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建群《我的黑走马》的历史文化意蕴
文/田德芳 何瑞
本文选自《高建群研究论丛》卷三《行吟在西部诗意里世界的觉者》，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高建群研究中心出品，李冠华主编，总主编李国平、蔡静波，副主编田德芳。
高建群作为新时期的西部作家，其创作具有文化视野、古典精神和史诗风格。他的《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作为“大西北三部曲”在文学界的影响不可小觑，尤其是《最后一个匈奴》，在“陕军东征”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我的黑走马》是2018年高建群作为中国文化大使，受邀参加了丝绸之路卫星电视国际联盟组织的“穿越欧亚，丝路万里行”活动的成果，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高建群自认为《我的黑走马》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该书讲述了历史上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的多个古代游牧民族漂游聚散，撰写了古楼兰、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我的黑走马写》作手法自由灵活，叙述过程中多有大量的环境渲染，加之天马行空式的诗性表达，用散文笔法抒发历史感慨，研究者更偏向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基于体裁上存在的争议，先来论证《我的黑走马》作为散文的特征。散文最本质的特征是真实，包括史料的真实、情感的真实等。史料的真实并不等同于客观历史资料，而是投注了作家个体生命体验的心灵真实，是有别于官方意识形态化的自由姿态。因此，在散文中最突出的是作家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这让散文成为解读作家创作的文学依据。《我的黑走马》根据一些历史遗迹和史料的记载，进行大胆的想象、虚构，但是作者并不是随意的历史虚构，而是根据情节需要以及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创作。高建群对于人物的刻画以及对历史的猜想，不同于现在流行的一些影视化的戏说，也有别于刻板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考究，是借鉴中国传奇小说的艺术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具传奇色彩。如在《火烧匈奴使团》一节中，“是夜月黑风高，班超带领三十六人使团，冲入匈奴人居住的客栈中，点一把火，将客栈点着，然后一路冲杀进去。”对班超带领使团火烧匈奴时的场面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渲染，因此，《我的黑走马》是一部关于游牧民族兴衰的历史散文。另外，作家在散文中建构属于自己的作家地理，传达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历史观”，并在游牧文化精神书写中，张扬原始生命力量。正如楼肇明在《关于散文本体性的思考》一文中所说，“散文属于文化，属于思想，从属于人的审美智慧”。在《我的黑走马》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建群的文化人格，作家在天马行空式的诗性表达，由自己的戎马生涯展开联想，抒发对历史文化的感慨。在散文中虽然我们看到傅介子、成吉思汗等历史人物形象，但是这些都是作家思想的载体，是作家文化人格的体现，不同于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典型。因此，《我的黑走马》是一部大文化散文。高建群在题记中说，“这些年随着我在西部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那些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从《我的黑走马》的创作初衷可见，选择散文的写作模式更为合适。散文结构较之小说更为自由、散漫，兴之所至，点缀成篇，作家“在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的历史残片”，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样式。”高建群的《我的黑走马——游牧者简史》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该书以个人视角讲述了历史上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的多个古代游牧民族的兴衰史，建构简明游牧民族文明史。作家在西域地理这一大背景下阐述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历史过程，体现出第三种历史观。《我的黑走马》中关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大视野、大情怀正是来自于第三种历史观，而这第三种历史观是在历史真实与想象、严谨考辨中产生的，体现出作家的崇高追求和浪漫主义情怀。高建群一生的游走经历很丰富。他出生在关中，成长于陕北，曾经在新疆伊犁边防区当了5年的骑兵，在陕北做过文书、记者。故乡渭河平原、曾经生活过的阿勒泰草原、长期生活的陕北高原是丰富他内心的三个精神家园。因此，地域文化成为研究高建群的首选角度，形成了以“边关-游牧文化”、“平原-农耕文化”、“高原-游牧与农耕的混合文化”为核心的论述模式。但是，对高建群作品的地域文化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地域文化表面，应该挖掘其更高层次的作家地理内涵。高建群解释说：“‘作家地理’是个有些奇怪的名词组合，我给它下的定义是：一本作家个人化了的地理图书。再展开来说，就是写作者独特视角中的地球一隅，写作者主观意识下的第二自然。再要打个比方，可以举出福克纳笔下的那一张邮票大的地方——井底之蛙县；哈代笔下的英国德比郡等等。”