宝地。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到陕甘宁各地方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举行过大小70多次兵变。经过无数次战斗、挫折、失败，最后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形成广大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南北匈奴中，北匈奴更为悲惨，“然而，那些消失在历史迷宫中的最悲惨的背影，不是西夏，不是大夏，不是南匈奴，而是北匈奴。他们永远地迷失在路途上了。那情景，就像我们在中午时分做了一场噩梦。太阳白白的，梦魇中，我们走失了，而走失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即使回来了，那回来的也是另外的自己。”高建群为何说北匈奴最为悲惨呢？汉朝时期，北匈奴被逐渐驱赶，远离了中原边缘地带，到了西域。几百年后，他们越过中亚西亚和小亚细亚，到了黑海地区，但是那里寒冷干燥、寸草不生，不适宜生存，北匈奴人不得不继续西迁。土耳其的史书，俄罗斯的史书，阿拉伯的史书，西方人的史书，曾经零星地记载过这些伟大迁徙者的蛛丝马迹。大约在公元五世纪，一部分北匈奴人来到了多瑙河，形成了匈牙利民族。对于此，匈牙利官方曾经发表过声明，认为拥有横扫欧亚的匈奴祖先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个民族之根是匈牙利人文化发展的基础。匈牙利民族诗人裴多菲也吟唱到：“我的遥远的祖先啊，你们怎样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东方从中亚细亚，迁徙到里海黑海，最后，来到多瑙河畔，在这里建立起我们的祖邦。”传说中来到多瑙河畔的北匈奴分成了三个部落，其中一个部落的单于叫阿提拉，在扫荡欧洲之时对女萨满说：“你的独眼，向我们的来路上看，看遥远的东方，我们的故乡地，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尤其，那被称为南匈奴的，已经在陕北高原，在山西雁北，在黄河河套地区安定下来的兄弟，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当时正是中国史书上所说的“五胡十六国”之乱时期。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南北匈奴分开已久，相隔几乎半个地球，王昭君和敬诺利亚改变了亚洲和欧洲匈奴的进程与历史。最终，欧洲的匈奴人和亚洲的匈奴人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完结，一个伟大的游牧民族退出了人类历史的进程。高建群在将深邃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历史深处，探寻文化之根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寻找文化之根。孔子在《系辞下传》中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在《我很中国，我很陕西》一文中，高建群写道：“清晨起来照镜子，发现自己日益中国化，日益陕西化，日益成为老家祖坟里那种农民式人物。”镜子中的高建群不再是年轻时那种意气风发、万丈雄心、云游四海的高建群，相反，愿意“龟缩在西安的一处高楼里赋闲”，这便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一种对“道”的追寻。老子“道”的学说实质上就是对宇宙万物进行形而上的把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宇宙之本，而道之本性则是“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对于宇宙万物是“侍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在生活的实践之中，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高建群认为自己“很中国，很陕西”的表现之一就是喜欢秦腔：“小时候听农村人唱过，那时候仅觉得有几分豪迈而已。现在听了，则视为天籁之声，视为一切发声艺术中登峰造极之作。秦腔的慷慨悲凉，高昂激越是别的歌唱艺术所无法类比的。”他甚至认为秦腔“惊天地、泣鬼神”。高建群之所以喜欢秦腔，对秦腔有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在他心中，秦腔不仅仅是一种歌唱艺术，还是对厚重的历史的吟唱。秦腔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背景。秦腔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深深烙上了时代印记。秦腔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周代以来关中地区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又称“梆子腔”，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李调元在《雨村剧话》写道：“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秦腔艺术源远流长，相传唐玄宗李隆基曾专门设立培养演唱子弟的梨园，梨园乐师李龟年是陕西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清朝时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重要戏曲剧种，同时也流行全国许多地区。至清末，又变成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秦腔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族音乐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体现了汉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秦腔承载着西部地区人民的精神寄托，是人们互相交流情感的一种方式。高建群对秦腔的喜爱，可以说从秦腔中他听出了历史之音，品出了文化的脉搏。在秦腔的剧情、装扮中他读出了秦腔所折射的人世生活、凡间情感。在他心中，秦腔既是历史的再现又是人世间的写照。同时，秦腔作为一种地方文化，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的诗、词、曲的语言，语调高亢激昂、浑厚深沉、慷慨激越、语音生硬、语气硬朗，宽音大嗓，直起直落，宛若典型的北方匈奴汉子，自然在自称为“长安匈奴”的高建群心中引发了共鸣与共振。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高建群来说秦腔也是文化之根。除秦腔外，高建群写道：“我喜欢吃辣子，吃韭菜，吃面条。我对老婆说了，你去买菜，要买秦椒。啥叫秦椒，就是那种又细又长，红得发紫，通常串成一个长串儿的辣椒。”高建群吃的秦椒有什么来头呢？据传，秦王嬴政做了皇帝之后，觉得御厨做的菜清淡寡味而屡杀厨师。一位厨师的师弟想害他，便推荐他到御厨房给秦王做菜，这位厨师整日提心吊胆。一次他在菜园闲逛时，无意中瞅见草秧上结着一种细长红彤的果实，摘来放进嘴里一嚼，辛辣如火。厨师猜测是毒药，便想不如毒死暴君，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于是在菜和汤里放了这种“毒药”。不料秦始皇吃了之后大喊过瘾，说大秦之地有这么美妙的东西，不如就叫秦椒吧。这种说法当然没有事实依据，但也体现了秦地种植辣椒的悠久历史。陕西的辣椒，以关中地区最为集中，具有颜色鲜红，辣味浓郁，体形纤长，肉厚油大，表面皱纹均匀等特点。央视7台报道：“在三秦大地上，陕西人习惯将辣椒称为秦椒，他们认为中国的辣椒并不是从国外流传过来，而是发源于陕西”。《宝鸡市志》记载，辣椒明末引入宝鸡，清以后种植渐多，产品称为“秦椒”。清道光《千阳县志》记载，蔬菜有花椒、辣椒……21种。秦椒对于陕西人来说是三餐不可缺少的佐味调料，甚至可以当一道菜肴，所以被称为陕西八大怪之一——“油泼辣子一道菜”。陕西也有民间谚语：“八百里秦川东风浩荡，三千万儿女齐唱秦腔。吃一碗羊肉泡喜气洋洋，没油泼辣子嘟嘟囔囔。”可以说，辣椒养成了陕西人火爆脾气，刚强倔硬的性格。因此，高建群说：“中国的农耕文化，始于武功，始于彬县，始于岐山，这些地方的辣椒是最早的。吃它你会越吃越觉得有文化。”吃秦椒就是吃文化，文化之根就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之中。在这篇散文的最后，高建群说自喜欢穿中式衣服，“前些天，我让老家人将母亲当年亲手纺线、亲手织布、亲手染色的一卷老布捎来，我预备用它来做一件青布长衫。我想，这衫子穿在身上，既是对母亲的敬意和谢意，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敬仰。我们可以从高建群的作品中发现“一种混合着诗人心灵里变化多端的想象和轻盈、超脱、飘逸的幻想，在同一部作品中将近与远、当下和上古、真实存在和虚无缥缈结合在一起，统一了人和神、民间传说和深刻寓言，把它们塑造成为一个崇高的象征的整体。”这就是高建群的散文特点，这也是高建群的内心世界。他用手中的笔不断地探索着民族之根、文化之根，思考着历史、现今、来世，目光尽处既有历史烟云，又有百姓苍生。
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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