所谓“作家地理”不仅仅是作家生活过的地域，而是作家精神构造的地理，是作家创作的文学空间。《我的黑走马》是一部讲述游牧民族兴衰的文化散文，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是在西域这一神秘的地方。这块地域曾有楼兰、大月氏、龟兹、乌孙、丁零等西域三十六国，后被一路自东向西残暴杀戮的匈奴部落击败。鼎盛时期的匈奴控制的版图东起辽河、西到葱岭、南抵长城、北达北海。匈奴冒顿大帝死后，汉朝王族开始崛起，一步步紧逼，最终使匈奴民族的背影消失在历史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昭君公主的后代赫连勃勃建立了统万城大夏国，与汉民族对抗。整个陕北高原、鄂尔多斯高原、渭水以北的大半个关中平原、河套地区和腾格里沙漠、陇东高原以及包括太原在内的大半个山西都成为大夏国的囊中之物。在不断的政权更替中，他们还是消失了，大夏国匈奴残余在历史年月中，逐渐的融入汉族。大夏国之后，还有其他游牧民族显现，比如突厥、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占领伊循城的吐鲁番、从小亚细亚沿着古丝绸之路向中国来的西域回回、由成吉思汗带领改写世界版图的蒙古人。这些游牧民族的兴衰历经过的地域就囊括在作者所提出的“中亚大地理概念”和“世界大地理概念”中。作者认为中亚地理的地形原貌并不是现在地图上所看到的沙漠、戈壁、大碱滩、干草原、黄土地、凝固了的海和干涸了的河，而是侏罗纪时代以前所存在的地貌，当地壳发生运动，“我们这个星球的基本地貌特征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中亚大地理概念”的高超之处在于，能够越过现今的时空，看到千万年前的景象。而“世界大地理概念”又认为西域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地标。在西域地面上，无数的游牧民族匆匆出现又倏然滑落，这些游牧民族在迁徙、征伐途中与汉民族交织着，也正是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交融，中华文明才得以诞生，才会让中华民族得以如此鲜活。在《我的黑走马》中，作家描绘的是在西域大地上所发生的人与事，但又远远超越于地理历史概念的西域。作者所创造的世界，是消迹的匈奴及其英雄所散发出的精神世界，承载着作者关于大地、民族、历史、文化的大视野、大情怀。高建群是具有崇高感和浪漫色彩的史诗风格书写者，他在创作中常常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文化散文的形式还原历史真相，不仅成功的诉说了历史，还让历史发生的事情浑然天成的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我的黑走马》就是这样一部史学题材的文化散文。史学题材的创作有其特殊的创作要求，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上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不能进行无须有的虚构，论据中有证据，陈述中有实质内容。作者在创作时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要非常严谨。一是作者充分运用历史研究论据，涉及的材料极其广泛，古今中外皆有。作者明确指出文中所涉及到的历史点是可以得到历史知识佐证的。《史记》《后汉书》、英国民族学家汤比因、中国民族学家孟驰北等知名学者的研究结论、文学作品等都成为作者的囊中之物。二是典籍和史志的运用。在说不周山时，作者既引用到《山海经》中记录不周山的句子，又写了在《列子·汤问》是如何记载的，作者也并没有浅显的只是提及，还详细的介绍了不周山，并引用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来佐证。三是作者亲自追寻踏访。作者曾在罗布泊停留数日，多次游历于帕米尔高原乃至整个中亚地带。无论是贝尔加湖畔，还是莫斯科城下都留下了作者的脚印。这些虽然是文学性的叙述，但更是一种对历史的考辨。不仅如此，在许多细小的点上，作者也并没有凭空而论。关于游牧民族的兴衰，如“浅山沟的兀家庄、兀家堡、兀家崖、兀家寨，它们当时是北魏皇族最后的落脚处”。关于完颜金国皇族的归宿，“泾河的北面是一个有五千人口的大村庄，这个村庄的人全都姓‘完颜’”。这些叙述可以看出对待历史的严谨与态度，形成了高建群独特的“第三种历史观”，在考辨中得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交融与冲突中迸发并发展的。《我的黑走马》用文学形象和文学故事写出了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交融与冲突。西域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汇口，楼兰人在此以货易货，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进行交流。脱脱女把丝绸带进西域，冒顿大帝一路征战快要踏入中原，王昭君的直系后裔“刘赫连”建立“统万城”。丝绸之路则最能见证民族间的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细君公主、昭君公主、解忧公主身负重任，踏着张骞踩出的脚印前往西域，这不单是政治上的联姻，更是一种文化的输送。她们带着中原文化生活在西域，潜移默化之中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当书信送到汉武帝手中时，西域生活的文化气息也会自然而然的传入中原地区。汗血宝马正是在文化的交融中显现出来的产物。伴随利益争夺而来的是战争，这种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正是在这种交融与冲突中，中华文明才会屹立不倒。因此，作者提出“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了文明向前发展，任何地域所产生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这就是作者所认同的第三种历史观。作者把提出“第三种历史观”这一概念的功劳归功于孟驰北先生，但作者在本著作中贯彻了这一历史观。从“你看那高贵的马”到“梦幻楼兰”，再到“大刺客傅介子”、“冒顿大帝猜想”、“在鄂尔多斯台地上”、“披着神秘面纱的西夏王朝”、“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沧海桑田罗布泊”这八章内容无不体现这一观点。游牧民族间的融合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正是在游牧民族之间的征战与杀戮中完成的，以此推动了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史的大发展。由此看来，“第三种历史观”是宏阔的历史再现、是大历史观的存在。历史的发展，必然不能缺少人物。《我的黑走马》中伴随历史的发展，伟大的人物前呼后拥的显现。骑在马背上的英雄们，呈现出别样的风采。马对人类发展来说，存在的意义是非凡的。当人类跃上马背开始，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才开始有了交融，跨越洲际的大迁徙才得以完成，也是集团式战争的开始，骑在马背上的英雄挥舞着兵器，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英雄渴望拥有如同马一样征踏四方的能力，肆意奔腾的气概，一种原始力量的张扬。《我的黑走马》勾勒出历史长河中形形色色的英雄。汉武帝展现出他非凡的政治头脑以及他的雄才大略；一代天骄冒顿大帝一生杀戮，统治西域三十六国；乌孙王猎骄靡；为国出战的李家子孙三代；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带领二十勇士假扮商贾、不远千里刺杀楼兰王的傅介子；弃笔从戎、火烧匈奴使团、经营塔里木盆地数年的书生英雄班超；一代枭雄赫连勃勃建立了他的统万城；建立横跨欧亚大帝国的成吉思汗；中亚枭雄帖木儿。如在《冒顿大帝猜想》中，作家对冒顿大帝作了如下想象“骑一匹黑马，马脖子上挂着一个骷髅头做的酒具，不可一世，雄心勃勃的冒顿大帝登上昆仑山顶”，作家对冒顿大帝的刻画，展现出蓬勃的征服欲望及强烈的控制欲望。在中亚古族大漂移的时代，不仅有英雄，更有美人。在作品中展示女性的崇高和伟大，是高建群创作的独特魅力之一。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历史上的女性形象，经过作者的渲染，散发出她们身上的美好，虽为女子，却身负重任，为了国家的利益只能奉献自己，体现了女性的生存意义和审美意义，是真善美的象征。远嫁乌孙草原的细君公主，婀娜多姿、多愁善感的小美人背负着和亲的重任，踏着张骞踩出的西域通道开始她命运多舛的生活，作者通过简短的叙述展现出对女子的担忧、怜惜以及赞美。楼兰王后爱琴海，向我们展现出女性的美好心灵、善良；而脱脱女，更是能体现出作者对女性的赞美与崇敬。骑在马上的脱脱女，仄着细腰，展现出女性美的一面；这位美丽的女子还是一个聪敏、有计算的女子，她通过一路关隘险阻，把珍贵的蚕丝带入西域；献舞引诱楼兰王帮助傅介子完成刺杀，危难时舍身救夫。作者把勇猛果敢、机敏的原始力量加之在女性身上，让这些美人血液中流淌着带有人类原始色彩的炽热与奔放。作者对马、英雄、美人的描写，所体现的形象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们作为客观事物的本身。然而，这些人物往往都呈现出悲剧，无论是一代天骄冒顿、赫连勃勃及他的统万城、还是隐藏身份的脱脱女等，这些都是时代长河中的受难者，当这些英雄美人、一个又一个游牧民族消迹时，作者表现出对历史的崇高以及对背负苦难英雄的惆怅，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的是对原始生命力量的赞美。他们背负的也是作家内心的精神支柱，渴望可以挥洒在草原上的是一种悲壮与激昂的原始野蛮生命力量，构建的更是一个民族探寻文明追寻梦想的精神家园。作者用自己精彩的文字，描绘出马和诸多英雄形象，不仅迸发出自己内心深处对那些身负苦难英雄的崇高敬意，也是想要让读者体会到西域风情背后所呈现出的草原精神。也正是这些英雄与美人，在西域地面列队走过，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大冲突、大交融期间所发出精神火花，彰显出人类原始的力量。“这种英雄美人熙熙攘攘的年代后世基本上再没有出现过。这情形就像开河之后的桃花汛一样，这一波汛期到了，鱼群接踵而至，而下一波汛期不知要到什么时间。”而这些大英雄带给民族的东西是不可磨灭的，正如高建群自己所言，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几个东方文明古国那样消失，就是因为，“每当那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踏踏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猲之血。”正是在民族交融、冲突中，才诞生并延续了中华文明。 高建群一生割舍不掉的新疆草原、陕北高原、关中平原三个地域是他文学艺术的源泉。《我的黑走马》是献给新疆草原的又一部力作。在西域这片大地上，中华文明就是伴随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中，不断前进与发展，而这也是世界共有的财富。这就是作家展现出的独特创作理念。正是因为高建群先生坚持第三种历史观，所以他能够写出气势恢宏的大历史，能够描绘出波澜壮阔的大地理，展现出绚丽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也挥洒出作者对草原游牧民族身上澎湃出的原始生命力的崇拜以及作者的崇高追求与浪漫情怀。高建群以《我的黑走马》《我的菩提树》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在21世纪的回响，体现出作家的文化精神、历史情怀和人文关怀。同时，作家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有意识的进行艺术探索，题材开阔，历史和现实和谐统一，文史哲融会贯通。作家像一个“女巫或者法师”一样穿梭在历史与现实、文学与史学、文化与自我之中，以雅素共赏的语言、戏剧化的艺术效果，传播历史知识，承担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编辑：牛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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